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往我们读史觉得历史上的人物有时真是蠢笨，明明可以做得更好，却不去行，偏偏自己掉入泥坑，或走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其实我们自己也行走在历史的隧道中，与前人无异。我们往往觉得自己很精明，其实在我们若干年之后的人看来，也和我们现在看历史上蠢笨的人物差不多。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可是我们在当下的情境中却偏偏看不到，或者选择不看到。陈寅恪讲对古人要抱有理解之同情的态度：个人在历史的当下，在滚滚潮流中，或受限于学识眼界，或受限于朋友圈，做出的判断和采取的行动肯定是我们认为最合理的。然而结果怎样，殊未可知也。
最近读《剑桥中华民国史》，看到袁世凯的帝制运动这一段，好为老袁感到可惜。袁世凯是何等精明强干的人物，于晚清的风云变幻中几经沉浮，最终脱颖而出，统合民国，不可谓不领一时风气之先! 老袁本有机会成为中国的华盛顿，把共和国的框架搭好后，功成身退，名垂青史，何其妙哉。然而华盛顿几近为神，凡人似只能望其项背而兴叹。
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沉思良久, “中国在1914年和1915年间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官僚体制---从未被超越，一直到1949年。”也就是说1913年二次革命以后，袁氏已经彻底把中国从辛亥之后各省自行其事的分立状态中重新纳入到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框架內。
辛亥革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那样把旧的政权从中央到地方完全摧毁另起炉灶，而是所谓＂新瓶装旧酒＂：地方实力派在晚清已经尾大不掉，正好借辛亥革命之机纷纷独立。本来晚清新政欲在中央控制下有序进行，却由于摄政王等人的搞皇族内阁等貌似分权实则集权的愚蠢手段一下子激化了中央地方日益激烈的矛盾。这种情势下，武昌起义一声枪响，各地方实力派就纷纷借机拥护革命＂独立＂了。那么，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则只是从名义上统合了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实际上中央财政上根本没钱，也收不上来钱，很难有所作为。而权力转交给袁世凯就不同了。袁是有手腕有能力的老官僚，从朝鲜到小站，从戊戌到庚子，从诛杀义和团到“洒泪”逼宫，一路走来，隐忍老辣，杀伐决断，异军突起，收拾山河，真乃＂乱世之枭雄＂。然而袁又是具有一定现代眼光的新官僚：建新军、铺铁路、搞警察、创军校，也搞得有声有色，又是“治世之能臣”。
老袁从老孙手里接过大权后，开始走的方向还是对的，那就是消藩，逐步遣散地方膨胀的低劣军队，弱化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在辛亥之后，地方上也有一派强大势力主张搞联省自治，所谓联邦式的共和国。但在列强环伺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这样搞法各地很容易搞成洋人一块块的势力范围。革命的同志们也纷纷主张这样搞，分老袁的权，可老袁偏偏不答应。南方革命党势力一看你老袁这样消藩下去可不行：权力都被你搞走了，还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加上宋教仁被刺作导火索，于是反了，发动了二次革命。老袁又一次施展政治手段，外借洋债（善后大借款），内部对各省分化瓦解，借强大的北洋军做后盾，使大多数省保持中立，二次革命很快被镇压。老袁的统合共和国的过程到这时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国家这时候已经基本稳定下来，中央也能进行统一的有利行动。连后来激烈发对老袁称帝的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这时候都站在老袁一边，支持中央统一。所以说，在中共建政之前，这时候的中央集权程度已经达到顶点，前面和平建设的大道已是一马平川！
但是，老袁想当华盛顿，而毕竟没有华盛顿的境界。权势如日中天之际，怎能不想再进一步，为子孙们顺便谋个福利？可是所谓花盛则衰，月满则亏。任何事情要讲究“度”，所谓中庸之道，无过无不及。在往集权的路上走着走着，真个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可是不小心的话前面就当真是悬崖了。这时如果身边有几个谏铮之臣还好些，偏偏内有杨度之流，外有故德诺之辈煽风点火。就真的去做皇袍了! 结果呢，八十三天春秋大梦而已! 读到此处不禁扼腕叹息：如果老袁适可而止，找一两贤人做国务总理，集中发展经济整顿民生，自己手握枪杆、总览全局，省争日止，全国合一。则十年八年之后，借一战后欧洲各国一片废墟之际，中国自当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念之差，顷刻兴亡过手。身死国裂，为天下笑，英雄能不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