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50年祭
本文沉痛回憶作者50年前的一段家庭悲情。反映毛時代殘酷專政統治下黑五類家庭遭受蹂躪的普遍命運，其惡夢般的後患流傳深遠。
我家四兄妹，大姐、哥哥、二姐，我是最小的一個，二姐與我相隔四歲，按照一般情理而言，有這樣年歲相差不多的姐姐，童年的我應該處處受到呵護和保護，但不幸的是，這個二姐自幼脾氣古怪，我從小受她的欺負，父母和鄰居都知道，但沒有辦法，她人很聰明，學習總是名列前茅，一般中國人的家庭注重的是孩子的功課，衹要功課好，其他都可以忽略，所以父母看她學習一直不錯，雖然脾氣差些，也就不管那麽多了。這樣説吧，有的人天生脾氣不好，但刀子嘴豆腐心，内心還是良善的，遺憾的是我這二姐卻不是這樣的。
爲人强勢卻憎恨自己家
記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時我衹有五六歲吧，有一年吃柿子的季節，家裏買了一堆柿子，那天父母都上班，衹有我和這個二姐在家，她挑了一個柿子遞給我，讓我吃，我太小完全不懂生柿子是不能吃的，結果那個生澀的柿子澀得我嘴都張不開，二姐在旁又笑又跳，因捉弄我而開心至極。然而，從那時開始至我成年以後（至今），我從來不吃柿子及任何柿子的製成品，儘管別人說很甜很好吃，我還是不敢碰，想不到這竟然成了我的心理障礙。類似的這種事情多的舉不勝舉，但二姐不准把她欺負我的事告訴下班回家的母親，她惡狠狠地跟我説“你要敢告訴媽，明天我就打死你”，那神態我至今記憶猶新。大約十年前吧，她來溫哥華看女兒，有次見面我跟她提起這段柿子的往事，她完全不承認，說“八百年前的事，你怎麽還記得？”
記得非常清楚的一件事，那時我衹有五六歲吧，有一年吃柿子的季節，家裏買了一堆柿子，那天父母都上班，衹有我和這個二姐在家，她挑了一個柿子遞給我，讓我吃，我太小完全不懂生柿子是不能吃的，結果那個生澀的柿子澀得我嘴都張不開，二姐在旁又笑又跳，因捉弄我而開心至極。然而，從那時開始至我成年以後（至今），我從來不吃柿子及任何柿子的製成品，儘管別人說很甜很好吃，我還是不敢碰，想不到這竟然成了我的心理障礙。類似的這種事情多的舉不勝舉，但二姐不准把她欺負我的事告訴下班回家的母親，她惡狠狠地跟我説“你要敢告訴媽，明天我就打死你”，那神態我至今記憶猶新。大約十年前吧，她來溫哥華看女兒，有次見面我跟她提起這段柿子的往事，她完全不承認，說“八百年前的事，你怎麽還記得？”
可以説，童年時代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二姐的强勢，實在不明白我們是不是投錯胎了，她無論如何都看不上我，當然上學時我的功課沒有她的好，大概也是她蔑視我的原因之一吧，後來她考入中國科技大學，大概是1963年吧，那個年代其實已經開始講究出身了，但是對分數特別高并所謂表現好的學生，依然可以網開一面，她當年因家庭出身問題，連團都入不了，不過她非常積極要求進步，寫了不知多少批判家庭的文章，不僅在校如此，回到家裡也一樣，除了接受家裏給她的學費及日常費用等，她幾乎不回家，即使回到家也是氣哼哼的，擺明了就是討厭這個家，憎恨這個家。父親每年僅有十天的回京探親假，凡是父親在家的日子，即使周末她也不會回家（當時大學都是住校的），以表明與右派父親勢不兩立，劃清界限。
