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听信权威谈到对转基因的争执

（一）

我最近没事时偶尔会翻看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写的一个短文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这位牛津大学的知名学者写给自己十岁女儿的一封信。他给这篇短文起了一个很通俗的名字《造成置信的好与坏原因》（Good and bad reasons for Believing)。既然这是一个写给小学孩童的教导文章，里面说出的道理当然也就会非常简单实用。比如说，道金斯告诉女儿说，如果你相信一个论断，是由于你看到了能够支持论断正确的证据，那么这就是好的原因造成了你的相信。除此之外，道金斯特别告诉女儿要注意可能造成置信的三个不好的原因， 那就是沿袭传统，顺从权威和迷信天启神谕。

 

看到这里时，我放下书想了一下，觉得道金斯说得很有道理，但是事情也不都是单边绝对。比如，这三个不好的原因中所说的最后一条，是指那些有特定宗教情怀的人，他们在神谕的感召下，能够让自身的思维情绪升腾到一种忘我的境界。我以前看到有人说，有脑神经神物学家给静心祈祷的修女和冥思入定的喇嘛做过脑电波扫描，由此观察到的脑电波行走模式显示，虔诚的灵魂在追随信仰时都有相似的形态。此时他们的心绪都很宁静，没有外在的干扰能够扭动他们的专注和执着。所以，如果这样的动因带来的置信，能让人心悸宽慰精神解脱，别人也就没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析评判了，说多了也没用。

 

通过沿袭传统得来的信念，是我们平时最容易顺其自然继承到的东西。很多时候是不知不觉就被融入到血液里了，根本不需要动脑子思索。就像是小孩子跟着父母学习语言，你不必去问为什么，你听到了，下次就照着这样用就可以了。再比如，中国人讲究逢年过节要说喜庆话，不能说丧气话，那样不吉利；这就是传统风俗，老辈人都是这么过来的，到了我们这代，也继承了，也相信了。这样做有没有道理，谁也不会去认真推理反证。

 

对于敬重权威，这里也是有一个假设前提存在。我们总会设定，权威比我们有能力有权力，所以他们会比我们知道的多，会比我们正确。道金斯为此举了个例子，他说在天主教的文化氛围里，人们喜欢赞美圣母玛利亚，大家那么爱戴她，感情上当然不希望她的故去。所以，以天主教的传统说法，圣母玛利亚最后是升天而去。当然，这事在其他基督教门派中是不被认可的，他们说圣母玛利亚的确是像常人一样死去了。但《圣经》对此事所言甚少，大家不能根据书本上写下来的经典对此做出一个了断。这事一直拖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最后由当时天主教的梵蒂冈教皇发布圣谕说，圣母玛利亚的确是身体升天而去。这事由凡间至尊至圣的教皇給定了调后，大家也就不得不信了。

 

 

坦白地说，对于沿袭传统敬重权威，我有时真的是很纠结。从一方面说，真理的发现都是起自对传统的反叛和对权威的挑战；可从另一方面来看，科学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已经是非常的艰深非常的难以理解了。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大众的一员，我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做到，事事去学习事事去推理事事去验证。所以，要想弄明白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恐怕只有相信那些天才的判断和解释了。当然，作为从众，基本的科学素养和逻辑思辨能力是我们选择听信的前提。

 

（二）

 

前不久，这城里一位很有才华我很尊重的网友写了一篇有关转基因问题的探讨文章。按他的意思，人为地改变人类食物中的基因组成，是一个在目前不能百分之一百确信无害的事情。即便是说有美国食物药品管理局（FDA）所声称的，转基因植物和非转基因植物本质等同或说大体相同（Substantial Equivalence)这样的说辞，也是来自几十年前的粗线条管理策略，在基因生物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这样的笼统说法在严谨度和精确性上似乎是欠缺了一些。

 

总的来说，该学者的文章语气 比较平和，立论也算合理，根据当今世界的科技水平，要求政府监管部门对有关食物源头的检验更加规范严格一些，也不算是过份或偏执。有意思的是，作者在文章最后，加贴了挺转大拿方舟子怼出来的两段推文。从用词选择和话语口气上来看，方舟子风度不够，蛮横了一些，不像是平等地探讨问题的态度。不过是不是方舟子要用语气的专横来表示观点的毋庸置疑，我就无从判断了，因为我没有那样的专业背景知识，没有资格对那样的技术细节评判对错。

