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农村总共待了两年多，这两年中的两个中秋节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一．1975年的中秋之夜
前面说了，我们那一批知青下到马疃村是在1975年的8月中旬，下乡后马上参加了秋收劳动。秋收后不久就是中秋节了，大队里给知青们送来了苹果、花生和月饼，还杀了一口猪，准备让知青们在乡下过一个快快乐乐地的节日。那天晚上，大队牛书记和其他的干部们都来了，知青小院里摆开了三张桌子，上面摆上了苹果、花生和几个菜 （好象是猪肉炖扁豆，猪肉炒芹菜，炒花生米之类），还有几瓶红果酒。按照规定，知青是不准喝酒的，于是经过牛书记和赵叔叔的特别协商，白酒就免了，弄几瓶苹果酒还是可以的，甜水一般，不算违犯纪律。
顺便提一下，当地的人讲话“牛”和“油”不分，因此“牛书记”听起来就象是“油书记”。不过，牛书记是个很不错的村支书，对知青也是很照顾的。
晚上，月亮升起来了，知青小院里洒满银辉。几张桌子上，男女知青和大队的干部们品尝着美酒佳肴，畅谈着下乡以来的感受，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大家欢声笑语，其乐融融。谁知，乐极也生悲；男生那桌上，几个人因为喝酒嚷嚷了起来。大概是高军划拳作弊，输了又不肯喝酒，于是几位男生要逼着他喝，高军起身逃离，几个人去追。小院有多大，高军没逃几步就被追上了，几个人围上来抬起了高军要打他的夯，墩他的“屁墩”（这几位“壮汉”的名字我就不讲了，怪不好意思的）。
其实墩“屁墩”算不上一项出格的惩罚，问题是事有凑巧。墩了他几下后，几个人竟然不约而同地撒了手，把高军重重地摔到了地上。只听“哎吆”一声，高军就躺在那里不能动了。起先大家还以为他是装蒜呢，可过了一回他还躺在那里哼哼，于是围上去一看，真的出问题了。你能相信么，这么大一个院子，到处都打扫的干干净净，唯独剩了一块半头砖，高军就恰好落在了那上面，而且正中腰脊椎，于是他就疼地晕了过去。
一看出了事，大家都慌了，七手八脚八脚地想把他扶起来，可越扶他“哎吆”的越厉害。牛书记立即派人去喊来了队医，队医来到后察看了高军的伤势，估计大概是伤到脊椎了，最好送公社医院去检查。于是牛书记火速让人找来了一辆地排车，上面铺上了被子，把高军小心翼翼地抬上了车，赵叔叔安排组里四个男生，记得有张利国，刘育东，宋伟建和我，轮流拉车和照顾。
好端端一个节日就这样过不成了，一路上大家默默无语，只听得“沙沙”的脚步声和喘息声。从马疃到公社医院八九里地，大概一个来小时就到了。高军被送进了急诊室，我们焦急不安地在外面等着。望天上，那轮圆圆的月亮也变地黄不拉几的，就象各位拉长了的脸，一点都不好看了。
经过检查和诊断，医生说高军是腰脊椎挫伤，幸好没有错位，但需要在医院里观察一段时间后才能出院。那天夜里，高军被送进了观察室，挂上了吊瓶。也不记得是谁的建议了，我们几位轮流给他搓脚，搓手，按摩四肢，以帮助他改善四肢的血液循环，希望他尽快恢复。说真的，长那么大，还没出那样的力照顾过任何人，那天是第一回。
第二天上午我们几个才精疲力竭地回到马疃，好象高军在那里住了几天才出院，又回潍坊去休息了一段时间后返回知青组。本来瘦弱的他，从那以后就有了腰疼的毛病，干不得出大力的活了。
二．1976年的中秋节
1975年元旦前后，原来大官庄、大盛等几个知青组早一年下乡的人全部就工回城，给他们盖的宿舍因此空闲了起来，于是，公社重新调整了牛沐公社知青组的布局，东田庄知青组搬往大盛，大官庄知青组搬到了大官庄。
调整男生宿舍的时候，我跟小杜（现在是老杜了）住一间屋，留一张空床给病休中的刘克强，可是高军却没人愿意跟他住一间，因为他不太讲卫生，还吸烟。于是，高军去找我商量，想住到那张给刘克强预留的空床上。我跟小杜商量后同意了，但要约法三章：第一每天要叠被子 （他如果不叠，我就帮他叠）；第二维持好室内卫生；第三不许在屋里吸烟。这些高军都答应了，于是我们仨就住进了一间屋。
应该说高军严格履行了诺言，跟我和小杜相处的很融洽，我们屋的卫生也是在前院维护的最好的（呵呵，自我感觉良好），当然跟后院的女生宿舍比或许有差距。春天来了，我在窗前种了几株喇叭花，还用上了一点化肥，那花长的哇，真叫一个烂漫啊！门前开满了喇叭花不说，那花还沿着绳子和开着的小窗爬进了屋，又沿着蚊帐绳几乎宛然到了我的床前和蚊帐上。张大爷平时就喜欢到我们的屋里坐，他夸我们的那里比女生们的宿舍还好看！
不说我们的屋了，转眼过了夏天，到了1976年的中秋节，那天大队张书记跟带队干部老师商量，准备“弄个耍”。于是杀了一口知青组自己养的猪，做了一些菜。还是跟去年一样，大队的干部们都来了，大家喜气洋洋，准备晚上开怀畅饮，欢度佳节。
还不到晚上呢，伙房里正在忙活着，前院里高军就跟另一位知青（不提他的名字了，大家知道的）打了起来。我那天在后院帮炊，闻声赶往前院，一进活动室的后门，就看到高军和那位知青正在那里推推搡搡。高军力气小没占着什么便宜，于是冲出了活动室的前门，看样子试图在前院的地上“噱摸”点什么玩艺儿还击。
活动室的窗前有一副单杠，靠墙边还有几个水泥做的举重用的杠铃，那都是从前的知青留下的。气急败坏的高军“噱摸”了一圈，冲到那几个杠铃那里，弯下腰试图抱起一个，可是还没等他直起腰来呢，紧随其后的那位知青又给了他一拳，只一下，高军就“扑通”一声面朝下栽地上了。
后面赶来的我们一拥而上，把那位知青推到了一边，谷卫民跑到了高军跟前，把一动不动的他翻了过来，只见高军双眼紧闭，牙关紧咬，已经不省人事了。懂一些医疗知识的谷卫民恨劲掐他的人中，揉他的脸部，也都没有任何反应，谷卫民说他有点抽风的症状。
有人去村医务所喊来了队医，队医赶来察看了一下，建议立即送公社医院。于是，大家又忙着这张罗车，铺被子，抬人。唉，什么命运啊，可怜的高军，连续两年的同一天被急送医院抢救。
不过，这次没有上次那么危险，只不过是气迷攻心罢了，到公社医院打了打吊瓶就恢复了。事后大家一直谴责那位打人的知青，要他向高军道歉，怎么没轻没重呢？其实也难怪，都是年轻人嘛，而且在气头上。说起来他俩平时关系还不错，基本没什么冲突，也许是一时失手吧。况且事发之后，他也跟着去了医院尽心照料高军，也算是对犯错的一种补偿吧。后来，高军出院后，那位知青在全组会上做了检讨，并向高军道歉，于是他俩的友谊又恢复如初，此是后话。不过，两年的折腾，高军的伤疼算是中下了，且这病痛将伴随他终生，有诗为证：
玩笑人生闲话长，两度中秋夜未央，高君人生最悲凉，终生伤痛缠病床。
08/04/2016 写于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