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条约
1842年4月，已71岁的伊里布接到了一些坏消息：他的远亲，皇帝道光，撤销了他流放张家口的旨令，改为南下浙江效力。按理，到温暖的东南沿海的浙江任职，而不是荒凉的北方口外，是值得庆贺的, 但在1842年对伊里布却并非如此，尽管他年老多病，并在流放中愈加严重，但伊里布在这场战争里已受到够多的罪了：1841年夏，整整两个多月，他在北京为他在1840年收复舟山事宜住监受审。
4月3日，他原本应在圆明园受道光接见，因道光至今为止，对英国人的动机、野心、力量和缺陷一无所知，所有与英交过手的大臣，不是被禁止进京，就是被押送进京。伊里布做好了功课，准备尽其所知，详细地向皇帝汇报，但道光不知何故在伊里布抵达后取消了接见，因而丧失了他可能听到最为坦率的汇报的机会。
直到1842年，所有了解英军优势力量的满清官员，无论敷衍式（无视皇帝的“剿灭外夷”的诏示），还是直谏式（指出清军的弱点和英军的力量），均会面临风险，最好的情况下，被撤职；多半会被解京受审，然后受惩（流放，甚至死刑）。因而在过去的两年来，道光那些精神紧张的臣子们尽力地糊弄他，不让他知道英军的威胁和要求。但是，越是误导皇帝，越是无法找到一个解决办法。道光对那些无法按他的期待，去消除冲突的大臣们失去耐心的怒火，使得他最有经验和才能的大臣们对钦差大臣的任命惶恐不已。开战两年以来，象林则徐或者琦善那样，指望很快能将问题解决，并由此得到提升的时日已一去不复返了。到了1841年，道光已找不出一个有能力的人来领兵，要不然没法解释为何他要任命无能的奕经为“扬威将军”。当英军一路攻陷乍浦、镇江，向南京逼近时，皇帝和他在东南沿海的钦差们，没有人甚至愿意读一下详列着停战退兵条件的巴麦尊信函。
但，至少到了1842年春天，那些身在前线的人，没有一个还会认为英军能被“根除”或“痛加征剿”的了。浙江巡抚刘韵珂一年前曾如此叫嚣，但当镇海陷落，裕谦的尸首仓促地由城中运出后，刘韵珂改变了他的看法。他上奏说清军溃不成军，战争费用巨大，英军大炮历害，英军士兵水陆均非常专业；中国民众，在清军的粗暴对待下，非常容易为英军收买。他认为攻、守、抚三种方法中，前两种已证明无效，而他又不允许使用“抚”，在此情况下他已无能为力了。他请求皇帝允许他休病假，因为他的关节痛由于前些年在四川的任职而加重了。
刘韵珂推荐伊里布来接任，他将英军开战的原因误认为是对裕谦的报复，因为裕谦将英国军官枭首示众。而伊里布是裕谦的前任，在1840至41年间，他罔顾皇帝的以武力夺回舟山的旨意，拖延交战，并照顾好英军俘虏，一直赖到1841年3月，英军按义律和琦善所达成的协议撤出舟山后，才不战而收回了舟山。
刘韵珂的上奏，于1842年3月28日送达正在圆明园的道光手中，三天前奕经大败的消息已传到了北京。尽管道光又气又恨，但刘韵珂的奏章中，有关战争耗费导致国库亏空，百姓不可信任，盗贼横行和漕运危机抓住了他的注意力，他开始想议和了。他任命了伊里布和另一满族贵族、耆英，来总理东南事物。耆英为钦差大臣，他的圣旨则是讫今最为混乱的：“先剿后抚”。
耆英和伊里布在5月9日抵达杭州，他们想结束战争的计划随即遭到奕经的破坏。由于不满被替换，奕经奏报了一系列虚假的海战胜利的报告，接到奏报的道光兴奋不已，以为胜利在手，于25日下旨斥责两人失败语气的奏折，并令伊里布返京。但信使往返两地需12天，在此之间，两人已开始尝试与英军接触和谈。在英军5月17日撤离宁波，开往乍浦的同时，耆英派出伊里布前去与英军接触。
