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十七年了，911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历史。影响了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
爆炸发生时，我正在从奥克兰飞往洛杉矶的航班上——
飞往LA，从星期二晚上到星期二的清晨
2001年的9月11日，星期二晚上7点40分，我们经由奥克兰飞往洛杉矶。
因为时差，每次从南半球的澳洲飞往美国的洛杉矶都会有很有趣的时间现象。飞去时，你会沿着时间隧道往回飞，捡回一天时间，但飞回来时，却要在时间隧道中跳跃一下，损失一天。比如这一次，飞往洛杉矶，是从星期二的晚上到星期二的清晨。我拥有了两个星期二。但如果星期三从洛杉矶返回，到达悉尼时就已经是星期五了。丢掉了星期四。如果是平常的日子还无所谓，赶上过节可就亏了。有一次，我们圣诞节的前夜从LA起飞，回到家已经是Boxing Day （圣诞节的第二天）了。白白把个圣诞节给丢了。更有人因此而找不到自己的生日了。
预计在洛杉矶当地时间的9月11日上午10点15分抵达。
我们的飞机正点降落在LAX。一个很漂亮的降落。平平稳稳。当飞机还在跑道上缓缓滑行时，广播里却突然传来了机长的严肃的声音：“各位女士先生，早安，大家是否注意到了LAX不同寻常的安静？”
我正坐在右侧的第三号门。赶快探头从小窗口看出去，真的，平时繁忙如市的机场，一片寂静。在跑道上的不是飞机，而是头顶上闪着红蓝光的警车。第一个反应是，不好，有状况！
机长稍事停顿后继续说“因为有很严重的安全问题，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安全问题。”他竟一连用了三四个“非常”！什么样的问题呢，劫机？爆炸？纵火？
“怎么了？”坐在我对面的三名乘客，脸上的表情因紧张而肌肉绷紧嘴巴微张。眼睛定定地送出了这个此时此刻大家共同的疑问。“怎么了？”46J上的那位一直面带微笑，风度翩翩的男子此刻也一脸严肃了。
“所有乘客都必须在此下机，入境。所有的转机和候机服务都要听候进一步的通知。”
空气好像凝固了。时间好像凝固了。连哭闹了一路的小孩也悄无声响了。此刻，好像任何一点动作都会触发什么一样。一个老年妇人悄悄地问我。“我可以用一下洗手间吗？”我点点头。她几乎是掂着脚走去的。又一位小伙子也无声地走去了洗手间。哗哗的冲水声，让我突然想笑。人在紧张的时候，真的尿多呀。
广播里又传来了机长的声音：情况非常非常严重。希望大家配合。我们只能停在跑道上，会有机场的汽车来接我们去海关，请大家在汽车来后，迅速离开飞机，地面人员会给你们更具体的指示。
机舱里的空气更加凝重，几百张嘴一夜间呼出的二氧化碳让人窒息（这当然不是真的，飞机上强力的空调尽量保持着空气的流通，而这只是我当时紧张心情下的感觉罢了）。不知不觉，我们在飞机停稳之后，又坐了很久了。习惯使然，我的安全带仍然紧紧地系着。此时，才感到有些累了。用手松了松脖子上的围巾，好想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哪怕一口。再次往窗外看去，LA的天气出奇的好，此时警车把我们的飞机团团围住。地面上高大威武的武装警察，冷冰冰的脸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终于，几辆大巴士在警车的引领下，来到了机门前。先从车上跳下来的是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还有背上写着“FBI”三个黄黄大字的持枪人员。乘客们开始下机，平常的道别“再见”，“谢谢”，此刻改成了“保重”，“祝好运”。人人一脸沉重。小孩也瞪大了疑问的眼睛。无声地感受着空气中的压力。
全部乘客离开之后，机长把我们全体机组人员集中起来告知：至少有X架飞机被劫持了。两架撞向了纽约的世贸中心双子大搂，另一架撞向了五角大楼......美国的全部机场关闭。所有飞机都已降落。本来也要求我们转飞去加拿大的温哥华或者夏威夷，但因为燃料不够，只能紧急降落在早已关闭的洛杉矶机场了。我们是最后一架被允许降落的飞机。后面的飞机早已被通知转飞他地了。
在已经空寂的机舱里，我们被要求再一次做了安全检查。望着眼前熟悉的一切，想象着这样的飞机和那样的人，竟在瞬间撼动了历史和世界。