至於我對二姐的態度，當時畢竟還小，不懂分析，衹是很佩服她的數理化學得那麽容易，那麽好，考上當年比清華分數還要高的科大，真是了不起。大概是從小被她欺負慣了，我對她始終都懷著懼怕的心理，怕她發脾氣，怕她對我發脾氣，怕她不高興，怕她整天氣哼哼的不理人。文革爆發以後，衹記得她僅僅爲了破四舊而回了一趟家，把家裏的舊照片撕掉燒掉，把她認爲是封資修的東西破壞掉，然後就回校不再回家。
爲脫自身罪惡感找到大紅傘
1968年清隊，母親作爲漏網右派被揪出來，之後校醫院的紅衛兵來抄家，并勒令母親長期住在牛棚接受勞改，取締她的醫生資格，衹能在校醫院的厠所打掃衛生，并不准回家。那時，父親早已被驅趕出北京，在河北一個縣醫院工作，文革當然又再被揪出來批判，大姐已出嫁不在家住，哥哥遠在四川一個鐵路醫院，家裏衹剩下我一個人。我們家本來住在一個四合院，大約十間房，文革初期被迫將房產自動交給國家（不交不行），衹給我和母親留了兩間房，一大一小，小的那間作厨房用，大的那間放了一張大床和一張單人床，既是客廳又是睡房。母親不在家了，抄家的也都不見了蹤影，二姐就回來了，她當時開始拍拖，所以跟同爲科大的同學,邵姓男朋友一起來了。這個男友後來就成了二姐的丈夫，此人是上海人，父母是上海郊區的農民，文盲，連普通的家信都要找人讀給他們聽，這男友的哥哥在朝鮮戰場上死掉，所以他家除了貧農還加上了烈屬的稱號，出身可謂紅得發紫。
我後來分析，當年二姐雖百般與家庭劃清界限，依然得不到學校和同學的信任和認同，於是接受了這個人的追求，無論如何，與其結合等於是給她自己找了一把大紅傘，在這把紅傘下，我們的黑五類家庭會暫時被他人忽略不計，這在文革時期成爲很多出身不好的女孩子的選擇；另種可能就是二姐憎恨自己出身這種家庭，情願找出身好的男子拍拖并以身相許，藉以洗刷自己的家庭帶給她的罪惡感。這兩種可能，當年在二姐的身上都應存在。
就這樣，二姐的男友在我們家最低谷、最無助的時候走進來，大概因爲出身好吧，這傢伙説話非常大膽，跟我們這種成天提心吊膽的黑五類子女完全不同，他甚至當時就敢議論江青、林彪甚至毛，我聽了都嚇一跳，是否因此而令二姐對他臣服，就不得而知。其實當年北京的民風還相當保守，男女戀愛連手都不敢拉，擁抱更不用提，但是這個傢伙一來就與二姐睡上了母親的大床，前文已提到，大房間有一大一小床，我睡的就是那張小床---單人床，離大床衹有兩米多的距離。我當然不能説什麽也不敢説什麽，任他們願意做什麽就做什麽吧。那時所有學校都停課了，他們倆整天帶著我滿北京的玩，八達嶺、香山、櫻桃溝，碧雲寺，騎車能去的地方差不多都去了，邊玩邊聊天，聽這傢伙説話的肆無忌憚和大膽出格，令我感覺似乎開了扇窗，甚至有些佩服起他了。
趁母親被關牛棚引紅狼入室
日子一天天過去，母親是68年7月初被關進牛棚不准回家的，不久他倆就進駐了我家。同年秋天裏的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下了，突然我在睡夢中驚醒，令我完全想不到的是，這傢伙居然爬到我的單人床上，死命地摟住我，我拼命想把他踢下床去，但我一個18歲的女孩子怎能抵擋一個23歲的男子的臂膀，他小聲跟我說，“你別動，我身體里有東西要流出來”，我説“你去厠所啊”，當時的我對兩性關係完全沒有概念，衹是兩脚不停地踢打，同時注意聽大床上的二姐有無動靜或反應，令我失望的是二姐一點反應都沒有，也許她睡熟了。