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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刘同奇虽然大学五年同在一个小组，朝夕相处，甚至在学校我们还按领导要求，组成过所谓“一帮一，一对红”，彼此还“交过心”。然而，因为两个人的家庭出身不同——他家是资本家，我是农家子弟；两个人的性格差异也很大——他是沉默寡言，稳重成熟；我是头脑简单，天真幼稚。
不过，当时从自我感觉来说，他觉得自己非常聪明，对班上的许多同学都有些看不上眼；我则认为，同样考进中戏同班读书，谁又比谁能差多少？所以，我和刘同奇虽然同在一个班，住在同一个宿舍，两个人由于思想性格差异很大，相处五年，却没有成为好朋友。
刘同奇虽然内心有些高傲，但他也有自卑的一面。记得那一次，我们两个人根据系领导的布置安排，结成“一对红”。这个所谓“一对红”，听起来很不错，要求两个人彼此“交心”，然后“互相帮助，共同进步”。但仔细想来，这是当时党组织面临大饥荒的危机和人心不稳的形势，为了及时掌握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控制大学生思想而采取的一种措施。
刘同奇在和我交心时，为了让我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他首先这样剖析自己，他说：
“从长相来看，我是三角眼，吊眉毛，暴牙齿，一看就是一付奸臣像；不像你，五官端正，一看就是一个老实人。另外，从我的为人来说，也不讨人喜欢：说话像个搞政治的，总不是发自内心，给人的印象很虚伪，加上我喜怒哀乐不形诸于色，更给人以老练世故，甚至阴险狡猾的感觉……”
没想到，刘同奇对自己竟然有这样无情的解剖！这是我们两人相处一年多以后，他第一次平等友好地和我推心置腹，说出对自己的认识。很久以后，我才想到，这是不是他根据组织的交代，为了“引蛇出洞”，故意丑化自己，煞费苦心地编出一套骗人的鬼话？但当时我的头脑太简单，听他这番自我解剖以后，觉得他刘同奇真把我打成好朋友，因而深受感动。
那么我的“交心”内容又是什么呢？我的“活思想”也是内心深处的自卑，我说自己家庭出身不好，思想上总觉得低人一头，但我相信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的政策，我决心努力改造自己，争取入团入党，成为党的事业可靠接班人……
刘同奇听完我这些表白，满脸反而露出不屑和失望，可能他预期的目的没有达到。
从这次所谓“交心”以后，我们两个人很快又逐渐回到原来那种彼此互相应付的状态，直到毕业。
贵州省人事局的分配方案下来以后，我们共同参加“四清”运动，我和刘同奇同在一个公社，但不在一个大队。
第二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燃烧起来，我们奉命提前从农村回到城市，任务是参加局机关的文化大革命。
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学校大门的年轻人来说，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心中也不清楚。只见“炮轰”“火烧”的大标语满大街随处可见，而商店的橱窗和墙上，还有办公大楼的楼道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可我和刘同奇都很谨慎，因为我们两个都出身不好，都知道五七年先是“大鸣大放”，然后打“右派”，几十上百万的知识分子一夜之间成了“罪人”，五七年的惨痛教训对我们也是刻骨铭心。
就在我们东走西看，对形势迷惑不解时，忽然听人说机关干部也可以出去参加大串联，于是省文化局的干部在计财处领了一些旅差费，便成群结队往外跑。
北京、天津、大连、上海、南京、杭州……连旅游，带考察，转了一圈，知道在全国范围内，造反已经是大势所趋，回到省文化局以后，省文化局的年轻人和一般干部才纷纷打起造反的旗号。
我参加的造反组织叫“117战斗队”，这个战斗队由创作室的一个所谓“反动”诗人叫寒星的拉起来的，里面多是文化局政治地位最低的角色。刘同奇参加了“轻骑兵战斗队”，里面多是历史清白的年轻人。相比之下，可以看出刘同奇总是要考虑深远一些，而且在等级阶层上，要选择政治上更高一点的群体为伍。另外，我一参加造反组织，就满怀所谓“革命激情”写大字报，写发言稿，积极性甚高。而刘同奇则不显山，不露水，几乎没有表什么态，显得十分稳健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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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搞了一两年，报纸和广播中总是说“形势大好”；可是在老百姓眼里，全国仍然是一团乱麻，不知道乱到何时才算到头。另外，城市中的物资供应越来越紧张，布匹米面猪肉油白糖牛奶肥皂等等都凭票供应，生活必需品十分匮乏。因此，许多人开始对运动产生厌倦情绪，把精力都放在老婆孩子和柴米油盐上。只有少数人热衷于争权，或者搞武斗。
我们这批65届大学毕业生，搞了一年多文化大革命，都差不多年近30，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和刘同奇都开始谈恋爱。
那个年代女朋友容易找，但住房问题难解决。文革中省文化局的年轻人结婚，房子问题没法解决，我们局机关的4个年轻人，无奈之下就在局机关的办公室结的婚。
