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金庸（中）與開放雜誌總編輯金鐘（左）和金鐘太太Stacy(右）。
一代傳奇金庸（查良鏞）先生以九四高壽告別人世，江湖痛失大俠為之震撼。金庸一生功業，首在武俠小說，新聞業次之，從政再次。若從1949年算起，他是中國讀書人、知識分子中最成功、影響最大的一位。論定雖有歧異，視為「強人」應無爭議。1955～1972完成《書劍恩仇錄》到《鹿鼎記》十四部武俠小說，暢銷華人社會數十年，成為香港罕見的文人富豪。沒有超凡的才華與功力，絕無可能。1959年創辦明報，到1993年出讓業權退休，這34年也是中文報史的一個奇蹟。從幾千份的小報胼手胝足做到30萬份的大報，不靠資助不靠譁眾取寵，沒有堅強的毅力與智慧，也無可能。
80年代，金庸登上政壇，參與治港，雙查方案一役，敗於民主派，但贏得中共加持，成為香港政制保守至今的始作俑者。金庸從30～70歲，人生這段精壯的四十年，贏得榮譽、財富和名望，是一個東方不敗的故事，也是自由香港的一項獨家紀錄。樂此不疲的忠君思想回望來路。1988年，我在《渣甸山的黃昏》一文中評金庸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傳統中「不斷地尋求著內心的平衡」，在憂患中保持清晰的判斷，「在安樂中卻不能自恃，包括對權力的誘惑。」——自從1981年鄧小平高規格接待後，金庸政治上的「忠君思想」在統戰的背景下不時顯露。他的朋友作家陶傑透露，金庸當時的想法，是希望香港出現一個李光耀式的人物，不必急於選舉，你要選也選不過共產黨。親共的廖瑤珠律師當時也認為，查良鏞的想法和做法就是大陸的，「和許家屯沒有什麼區別」。
1986年我發表《另一個周恩來》批判周的忠君思想，金庸在社評中批駁周對毛愚忠的看法，稱讚周「顧全大局維繫政權」，「不止是中共和中共政權的大功臣，更是中華民族的大功臣。」金庸對鄧小平的崇拜入神更是無以復加。因此，後來他在浙江大學演講主張新聞要學解放軍，便令我覺得並不意外。不過，細讀其言，還是有意外之處。金庸不單說，「新聞工作者首要任務同解放軍一樣，也是聽黨與政府的指揮，團結全國人民，負責保衛國家人民……不受外國的顛覆和侵略。」而且，還指稱，香港人珍惜的新聞自由是「新聞事業老闆的自由」；並用大量事實「痛斥西方所鼓吹的新聞自由、人權大於主權的極端荒謬性。」金庸這樣扭曲西方新聞自由，無異於自毀武功，遭到圍攻不下於1988年。港人都知道他曾經如何感謝香港和香港的新聞出版自由，說沒有香港就沒有他的武俠小說；如果他留在大陸，躲得過反右，也逃不出文革……他曾經讚揚香港可以有四十份報紙，而不像歐美，不是千萬富翁休想辦報，等等。
開放雜誌除了雙查方案激起公憤，我有那篇評論外，和金庸交集不多。倒是先社長哈公和他有點過節：哈公原是金庸老朋友及明報出版社經理，也是知名怪論作家，他因在明報的專欄嘲諷中共被三次抽稿而罷寫，引起和金庸的不快。但這段江湖恩怨，隨著哈公離開明報和我籌辦解放月報（開放前身），也就事過了無痕。金庸也肯定我們的雜誌，並作為長期訂戶直到2014年紙版最後一期。當然，明報的中國評論的內部規定，是在老闆掌握之中，不得逾矩。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金庸退休之後，在大陸有過很多活動。他的父親在1985年獲得平反，他有一篇俯首感恩的致謝信。稱「這是大時代翻天覆地大動盪中極難避免的普通悲劇」，李勇君曾對金庸予以譴責。後來我們從《金庸傳》（傅國湧著）獲悉，金庸在香港知道父親1951年在海寧縣鎮反中被處決，曾「哭了三天三夜」。弟妹知道金庸心中的痛，他們對他說到這段往事的冷靜感到驚訝，他們推測作為政論家的兄長，以理智為先，「父親的死和慘烈的國共內戰中陣亡的一員將士沒有二致。」1999年，金庸受聘為浙大人文學院院長，這顯然是浙大黨委書記張浚生的政績。張原是香港新華社副社長，任職浙大後和金庸交往，多次相伴旅遊。