不過在我的反抗下，他并未成事，也就是强奸未遂。此事過後的幾十年里，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二姐究竟睡着了沒有，直到許多年後，當我懂得了男女有了性行爲之後，女人是不那麽容易立即入睡的，這才恍然：原來二姐明知她的男友對我——她的妹妹性侵，她明明清醒著，卻不去阻止此事，而由自己的男友在這個沒有家長的家裏任意而爲。
衹不過這“恍然”是幾十年以後我才想到的，當時的我對二姐有的衹是懼怕，怕她生氣不高興。見到我不敢聲張，這傢伙後來又再故技重施了幾次，除爬到我床上之外，還有幾次我們出去看電影，他在燈光暗下來以後，抓住我的手放在他生殖器的位置，我想抽出手，他就抓得更緊。我還是不敢大叫，也不敢告訴二姐，我敢做的唯有跟他打架，一點小事我就鬧他駡他，甚至抽他耳光，他一副死皮賴臉的樣子，二姐見之居然無動於衷。我不知道應該怎麽解釋我這二姐的行爲，恐怕她自幼就沒有那種保護妹妹保護弱者的意識，或她從心底就厭惡我排斥我，但我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這個與我同父母的二姐心腸狠毒、感情冷漠，這甚至跟文革沒有多大關係，是她天性即是如此。
次年春天，母親總算從牛棚回來了。不久，二姐和男友就跟母親説了他們要結婚的事，我記得很清楚，他倆是在那個小房間跟母親講的，那傢伙嬉皮笑臉地對母親說“你看，我們都好了這麽久了，也該辦事了”，我在門外聼着，母親毫無表情地說“我能説什麽啊”，意即同意與反對都沒有任何意義，那場求婚對話就那樣結束了。此事過後，母親就注意到我跟這個傢伙總是不對付，甚至見我竟然有次還動手打了他，就私下問我怎麽回事，我就告訴了母親她不在的時候，家裏發生了什麽事。母親沉默了一會，長嘆一聲，然後跟我説，這件事你跟誰都不要講了，他是什麽出身，我們是什麽出身，就算你說出去，別人也不會相信你，甚至不會同情你，再説，這種事傳出去，你以後還怎麽嫁人？很快他們就會分配工作了，很可能會離開這裏，離開北京了，你就把這事忘了吧。
果然，不久他們兩個都被分配到山西雁北，一個非常貧窮的地方。我當時一直認爲二姐是被矇蔽的，她并不知道她男友（後來是丈夫）曾經性侵我的事，所以，七十年代我曾多次托人或托列車員，爲他們帶去北京的食油、白糖、豬油、肉罐頭等，甚至有一年春節前還親自搭火車，轉長途車，給他們帶去北京的俏貨。我記得那天的天氣特別冷，我的眼鏡居然都從當中凍斷了。需要説明的是，儘管二姐對我從來都是一副冷淡加鄙視的樣子，但我心裏卻很可憐她，我在北京相對過著比較好的生活，而她卻要在那種貧瘠的地方過活，所以，一有機會我都會心甘情願，盡我所能地幫助她。記得七十年代中，我已開始了自學英語和鋼琴的日子，覺得不能讓共產黨浪費了我們的青春和時間，故，我也跟二姐提出她若需要任何教科書的話，我可以盡力幫她去找，但她的回答卻是“我現在最需要的是一隻可以燉湯的老母鷄，什麽都沒有能入口的美味更重要”，我就此再沒有提起類似的事，我相信這是受了她那個老公的影響。
母親萬想不到 醫囑變廢紙