刘同奇不同，他和孙晓芳结婚，他竟然能通过文化系统的造反派头头陈维荣，从当了“走资派”的省歌舞团团长贾冀洲和李叔秀夫妻的三室一厅的套房里弄到一间，让刘同奇夫妻住到楼房里。刘同奇究竟如何找到陈维荣，取得他的信任，让他出面给解决了结婚住房问题，爱吹牛的刘同奇却一直保密。大家知道的是，陈维荣是省京剧团乐队打鼓的一个小伙子，深色皮肤，浓密的头发，长得十分英俊，由于家庭出身是工人，为人友好善良，被文化系统推选为一把手执掌省文化系统大权。刘同奇能够把他搞定，搞到一间结婚住房，大家都说他神通广大。
刘同奇的婚房搞到手以后，没想到恋爱和婚姻却出了问题。刘同奇的女朋友叫孙晓芳（化名），上海音院毕业，古筝专业，她和我同在乌兰牧骑工作队，我对她的印象是人老实，身材长相也不错。可能她也因为出身不好，在运动初期像一个受气小女子，一付看领导眼色行事的样子。我听说她曾经偷偷向领导汇报过别人的言行，尽管我当年在学校里也有过告密行为，但却对她这种做法有些瞧不起，不怀好意地叫她“好公民”。
“潘文鸣，你星期天干什么？”有一次孙晓芳问。
“缝被子。”我说。
“我帮你缝吧。”她两眼瞅着我说。
我说，谢谢你，有人答应来帮我。不知为什么，我对她没什么感觉。
后来，听说她和刘同奇好了。大约一年多以后，又听说她和刘同奇回北京结婚。文化大革命讲究移风易俗，一般人结婚不许大办婚事，像我们这些外地来到贵州的大学毕业生，当地没有什么亲朋好友，无非就是买几斤水果糖请大家吃，或者旅行结婚，回来向大家宣布一下。
我原以为刘同奇和孙晓芳的婚姻会一帆风顺，不会再出什么意外，没想到，他们的婚姻竟然会横生枝节。
当时我们单位正在贵阳附近太慈桥的艺术专科学校办学习班，任务是批斗走资派。那天是周末，在我们从太慈桥回市内的路上，刘同奇和我沿着铁路缓缓向市内而行。他突然问我：“你觉得孙晓芳怎么样？”
“可以呀，是个不错的妻子。”我说。
“我原来也是这么想。”刘同奇说，“没想到，我竟然让她玩了！”
“你这么精明的人，会让她玩？不可能吧？要是我这样头脑简单的，还差不多。”
“是啊，我一直以为她很单纯，很老实，没什么头脑。没想到，她在和我好的同时，竟然和他原来的男朋友仍然秘密通信，我就一点没觉察！”刘同奇一向对自己的聪明才智是很自信的，所以，他这种自责有些痛心疾首。
我想了想，安慰他：“恋爱中的女孩子脚踏两只船，也是常有的事，终身大事，选择一个满意的男人，也是对婚姻采取慎重态度的一种表现。现在你们已经结婚，也没必要为这些过去的事情再烦恼。”
“仅仅是通信，倒也没什么。问题在于她和我到北京去结婚，没几天，他竟然和她原来的男朋友跑了！我真他妈做梦也没想到……”这的确是太离奇了。
我问：跑什么地方去了？
“那个男的工作地点在内蒙，他们两个人在信中约好，在北京见面。见面后，可能孙晓芳向他诉苦，说我对她不好，瞧不起她，那个男的听了表示要娶她，所以两个人一拍即合，就一块回南京，到那个男的家，同居了一两个月。没想到，孙晓芳这个蠢女人，把她和我的关系又如实向那个男的讲了，那个男的知道她已经不是处女，而且和我刮过娃娃，就又把她甩了！他妈的，你说她愚蠢不愚蠢？孙晓芳真是又狡猾，又愚蠢！你说我竟然没把她看透……”
这使我想起刘同奇的一贯自负，一贯的自以为是，真没想到他也会跌这样一个跟斗……
“那么你和孙晓芳的事怎么办？”
“怎么办？她妈的，她在南京跳楼，没摔死，腿摔断了。伤好了，她回来找我，说我把她弄得嫁不出去，要我负责任。怎么个负责任？就是要嫁给我，并且以死相威胁！”
事情到此，的确也再没有什么好办法。
“潘文鸣，”分手时，他说，“你是我的老同学，我信任你，才把我和孙晓芳的事情讲给你，希望你不要讲出去。因为这究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假如那次在学校里的“交心”，不是在组织安排下的一个圈套，那么这是刘同奇第二次平等友好地和我谈心。他平日一贯不屑于和我谈心，怎么这次他又会把我看成朋友，说出自己的不幸遭遇呢？估计当时是不是与我在造反派中成为骨干有关？
另外，我对他在恋爱婚姻上出的问题，一方面感到十分意外；另一方面也考虑，这能只责怪孙晓芳吗？不错，由于年龄渐大，在恋爱方面，可能是孙晓芳主动一些，但刘同奇如果不爱她，为什么又让她怀孕流产？心中瞧不起她，又玩弄她，难道孙晓芳会感觉不到？她可能单纯幼稚，但最起码的自尊心她不会没有。
不久，我在“117战斗队”的办公室里，听年近五十的“走资派老婆”李淑秀说，潘文鸣，你的同学刘同奇太不象话，经常关起门打人家孙晓芳，打得她鬼哭狼嚎，身上青一块，紫一块。小孙那么老实，他凭什么欺负人家？刘同奇简直不像个大学生，还是中央戏剧学院出来的！
刘同奇夫妇和李淑秀夫妇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所以李淑秀对刘同奇夫妻的一举一动，都很清楚。
对于李淑秀批评刘同奇的话，我自然知道这其中的难言之隐，但我对刘同奇和孙晓芳的生活隐私能讲吗？我只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
“你这样说，是不是偏袒你的老同学？”李淑秀有点气。我赶忙说，夫妻吵架难免，但刘同奇打人是错误的。
看来，刘同奇和孙晓芳之间的感情彻底毁了！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让双方都感到痛苦。不过，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即使他们的夫妻感情都到了这种地步，却也能生儿育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