伊里布致英军的第一封照会，值得在此讨论一下，它显示了中英双方认知间的巨大鸿沟。伊里布在照会中一开始就说这场战争“上干天和，自以及早息事为贵，免与天怒，致有天罚。何况贵国所愿者通商，中国所愿者收税，至于劳师糜饷，均所不愿也。”然后又说你们都有妻小和家庭，远渡重洋，一旦受伤和死亡，都会引起自己的父母悲伤和家庭破碎，等等。最后建议，一是重开贸易，这把璞鼎查给弄糊涂了，因为自从1841年3月，贸易就一直在进行；其二是归还去年冬天在宁波一带所抓的英军士兵。伊里布也和刘韵珂一样，以为英军之所以占着舟山等地是为了救回被抓的士兵，他在追着英军寻求和谈的过程中，一路上带着那些俘虏，以期能派上用场。
但他没赶上英军以拯救乍浦、吴淞、上海和镇江，他的信最终送至英军，英军陆军司令卧乌古随即回信，说英军只有在他们的信中所列的条件得到满足下和清朝的特命全权大使谈判。估计伊里布一读到回信恐怕都不知所措：什么信？在谁哪里？什么是特命全权大使？皇帝怎么可能将这些权力给一个臣子？此时他更加疲劳和病重，他简单地将英军俘虏送到英军在上海以北的基地（每个俘虏给予经济补偿，印度兵15元银子，白人30元银子），含混地对英军说你们所要求的一切都好解决。1839年时，英国政客和商人声称满清的傲慢和僵硬，迫使他们诉求于战争，两年的战争，暴露出满清外交混乱的现实——两名它的最高级官员向英国方面提出填字游戏般的含混、非正式的允诺，就像他们无羞耻地向他们的皇帝撒谎一样。
与此同时，耆英连续向道光奏报编造的情况，说：“该酋深知感激，只求通商，言词尚为恭顺。”当乍浦陷落后，耆英上奏说：“当此逆焰方张、战守两难之际，固不敢轻言攻剿，亦不敢专恃羁縻，惟有恃以镇静，殚心竭力，相机办理。”耆英费尽苦心的谎，最后证明白费功夫。在5月26日，道光收到乍浦失陷的全面报告，应是被旗人所经历的大屠杀所震惊，他令耆英转用“羁縻”的方法。
六月中旬，英军回复伊里布请求退兵的照会时，恭贺他的升职，英国人原以为他已被处死；但璞鼎查提醒他，除非满清任命了谈判的特命全权大使，否则战争不会停止。耆英诈称他就是特命全权大使，但璞鼎查不相信，要求他出示特命全权大使的委任状。在伊里布不停地以道德说教劝说英军的同时，耆英则上书乞求道光给予他或者伊里布相应的权力。道光断然拒绝，朱笔批的奏书显示他的决心又变了，又梦想可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
然而，7月27日，镇江屠杀的消息传到了京城，一同抵达的还有牛鉴的歇斯底里的告急，道光的立场立即软化了，随即发出密谕：“据该夷照覆，似以耆英、伊里布不能作主为疑，著耆英、伊里布剀切开导，如果真心戢兵，定邀允准，不必过生疑虑。该大臣等，经朕特简，务须慎持国体，俯顺夷情，有应行便宜行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朕也不为遥制，勉之。”他将此谕快马传递，于8月1日送到耆英之手——距第一艘英舰停泊到南京江面上仅有三天。耆英二人现在是全权大使了，可“便宜行事“了，他们决定充分使用这个权力，因为他们知道道光的为人，谁也不知道这个授权有多长时间。
