钱锺书写《管锥编》的动机与心情
作者 艾朗诺 发表于2010-11-14 02:40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
艾朗诺
钱锺书为莫芝书作序手迹
今年是钱锺书先生一百年诞辰，他去世十二年了。钱先生1979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我见过他一面，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方志彤教授，是钱先生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候的好朋友。那时还闹个笑话，就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海外盛传钱先生被斗死了，钱先生见到方教授便引美国幽默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名言笑说，“The reports of my death are greatly exaggerated.”（“报告我死亡的消息实在太夸张了。”）钱先生那天用优美典雅的英语和我们交谈。钱先生走后，方教授极力鼓励我用英文翻译出版不久的《管锥编》，我没有全部翻译，选译了大约五分之一，1998年由哈佛大学出版。
我们翻开《管锥编》，起初会感到眼花缭乱，它的语言很稠密，段落非常长，没有小标题，除引述了中国各朝代各体材的文章外，还大量引用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希腊文、拉丁文，以及英文的材料。可是心情稍微定下来，对它艰涩的文字稍微习惯后，就会感到眼前的文体似曾相识，有点面熟。为什么呢？因为《管锥编》实在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我们可以说，《管锥编》的前身，包括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王念孙的《读书杂志》，俞正燮的《癸巳类稿》和陈澧的《东塾读书记》，它们基本上同是中国古书的读后记。《管锥编》里的读后记和这些清代札记里的读后记篇幅相若，作者学问渊博，围绕着文本里某一句话或者某一个意象，随意旁征博引，申述自己对经书、文学、政治、思想史、制度史、文字学、社会风俗各方面的见解，上一篇和下一篇的内涵往往是完全没有关联的。
如果说《管锥编》承袭了清代札记的传统，那么除了引用西方材料外，它与清代札记有什么分别呢？首先要问，这些读后记所讨论的文本是否一样呢？我们发现《管锥编》讨论的文本的范围，有异于清代札记。
清代札记普遍的结构是，开始时顺着传统经史排列，《易经》、《诗经》、《尚书》、《春秋》、《史记》、《汉书》这样写下来。后面则不依照文本，随意专题发挥，如讨论唐代的税赋制度，三馆，石经等。钱先生的《管锥编》则涵盖了十种古书，大体说来从头到尾都顺着文本写。选择的文本，除了《周易》和《诗经》外都很特殊，不选择《春秋》而选择《左传》；《尚书》，《礼记》，《周礼》一概不谈；讨论《史记》而不讨论向来被认为比《史记》优越的《汉书》。后一半专门讨论《太平广记》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我们知道《太平广记》收集的是《太平御览》没有收入的志怪小说，不但不是经典，而且属于下层社会的，清代学者很少研讨它，更不会把它与经书并排在一起。《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然收罗了不少名作，但内容庞杂，很少清代学者把它当为一部著作研究。钱先生竟然把这部清代才蒐罗的集子，很当一回事地逐篇研讨，相信钱先生以前没有人这样做过，一方面是因为他关注的主要是文学和美学，另一方面这体现了钱先生独特的思考方式。钱先生试图在这些琐屑的篇章内，找寻相关的思想与价值。他一向对经过系统化的思想存怀疑的态度，特别喜欢挖苦各种理论，这点大概是他和清代学者最大的差别之一，因为总的说来清代学者固有的价值观念并没有动摇。钱锺书在这方面可以说是很“现代”的。
很大的程度上，《管锥编》可以说是钱先生和清代学者一场很长的对话，钱先生对清代学者的学问是折服的，但对他们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不满，认为他们常常文学和历史不分，把文学作品和作家的生平混淆了，不明白文学的“真理”有异于历史的客观事实；他又觉得清代学者评估古人的时候，往往过于注重正式的著作而不审视这人的整体言行，以及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和同时代的人的评语。钱先生主张所有的资料都要兼顾，资料本身互相矛盾时，也不能为方便起见自圆其说。他完全可以接受资料有时候会互相矛盾，宁愿接受互相矛盾的资料，而不愿意把事情简单化了。钱先生还批评清代朴学提倡一个一个字推敲地读经书，他认为逐字解释有严重的局限，尤其遇到有关情感的词汇，聪明的读者必须考虑到整个语境，才能明白作者的原意。这可以说是钱锺书对清代朴学的一种补正。
可是钱先生与清代学者最大的不同，当然是他懂得看西方文字，熟悉西方的文学传统。他谈到古书某一句话，某一个意象，或某一种概念，可大量举出西方文学中相似或相反的话语或概念，他不时用西方例子来反驳清代学者的论点，或引用来作佐证。钱先生早些时候写《谈艺录》偶然也征引外文著作，但在《管锥编》里却构成几乎每一章主要的一部分。一般来说，钱先生选定了要讨论的段落某一个意念或意象后，便征引中国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再征引西方文献中相似或相反的例子，最后作个结论。
我们把钱先生引述的外文著作和中文著作相比较，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援引的外文著作古代当代的都有，而中文则不提“五四”以后的理论或例子，当代的更是一个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