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夫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为中国打下第一金的那天，我和爸爸还有妹妹从十六铺码头登上了从上海开往大连的海轮。
船票上写着发船时间是晚上六点半，行驶时间是三十六个小时。
盛夏的夜晚有股说不出来的闷热，尤其是我们带了很多行李，人挤人地挨到船舱里，身上裹着一层湿漉漉的腻汗。舱位稍稍靠近船尾，比我想象的来得宽敞，一共四个上下铺可以睡八个人，中间有一张很大的桌子。我们进去的时候其他人都到位了，我数了数，有十个人。
我和我妹妹是挤一张上铺，我爸爸睡下铺。对面一大家子人，夫妻俩带个娃还有一对父母。剩下两个是单身的年轻人，女的看着二十七八岁，男的看起来二十左右。从他们正在聊着的对话里我听明白，男孩本来也是下铺，不过为了照顾那家里的婆婆就跟她换了换。这会儿他就成了我的邻居，跟我的床铺头尾相接。
我摸了摸床上铺着的席子，摊开手掌看了看，妹妹问我：“干净吗？能坐吗？”
“你先坐下面，”我示意她：“我铺条被单。”
这是我妈给我们准备好的干净旧床单，可以把船上的床裹住，这样我才能睡得下去。我爸爸还在外面扒着栏杆跟岸上的妈妈说话，讲了三百多遍之后总是还有几件“关键的事情”爸爸必须能倒背如流才能从妈妈的指缝里滑走。
我看得出来，爸爸今天相当的激动。他带着我们去大连看他的大哥，我的大伯。他们有十多年没有见过面了，至少从我记事开始就没有见过。我对从未谋面的大伯伯大伯母以及他们一家人没有任何感觉，但是我爸不一样。他跟我大伯差了快二十岁，所以他的童年其实是跟大伯的儿子们也就是得叫他叔叔的下一辈们一起玩大的，在山里度过一段很难忘的日子，直到他落户在上海，他们跟随父母去了大连参军。
我爸爸首次在我们船舱的亮相颇具戏剧性，他穿着一条介于豆沙色和咖啡色之间的薄西裤，咖啡色的皮质凉鞋擦得锃亮，上身一件米色的镂空花纹花花公子短袖衫。本来其实搭配得挺好的，但是因为太热，他把短袖衫下半截朝内卷起来夹在腋下，坦然露出大半腰腹以及胸前的两点，皮带扣上那个花花公子的兔头被灯光打得银光闪闪。最关键的是，他肩膀上还扛着一台摄影机。
这是他的新玩具，也是刚刚开始在上海滩上流行起来的家庭摄录器材，里面塞的是最老式的录像带，所以机器本身的尺寸也就相当可观。
我爸进来就往中间一站，扛着炸药包一样的摄影机环顾四周情绪高涨地说：“哎哟，这个房间很宽敞，蛮好的！”
他跟大家打了一圈招呼，然后我就听到他打开了摄像机，试图用普通话声情并茂地开始旁白：“这个就是我们的船舱，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非常宽敞舒适。来，囡囡，猫咪，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我知道爸爸在喊我，但是我假装没有听到。
“囡囡，快点呀！”我爸催了我两下，见我没有反应立刻转向下铺：“来，要不妹妹先来，跟大家问个好！妹妹在喝什么？噢，妹妹在喝维维头奶。先不要喝了，先打招呼。”
维维头奶，脸都被他丢尽了！
我面对墙壁翻个白眼，然后瞟到旁边床铺的小伙子也背朝外，应该也是不想上镜头，但是肩膀可疑地耸动，估计是克制着自己不要笑。
我知道我下铺那个小的还没有修炼到我这个境界，不可能不理睬我爸爸。果然，很快就听到吸管被松开的咕嘟声，然后细声细气地小嗓子在说：“大家好，我们现在在船上，船马上就要开了。”
我爸爸把镜头拉近拉远特写各种角度拍，绕场一圈：“就是在这里，我们要和这些新朋友们共同逗过V来的三十六个葱头！”
其实我爸平时是个话很少的男人，大部分时候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看书和研究围棋棋谱，不知道怎么回事，一旦进入了导演监制兼主持人和旁白的角色，立刻就说个不停，生怕没有声音让他的片子冷场。
我还在拖延时间抠角落里的被单，听到我爸还在使用普通话问妹妹：“你自己喝头奶，有没有问过你的佳佳？你佳佳她想不想喝呢？”
“姐姐说她不要。”
“噢。”我爸终于放下了摄像机。
我伸手拍了拍床沿，妹妹心领神会地一骨碌就起来，爬到上铺坐在我脚边。
对面的婆婆抓住时机开口，带着江浙一带的口音道：“你两个女儿啊？好福气的呀！”
“是的，”我爸爸很高兴地说：“女儿好。”
“你年纪这么轻，女儿都这么大了。”婆婆看看我，又看看我妹妹，说：“大的真像你，小的是不是像妈妈多一点？”
“是的是的，一转眼都上高中了，”我爸抬头看了看我，笑眯眯地说：“大的像我。”
废话，我心说，亲生的能不像吗？小的那个又不是他亲生的，跟他没有一点血缘关系，要是像就怪了。
