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粤人赴澳留学档案汇编《台山篇》(6)——伍亚德
伍亚德(Ng Ah Ack)，大清国光绪三十三年(一九0七年)八月廿四日出生于新宁县上坪村。他的父亲是伍年(亦称伍亚年，Tommy Ah Nam，或者Thomas Ah Nam，Ah Nan)，大约是在一八九二年左右，跟随乡人一道赴澳洲闯荡，最终定居于鸟修威省(State of New South Wales[现译“新南威尔士州”])内陆的农业种植区週弭(Junee)小镇，种植果蔬并经营生果蔬菜铺。按照惯例，他以自己的名字伍年(Tommy Ah Nan)作为铺名，生活稳定。
一九二一年，澳洲实施《中国留学生章程》，正式准予中国青少年儿童赴澳留学。此时，伍亚德年满十四岁了，已在家乡读了几年书，在澳洲的父亲伍年遂决定为其子提出申请，办理伍亚德来澳留学事宜。这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伍年便备齐护照和签证申请材料，填妥表格，提交给位于美利滨(Melbourne)的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办理其子伍亚德前来澳洲留学。他以自己经营的“伍年菜园”亦即“伍年”号果蔬店铺做保，承诺每年供给儿子膏火费七十镑，亦即包括其学费和生活费等开销，准备将其子办理来到他目前打拼的小镇週弭学校(Public School of Junee)念书。
这一年因办理中国学生护照的申请较多，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就显得较忙，但还是尽可能快地处理这些申请材料。为此，三个多星期后，到十一月廿八日，中国总领事魏子京就为伍亚德签发了中国学生护照，号码为119/S/21，并在三天之后从澳洲联邦政府内务部那里为其拿到了入境签证。随后，中国总领事馆便将伍亚德的护照和签证寄往他在中国的家乡，以便其尽快安排前来澳洲，开始其留学生涯。
但伍亚德并没有立即启程前来澳洲，而是等了二年半的时间，才于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搭乘“域多利”(Victoria)号轮船，与比他小一岁的堂弟伍亚称(Ng Ah Chan)结伴同行，从香港抵达雪梨(Sydney[现译“悉尼”])，进入澳洲，开始其留学生涯。此时，还差两个月他就要满十七岁了。之所以要等二年多的时间才前来澳洲念书，也许此前正是伍亚德在国内读书不能放弃之时。有可能是在这二年多的时间里，他完成了在国内的高小或者初中的课程学习，然后才赶来澳洲留学。
但抵达澳洲之后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伍亚德都呆在雪梨，并没有立即进入父亲伍年为他安排好的週弭学校念书。原因是其堂弟伍亚称在赴澳途中的航海期间罹患了疥癣，需要在雪梨住院治疗，他也就一直在雪梨陪伴着堂弟，等待其康复。故当内务部于九月初致函週弭学校询问检查伍亚德在校表现的例行报告时，学校的回复是该生根本就没有注册入读。直到十月七日，伍亚德才得以入读週弭学校，正式开始其在澳洲的课程学习。学校的例行报告显示，伍亚德勤学好问，学习成绩令人满意，在校表现良好。
但伍亚德的上述良好形象只是维持了约二年的时间。到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底的学校例行报告送交上来后，内务部赫然发现，自九月份开始，这位已经十九岁的中国学生，突然拒绝去学校上学，哪怕是其监护人如何劝说，亦无法改变其决然之态度。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如此厌学，却并没有任何只言片语提及。伍亚德对在澳读书的态度，也许是他在学校里受到太大的歧视，也许是此时他的青少年反叛期刚刚开始，也许还有其它的原因。但无论如何，他的这一做法已经完全违反了《中国留学生章程》的条例规定，而且在劝说之后仍然不愿去上学，那么，内务部觉得应对之法就只有遣返一途了。为此，十二月一日，内务部函告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说明理由，请其安排遣返伍亚德回国一事。三个星期后，中国总领事馆回复说，在处理此事时发现，伍亚德的父亲伍年此时因回国探亲，人尚在中国，预计要到明年一月下旬左右返回澳洲。为此，建议等伍年返回之后，便立即将伍亚德遣返回国。因此时已是年底，学校也处于放假期间，内务部亦觉得此建议并不过份，也就予以默认。