1973年底，二姐在上海生下他們的女兒，隨後帶著孩子又回到山西。然而畢竟雁北生活疾苦，沒有足夠的營養品，一年後她帶著女兒經北京回上海，讓在上海的婆婆幫忙帶。在北京的那幾天，這個小外甥女整夜啼哭，滿周歲了，可囟門依然未閉合，母親憑她幾十年的小兒科經驗，一下子就診斷出她這瘦弱的外孫女患有軟骨病，以他們山西惡劣的生活條件而言，缺乏應有的營養而導致孩子患上軟骨病，并非罕見，於是，母親開了一大包維他命D以及鈣片等，叫二姐到上海後交給婆婆，并詳細寫出服用的藥量，開始量大一些，然後逐漸減少，大約半年以後就要停藥，因小孩的鈣質應該可以跟上了。然而，做了一輩子兒科醫生的母親，做夢也想不到她女兒的親家竟然是一字不識的文盲，而她寫的詳細醫囑，對這文盲夫妻而言，無異于廢紙一張，而悲劇卻是發現這件事實，則在將近一年以後。
1975年大約夏天，母親寫了封信給二姐，問她女兒怎樣，停藥了沒有，當時的通訊唯有信件來往，於是二姐收到信，先寫信到上海問情況，然後上海的公婆再托人寫信到山西，最後二姐的信才悠悠地從山西寄到北京，母親見信就傻了:信上説那些藥一直在給小囡服，沒有停過，母親神色凝重地跟我說，即使現在馬上停藥，也晚了。怎麽呢？因鈣質過多會積沉在孩子身體裏，并直接影響到孩子的發育，她說現在還不知道這些多餘的鈣質會積沉在什麽地方，衹能慢慢觀察。從那年開始，母親一直密切觀察那個孩子的發育情況，卻又不便跟二姐說，怕她有思想負擔。小囡長到5歲，雖比同齡孩子瘦小，但總算智力未受影響；10歲了，小囡依然瘦小，并顯然比同齡孩子矮小；15歲時，差距更明顯了，那孩子一直保持10歲的身形，一直到20歲成年都沒有改變過。母親跟我説，這孩子的鈣質應該沉積在長骨了，所以14及15歲時應該長盆骨的時候，她的發育已經停止了。母親從這個外孫女小時候就擔心鈣質積沉會否造成侏儒，長大一點又擔心她智力受損，最後，長骨停止生長，又擔心會否有月經，有了月經後又擔心她今後的生育問題。移民加拿大前，我見到這個外甥女的時候，二十幾歲已經讀大學的她，身形完全像個尚未發育好的小學生，而且自尊心極强，不許任何人對她的身形有任何評論，家裏人也不例外。
創傷壓力失調 導致遺忘
1980年我移居香港，生活發生了改變，爲了生活我要努力賺錢養活我自己，命運對我還算不錯，香港也給了我很多機會，我甚至從1985年開始一人打四份工，寫專欄（兩三份報刊），明報做編輯，香港電臺作國語主持，在家教鋼琴，每天都忙得暈頭轉向，最後1990年經檢查發現肚子裏長了兩個大瘤子，俗稱巧克力瘤，做手術後依然恢復欠佳，於是我放下香港的一切，跑到美國西維珍尼亞念書，目的是解決英文問題，及恢復健康，兩年後回港。在美國那個小城雖然清靜，但我忙于學英文，做功課，寫兩張報紙的專欄，後來小城有人知道我是香港女作家，又多了好多人好奇來訪問，總之忙的不可開交。1993年回港，又應邀到港臺主持一個小朋友的國語節目，直到1995年申請移民，次年批准，年底成行并定居溫哥華。
羅列了這麽多我的生活軌跡，是想說一件我自己至今都很難解釋的事情:當年（1968年），二姐的男朋友不僅非禮了我，更性侵未遂，此事當然對我傷害甚大，後來我自己交了男朋友，情到濃時，男友想有進一步要求，我馬上變得不可理喻地憤怒,對方認爲我太莫名其妙，那是七十年代，我與男友什麽都可以講，但惟有這件事，我沒有勇氣説出來。心理學有種解釋是：創傷壓力失調後遺症；在香港我可以跟朋友們説到文革我家裏發生的事情，但此事我從未提過。就連1990年我寫的【京華黑五淚】也沒有提及，當然我不是不願提，而是完全忘掉了，正如母親當年跟我講的“把這事忘了吧”，而我就真的忘掉了。也許被香港忙碌的生活完全掩蓋了過去，也許在我的心理自動調適中，對不堪回首的事情不再回想，就這樣，我不知不覺地把這段痛苦的經歷鎖進了記憶深處。
