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使额尔金要求在北京派驻使节，以便越过广州当局直接迫使清政府履行条约，以此不仅当作促进贸易的手段，也作为约束英国臣民的手段。他在写给本国政府的信中，流露出对于在华的英国人滥用特权的担忧。“我已经在我的同胞那里看到了比我过去生活中所看到的更多的、使我厌恶的东西。英国的外交已经获得了条约的特权，现在必须制止对它们的滥用。”-- 《额尔金伯爵的书信与日记》第212-223页。他的这项要求得到了美、法等国的呼应。各国都希望解决这个非经常性地拜会北京的问题。在现在和当时的西方看来这是国际惯例；在咸丰皇帝看来这是强迫他违反祖制，不可接受。几经交涉后他勉强同意别国使节可以不定期地诣见他，用‘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纳贡章程和礼仪。
这个旨意传达到了天津的谈判桌上。中方谈判代表、满洲大学士桂良向对面的外方代表解读：常驻使节可以，但要住在我们规定给你的驿馆，不得自行选址、出行不得坐舆轿、不得带随从、觐见我国皇帝要三跪九叩。
实际上在桂良向英方传旨的同时，北京朝堂上的文官们也在义愤填膺地痛切陈词。君臣们已经猜到各国的反应: 为了维护各国君主之间的平等地位，驻节公使必定不会对着中国的皇帝三跪九叩，这必然动摇朝贡制度，破坏中国的体制。以文官组成的激进主战派流着泪痛斥外国欺人太甚，不尊重天朝制度，可停在天津港的外国炮船却也是不容忽视的现实。最终在军事压力下清廷无奈接受这条驻节公使的条款，1858年7月3日咸丰帝批准条约全文，英法联军及各国谈判官员立即从天津撤走，速度甚至比1842年从南京离开时还要快。
危机刚一解除，皇帝就变卦了。为了能把他自己签署的条约撕毁掉，他甚至提出取消英国同中国贸易的全部关税，用以换取英国不在北京派驻使节、不来中国旅游、和放弃战争赔款。然而他这个天真的计划却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原因很简单：朝廷上下都指着这大笔的关税收入平叛太平军呢。事实上就在《天津条约》签署完毕，拿去向两国政府互换的时候，条约的主要谈判者桂良就已经和额尔金私下达成协议，不等互换条约批准书便让英国人勘察长江。于是1858年底，额尔金带了五艘战舰，溯江而上航行六百英里，通过镇江、南京、安庆、九江而达汉口，以便选择最好的新贸易口岸。以今日爱国者的眼光，桂良这是赤裸裸的卖国行径，可如果爱国者们穿越回去，坐在桂良那个位子上，极可能做出和他同样的决定。当然这个爱国者要听说过’不论白猫黑猫逮住耗子的就是好猫‘的理论并要深以为然。英国军舰勘察长江，不仅没有遭到中国地方官的抵制，在这过程中从镇江到南京再到上海的官员们还大力支持，并与额尔金又通过谈判签了一项新的税则和通商章程。在过去的五六年里上海的发展令人刮目相看，刺激的更多地方官想把自己治下的一片土地变成上海。至于中国的领土竟要永久租界给外国人，让红头阿三维持治安是多么丧权辱国的事，没有人顾得上这个。没人和钱过不去。长江下游的官员们主动邀请外国人深入中国腹地投资经商，而他们的贸易走到哪里，他们的军舰就护到哪里，这种严重的违反中国主权的行为竟没人在乎，可见官员们对想用关税收入作为抗击太平军军费的迫切心情，不难看出英中在贸易扩张方面的共同利益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天津条约》里新增了很多关于贸易的条款，主要集中在增辟条约口岸；确认外国投资者参与中国沿海和河岸运输业的权利；允许外国人持有护照在中国内地旅行；在叛乱被镇压之后立即开放长江汉口以下的部分；规定百分之五的进口从价关税和单一的、税率为从价关税一半的子口税；力主把统一的海关外国税务司职权扩大到所有条约口岸；最后，鸦片贸易合法化。鸦片贸易在太平天国的叛乱中稳步增长到了这种程度：外国和中国的鸦片进口商联合要求条约口岸的保护，而中国地方当局现在也对鸦片课以明文规定的进口税。
这些条款表明，外国商人及其政府和各条约口岸的清朝官吏之间的利益相通已发展到多深多远的程度。这种共同利益集中体现在镇压叛乱和制定扩大贸易方针的方面，这将给外国商人带来利润，给中国开辟财源，使清王朝得以挣扎求存。
不仅地方官员热衷于让出部分主权，让外国人经营漕运，甚至让外国税务司负责所有对外口岸的征税，中国的老百姓们也很乐意往外国人的管辖地界上跑。这简直是明摆着的道理。中国统治者对待老百姓的残忍与野蛮，让口头上最爱国的愤青们也情不自禁地用脚投票，只要他有选择。中国与西方尤其在司法管制上的文明程度相差实在太大。同样的案子若落到中国官员手里，你知道是何种下场。1873年发生在浙江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杨乃武的腿被反复夹断了三次；小白菜双乳被钢丝穿透，从肋骨两侧扎了出来。当时上海租界办的〈申报〉报道了这个案件，直感叹这案若由租界审判，断不至于此。