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傻子的问题
朋霍费尔说：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我不完全赞同。
真傻，是天生的，是生理缺陷，值得同情，严重的应该得到社会救济；装傻，也不是问题，那是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可怕的是，如果一个装傻的人，装着装着，真的变傻了，那是一个悲剧。在文明社会里，悲剧还是越少越好，何况这种悲剧不像古希腊的悲剧那样具有“净化灵魂”的功能。
朋费霍尔说的养成的傻子，应该指的是最后一种。
养成一个傻子，需要两方面的努力：外在的需求和主观的追求。
专制独裁是需要大量的傻子的。古圣贤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道德经》）。另一位也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把老百姓教育成傻子，听话的乖宝宝，国家就好管理了，“治大国如烹小鲜”。中外独裁者和他们的高参都是同样的心思。希特勒也是在绝顶聪明的日耳曼人里培养了一大群傻子当炮灰。
有了买主，还要愿意卖，才能达成交易，所以还得允许别人把自己变成傻子。朋霍费尔十分肯定地说：“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傻子是主动地心甘情愿地变成傻子的。
这种傻子的可怕之处就在于他们甘愿成为傻子，享受傻子的状态，满脑子的得意，一脸的幸福。更可怕的是，他们并不以为他们傻，而是觉得自己聪明得不要不要的，一副圣灵充满的姿态，
这种傻子是不可救药的，说服教育起不了任何作用，他们所需要的只有救赎。也就是说，只有见到上帝之后，他们才能认清自己的所作所为，才可能变聪明一些。
附：迪特里希?朋霍费尔的《狱中书简》：
关于愚蠢
对于善来说，愚蠢是比恶意更加危险的敌人。你可以抵抗恶意，你可以揭下它的面具，或者凭借力量来防止它。恶意总是包含着它自身毁灭的种子，因为它总是使人不舒服，假如不是更糟的话。然而面对愚蠢，根本无法防卫。要反对愚蠢，抵抗和力量都无济于事，愚蠢根本不服从理性。假如事实与一己的偏见相左，那就不必相信事实，假如那些事实无法否认，那就可以把它们干脆作为例外推开不理。所以同恶棍相比，蠢人总是自鸣得意。而且他很容易变成危险，因为要使他挥拳出击，那是易如反掌的。所以，比起恶意来，愚蠢需要加倍小心地对付。我们不要再三努力同蠢人论理，因为那既无用又危险。
要恰当地对待愚蠢，认识它的本来面目是必不可少的。十分肯定的是，愚蠢是一种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种理智上的缺陷。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蠢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而不是天生的；愚蠢是在这样一些环境下养成的，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我们还进一步注意到，比起不善交际或孤寂独处的人来，在倾向于或注定要群居或交往的个人或团体当中，愚蠢要普遍得多。由此看来，愚蠢是一个社会学问题，而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它是历史环境对人的作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特定的外部因素的一种心理副产品。更进一步观察就会发现，任何暴力革命，不论是政治革命或宗教革命，都似乎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事实上，这几乎成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的一项规律。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人的某种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了阻碍或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是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人们多多少少会感到，尤其是在同蠢人谈话时会感觉到，简直不可能同他本人谈话，不可能同他进行肝胆相照的交谈。同他谈话时，你碰到的不是他本人，而是一连串标语口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东西有力量控制他。他已被他人作祟，他的眼已遭蒙蔽，他的人性已被利用、被糟蹋。一旦他交出了自己的意志，变成了纯粹的工具，就再也没有什么罪恶的极限是蠢人所不会到达的了，但他仍然始终不可能了解那是罪恶。在此有一种恶魔般地扭曲人性的危险，它会对人造成无可补救的损害。
然而正是在这个方面，我们意识到，蠢人不可能靠教育来拯救。他所需要的是救赎，此外别无他法。迄今为止，企图用理性论证去说服他，丝毫没有用处。在这种事态中，我们可以完全明白，为什么试图去发现“人民”真的在想什么是徒劳无益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对于负责地思考和行动的人来说也完全多余。正如圣经所言：“对上帝的畏惧，就是智慧的开端。”换言之，治疗愚蠢的唯一办法，是灵性上的救赎，因为唯有这样，才能使一个人像上帝眼中负责任的人那样生活。
不过，在对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可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长期起重大作用的是：我们的统治者是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的独立判断和敏锐思想之中，获得更多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