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6年， 听到吴宏达死的时候， 现在再补充一些内容，发出去。）
惊悉吴宏达先生离世， 我对他的死因与大家一样非常怀疑，但是连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都死的那样不明不白，大家除了唏嘘几声以外，只有无奈，何况别人。这也是我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前几年非常失望的原因之一，改投川普也是无奈，只希望他能变化共产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形势。我们这些人都是投靠自由社会的人，或者将自己的全部交给民主事业的人，如果生命安全在自由国家，甚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都得不到保障，死了像死只鸡，一点泡沫都不起，令人痛心。
借这里说几句纪念吴宏达的话。
吴宏达比我大5岁，是被中国共产党压垮了的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人后来都被共产党的残暴吓坏了，有的积极要求进步，成为共产党整人的工具，有的懦弱怕事， 为保自己，在阶级斗争社会中拼命害别人，能不害人的就是好人，那是一代又可怜又可憎的人，像吴宏达这样后来能愤起反抗的廖若晨星。
也正是如此，共产党恨之入骨，打击的目标始终集中。如果他是死于被人陷害，我不会意外。当然可能下手的不只是共产党，周围的他的同伴都有可能，在海外建起这么一个反共的小地盘，眼热他的经济利益的同志都不缺乏干去他的动机。
我与吴宏达有一面之交，那是大约二零零五年左右的事，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我为认识一个在我年龄段而且同样受过共产党迫害的人感到高兴。他得知我住得离华盛顿不是太远，就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他组织召开的民主人士会议，大约三天左右，吃住都免费。
得于这次机会，我不但见到了吴宏达本人，而且见到了差不多所有海外的反共名人。
我一去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和谐之地，负责分配住房的廖XX 对我非常不客气，我与此辈从无来往，唯一的解释是我是吴宏达私人邀请的客人，又不是名人，对我的不友好一定借光于吴宏达与她的关系。果然不久后他们就闹翻了。
去前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议，去后大吃一惊， 但由之感到里面不是藏龙卧虎，而是各种奇怪的人，危险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和共产党特务，鱼虫杂布，是个是非之地，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回来后与妻子说，我们以后不再去了。
会议中感到比较有收获的是第一次有机会与西藏人接触，有名的流亡的精神领袖都来了，他们穿着一个胳膊露空的黄衣服，非常显眼，遗憾的是达赖喇嘛没有来，在海外反共的领袖中达赖喇嘛无疑是最有个人魅力的，我在国内受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想象中将他描绘成一个头上冒脓脚上流血的五毒俱全的大魔头，到海外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他的形象和风度时，大吃一惊，难怪美国人和欧洲人这么喜欢他，他的谈吐风度远超过被誉为华人第一外交家的装腔作势的周恩来，如果将他算做中国人的话，那么中国人中再也难出现这么一个学识丰富风度翩翩的政治领袖了。后来我看了以他经历为背景的好莱坞电影, Seven Years in Tibet 后， 就不奇怪为什么达赖喇嘛有这样的学识了。
我们是开车去华盛顿的，当时来开会的人都没有交通工具，吴宏达就问我妻子能不能在我们的车里安排三个人，妻子是个很识大体的人，让吴宏达直接问我，我欣然同意。分配在我们车里的是三个西藏记者，英文非常好。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了与西藏人直接接触的经验。 我们相处非常融洽，很多看法非常一致，我对大会中出现很多凶相毕露，面目狰狞，或者獐头鼠目的人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叫我要小心，说这里面什么人都有。三天的相处使我对西藏人有了一个感性认识，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温顺的民族，像鸽子那样安详。
那次大会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吴宏达本人，不是因为他邀请我了，而是他的能力。他的英文已经到了表达自如的程度，而且用词很大气，这是我非常吃惊的，我们那个年代成长的人普遍不会英文，我已经是鹤立鸡群，所以才被国家选中，来美念书，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但与吴宏达比较，实在提不起来。不但如此，在我同年代中的中国大陆人中，我也没有见过英文交流能力和用英文表达政治观念的能力超过吴宏达者。
其次在交流上他也是一个能够在一起坐着谈话而不感到枯操的人，他的思路活跃，不是那种除了干巴巴的反共其他什么也不懂的人。
他写的书《昨夜雨骤风狂》我也看了，印象最深的是他劳改后回家探亲，被拒之门外的故事，令人心酸。那个时代的人被共产党吓得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至于中国人对于他的经济问题的攻击，我是不以为意的，我们生活在中国人中没有这些问题才是怪事，这是华人的基因决定的，要不今天共产党里面抓贪官要抓谁就能抓谁吗？所以要理解海外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基因。共产党自己贪污，就不应该搞些人来不准反对他们的人贪污。当年共产党革命时，那么艰苦，不是毛泽东长征时还让士兵抬着他走，每天吃一只鸡吗？国民党派人说三道四了吗？