塵封記憶 竟如此被打開
1997年移民加拿大定居溫哥華之後，次年春節我回到大陸，并親自到桂林----二姐居住的城市（他們已從山西調到桂林），問她的女兒小燕願不願意移民加拿大，我可以幫忙。我早就知道小燕想出國，因在大陸總是有人有意無意地嘲笑她的身材，弄得她非常惱火，我告訴她們，在加拿大即使傷殘人也不會被人嘲笑或歧視的，得到她們的同意，我就開始幫這個外甥女做各種移民需要的準備，當然包括向移民局報備的財政支持之類等。當時我確實無條件的願意幫助他們，是因我們四個兄妹中，這個二姐境況最差，大姐已移居香港多年，并持有法國護照，哥哥在廣州作麻醉醫生，同時又是麻醉主任、教授，經常被邀請到國外參觀、學習、旅游，但這個二姐如果我不伸手幫助她女兒出國的話，憑他們自己真是很難走出國門。
就在次年，因移民局需要小燕提供一些資料文件，於是我打電話到桂林二姐的家，但小燕和她媽媽都不在家，衹有那個傢伙聽電話，他説“她們都不在家啊，就我一人在，我想跟你説啊，對不起啊，我當年不應該對你做那樣的事，嘿嘿，對不起啊”那口氣還是像當年的死皮賴臉，而我一句話也沒説，腦海裏卻豁然打開了那個塵封已久的記憶，一陣惡心涌上心頭，他在電話那頭還在說“哎，是不是你至今都沒有結婚，跟我當年做的那些事有關係啊？”聽到這裏，我依然沒有說一句話，無言地將話筒放回座機上，心裏除了惡心，還有無盡的自責，我怎麽這麽大的事情竟然忘掉了呢？從那天起，我不再過問他女兒小燕的移民之事，直到2000年她的移民批下來，然後她從大陸飛過來，我在機場接機，告訴她，我給她另租了房子暫住，租金我來付（我付了近半年租金，直至她找到工作），我確實不願她住到我家。我其實很想告訴她，她的父親當年對我做了怎樣的事，但轉念一想，她剛移民來，聽到自己父親做過的齷齪事，豈不崩潰? 心想過幾年她穩定下來再告訴她吧，哪裏想到，幾年後這個受我幫助過的外甥女竟視我如陌生人了。
從二姐女兒小燕來溫之後，雖然我沒有讓她跟我住在一起，但我和老公盡量幫助她，所有當時她用的家具、被褥、電器等全是我們爲她買的，每周末還會帶她出去餐館吃飯。記得2000年夏天小燕移民之初，我跟她曾經在我家裏有過一次很深入的談話，那時她對我還是比較信任的，她談到她的母親，也就是我的二姐，在家裏是如何强勢，對她這樣一個獨生女兒也是常常聲色俱厲，她在學校的功課已經是名列前茅，回到家，做母親的不僅沒有一句誇獎，反而冷嘲熱諷地說----有什麽了不起，我當年在學校的時候，比你考的分數高多了。外甥女還講到一件事，留給我深刻印象，她説她的父親（即那個傢伙）從來不被外婆接受，根本就是看不起她爸爸，八十年代她和媽媽（二姐）多次赴港探親，但外婆從來沒有邀請過她爸爸一起去。我這才想起來，母親雖從未出聲斥責過這個女婿，但自從移居香港後，祇允許二姐帶她的女兒來港探親，對這個女婿則隻字不提。恐怕二姐心裏也明白母親對她的老公并不滿意，因此每次來港住一兩個月期間，從來不提她的老公，好像她沒有老公一樣。聽小燕如此投訴，我才明白了：母親其實從來沒有忘記這個“紅色”女婿當年的流氓行爲，2000年她過世之前，確實從未邀請過這個傢伙來港。
黑五類家庭的一朵奇葩
