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在香港作協成立大會上與查先生。
第二章 受命檢查報紙
作明報的QC
一九八六年四月，也就是我進入明報的第二年，查先生找我談話，説叫我做替他“看報紙”的工作，所謂“看報紙”就是檢查和比較明報與其他各報的差距。
那時查先生正出任香港基本法草委會，更兼任政制小組港方組長，忙於基本法咨詢委員會的工作，每個星期要出席很多次會議，但是對於明報報務又放心不下，於是想出了這樣一個專人看報紙的辦法。查先生跟我說：
“你剛進明報，誰都不認識你，這樣便可以背對背地開展工作。”
他在一封給我的信中寫道：
“我們要求的版面檢查工作是十分細緻的，各個版的錯字，錯誤標題，同一新聞的處理，優劣比較等等。這是明報的QC(QUALITY CONTROL)，比較的範圍也包括兩份西報在内。”
然後，查先生在五樓給我找了個小房間，我便開始了明報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報紙檢查工作。其實，當年明報已有二十七年的歷史，是香港銷售量第二大的報紙，但查先生依然不滿足於此，他要對明報進行改革，而改革的初步，便是檢查比較其他報紙跟明報的差距。
記得列入比較的報紙有：東方日報，成報，星島日報，還有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和STANDERT兩份西報，有時還會加進信報。
MORNING POST和STANDERT兩份西報，有時還會加進信報。
比較的内容則是，統計其他報紙的頭版選用何種新聞，國際新聞用了多少篇幅，以至圖片的質量如何，用了幾張等等，還要比較處理同一新聞，明報與其他各報孰優孰劣等等。
查先生對於明報各版的遣詞用句也很着緊，要求所有編輯記者寫稿的時候，都要以白話文為標準，不能摻進廣東話。
比如用“如果”還是“若果”，用“做愛”還是“造愛”，用“不但”還是“不單”，用“定時炸彈”還是“計時炸彈”，用“說個不停”還是“說過不停”，等等，他都有很詳細的批示。當然，娛樂版和有些專欄特別是用廣東話來寫的，以增加娛樂性，那又當別論。
檢查的内容則是，檢討明報版面出現的錯標題和錯字，對副刊提出改革建議，甚至報眉的設計是否令讀者一目了然, 都在檢查範圍之内。作爲一名成功報紙的老闆，依然想方設法地改革，我當時對查先生的勇氣只能是佩服。
比如，我曾經對明知版有如下報告：
本報的明知版之“知”，重點似應落在傳播科技新知，其内容可以十分廣泛，如電腦常識，天文知識，醫學珍聞，生物趣聞，科技動態，旅遊介紹，各地風土人情等等。目前的版面似乎欠缺科技方面的介紹，“趣聞”的成分較多，而新知相比下較弱。
查先生則在空白處用紅筆寫下他的意見：
“不限於“科技新知”，但必須是真正的，最好是有用的“知識”，語文，文學，經濟，政治等知識都好。無用的，獵奇性的，無聊的知識不大好。“知識”要寫得淺短而有趣味性，新聞性。例如中國副外長在中英會談中吟詩一首，“明知”應淺近揭示其出典及意義。“
有一次，我看南華早報上報道香港民主黨李柱銘接受英國一份報紙的訪問，大罵包玉剛，但是明報沒有此報道，便在我的報告中提及。可是，查老闆可能有他的想法，於是寫了這幾個字：
“不報道也可，較好。”
至於標題中用錯字，或語法出現問題等，更是檢查報告中時常出現的，查會不厭其煩地一一改正。
每天我的檢查工作完畢，還需寫兩或三張（明報）稿紙的報告直接交給查先生，查先生對每一份報告都看得非常仔細，然後用紅筆在報告上寫下他的意見。
不過，當時查先生的時間不多，差不多兩個或三個禮拜才查看一次報告，然後交給我。當時，每份經查“紅批”過的報告，還要傳給總編輯，副總編輯及各版編輯，各人閱後要簽名。
當年在明報工作的人都會記得，查先生習慣將他的指示親手寫成“手諭”，上面還有“社長意見請傳閲”的刻印字樣。然後影印幾份，發給各版編輯。對於我的這個新工作，查先生也曾有“手諭”：
“歐陽小姐係本報所聘請『檢查日報版面』的專職人員。她檢查的報告，經本人詳細批閲，錯誤或不妥之處，經本人改正。但編輯部對此似乎極少反應，指出後的錯誤仍一再重復，令人失望。
如果對她的『檢查』或對本人意見有不同意見，請隨時提出，勝於不聞不問，甚至不看不理。“
落款處只有一個“查”字，跟日期。
這份『手諭』日期是八六年八月，從内容來看，我的檢查報紙工作已經進行了一段時間，但是效果並不大，編輯部裏從上至下充滿一股抵觸情緒。從老闆的立場來講，他願意怎麼改就怎麼改，但是，每天這樣把某一版的錯誤或不妥之處公之於衆，就等於令那個版的編輯當眾難堪，沒有抵觸情緒才怪。
不是老闆親戚
明報那個時候絕大部分職員都是本地人，彼此講廣東話，我的廣東話雖然講得不那麼地道，但也入境隨俗，跟他們講廣東話。其實，我的廣東話就是在明報的那幾年練出來的。
不過，查先生是上海人，講普通話比廣東話好多了，我跟他講話自然是用普通話，其他同事見狀以爲我們在講家鄉話，加上那段期間，我跟查先生因工作的關係，接觸比較多，經常到他辦公的七樓去，於是竟傳出我是查先生的親戚。也難怪，整個明報能跟老闆用普通話談話的員工，又是來自北京的，只有我一個。
當然我跟查老闆既沒有親戚關係，也沒有除了工作之外的私人關係，我只是一個進入明報工作才一年，來自北京的新移民，查老闆說誰都不認識我，可以背靠背地工作，意思就是我可以不必顧忌地批評報紙上出現的任何錯誤，甚至如果他想表示不滿某位編輯或記者的工作，也可以用『檢查日報版面』表達。
我到明報工作的目的，其實不過是出於一貫對編輯工作的喜愛，完全想不到竟會被派到做這樣的工作，後來一些朋友跑來問我：你怎麼做這種“篤背脊”的差事，廣東話“篤背脊”就是從背後戳人家脊梁的意思。
我只能表示無奈，當時我是相信查先生確實要大刀闊斧地改革明報的，不是要針對某些人的，對於我來講，實在不想因為這份工作，在編輯部出現“冷戰”，所以，我在寫報告的時候盡量注意措辭，從來不用激烈和指責的口吻，盡管如此，編輯部上下依然一片蕭殺之氣，令我想到大陸的政治整肅運動。
在整個明報以至當年全港報界之中，都曾對此議論紛紛，編輯部的記者和編輯們都對我側目而視，我那時便想：幸虧經過文革，又是黑五類出身，對於歧視和羞辱早有領教，還真是不必拿這當囘事，心裏很有股身經百戰的滄桑之感。
於是，我本着為了工作以及體驗人生的原則，雖然有時也會有些情緒，但從不曾計較什麼。
不過，從那時起，香港各大報便都陸續建立起檢查報紙的制度，有一家銷量甚大的一份報紙，開業之初便組織了一個檢查小組，成員都是總編輯一級的重量級人馬，可見，明報查先生的報紙QC制度不僅在香港開創了先河，也對香港的中文報紙起到了領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