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谈判的重任放在一个完全没有任何职衔的伊里布家人身上。这个人名叫张喜，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能给出他的背景，只有一个无法考证的自传，附在他所详细记载的南京条约商讨日记后（说他身长7尺，面貌英俊），及参加南京条约商讨的英方人士和旁观者的零乱纪录中（有一些记录与他的日记不符）。简而言之，张喜，是个大个子，是数以百万记的中国学子中，未能及第中的一个。但他设法成为一位官员的师爷，他个人的生涯起伏紧密地随着他的主人的官场升降而变化，他忠诚地跟随他的主人伊里布多年，甚至在其他师爷离去时，仍追随伊里布发配到张家口。
但当伊里布奉旨南下时，他称病推却了伊里布一同南下的邀请，但已南下了的伊里布一再写信叫他火速南下，他只好于7月13日离京南下。一路上难民、盗匪阻路，磕磕碰碰，最终在8月5日在无锡与耆英和伊里布相聚。喜出过望的伊里布刚吟出一首与他老友相聚的诗，就接到了快报说英舰队已停泊在南京江面，8月7日将炮击南京。耆英和伊里布简单地交换意见后，随即授张喜四品顶戴，着精疲力竭的他星夜前往南京，劝说英军停火。张喜一路乘船，骑马，最后50公里用步行，最终在8月7日赶到了南京。
在南京，张喜展现了他的外交冷静，他翻了一下日历，告诉惊慌失措的两江总督不必惊慌，英军不会在当天进攻南京，因为该日是星期日。但他其实弄错了，当天是星期一，而英军之所以未进攻则是由于舰队未到齐；也同时由于两江总督牛鉴不停地送照会，一会是含糊答应英军要求，一会是对英军的赎城费进行还价，仅管这不能使英军放弃进攻，但英军为处理这些事情需要时间。
伊里布在第二天一瘸一跛地赶到了南京，他立即派张喜带着照会去璞鼎查的旗舰“康华丽号”。张喜在军舰上受到璞鼎查、郭士立和两位高级翻译的热情接待。翻译之一，马儒翰（John Morrison），对张喜解释说，一切都很简单，如果你们可以按我们的告示和信件所述的要求来做，那么战争可能会结束。但张喜前一天刚到，而耆英和伊里布也未向他介绍情况，所以他对英方所提及的文件一无所知。所幸的是，他能向英方承认他对所提及的文件一无所知，而英方也富有耐心地向他再次解释英方的要求，如赎城费、对鸦片及战争的赔款、开放港口等等。
听完要求，张喜的交涉态度大变，据他日记所述，他第一次得知英方的停战条件后，怒火中烧，他对错愕的英方说，如果他身佩大将军印绶，他会将对方全抓起来，而后千刀万剐，粉身粹骨而后烧成灰，为那些死去的士兵和百姓复仇，以此来扶平整个国家的仇恨。他气得满脸通红，数次向地上啐吐沫，并拍桌强调他的怒火，船仓外的印度警卫抽刀堵住舱门，将张喜和其他４人隔开。
当夜幕降临时，张喜最终得以离开，英军通知他对南京的炮击可暂缓，以换取300万银洋的赎城费。当夜张喜返回见到伊里布后，强烈要求与英军交战，完全与他最初被派去求和的任务相反。他的办法也没有任何新的东西，同样是屡试屡败的火船计，最后他流出了眼泪。
英军与此同时继续在南京附近登陆，并将4门榴弹炮对准了城墙；牛鉴继续对英军宣称南京太穷，拿不出300万。在8月11日临晨，耆英终于赶到了南京，英军原定于早晨进攻，于是伊里布火速写了个简单照会，照会承诺所有要求均可接受，叫张喜连夜送到英舰，并同时口头上保证，将向英军交付300万赎城费，并要求第二日早晨立即举行会谈。