 

但如果要是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分析他们之间的争执，也会使人产生各有道理的感觉。我一直对诺贝尔奖获得者，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对科学边界的定义特别赞同，他曾经说：科学对事物的思维方法处于以下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个地方，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另一种极端的思维方法是：“所有未经证实的不存在的事物和未经证实的不可能发生的事物，全不排除”。假如所有的科学家都曾固执地坚持上述两个极端的任何一方，那么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科学。“一切未经证实的事物全不相信”这种思维方法过于狭隘。“一切从实证上或逻辑上完全不能否定的事物全不排除”这种立场过于宽容。

 

学者网友主张对待转基因作物要特别地慎重，这种态度当然是无可指责，但是慎重走到极致，就可以归类于“未经证实不可能的有害，全不排除”一边了，所以他要政府部门负起应负的责任。而相反的，即便说方舟子是站在另一条极端的边界上，既“一切未经证实的传说中的有害，全不相信”，那也是情有可原。这是因为这里边牵扯到了一个证明没有的问题，那则是科学的逻辑做不到的事情。这就像是我那篇《秋天的无奈之反证的诡异》里面讲到的那个火龙的故事，你想象中有的东西，但你不能证明或显示出来让别人看到，那么这个想象中的存在和现实中的不存在的意义就是一样的，两者之间没有区别。罗素曾经用绕着土星飞的瓷茶壶，做过同样意义的比喻。而科学不能因为听到了一个不能证伪的假设就畏缩不前。

 

（三）

 

对于这种正反两个方面听上去都有道理的问题，应该怎么选边站队就成了一个有点让人为难的事情。想来想去，可能还得回到我们前边谈到的，相信天才或“权威”的说法。

 

对我来说，在基因生物领域，道金斯应该算是一名值得信任的“权威”。这不单单是因为他在本业的学识精湛，更是由于他对其他学科的博学领悟触类旁通。我以前翻看过这位仁兄摘编的一部各学科巨匠论述现代科学的经典集锦，那里边全是像爱因斯坦，薛定谔，海德堡，图灵这样的名字，很显然道金斯一直在和那些天才们对话，通读他们的著作，主题涉及数学，生物进化及基因学，理论物理学，应用数学和逻辑，分子生物学等等等等。如此深刻广博的阅读，使得道金斯对方法论的把握真的不同凡响。

 

在一篇曾经写给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备忘录里，道金斯以他独有的智慧分析了大众对转基因问题认识上存在的误区。道金斯认为，基因的改动与其他事情的改动一样，都会是有好有坏，就看你所要设定的方向了。科学只是保证一种方法的正确可行，而与人类的道德伦理无关。当你把一个北极鱼体内的抗冻基因拷贝到西红柿身上，转变了基因的西红柿就会不怕霜冻。这的确是让西红柿节省了上百万年的自然进化的时间，但西红柿也没有因此变成鱼味。这就像一个太空科学家把火箭升空的控制程序中加进了一个平方根参数，有可能这个平方根在一个分析金融风险的程序中也被使用过，但这并不说明太空探索的项目中掺进了股票的变化参数。数字不过是数学程序中最基本的有效成分，它与程序的功能结果有关，但又不会改变程序本身的运转方式。

 

当然，从直观的感觉来说，西红柿的这种改变很不自然，这就让很多崇尚自然主义或者秉持怀疑主义人生观的反对者很生气，很情绪化。但是他们那种对新生事物天生敌意的想法，很多是来自华生／格雷克他们发现DNA理论之前的错误概念。道金斯觉得，如果那些口口声声大喊狼来了的人，把身段放低一些，能说出理性的诉求，科学家们是不会反对确保安全的做法的。但是，一味的感情用事，那种凭直觉无根据地猜疑，则正是科学需要纠正的主要公众问题之一。

 

当然，在写这篇备忘录时，还没有人往甜玉米身上植入一种叫做bt的蛋白。所以，道金斯不可能在十几年前就把今天的疑惑全都解释清楚。但是他说，方向决定好坏。而好坏就是人类道德伦理范畴的事情了。目前，我相信许多专家的说法，认为BT蛋白对人体无害，我也趋向相信大多数科学家的人性向善。但这些并不妨碍我们督促监管体制的建立和与时俱进，毕竟，公权力的有所作为才是缓解大众无端焦虑的有效手段，因为大众即偏爱传统又顺从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