为此事，内务部也曾指示雪梨海关密切关注伍年是否已经按期返回澳洲入境的记录，及时向上汇报，以便与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馆适时沟通，适时安排伍亚德遣返回国事宜。但直到一九二七年二月下旬，雪梨海关报告说，伍年并没有如期而归，预计还要三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能返回澳洲。据此，内务部只得指示鸟修威省警察局时刻关注伍亚德行踪，与其保持接触，以便到时要遣返他时失去了联络。据警察局驻週弭派出所于三月底提供的报告，此时伍亚德是住在他叔叔伍炳(Timmy Ah Ben)的菜园里。虽然平时言行举止并无不妥，就是不愿意去上学。根据伍炳的说法，伍年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会返回澳洲。待他回来后，其子伍亚德的事情就会作一个了结。为此，内务部于四月中旬致函中国总领事馆，敦促其立即安排，待伍年一返回澳洲，就将伍亚德遣返回中国。
一九二七年四月三十日，伍年终于抵达雪梨，返回澳洲。中国总领事馆遂进入程序，与伍年商讨，最终为伍亚德订好五月二十八日的日本轮船“安艺丸”(Aki Maru)的船票，由雪梨离开澳洲，返回中国。伍亚德在澳洲留学将近三年的时间，但真正的在校学习时间只有二年。其余的近一年时间里，不是旷课，就是等待遣返回国。待回到中国，伍亚德已经将满二十岁。
可是，七年之后，伍亚德又准备来澳了。这位二十七岁的台山青年此次并非要来澳留学，因为他早已超过中国留学生二十四岁的年龄上限，而是前来接替父亲伍年，待其返乡探亲期间作为替工，代其经营在週弭的果菜园铺子。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陈维屏致函内务部秘书，谓伍年近期打算回中国探亲，时间为一年，希望在其离开澳洲的这段时间，其果菜园生意由其子伍亚德代为经营。因其子曾在澳留学三年之久，熟悉澳洲情况，也是伍年可以信赖之人，故恳请内务部能准其所请，为伍亚德来澳工作颁发签证为荷。
内务部接到陈维屏总领事的上述申请后，便着手进行处理。对于几年前伍亚德曾因违规不上学而被遣返一事，内务部并没有纠缠不放，而是把重点放在伍年的商铺生意经营状况上。八月二十八日，内务部函请雪梨海关税务部门，就伍年商铺租赁情况及营业状况提出报告，以便定夺。税务部门行动也很快，通过警察局週弭派出所调查，于九月三日便提供了伍年商铺的租赁报告。派出所的报告显示，伍年在週弭居住已经多年，其经营的果菜园及其铺子的土地皆属于从当地的柯若礼地产行(Crawley Estate)租赁而来。作为这块土地托管人的律师，柯若礼(A. H. Crawley)先生表示，该土地承诺租赁给伍年及其家人五十年，但没有签订一个正式长期租赁合同，而是承诺每年续签下去；目前来说，托管人并无意中断这个租约。换言之，伍年可以继续年复一年地承租下去。而为经营这片果菜园，伍年有四个雇工，当然全部都是华人。此前伍年曾有三次回中国探亲，期间其果菜园生意皆由其兄弟伍炳代为照顾，但此时伍炳亦已返回中国探亲。由此看来，伍年的果菜园生意状况正常。内务部遂于九月二十八日致函中国总领事陈维屏，同意给予伍亚德入境工作签证，有效期为一年。条件是：伍年须在伍亚德入境后三个月内离开澳洲回国探亲，其生意由伍亚德代管照看；而伍亚德须在伍年返回澳洲后之一个月内，安排船票离境澳洲，返回中国。
但伍亚德在接到澳洲工作签证后，并没有立即启程前来，而是像他首次获得学生入境签证一样，又是一番长长的等待。直到两年之后，到一九三六年九月六日，他才乘坐“彰德”号班轮，从香港驶抵雪梨入境澳洲。按照原先的安排，伍年应该在十二月十九日乘船离开澳洲回国，但因生意交接以及其它因素耽搁，拖到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他方才在雪梨登上驶往香港的“吞打”(Tanda)号轮船，前往中国探亲度假，留下週弭的果菜园生意由儿子伍亚德打理。而伍亚德的十二个月工作签证有效期则从其入境之日起算，至其父亲离境，已经过去将近半年的时间。此次回来澳洲顶替父亲工作，伍亚德也给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叫做汤米(Tommy)，这样便于与当地人沟通、做生意。
