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有一件事情始终困扰着我，那就是1977年的恢复高考。几乎所有的说词和文章都是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邓小平决定恢复了高考，不仅改变了几十万知识青年的命运，也挽救了整个中国的教育事业。可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却不是这样的；
1977年五月份前后，我们组里的知青们私下传递着一个惊人的信息：北京正在讨论，决定恢复高考的事，知识青年可以不经推荐直接参加高考了。对我们那些招工没名额，回城没后门的知青来说，无疑是漆黑的山洞里透进了一丝亮光。
（在此特别感谢一位蚂蚁不愿透露其姓名的女知青，是她最早向我透露了恢复高考的消息。若没有她的大力协助，我考上大学是不可能的，可是，后来我连当面感谢她的机会都没有。想到这里，内心十分不安！）
从许多资料上看，当时的邓小平还没有恢复工作，他的首次公开露面是在1977年的7月，那个时候中央内部已经就恢复高考的许多政策酝酿过了，邓小平担任副总理后不过是顺水推舟地通过了几个文件，十月份才公布全国。再说了，当时的华国峰不仅担任着党中央的总书记，还是国务院总理，怎么一说到功劳，就一古脑算到老邓头上了呢？往事重提不是要抹杀邓小平对改革开放的伟大贡献，而是希望还历史一个清白，为华国锋先生鸣不平。
这是本人保存的1977年11月8日山东省《大众日报》第三版上刊登的高考招生简章, 此时离考试仅有一个月了。
好了，此话跑题了。话说我们组里的一些知青在麦收前后就纷纷开始了“地下复习”活动。为什么要“地下”呢？那是因为文革后期人们的思想还没有从极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上大学实行的还是“推荐为主，考试为辅”的那一套。如果依然是推荐为主的话，象我这样一些没有家庭背景的知青很可能没有组里其他人的机会大。如果考试为主，任何人的机会都是平等的，能不能上大学就看个人的成绩了。所以，组里的许多知青都憋着一股劲的，决心在高考的关头与其他人一争高下，跳过龙门，逃脱农村的艰苦生活。但是，同时还要避免被带队干部知道，万一被扣上不安心“扎根”农村，不愿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将来政审通不过就麻烦了。
同几位知青一样，我也胡编了病症，甚至放弃了民办教师的位置请假回城“休息”。有一段时间，组里跑的几乎没人下地干活了。当时教育部的高考通知还没有公布，考什么，什么时候考谁都不清楚，我们只好去请教过去的中学老师。他们根据以往的经验，给我们列出了复习纲目和必读书目。
那时也找不到复习资料，无非是把尘封几年的中学旧课本找出来。不翻书不知道，一翻书就傻眼了。因为上中学时闹革命太多，许多课程根本就没学或者学的很肤浅。虽然中学时代我的学习成绩还算不错，也基本上忘光了，所谓的复习也是从初中再来一遍，几乎是从零开始。但是，要想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把初中到高中四年半（注1）的数理化语文历史政治几门课程都过一遍，似乎又是不可能的。
我们都感觉时间很紧张，但这是一个玩命也要抓住的机会。 为了集中精力和抢时间，夏天里的两个多月我将自己关在屋里，白天也拉上窗帘，桌子开一台灯，只有一束光照到书本上。困了，累了就用冷水洗一把脸，填鸭似地死啃书本。有时也去中学请教老师，他们倾其所知辅导我们，给我们出模拟试题，但不求任何报酬。文革十年，把他们折腾苦了，也知道我们这一代被耽误了，能帮我们考上大学，成了老教师们的最大心愿。
尽管不愿回乡下，也不能老待在城里，因为当时的带队干部杨老师一个劲地捎信催我们。陆续回村的知青下地干活时都用书包带着复习资料，劳动间隙就在地头上看书。到了晚上，政治学习也没人组织和参加了，几乎每人都在宿舍的煤油灯下苦读。
那昏暗的煤油灯火苗豆粒般大小，上面拖着长长的黑烟，熏的脸和鼻孔都是黑的。冬天来临了，宿舍里没有炉子，夜里冰窖般地冷，早晨起来牙膏都挤不出来。为了抵御严寒，我们就坐在被窝里，披着棉大衣看书。当考大学成为大家一致和公开的行动的时，带队干部也无可奈何了，因为没有人再坚持“扎根”了。记得杨老师在一次知青全体会上大发牢骚：“照这样下去，贫下中农的孩子就不能考大学了！”他说的基本是事实。
1977年的高考是各省自行名题和组织考试，山东省的高考于12月9日至10日举行的。那天我们冒着严寒，顶着狂风步行十几里路到公社联中参加了考试。我们组三十几名知青和其他组的知青几乎全体出动，还有公社的200多名民办教师，大约300多人参加了那次考试。看现在的高考，父母都守候在考场门外，水呀饭啊的伺候着。可我们考试那天，中午啃的是自己带的凉干粮，连口热水都没得喝。下午考完还要步行回村，第二天早晨再赶回来。
记得第一天语文考的题目是“记一件难忘的事”。写作是我的强项，从小到就喜欢写东西，写一篇记叙文对我来说太轻松了，复习中也提前做过类似的练习。看过了题目信心十足，洋洋洒洒地写了起来。一张纸写满了又申领了第二张，早早就完成了答卷。后面的考试也基本顺利，还是有的内容复习时没有涉及到而答的不准确。不过，几个月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没有象“张铁生”那样交了白卷。当完成最后一份答卷走出考场时，感觉天空是那样的蓝，呼吸是那样的舒畅。
话说回来，我们这些丢掉了书本好多年的知青还能考上大学，不是因为聪明，而是那年考生的水平普遍很低，如果让我们那些人同后来的应届毕业生一起高考的话肯定没戏。那年，我们公社一共考取了六位大学生，一位走读生。其中这六位大学生全是知青，且四位出自我们知青组，只有那位走读生是公社马疃联中的民办教师。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我们集中回公社（当时蚂蚁刚刚就工回城），然后到另一个公社名为“红沙沟医院”的地方去查体。公社教育组长感慨地说：看吧，七位大学生有六位来自城里，这就是农村的教育水平！
这是本人三十年前从初中到高中的成绩单和在农村填写的选拔学生登记表（草稿）
当年我们公社考取的六位大学生中，第一位曾经与我在知青宣传队里同台说过相声的韩汇泉，他早已获取美国医学博士学位，目前定居加州；第二位曾经与我一起钻过防震棚，睡过一个被窝的刘先生，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山东寿光和青州市的负责人，据悉山东寿光蔬菜大棚就是在他任上发展起来的，后来在国务院某局工作；第三位是大盛知青组组长尹攀，曾在政府部门工作过，后来随取得美国博士的太太移居美国波士顿；第四位曾当过我们知青组的组长齐先生，现任国内公司公干；第五位就是最没出息的蚂蚁本人，如今流浪落魄到北美一隅，在这里瞎编酸文。
1977年底，我离开了生活了两年半的农村，踏上了人生的另一旅程。三十年后写这些短文，纪念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11/27/2008 写于多伦多
注1。文革中我们那一届学生，小学上了五年半，初中上了两年，高中又拖了半年才毕业，因此是四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