8月12日，张喜与英军在城西北角外的一个小庙里，举行了第三次会谈。英军要求在24小时内，耆英和伊里布须向英方出示能证明他们是特命全权大使的文件，英方的翻译仔细地写下了英方的要求。下午7时会谈结束后，当张喜赶回向耆英、伊里布、牛鉴汇报时，三人正在总督府的西花厅尽量地舒服自己。耆英懒洋洋地对张喜说不用急，尽管张喜告知了英军的要求，但没有人关心此事。按张喜日记所记，英军的要求被耆英和伊里布交给部下入档，连看都未看，两人都因英军同意停火而轻松下来。两位大臣显然对谈判不当回事，尽管张喜满心欢喜地带回了他成功地将赔款由3000万降到2100万白银的消息，伊里布却叫他只与英国人谈妥关税及免税，对赔款只字未提，并叫他不要再提及相互校验特命全权大使文书之事。
8月13日晨，应是张喜给英军回话的日子，但张喜所带回来的那张英军所列条款的清单尚未被耆英和伊里布读过；而那位负责入档的部下，在将这张文件入档后就去拜会朋友，没人知道它被放在那儿了。张喜担心英方知道后一定会大怒，他对其他幕僚们说南京危如累卵，其他人只好故作镇静，叫他尽量地慢慢讲话，拖延时间，不要慌张。
英国人在中午时分到达小庙，随即要求检视皇帝任命耆英和伊里布特命全权大使的诏书，张喜的理由倒也合理：诏书被送到扬威将军那里去复核了，尚未送回。何时可送回？英军翻译问。“也许今天，也许明天，谁也不知道”，张喜含糊地回答。英方开始询问耆英是否同意他们要求的各项条款，张喜承认他未带那张条款文件来。这下英方全都冒火了，他们指责中方不诚实，多方欺骗，宣称第二天天亮他们将炮击南京，除非在天亮前他们能得到满意的答复。
当张喜回城后告知耆英、伊里布和牛鉴会谈情况后，三人均手足无措，开始相互责怪。最后，他们决定先读一下那张条款，但他们的下属们相互对望，不知何物，直到张喜提醒点明。在读过条款后，经过短暂的商议，大臣们决定接受全部条款。
午夜时分，距天亮约3小时，张喜匆匆离开南京，早晨5时，他在英舰上向英方呈交了条约认可。早餐后，英方重返小庙，张喜已在此等候。据他的日记，他五脏俱焚，他的同僚不停地安慰他，以汉朝献金蒙古求和为例，说损失相对于所保护下来的，微不足道。而洛克上校以为张喜脸上的悲哀，是由于不满谈判另一方的衣冠不整；因为尽管英方衣着干净，但已陈旧并有磨损，衬衣袖领均未熨烫，相对于中方精致的绸缎礼服，实在寒惭。英方被殷勤地领进一间宽大的客厅里，坐在一张方桌边；门外，数名手执牛皮鞭的侍卫警卫着这座小庙。
双方相互检视了对方的授权书，英方特别仔细地检查了道光授权耆英和伊里布的圣旨。圣旨放在一黄色小木盒里，一名官员缓慢而庄重地将一卷黄绸从中取出，放到桌上。英军翻译马儒翰拿起来进行鉴定，这一举动吓坏了所有在场的中国人，洛克以为他们受不了神圣的圣旨被外夷的手所玷污，但实际上这是一份头天晚上匆忙伪造的，而一众之所以惊慌是担心被识破。英国外交使团秘书，马尔科姆，则骄傲地向满清代表们展示了有着维多利亚女王印章的英方委任；中方与此同样具有效力的授权，也许是道光在7月27日给耆英和伊里布的“便宜行事”的圣旨。
该日，条约基础轮廓在小庙里被敲定。8月19日，双方的首席特命全权大使，在战争进行了近三年后，终于见面了。在此之前，双方具有决定权的官员的会面仅有两次，均发生在义律和琦善之间。伴随着英舰队鼓乐齐奏，礼炮轰鸣，耆英和伊里布颤颤悠悠地登上了璞鼎查的旗舰。几位满清大臣没有怎么说话，耆英大概是不便显示态度，伊里布则是生病不舒服，牛鉴则沉浸在櫻桃白兰地上，不时满意地咂着嘴。他们对维多利亚的肖像深鞠一躬后离开了英舰，看上去颇为满意英方的接待。
