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 年，中国出了一件大事 : 恢复高考。
77年和76年，一年之差，在我们中学却出现了巨大的差别。76年，学校给初中毕业生开动员会，动员学生上高中，却很少人报名。全县招生，本校的7，8个初中毕业班加上附近农村乡镇中学，拼拼凑凑，才招了两个班。没上高中的，要么顶替父母进了工厂，幸运地成了一名工人；要么上山下乡，成了“知青”。
77年情况大变。无需动员会，一下就招了5个高中班。这时仍无需“考高中”，报名就能上。这群新的高中生中有一个就是我。
初中时我就没好好读过书。要么自个儿玩儿：下河游泳，钓鱼摸虾，爬树采桑果，打泥巴仗，舞拳弄棍，赢香烟盒，粘知了等等各种玩；要么就是学校组织“玩儿”：积肥，送肥，学工，学农，游行，开大会。学工，我们有校办工厂，到初三，年龄大些，可以到工厂和工人打成一片；学农，有农忙假，带着镰刀每天早出晚归到乡下割麦子，打麦子。也是到了初三，农忙假住在农村，同学们被分配到各个农民家，和农民吃住在一起。这里又可引出许多故事。。。
到了高中，虽然还是贪玩，但隐隐约约似乎有点不一样了：老师教课“来劲”了。学工学农悄无声地消失了。我们年轻的物理老师喊出了“高考是穿草鞋和穿皮鞋的分界线”的口号。虽然我还没有穿过皮鞋，但也知道那是个好东西。虽然我们对高考还没有具体概念，不知道它对我们有多重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但懵懵懂懂中我们有了目标：考大学。
对我产生根本改变的，就是我们的英语老师陈绍培。这里我用了实名。因为我一辈子忘不了他。
对陈老师的课感兴趣，可能首先是因为关于他的故事。据说陈老师是俄语科班出生，南京中央大学毕业，曾是蒋介石中央政府的俄语同声翻译。因为犯错误或什么原因被下放到我们内地这座小城。有这样的背景，让我觉得陈老师神秘而伟大，下放到我们这个小城是“大材小用”，让我们这个小城“蓬荜生辉”。当时自然不会使用“蓬荜生辉”这个词，是我今天用这个词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
陈老师是俄语科班，当然是教俄语。我们在初中时还是俄语多于英语。7个初中班中5个班学俄语，2个班学英语。到了高中，突然没人学俄语了。全部变成了英语。陈老师也就改教英语了，成了我的英语老师。
由于对陈老师的崇拜之情，我上课自然就注意听他讲。陈老师年近60或者超过60，已经谢顶，戴一副近视眼镜，人很和蔼，是典型的“老知识分子”，很配得上传说中的“蒋介石俄语同声翻译”这个人物形象。
陈老师教课很风趣，经常讲一些小故事和学英语的小笑话。有同学为帮助记忆英文发音，在句子边上标上中文注音，陈老师是坚决反对的，发现了会让你立即擦掉。记得一次他拿起一个同学的英语课本，说：“你看看，你看看，“热死一日啊抹布” （this is a map），这是什么？”，他读得摇头晃脑拿腔拿调，用半四川话半普通话读出“热死一日啊抹布”听起来怪怪的，引得全班哄堂大笑。。。
就这样我喜欢上了英语课，游荡了3年初中后我喜欢的第一门课。考试得了全班第一。破天荒的第一次得第一。我也由此推断：我英语能学好其它课也能学好。英语能考第一其它课也能考第一。不管这推断逻辑是否正确，但英语确实给了我自信，带动了其它课。我还第一次当了官，当了英语课代表。这让很多女生不服气呢：这个在初中那么调皮捣蛋考试不及格的小子怎么能当课代表？
当时的英语课本很薄，好像刚刚开始实行全国全日制英语课本，印象中也就20多页一册。内容也是中文式的英文，也就是说带有当时的政治色彩，是中文翻译成英文的。陈老师认为这显然是不够的。高三时，为准备高考，陈老师给我们准备了大量英语课外读物和英语作业。也不知他从哪儿找了很多生动有趣的英文故事，寓言，亲自刻在蜡纸上，然后油印出来，一人一份发给我们。少则5，6页，多则10多页。有英文故事阅读，有帮助理解故事的回答问题和各种练习题。周五发给我们，周末做，周一交给他，周二周三改出来，讲评，然后又是刻蜡纸，油印，发题。。。一周又一周，从不间断，持续了整整一年，直到我们考上大学。
一个60左右的老人，每周刻10多页的蜡纸，为的是什么？图的是什么？那时上学，每学期的学费4块多，5块钱左右。学生或学生家长不给老师送礼。因为没有“送礼”这个词。老师没有任何额外收入，就是那点干工资。老师们却任劳任怨，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不图名，不图利。
我唯一给陈老师送的礼，是上大学后每年暑假回家探家，从北京带给老师的两盒北京果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