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无顾忌的偷听敌台，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得到同学们的认同，邢之泉中肯地劝告我不要听。后来发现一到晚上，许多知青窑洞都传出来“异国情调”，也就觉得无所谓了。从美国之音听到令人惊奇的新闻，大家也都一起议论一番。听到美国太空人登月的消息，大家不知做何感想。不知谁打破了沉静说，“我们修理地球，让美国人去修理月球吧。”然而传来林彪外逃坠机身亡的消息，我们的思维中断了，神经麻木了，像全国人民一样，惊呆了。
就这样，我们“集体犯罪”一直到北京干部来到村里。不能让他知道这种“无法无天”的行为，所以我就改用耳机收听，同学之间的讨论也就此停止了。
北京派干部到陕北是周恩来的决定。周恩来的侄子周秉和在延安插队，向周恩来反映知青生活艰难，地方干部滥用职权，贪污知青安家费，占用知青招工名额。许多高干子弟回北京也反映陕北知青不安心插队，生活潦倒，打架斗殴的情况。1970年中央召开“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纪要”，决定从北京各单位的“五七干校”抽调一千两百名北京干部去延安地区，落实知青政策，帮助知青解决生活困难。北京干部来了以后，与知青同吃同住，关照他们的生活，全权负责他们的安家费和招工分配。
派到我们壶口公社共有六名北京干部，原来都是北京六建的干部。老王是总负责人，留在公社，其他五人分别被派到五个生产大队。老金被派到我们西塬“重灾区”。老金四十岁上下，一口很重的河南口音，中上等身材，满脸的络腮胡子总是刮得铁青，说话声音很宏亮，笑起来却总是有些拘谨尴尬。
提起老金，感觉不知如何下笔。他和其他的北京干部不同，没有给我们同甘苦、共患难的印象，也没有以身作则、体贴入微的亲切感觉。他与我们同吃不同住，自己单住在村上边另一孔窑。平时很少下地干活，偶尔出一次工，干不了一会儿就回去了。回头看那段历史，他肯定是带着情绪下来的，这又有谁能怪他呢？那个年代谁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呢？老金也许是自暴自弃，在生活问题上出了轨，大部分时间不能正常工作，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无非是对他进行批判的那段日子。具体细节没有必要叙说，更何况传说纷纭，反正马家大队一位女知青把他告了。他躲在自己的窑洞里不吃不喝，公社老王要我们关注老金，不要让他有什么意外，反而成了知青关照北京干部。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村的同学回忆那段往事，仍然都异口同声表示感谢老金。虽然我们一千多块钱的安家费始终是一笔糊涂帐，但至少在招工问题上，老金保证了我们村和我们大队同学的招工权利没有遭到践踏。
据支延干部老苏回忆，按规定北京干部每年有一个月回北京的休假。大部分干部都作的很好。后二年就散乱了，回北京超期不归的也有了。更严重的是有的北京干部犯了错误被送到煤窑去劳动改造，影响极坏。来延安时，北京市的领导对我们讲周总理要求我们支延工作三年。到满三年时，北京市政府派来了一个工作组，组长是一位姓门的现役军人。工作组对延安地区交待：支延的1200名干部，延安需要留下谁，就可以留下。并且把本人的户口给转过来，就长期的作支延干部。北京工作组首先把全地区的北京干部集中起来学习，宣布根据延安工作需要，一部分支延干部要把户口转到延安，长期留在延安工作。这下可炸了锅了。全体北京干部都不干了，开大会都不进会场。主持工作的门组长实在无法解决，只好回京去请示。周总理说的要北京市选派支延干部到延安工作三至五年。来延安时北京市的领导也是这样动员我们的。可现在已经满三年了，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北京。门组长请示北京领导的结果是，让延安留下400名再支延工作两年，其余800名干部就直接回北京。这才解决了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