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和平简介：阳和平，是1947年就来到延安参加中国革命的美国专家寒春、阳早的长子。他生于中国，长于中国，他的名字“和平”就是宋庆龄给起的。68年初中毕业后曾在北京光华木材厂当过五年工人，74年去了美国，在美国继续当工人。八十年代开始半工半读上大学，直到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几家大学任教数年，于2007年“海归”到北京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至今。
我今天讲讲个人的经历。我是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北京生西安长的，我也是西安人（用陕西方言）。今天就讲讲我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和以后在美国当工人的对比。为什么这个对比有意思呢？我想想，好多的中国工人是被“温水煮青蛙”了，等到他没有社会地位的时候，才发现已经太晚了。我是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当了五年，到美国马上就没有主人翁地位了(众笑)。这个感觉是非常明显的，简直是天壤之别。
我是1968年初中毕业的，分配到工厂，北京的光华木材厂，当时你要问我在中国当工人是什么感觉，我还真是没法说清楚。因为没有对比，感受不深，就像让鱼去描述水，它真是不知道除了水还有什么世界。在毛泽东时代当工人，他以为当工人就那么回事儿，我到美国去当工人才发现，还真是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一言难尽。你在美国、在资本家那里当工人，你怕老板。
八十年代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大锅饭，养懒汉！”可是我是到了美国以后才学会“偷懒”的(众笑)。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不会偷懒，为什么？为什么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那么 “傻”？不是真的傻，我们其实很清楚，我们的劳动目的不是为资本家赚钱的。工人阶级其实有一个本能的勤劳、勇敢的特色。那些贪图享受，那些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人，那种右派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他们是以己度人的。真正的工人，他们对自己的劳动是有成就感的，有一种我创造出的东西，我对这个东西是有感情的。
我在光华木材厂当工人的时候，就是个普通工人，先是用热轧机制造塑料贴面板，以后调到胶合板车间。那时候吃饭在食堂，住在宿舍里，有学习。七十年代我们学马列，所以我这个根底儿是那时候打的。当时工人在一起吃住，在一块儿劳动。我到了美国去以后，老是想家，想的不光是我的父母，还想着光华的工人，梦里都想着他们。
到美国我先是在韩丁的农场干了一年，以后到费城附近的工厂打工，当过复印机修理工、商场计费器修理工，后来多次失业。
头一次失业，我以为是天塌下来了。在中国有生活保障，有安全感，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考验，中国人到那儿去真不适应。一失业，我说：我做什么做得不好，你干吗不要我了，我做什么错事了，你凭什么把我给解雇了？(众笑)后来失业次数多了就油了，失业嘛就是逼着你放假罢了。
有一次失业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一家钢铁厂登广告招收电工，我就去应聘了。文化革命的时候我没事就鼓弄电，做马达什么的，我有一些电的知识。应聘的时候我就说自己是电工，他在美国也没有办法查。他就给我一个马达和一个启动器让我接起来，我接起来了，他就雇佣我了。
头一天上班，工头派活儿，工人们都在一块儿干活，我就把中国工人干活儿的劲头拿出来了，工头话还没有说完呢，我就把扳手拿起来干活去了。当时没人说什么，工头一出去，一个工人抓住我说：“你干什么呢？！”我说：“修马达啊！”他说：“你傻瓜呀，修好了你就失业了！”也是啊，所以我在美国才学会了，当工人必须会作秀：干得很欢，不出活儿，这才叫偷懒。(众笑、鼓掌)
毛泽东时代的工人真是不会偷懒，真不会偷懒儿。这不是说工厂里没有一个偷懒的，我们班里就有一个，大家叫他赖包，就是赖包儿。他是除了本份工作以外，什么也不帮别人的。其他的工人，我这边活儿干完了，你那边还忙，我去帮你一把，干完了我们一块儿休息一会儿。
那时候，毛泽东时代的工人，不怕干部到车间来的。你干部来，比如厂长来了，大家就会说：“哟，好长时间不见你了，你是不是脱离群众了？”对吧？你现在活干完了看报纸呢，那不是说厂长来了工人就害怕。因为活是一批一批的。我们做这个塑料贴面板，或者做胶合板，胶合好了然后放到热压器里热压，需要等五到十分钟时间，这时候厂长来，你该看报纸看报纸，该喝茶喝茶，该聊天聊天，他来不来无所谓的，他不能开除你，对吧？工人那时候不怕干部，倒是干部怕工人，怕工人贴大字报。(众笑)
我到美国当工人就完全不一样了，工头来了你必须是干活的，你不干活就要走人哪。管理人员掌握着你的工作权利，那是很大的权利。
所以你想想，在毛泽东时代，靠什么把工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当官的、干部没有解雇你的权力，没有扣你工资的权力，那老百姓、工人为什么辛辛苦苦干活呢？凭的是什么？现在的人对这些觉得是不可思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当工人，要是工厂干部不在，那活儿马上就停下来了，对吧？(众笑、鼓掌)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胡萝卜加大棒，一方面给你奖金，刺激你，不行就把你开除了，那是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也不是好欺负的，他们也在斗争中慢慢学会了对付资本家，学偷懒。学会对付资本家是挺有艺术的，我可以讲几个具体的例子，看看工人怎么对付资本家。最有效的是工人组织工会，不是黄色工会，是工人自己的工会，这是很主要的。但是平常干活时的小斗争也是不断的。