一九三七年是非常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八月中旬，眼看就要到了伍亚德签证有效期的最后期限，可伍年却无法按期回到澳洲。此时，在华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步伐；而紧接着八月十三日的淞沪抗战，则标志着全中国抗日救亡伟大历程的到来。由此，战事弥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中国进入紧急状态，水陆交通受阻，伍年无法顺利返回澳洲已是不可避免之事。于是，八月十六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保君建致函内务部秘书，为伍亚德申请十二个月的展签。经过对週弭的伍年果菜园的一番调查，确认伍亚德继续履行着该店铺经理的职责，同时也对中日战事作出了长期胶着状态而影响伍年归期的评估，内务部遂于九月二十一日函复保君建总领事，为伍亚德办理了展签。
一年之后，同样的程序再走一遍，内务部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九日再次给予伍亚德十二个月展签。但到一九三九年，当保君建总领事以同样理由为伍亚德申请展签时，内务部却没有以前那样痛快，经过几轮的讨论，最终只给予伍亚德展签到这一年的年底。在回复中国总领事的公函里，内务部强调，这是最后的决定，无论届时伍年是否回来澳洲，伍亚德都得在签证到期后离开澳洲回国。也许是经过与伍亚德以及他的家族在澳洲的律师多方商讨，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一日，保君建总领事致函内务部，再为伍亚德申请展签半年。申请展签的理由是，伍年的哥哥亚金(Ah Gen)几年前在澳洲去世，其遗嘱执行人是伍年。现在其遗嘱律师唐利先生(F. J. Tanney)先生正在处理亚金所属遗产，可是他的遗嘱执行人伍年目前人在中国，唯有其子伍亚德目前可以替代他处理此事。但据律师估计，此项遗产处理需时约为半年，故希望内务部能为此通融批准。内务部在几个部门会商此事之后，觉得无法拒绝，便于十二月十五日批准，再给予伍亚德六个月展签，有效期到一九四0年六月三十日。
到了一九四0年六月十九日，因伍年还是不能从战乱的中国回来澳洲，保君建总领事再次为伍亚德申请一年的展签。这一次，通过海关税务部门及警察局核查了伍亚德经营所得及课税情况之后，内务部觉得他还是在正常经营，便直接批复如其所请。内务部更于八月一日直接通知伍亚德，谓其签证有效期从六月三十日起算。到一九四一年，因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伍亚德已经失去了与父亲的联络，保君建总领事只得在六月十一日再次为他向内务部申请一年的展签。经过二个多月的从地方到部里职能部门的多次商讨及核查，也考虑到中国的现状，内务部于九月十日函复，批准展签，有效期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三十日止。
伍亚德的留学档案到此没有了下文。考虑到一九四一年底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日本突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澳洲立刻面临日本入侵，故而澳洲加入美国对日作战，与中国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的盟国，所有当时在澳留学和工作的中国人此时皆一次性地给予三年签证；如果届时战争没有结束的话，还可续签。由是，可以想象或者推测，伍亚德由此而滞留下来。至于此后他是否最终归化澳籍，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档案发掘。只是目前为止，尚无法找到他此后在澳洲活动和生活的记录。
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伍年为申请儿子伍亚德来澳留学填写的护照和签证申请表。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驻澳大利亚总领事魏子京给伍亚德签发的中国学生护照。
档案资料出处：Ng Ah Ack - Student passport [1cm], NAA: A433, 1942/2/17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