“猫咪，你有没有跟大家打过招呼？”我爸爸突然想起来什么，质问我：“你进来喊过人了伐？”
“喊过了，一进来两个孩子就喊过了。”那对夫妻和婆婆一起开口道：“还给了我们家小朋友一块巧克力，很有礼貌的。”
我爸爸很满意，坐到自己的床上去换拖鞋摆放行李。不一会儿又站起来，拿了两双袜子给我和妹妹套在光脚上，说：“我去外面走走，等一下到吴淞口入海，我会叫你们出去看江海交界的地方，水中间清清楚楚一条分界线，一侧黄一侧蓝。运气好，说不定还能看到江豚。”
我趁着爸爸在外面骚聊的空当，把带来的一书包零食拆出来放在桌上，掰了一个养乐多给对面的小朋友。他长得很可爱，不认生，大大方方接过去抱着吸。其他人也没有太过推脱客套，都选了一样东西，一边说话一边吃。慢慢的我了解到，那个二十多岁的大姐姐是回家看父母的，那个小伙子是工作调动，那一大家子人是纯旅行。
没多久后，我爸爸一路跌回来，扛起他的摄像机对我们说：“有人看到船尾有江豚！”
于是，我们也就一路跟着他去到船尾。
船尾挤满了人。沿着栏杆只有很窄一道走道，中间的一大片区域高高隆起一个四方的铁的平台，估计下面就是轮船的动力设备。不用说，平台上也站满了人。大姐姐把我们拉上去，踮着脚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我觉得没意思。
还是我们舱里小伙子比较有经验，他爬去平台最深那头冲着我们招手，然后绕过一个铁楼梯后面转出来，倒是有一个贴着栏杆相对隐蔽的空隙，趴着能看到江面。
“确实有江豚，”他顶着风对我说：“但是就是露一个背而已，天色暗了，你得仔细看。”
我们的运气还不错，看到三五次江豚黑色的背脊蹿出来一下，一滑就不见了。
夜色渐浓，出了吴淞口之后入海，景色渐渐变成单调的一望无际的海面。第一次坐海轮的新鲜劲逐渐平息，人们陆续回去休息，期待第二天清晨的海上日出。
船上虽然没有电视可以看，但是船长会给大家最及时的广播消息。中国奥运军团在经历了汉城的低谷后，这一次在西班牙大放光彩，捷报频传，金银铜牌哗哗哗地往家里搬。船上到处一片欢腾的气氛，我爸爸又兴奋了，随便走到哪里都能跟人聊上话，而且听起来这些运动员都是他一手带大并且亲自栽培出来的，语气里透出这些年的心没白操的宽慰。
第二天早上我被床的摇晃惊醒，隔壁的小伙子对我笑了笑，说：“不好意思，是不是把你吵醒了？”
“日出过了吗？”
“还没有。”
他轻轻一跃下地，下铺的大姐姐也起来了，伸出头来对我说：“起来吧，看日出。”
我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睡觉的，这会儿又神采奕奕地起床了，把妹妹从被子里抠出来拖了出去。苦口婆心地指导我们如何把手摆成托举状，等太阳跃出海平面的时刻就正好跳在我们的手心里。
我们俩就半跪在甲板上伸手向前，摆出一个标准讨饭的姿势，等着太阳最后那一跃。爸爸在不远处下腰劈叉箭步蹲寻找最佳角度。
我看到大姐姐抱着膝盖坐在平台上，安然自若地看着太阳升起的方向，似乎在享受这个时刻她身边的一切。清冽的空气，徐徐的微风，甚至我们和爸爸的扰人的对话，她好像都很喜欢的样子。她上铺的小伙子就坐在她旁边，点了一根烟，看看太阳看看我们，偶尔侧头跟她聊几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是别人眼里的风景。
等爸爸折腾完我们，牵着妹妹回去睡回笼觉，我留下来爬到他们俩身边坐下。大姐姐坐在中间，喃喃自语道：“前不久我坐了两个星期的火车去新疆，十多天在火车上的滋味，别提了。”
“但是，最后两天看到新疆的日出日落，我整个人的魂魄都飞出去了。”
“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没有任何东西的遮挡，夕阳西下的时候金色铺满整个大地，牧草随着风的节奏呼吸，偶尔，苍鹰翱翔天际。云涌舒卷，余晖尽染。等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泪流满面。”
“没有看过新疆的日出日落，不算看过日出日落。”
我有些不明白：“既然这么美，为什么要泪流满面？”
“不知道，”大姐姐说：“就觉得自己不由自主想跪下来，对着这样的景色朝拜。落日抵达地平线的瞬间，天地犹如蜡染一般火红一色，那样的色彩，逼得人连呼吸都无法进行了，脑子一片空白。”
我有些不好意思，低声道：“这个海上日出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慢慢来，”大姐姐笑了：“你有的是时间。”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