2001年9月11日，人类历史和世界航空史上的灾难日。
我，一个普普通通的空姐，在一次计划外的飞行中，竟一脚踏进了这历史的时刻。
LAX的海关大厦熟悉又陌生。往日的拥挤喧哗不再。甚至大部分的灯都熄了。一片昏暗，沉寂。身着白制服的海关人员，在几个临时开放的闸口，动作麻利地检验完了证件。居然笑着对我说，“Have a nice stay!”（祝你玩得愉快！）我没有说谢谢，只是笑了笑，因为实在不知道这个祝福是否有意义。
取了行李，走出大厅，外面的阳光真好！阳光里，警察们还有荒乱的乘客们表演着一个个真实的电影镜头。警车用大喇叭在喊“迅速离开这里，马上到六号闸口去等车。快！快！不要停留！不准停留！”
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推着个大大的行李，边走边哭。她是要去纽约的。我走在她身边，安慰她别着急，慢慢走。她的孩子倒乖，或许是吓傻了。反正在母亲的背兜里，一声不响地瞧着匆匆的人群。电视台的记者们在人群里蹿来跑去，扛着摄影机，来不及擦掉脸上的汗水。
那个46J的英俊男士，也推了行李车走在人群里。他回头看到我，竟停了下来，等我走近后语无伦次地说，“听到消息了吗？美国航空和联合航空，他们居然撞了世贸中心的双子大楼和五角大楼。”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我本来应该昨天回来的，今天上班。因为有事在奥克兰多呆了一天。”原来他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空哥！而被劫持的那架飞机不也是美国航空的吗？他们的公司，他的同事！！！我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刚才还有些模模糊糊的恐惧，一瞬间因为这张熟悉的脸而具体了起来。他喃喃自语着:“今天，我本来应该上班的”。
天空，再也不是我们曾经翱翔的那片美丽自由的世界。飞机，再也不是那个可以把陌生的距离拉到最小的，我们称之为“另一个家”的地方了。
六号闸口，众多的人，无序，无奈，种种大道小道的消息在人群中滚动着。回过头来，看着人渐渐稀落下来的国际机场候机楼，我想起自己的相机就在随身背的包里（当年还没有手机）。于是，迅速地拍了几张照片。本来相机是一直放在行李箱里的。昨天出发前却突然想把相机放进自己的手袋里，是否鬼使神差？
要不要来点儿音乐？蓝调怎么样?
机组大巴车终于在若干个“几分钟”之后来了，司机是个高大魁梧的黑人。我的大箱子在他的手里象个积木一样被拎了起来。开车前，他回头冲着大家笑，一口整齐的白牙：“放松些，放松些。要不要来点儿音乐？蓝调怎么样？”于是，车厢里就回旋着不轻不重的蓝调。可是很快地，众人的谈话声就淹过了音乐，黑人司机又象吵架一样地大声讲起了电话。蓝调就成了细若游丝若隐若现的背景音乐了。至少，那位司机的微笑和他的蓝调，让我找到了美国的感觉，感到了昨日的LA。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小声说，她喜欢美国人，他们总是轻松地对待一切。真的吗？美国人真的能轻松地对待这件事吗？
布什总统和他的国防部长绝不想轻松地对待这件事。
在酒店Check-in 时，大堂里的宽屏电视正播放真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楼被撞并缓缓塌下的清晰画面。这间酒店随着房门的钥匙送了两块巧克力饼干。拿着这甜甜的问候，眼睛和耳朵却塞满了惊恐的叫声和画面。突然，画面转向另一个国家，几个小孩子却在欢呼，一脸兴奋地庆祝“胜利”。我的眼泪突然就流了出来了。为了那些不相识的被害者和他们的家人。也为了那些天真狂欢的小孩子们。更为自己在这历史的一刻，站在旋涡的中心，感受着每一个微小的振动。
隐隐约约的，耳畔响着那个蓝调音乐。
下午五点半，小布什发表了电视演说
五点半，小布什无限严肃地压低了声音鼓动着美国人，他那本来就表情单一的脸，此刻更是除了嘴之外，每一块肌肉都僵硬了。“恐怖分子可以撼动我们世贸中心大厦的地基，却撼动不了我们整个国家精神的地基，我们绝不向恐怖分子妥协。”
第一次，我想家了。想念悉尼的亲人，想念那里的蓝天沙滩，还有曾无数次抱怨过的懒散的澳洲人。