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不断有外国官员呼吁中国政府废除酷刑，废除刑讯逼供，向文明世界靠拢，均被认为是多管闲事（当时还没有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说法）。中国存在上千年的凌迟维持到1905年才废止。在此之前每年被凌迟的罪犯有二百人。太平天国的女首领便是用这种惨绝人寰的酷刑处死的，整个过程被当时的外国记者全部记载并拍摄照片，刊登在欧洲报纸上。这种刑罚有时还会被天马行空地发挥 －－在1905年法国记者的报道中，刽子手每割下一片肉，还要将那块肉塞进受刑者的嘴里，让他自己吃掉，而围观的百姓大声叫好。西方在中世纪也普遍存在酷刑，但最残酷的比如轮刑也没到这个地步，况且随着中世纪结束都已被废止，距离他们在中国再次‘直面惨淡的人生’已经过去 一百年了。无外乎各国坚持要求领事裁判权，自己的国民若犯了中国的法，只能由自己来审判，坚决不能交给中国政府。这个领事裁判权是中国民族主义者十分痛恨的一条外国人的特权，也是证明中国与各国签订的是不平等条约的有力证据，然而却很少有人想过，人家为什么要这个治外法权。倘若现在的中国人被一个什么部落或者组织也如此这般的剐成一片一片的， 你是不是也会要这个治外法权，这是人，不是烤鸭。
这种对人权的蔑视，与现代文明的格格不入，直接导致了圆明园的被毁。
《天津条约》签署后，英法美三国各自拿着有中国皇帝签字的文本回国，让本国君主或元首批准，再送回中国互换。三强刚走，朝中主战派又重新抬头。一般说来，不当权而又无知的、专以上疏为能事的官员是最狂热的主战派，而少数不得不参加谈判的不幸者则是最懂得外国实力并每每发出＂我的国没那么厉害＂的扫兴劝告的人，代表人物是桂良、南京总督何桂清、和马上就要全权代理‘夷务’的恭亲王奕訢。
两派在北京争论的主要症结是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的问题，在广州争了那么久的也是这个问题。清廷虽然深感外国力量之强大，但对外国公使必须按朝贡使的旧规矩仍执着地坚持，稍稍超出这个规定，就会被认为有损于国家体制。由于帝国的统治如此高度地依靠它的威信，所以失掉这种威信就会严重削弱它在中国政治和社会中的权力基础。
1859年6月条约批准书由英、法政府送回中国，下一步是由使节将其递交给中国的皇帝。咸丰帝大为恐惧，命人想出各种阻挠办法，在上海换约，不行就在天津换约，总之使团不能进北京。这令英法两国既不理解也心生愤怒。他们已从桂良那里了解到了皇帝所渴望的东西：Kowtow.
这是‘叩头’二字的音译，是英国人专门为这一奇特的礼仪发明的新词。(顺便说一下现在的清宫剧里的磕头礼没一个是对的，都是被美化了的。真实的清朝时期的磕头姿势十分屈辱，网上有照片。)
这是‘叩头’二字的音译，是英国人专门为这一奇特的礼仪发明的新词。(顺便说一下现在的清宫剧里的磕头礼没一个是对的，都是被美化了的。真实的清朝时期的磕头姿势十分屈辱，网上有照片。)
关于Kowtow的争论可以追溯到1793年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事件。那时Kowtow就是引起马戛尔尼访华失败的主要原因。中国坚持马戛尔尼双膝跪地撅起屁股叩头出声，马戛尔尼说什么不干。他见了自己的君主都不下跪，为何要给你行这种屈辱的礼。双方僵持不下，而本来马戛尔尼是肩负着国王乔治三世的重托，满怀希望来和中国谈通商贸易的。为此英国备了厚礼，包括最先进的蒸汽机、枪炮、和装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军舰，还有一艘“豺狼”号补给船。而乾隆对这些东西都没兴趣。他只在乎那三次下跪，每跪一次磕三个头。过了70年，这僵局又回来了。经过桂良等人的斡旋，英国人最后的让步是，见了你家皇帝鞠五个躬，我们见自己的女王才鞠三个；这个提议自然也行不通。令英国人意想不到的是，美国公使华若翰竟然不在这上面纠缠，顺利地换好了约。美国和中国签的天津条约里，不仅没有令中国人不喜的三样条款，即开放长江贸易；外国人在内地旅行；以及赔款，还老老实实地按照纳贡的规矩，坐着简陋的小马车，不带随从，于东华门外下车，恭恭敬敬步行进紫禁城。他的做法让北京有了对英法两国强硬的理由：你看看人家美国人！你们为何就不能照办！英国使节为此不满地询问华若翰，见了咸丰帝有没有Kowtow。
由于英法两国坚决不肯下跪，清廷决定施行一个秘密计划，趁使团来京时将他们一网打尽。博尔济吉特家族最后的勇士、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预料他们将取道北塘进京，提前埋伏在附近准备突袭。他还用外国大炮加强了大沽的防卫，一切准备妥当，两国使团果然路经此地。当僧格林沁出现在他们面前挡住去路时，两国公使愕然不知所措。不让进京你可以提前说明，什么都不说半路上偷袭算什么。两国紧急派人调来上海的舰队，由于准备的极不充分，这次英国人损失惨重：死伤432人，四艘炮舰被击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