吴宏达周围的人也不应该眼红，钱是吴宏达从美国国会要的，他有支配的权利，你不服气自己去要。要说拿到的钱化得合理是否，那么换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好不到哪里去，加上共特混在里面起哄，真正的事实那是说不清楚的。
现在他死了，我沉重的哀悼。中国失去了那个可悲时代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孤独的反抗者。长夜漫漫，我感到更加孤独。
惊悉吴宏达先生离世， 我对他的死因与大家一样非常怀疑，但是连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都死的那样不明不白，大家除了唏嘘几声以外，只有无奈，何况别人。这也是我对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前几年非常失望的原因之一，改投川普也是无奈，只希望他能变化共产党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形势。我们这些人都是投靠自由社会的人，或者将自己的全部交给民主事业的人，如果生命安全在自由国家，甚至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都得不到保障，死了像死只鸡，一点泡沫都不起，令人痛心。
借这里说几句纪念吴宏达的话。
吴宏达比我大5岁，是被中国共产党压垮了的一代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人后来都被共产党的残暴吓坏了，有的积极要求进步，成为共产党整人的工具，有的懦弱怕事， 为保自己，在阶级斗争社会中拼命害别人，能不害人的就是好人，那是一代又可怜又可憎的人，像吴宏达这样后来能愤起反抗的廖若晨星。
也正是如此，共产党恨之入骨，打击的目标始终集中。如果他是死于被人陷害，我不会意外。当然可能下手的不只是共产党，周围的他的同伴都有可能，在海外建起这么一个反共的小地盘，眼热他的经济利益的同志都不缺乏干去他的动机。
我与吴宏达有一面之交，那是大约二零零五年左右的事，我们通过几次电话，我为认识一个在我年龄段而且同样受过共产党迫害的人感到高兴。他得知我住得离华盛顿不是太远，就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他组织召开的民主人士会议，大约三天左右，吃住都免费。
得于这次机会，我不但见到了吴宏达本人，而且见到了差不多所有海外的反共名人。
我一去就发现这不是一个和谐之地，负责分配住房的廖XX 对我非常不客气，我与此辈从无来往，唯一的解释是我是吴宏达私人邀请的客人，又不是名人，对我的不友好一定借光于吴宏达与她的关系。果然不久后他们就闹翻了。
去前我并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议，去后大吃一惊， 但由之感到里面不是藏龙卧虎，而是各种奇怪的人，危险的人，自以为是的人和共产党特务，鱼虫杂布，是个是非之地，不是我应该去的地方，回来后与妻子说，我们以后不再去了。
会议中感到比较有收获的是第一次有机会与西藏人接触，有名的流亡的精神领袖都来了，他们穿着一个胳膊露空的黄衣服，非常显眼，遗憾的是达赖喇嘛没有来，在海外反共的领袖中达赖喇嘛无疑是最有个人魅力的，我在国内受了共产党宣传的影响，想象中将他描绘成一个头上冒脓脚上流血的五毒俱全的大魔头，到海外在电视中第一次看到他的形象和风度时，大吃一惊，难怪美国人和欧洲人这么喜欢他，他的谈吐风度远超过被誉为华人第一外交家的装腔作势的周恩来，如果将他算做中国人的话，那么中国人中再也难出现这么一个学识丰富风度翩翩的政治领袖了。后来我看了以他经历为背景的好莱坞电影, Seven Years in Tibet 后， 就不奇怪为什么达赖喇嘛有这样的学识了。
我们是开车去华盛顿的，当时来开会的人都没有交通工具，吴宏达就问我妻子能不能在我们的车里安排三个人，妻子是个很识大体的人，让吴宏达直接问我，我欣然同意。分配在我们车里的是三个西藏记者，英文非常好。我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了与西藏人直接接触的经验。 我们相处非常融洽，很多看法非常一致，我对大会中出现很多凶相毕露，面目狰狞，或者獐头鼠目的人感到非常不安，他们叫我要小心，说这里面什么人都有。三天的相处使我对西藏人有了一个感性认识，我觉得他们是一个温顺的民族，像鸽子那样安详。
那次大会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吴宏达本人，不是因为他邀请我了，而是他的能力。他的英文已经到了表达自如的程度，而且用词很大气，这是我非常吃惊的，我们那个年代成长的人普遍不会英文，我已经是鹤立鸡群，所以才被国家选中，来美念书，在美国得到博士学位，但与吴宏达比较，实在提不起来。不但如此，在我同年代中的中国大陆人中，我也没有见过英文交流能力和用英文表达政治观念的能力超过吴宏达者。
其次在交流上他也是一个能够在一起坐着谈话而不感到枯操的人，他的思路活跃，不是那种除了干巴巴的反共其他什么也不懂的人。
他写的书《昨夜雨骤风狂》我也看了，印象最深的是他劳改后回家探亲，被拒之门外的故事，令人心酸。那个时代的人被共产党吓得什么程度可见一斑。
至于中国人对于他的经济问题的攻击，我是不以为意的，我们生活在中国人中没有这些问题才是怪事，这是华人的基因决定的，要不今天共产党里面抓贪官要抓谁就能抓谁吗？所以要理解海外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都是中国人的基因。共产党自己贪污，就不应该搞些人来不准反对他们的人贪污。当年共产党革命时，那么艰苦，不是毛泽东长征时还让士兵抬着他走，每天吃一只鸡吗？国民党派人说三道四了吗？
吴宏达周围的人也不应该眼红，钱是吴宏达从美国国会要的，他有支配的权利，你不服气自己去要。要说拿到的钱化得合理是否，那么换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好不到哪里去，加上共特混在里面起哄，真正的事实那是说不清楚的。
现在他死了，我沉重的哀悼。中国失去了那个可悲时代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孤独的反抗者。长夜漫漫，我感到更加孤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