8月26日，璞鼎查回访，中方派出一装饰着绿色流苏的大轿来接，盛宴接待。宴会上，满是丰盛的各式菜肴，主宾甚欢，耆英坚持璞鼎查站在他前面张开嘴，显露了一手绝技：将蜜饯投掷到他的嘴里。酒足饭饱之后，双方开始洽谈条约。基本条款很快就谈妥：2100万两白银赔款；开放五个港口；英国人在五处港口的居住和关税设定权；割让香港。耆英和伊里布基本上不讨价还价，也不注重条约细节，他们一心想尽快地完成条约的签署，以期英国人赶紧离开南京。
在此时候，璞鼎查对战争的表面起因，鸦片，提出了询问，但耆英和伊里布都拒绝将其写入条约，尽管他们同意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们要求知道，为什么英国如此不公平地允许印度种植鸦片并将它输入中国？璞鼎查则坚定地指出，中国的鸦片问题与英国无关，所有一切归结于中国人自身对毒品缺乏抵抗力：“如果你们的人民具有道德心，他们会停止这种恶习；如果你们的官员清廉并秉公执法，则鸦片不可能进入贵国；抑制我们领地里的鸦片种植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他建议清政府不如将鸦片进口合法化，以此杜绝鸦片走私。此建议被耆英和伊里布一口回绝：皇上绝对不能听到此话。
会议结束后，耆英全力说服道光接受条约，他说尽管这些外国人的要求确实贪婪，但只是图求开放贸易港口和贸易权力，别无其他。他在上奏时安慰道光，说英国人在签署主要条款时，言辞非常恭顺，当他向他们宣读诏书时，他们脸上显示出沮丧并牢骚满腹。
在八月的最后几天，道光放弃了对英国所提要求的抵抗，先是慷慨地“赏借”香港而后变成放弃整个岛屿；也不反对支付战争赔款了，仅是询问该款项如何筹措。道光的有关条约的最后圣旨在9月7日送抵南京，这已是耆英、伊里布和牛鉴在条约上签字、盖章10天之后。
8月29日，条约签字日，尽管双方仍相互间存有疑虑，4份条约副本——均以中英文撰写，并以丝带扎好以免遗失页面，被准备好了。当舰队鸣响21响礼炮，以向维多利亚生日致敬时，满清大臣们脸刷白，耆英误以为英军要将他押为人质。伊里布病得几乎无法参加签字典礼，在8月26日的会议后，他接受了英方的赠药和癣治疗的建议，而后派张喜前去英舰取药，但张喜取药后喝得酩酊大醉，将处方遗失，于是他要伊里布喝下了三天的剂量。伊里布不得不被抬上璞鼎查的旗舰，康华丽号，在整个仪式中，歪在沙发上休息。
按洛克的回忆录，整个仪式华丽隆重，“在他们古老都城的城墙外，在74号英舰的船舱里，三位中国位居极尊的贵族，在英国的旗帜下，被迫签署了中国的第一个条约。”张喜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这个条约，将作为信心和互信的文件。。。在签字和盖章后，双方都非常高兴。
礼炮的声响也惊动了那些窝在南京城里的清军将领们，在听到条约签字后，他们开始指责牛鉴，称他是这场灾祸的罪魁祸首。
当英军在十月初开始起锚南返时，耆英无比欢喜，伊里布则担心：“祸根或已种下，流毒易滋。” 9月6 日，道光接到正式条约文本后，生气地降旨训斥了代表满清签约的三个大臣中的两位，耆英和伊里布，并以牛鉴未能及时加强长江的防务为由将他逮捕，以发泄他的愤懑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