金庸對出任院長亦頗為自得。稱院七個系，他懂六個，可以講授，「這個院長我有資格做。」繼任博士生導師，教授們議論紛紛。他們認為金庸對歷史學基本不懂，做博導完全是誤導學生。一個又一個的演講、座談、論劍，金迷們都想聽他講武俠，他偏要講歷史。金庸不是一個口若懸河的人，也不善於做秀造勢。八秩老人，疲於奔命，記者問他何苦，他說：「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尤其是2003年「華山論劍」那一場，要乘滑桿登上1600米的北高峰，和司馬南一班名嘴舌戰，封山八小時，出動六百多警察。結果「金老連咳帶喘，吐字不清，甚至老淚縱橫……」經過幾年大學與社會紅不讓的磨練，他多次被嗆學問不夠，感到壓力，他想解脫的方法是補足學術的不足。恰好劍橋大學要給他一個榮譽文學博士學位，儀式完即申請入讀該校博士學位。校方感到為難，三個月的折衝，才接受這位博士學生。金庸埋首窮經兩年多功夫，拿到劍橋的碩士博士學位。2010年在香港接受博士證書，已經86歲。
在人生的老邁階段，金庸徜徉在鮮花叢中，優游於大陸山林。他不必日寫小說夜寫社評的拼搏，他自認是「既得利益者」。我們看到的不是身份的改變，而是他的言論，並無自省地向「中央」靠攏。他的精神支柱依然是強烈的「民族大義」，彷彿是回歸到他的五十年代。在港共文化圈的那個青春十年，意識形態的浸淫恐怕是無法度量的「意底牢結」。1988年5月有一個細節：香港大公報社長費彝民逝世，備極哀榮。金庸的唁函與眾不同，對費的恩遇充滿深情。我非常納悶，費是六七暴動鬥委會副主任，他們燒死抗共的播音員林彬，而金庸也是列入鋤奸暗殺名單的「豺狼鏞」。二人從生死決鬥的主場分道揚鑣二十年，還謝什麼恩？——於是我寫了一篇激怒港共的《費彝民逝世之謎》，數落費的一生劣跡（附錄金庸唁函）。其實，金庸自六十年代反共以來，其政論中仍有左派的不少局限性，尤其在外交上，他不諱言親英而反美，觀念上和戰後興起的民族自決、憲政民主、人權與後國家主義等理論相脫節。
對武俠小說的矛盾心理
金庸的文風和待人接物比較溫和隨意，觀察他應付大陸受到的捧場，也有節制謙遜印象，沒有那種入禁苑不可一世的吃相難看。他的談吐也表現相當的透明度。他對自己的鎮山之寶——武俠小說——有難以掩飾的矛盾心理。一方面以此為榮，笑傲江湖，另方面又多次調侃自嘲，說他的小說只是「娛樂性的通俗讀物」「沒有太大害處的娛樂品」，不是「真正的文學著作」。他知道正統文學史上，鮮有描寫武打神功的武俠小說的地位。
他最想的頭銜是歷史學家，而不是武俠小說家。當然，也有不少人對金庸新派武俠小說有非常熱烈的推崇。當遇到很有分量的貶損，他不會沉默。例如北京作家王朔將金庸小說列為港台「四大俗」之一時（另有四大天王、成龍與瓊瑤），他作文反駁。最大的一次衝突是1959年12月胡適在台灣的講話。胡適勸記者多看偵探小說，因為偵探小說是以科學的方法去求取真相，他說「現在許多人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金庸看到新聞報導後，立即在明報以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大罵回頭。借胡適曾貶斥過《水滸》和京劇，瞧不起中國人，然後指胡適投靠美國台灣，才是最下流——胡適這番言論並非針對金庸，因為台灣一直明禁武俠小說。《明報》當年才創刊，比金庸大三十多歲的胡適（1891～1962）已是中外馳名大學者，三年後去世，是大新聞。可是金庸只在明報第4版登一個豆腐塊，而不久前還罵胡適是「雞鳴狗盜之徒」。這件事被認為是金庸口碑甚佳的社評中最大的敗筆，不僅挾私輕佻，而且完全是共黨的戾氣與手法。那是金庸剛剛離開港共系統之際的「少不更事」，後來當他聲譽漸隆，成為兩岸朝野的貴賓時，顯然，在歷練中學會了內斂之道，掛出「有容乃大、無欲則剛」為辦報的招牌。
現在，當我們評估金庸留下的遺產時，中共已經為他蓋棺論定，讚揚他對香港「順利回歸」的貢獻，甚至高度肯定他的武俠小說「濃烈的家國情懷」，早已選入高中教材——讚美俠骨柔情的娛樂品，升格為一個人欲橫流、男盜女娼社會的裝飾品。
（2018-11-6 紐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