我在一个车辆厂工作了7、8年。有一次接到一笔订单，要制作上百辆车辆，就像地铁车辆那样。我那时候当电工，专门在车底下装那种很粗的电缆。头十辆车我们按照图纸学着怎么装这个电缆，学会了，从第十辆车开始，就要计时了。专门有一个人拿着个本子和秒表，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把时间记下来，这是非常“科学”的呀！跟我一起干活的一个高个子黑人非常有经验，他对我说：“今天，平常你熟悉的今天我干，平常我熟悉的今天你干；平常你是左撇子，今天是右撇子，平常你是右撇子，今天是左撇子；平常用气动工具的，今天用手动工具。”(众笑、鼓掌)
这还不够，固定电缆的螺丝帽是带自动锁的，帽上有个塑料圈，所以你拧这个螺丝帽的时候，你必须固定螺丝，否则它会来回转，你转一辈子也拧不紧。平常这种螺丝只要十圈就能固定好的螺丝，今天想办法给它转二十圈。由于固定螺母有上下两个扳子，但你看得见上面看不到底下，上面的扳手不停地转，转二十转，下面扣螺母的扳手一会儿上来，一会儿下去，只让它扣住十次，必须保证每一个二十转，不能有一个是十五转，因为有一个十五转，工厂方面就按这个计算了，还不能露馅。
而且我们还得看上去是全身的投入到里边。那时候八月份天特别热，我们头上系着纸巾，否则汗都流到眼睛里边去了，穿的T恤衫湿透了，我们俩作秀，表演得非常好。然后经过好几天，活差不多干完了，他一统计，说是三十多小时，我们松了一口气。以后越干越熟，一年以后，我一个人五小时就能干完了，还报三十多个小时，为什么？那时候我半工半读上大学呢，我的数学微积分的作业全在厕所里边写的，所以腾不出时间我怎么办？
这个劳资关系，管理者和被管理者，如果相互间是敌对的，就像猫和老鼠似的，你有你的办法，人家有人家的办法，中国有句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工人有对策，当然最主要的对策还是通过工会——工人自己的组织，通过这样的办法，和资本家斗争。
到美国后我经常回中国来，每次回来都到工厂去一趟。1977年回来时因为想家，除了想父母，我还跑到光华木材厂当工人，一去就是几个月，重新体验过去当工人的感受（动情落泪）。这怎么回事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回到美国后重新到美国工厂体验，为什么会到中国老想着回到老工厂和老工人共同再生活一段时间？那时候当工人确实是一个同志间的关系；在美国当工人，工人之间有感情，但是跟这个公司没有感情，你所记忆的是老板怎么样监督你，老是一个敌对关系。
北京光华木材厂现在没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当年在美国打工的工厂也破产没了，我也觉得可惜，但是对那种工作环境，我一点也不怀念。为什么我老怀念在光华当工人的生活呢？我经常去看他们，现在好多光华的工人还住在垂杨柳那块儿呢。这里，就是说当家作主的工人阶级和打工的工人就是不一样，我那时候在中国毛泽东时代当工人，是一个工作，现在当工人，是打工，打工和工作，性质完全不一样，一个是当家作主的，一个是被奴役的。
……
为什么今天的工人阶级到了这一步了，这个讲起来就深了，复杂了，我不能直接讲，我就间接讲一讲。间接讲什么呢？我这人小时候特别调皮，调皮到什么程度呢？我在西安草滩农场长大，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夏天收麦子的时候把麦秸堆了很多，我拿个笤帚把麦秸扫到一块儿，点火！就在大麦秸堆旁边点火，那可危险了。我很喜欢看那个火苗，觉得特别好看。我爸爸一看，他从牛场那边出来，跳过栏杆，把火踩死，抓起我回到家里，狠狠地打我的屁股，我记得好几天不省人事似的。我怕他，但还是喜欢玩火，只是在他不在的时候玩。
最后一次玩火是在1965年“四清”的时候，那时候农场和村里之间有条河，是怕口蹄疫病传播，所以让我们这些青年人去维护农场，不让农村的牛车马车来到农场，怕传染口蹄疫病。我在那里没事干，车辆不是很多，我又点火去了。当时是11月份，地上很多草叶子，杂草很多，火一点起来就越来越大，看着挺好玩。但旁边就是村庄，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突然担心起火要烧到那边村庄怎么办，害怕了，就把衣服脱下来打火，终于给把火扑灭了，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敢玩火了。(众笑)
工人阶级也是一样。你给他讲：“你不关心国家大事，你总有一天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我们当时不听啊，就像我爸爸打我屁股我也不听一样。(众笑、鼓掌)人必须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能得到真理的，光听一面的正面教育这还不够。(鼓掌)有时我对此有些悲观，人们为什么非要经过第二遍呢？要有反面教员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反面教员，我们得感谢他们。工人阶级有了正反两方面的体验，咱们才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的时候，怎样才能防止“自己的房子”被资本家占有了。不能光建房子，还得想办法防止“房子”被资本家占领了，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