LAX终于部分开放了。已经是星期四的上午。但下午又不知何故重新关闭了。星期五上午，再一次部分开放，我被告知于当晚返回悉尼。另一些同事却被通知转飞纽约。去接载困在那里的澳洲人。包括当时的澳洲总理霍华德。
激动得再一次无法入睡。我要回家了！虽然最后一刻通知我们改飞新西兰的奥克兰，然后再飞回悉尼。又将多担搁一天，但无论如何，我将离开LA，将离开美国。
起飞前，美国的警察又来了
晚上十一点多钟，诺大的LA机场大厅，只有局部有微弱的灯光。此时的黑暗并不代表睡眠，空气中紧张焦虑的分子多过氧气分子。可怜的乘客，为了等一个座位，已经排了近十个小时的队了。不少人席地而卧，已顾不上修养和礼仪了。往闸口走的时候，与我们公司另外一个机组人员相遇，虽不熟识，却衷心地互道珍重。一位从Perth （帕斯）来的女士，跑来问我飞机是否能准时起飞，我望着她那张因为疲劳而没有了表情的脸，只能说，希望是这样吧。她告诉我，已经等了九个小时，终于拿到了登机卡，她是出来度假两个月，最后一站是美国，本来这个压轴之戏是她整个旅程的最大诱惑，不想，刚一踏上这片梦中的土地，就陷入了恐慌之中。甚至没有来得及去看看著名的好莱坞，她几天来就等在机场附近，只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打道回府。机场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她的希望也一会儿升起，一会儿破灭。“我只想早点回家。”她就这样喋喋不休地和我这个陌生人讲个不停。我同情地望着她，点着头。谁说不是呢？我此刻的心情和她是一样的。看看周围的人们吧。脸上写满了疲惫，无奈和无助。那两个合衣而卧，睡得正香的小兄妹，嘴角闪着亮亮的口涎，女孩手里还紧紧地抱着宝贝熊，酣睡中，如果有梦，一定是家了。
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还在候机大厅里等着，没有任何消息。“没关系，”我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已经可以看见停机坪上的那架白色的银鹰了。机尾上的袋鼠在夜幕中有力地腾跳着。我的心温暖起来。
“请注意，请注意，不准携带任何刀子或类似的物品上机，飞机上的一切餐具改为塑料的。”广播里一遍遍地提醒着人们安全是目前的首要任务。登机前，美国的武装警察在机舱里做了最后的安全检查。机长也提醒我们别忘了检查座位下面和洗手间。
从那以后，澳洲航空特有的与乘客之间的宽松亲近关系改变了。再也不允许乘客到驾驶舱去了。机长也很少再到后面来了。那扇小小的驾驶舱的门有了某种特殊的意义了。
终于又登上了飞机——眼前是熟悉的一切，厨房里还挂着9月11日的航班日志。
乘客们有序而又匆匆地寻找着自己的位子。一位穿着白衬衫的青年男子与他的女友也匆匆走在人群中。脸上的疲惫掩不住这一对俊男美女的出众。男人背着电脑包，手提着一个大大的西装袋，女人则拎了个名牌手袋。低声讲着电话。不一会儿，男人却因为西装袋的摆放与我的同事发生了争执。明显地，他的行为和语言都因为稍稍过量的酒精而有些过激了。于是，机长来了，严肃地说“请你立刻离开”。声音低缓而威严。还没有彻底糊涂的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立即表示会循规蹈矩，但太晚了。机长坚持要他下去。很快地，四五个美国警察上来了。在体型上，他们就那么势不可挡，更别提最后两个是握着冲锋枪的。整个机舱立刻鸦雀无声了。这一对俊男俏女，悄悄地在警察的护卫下离开了。
凌晨三点多，我们的飞机终于在跑道上滑行了。然后平稳地升上了夜空。此时该是洛杉矶时间的星期六了。
将近12个小时的飞行，晴空，旭日，素有白云之乡美誉的奥克兰，用她那一贯的温馨与热情出现在地平线上。当飞机终于碰触到地面时，机舱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那位从Perth 来的女士留下了眼泪。另一位新西兰的女乘客颤着声音说，“到家了！”她的话又一次引起了掌声和泪水。我的眼睛也热热的。
2001年9月16日，星期天的清晨。我也回到了悉尼的家中。
（纽约的双子楼旧址。当年随双子楼轰然倒下的是文明，是历史，是人类的骄傲。我们本来以为可以用文明用智慧改造世界，改造自然，但我们却对自己的同类防不胜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