後來，我給這個外甥女介紹了一間教堂，讓她通過教會活動認識多點人（很多人都是這樣的），第一次我開車帶她去教會，第二次就有教會的人開車帶她去了，之後她與我的關係就變得越來越疏遠，越來越冷淡。2004年她要結婚了，對方是臺灣人，患有嚴重小兒麻痹症，兩腿完全不能直立，衹能靠輪椅行動。此人結過婚，離婚，有兩孩，十幾歲，比小燕大十歲。我當然很驚異，怕她沒有考慮好，就把她請到我家，談了一個小時的話，我老公用英文也跟她談了一個小時，好心告訴她，我們并非歧視，而是讓她明白與傷殘人生活的各種不便，重要的是同情并不等同于愛情，云云。小燕從頭到尾一句話不説，嘴抿得緊緊的，怎麽問也不答話，就如同年輕時的二姐一樣。我心想該説的都説完了，隨她去吧，婚禮我們去參加了，之後她跟我更加疏遠，如今完全中斷了關係。後來從他人處得知，這個外甥女完全否認了我曾幫她移民來加，大言不慚地跟別人說移民是她自己辦成的，我聽了，笑笑，無言。
二姐當時對小燕要嫁給一個傷殘人的事實，開始完全不能接受，那時我們還有聯絡，她每次在電話中都哭泣不止，2004年舉行婚禮的時候她跟老公從大陸趕來參加，整個婚禮中二姐都不斷在抹眼淚。此前我曾跟她說，你可以跟教會的牧師表明，你不願意女兒嫁給這個人，但她不敢，連嘗試都不敢。婚禮完以後，小燕老公出資請他們去加拿大東部旅游，他們回國之前，我說這女婿對你們不錯嘛，你應該感謝他啊，二姐立刻恨恨地說“他應該的，我女兒都嫁給他了，他還不應該請我們啊”。
後來二姐夫婦在女兒的幫助下也移民了，開始我們還見過幾次，但每次見到那個傢伙，我心裏都感到説不出的恥辱與反感；另方面，上面講的我所有經歷，都跟身爲猶太裔的老公講了，他深深瞭解猶太婦女在戰爭中所受到的欺凌(在他心目中，文革就是一場近似戰爭的歷史事件），因此對我的遭遇深表同情。他對那個傢伙非常反感，我也不想再跟他們有任何聯係，也實在沒有必要跟他們再有來往了。人生本來就很短，何必浪費時間和精力在這種人渣上面。雖然我并不太相信善惡有報的民間説法，但在我家這個故事當中，有明顯四個字出現在此段歷史的背景圖上，讓我很難解釋。
這篇往事的回憶，在老公的支持下，我下了很大的決心才寫出來，也寫了好多天才完成，其實也是忍著心痛和淚水寫完的，這也是我第一次向人披露這段歷史。猶太人自從二戰結束以後，每年都在世界各地舉辦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并邀請受害人親述當年的痛苦經歷，以提醒後人杜絕這反人類的戰爭行徑。如今，當年的受害者大部分已然辭世，但這種紀念活動并未因此而結束，改由受害者的親屬(或子女，或孫輩)上臺代言，真正的“子子孫孫無窮匱也”，我在溫哥華曾參加過幾次了。這就是猶太人對待歷史的態度，實在值得國人藉鑒。
文中這個二姐，是她首先引狼入室，最後禍及她自己的女兒，夫復何言？我曾幫過她的女兒移民來此，并想幫她改善生存空間，豈知命運仍如此安排，或許這就是她的命吧。這一段被撕裂得不成形的姐妹關係，成爲了出身黑五類家庭子女的一朵奇葩，并延續到第三代身上。這件發生于1968年的不堪往事，至今整整50年，雖回味起來苦不堪言，但仍值得我們每一個人思索再三。
【2018年3月20日】
【2018年6月刊于開放網及獨立中文筆會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