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为太平狗，莫作离乱人
——元·《幽闺记》
一
1949年的春天对于中共共产党人来说是无比美好的，但对于中国国民党人来说则是惨不忍睹的。在这个春天，国军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所向披靡锐不可当。
4月20日，国民政府谈判代表最终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第二天，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随即，中共第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席卷贵池、铜陵、芜湖、常州、镇江，并于23日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然后挥师上海。
4月24日，蒋介石率领儿孙在奉化母亲墓前最后一次祭拜，随即登上太康号军舰，离开大陆。
航行到吴淞口海面时，太康号军舰却停了下来。
原来，在蒋介石的随行人员里，有一位陶希圣先生。他的女儿陶琴薰还在上海，他非常喜爱这个女儿，因此，在这军情紧急千钧一发的关口，他竟然向蒋介石提出能不能让军舰停一下，他要去上海把女儿陶琴薰接出来。
蒋介石竟然答应了！
要知道，此时的上海已经被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围的如铁桶一般，全军将士枕戈待旦，只待一声令下，随时占领上海！
而第三野战军的炮火，已经可以完全覆盖吴淞口。
太康舰一停下，陶希圣就在军舰上给女儿发电报，约好在码头见面，然后乘汽艇上岸。
当然，女儿陶琴薰并没有跟他走。
她甚至没有和父亲最后再见一面。
我想，陶琴薰当时的心里虽然有不忍有悲悯有凄婉，但主旋律一定跟潜伏里的晚秋一样——
走要走大道
大道上阳光好
秧歌伴着锣鼓跳
青春扮做旭日早
走要走大道
大道上爱情好
匆匆的过客快忘掉
叛逆的心向着北方跑
走要走大道
大道上风景好
雄壮的兵马闪光的刀
崭新的山河翘望着拂晓……
1949年5月24日，陶希圣在他的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琴薰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
三天后，5月27日，第三野战军占领上海。
几十年后，陶琴薰支撑着病弱的身体，对儿子沈宁回忆了这段往事，她说：“你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你外公的请求，在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然而，无论是怎样的柔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
二
陶琴薰这个名字也许有点陌生，但了解一点民国史的人，一定不会对她父亲的名字陌生——名列中共于1948年公布的43人战犯名单的第41位：陶希圣。
外国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但中国的执政者身边总会有一些文化人。好听的名称叫“智囊”，难听的名称叫“御用文人”，中性的叫“文胆”。
陶希圣便是蒋的“文胆”。
陶琴薰的爸爸妈妈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对夫妇，他们生逢乱世还要托儿拽女，对人生的感触自然深刻。陶琴薰一直记得，在日军进攻香港的那个夜里，炮弹如雨点般落下，四周的建筑物都在燃烧，父亲陶希圣严肃的对孩子们的未来进行规划：将来你们一个一个都不要搞政治，还是学一点一技之长，自己养活自己吧。
我查过历史记载，那天是1941年12月8日的深夜。
进攻香港的是日军第十八师团。
这个十八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由三万多名北海道的产业工人组成。他们虽然是工人阶级，但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因此他们不知道工人无祖国这个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他们一心爱国。就是这个师团，最先踏破南京城门。大屠杀后即挥师广东，占领香港后兵出东南亚，无坚不摧。后来怨他们倒霉，在缅甸迎头遭遇孙立人廖耀湘，覆灭。
这是后话，不提。
还说陶希圣夫妇。
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他太太万冰如也是黄冈人。所不同的是，陶希圣是官宦人家，而万冰如却是书香门第。
1915年，16岁的陶希圣考入北京大学，师从沈尹默、沈兼士等大师。两年后，还在读书的陶希圣便娶了小他一岁的万冰如。黄冈风俗，男婚女嫁都是在孩提时代便订婚，都是两家父母做主。陶万两家也不例外，万冰如一岁陶希圣两岁的时候，两人便成了对方的未婚夫妻。
陶希圣他娘姓揭，揭你皮的揭。刁蛮远近闻名，人称“揭二娘”。还未嫁过去的时候，万冰如淘气的很，每逢这时，冰如的妈妈就拿她未来的婆婆吓唬她：再不听话送你到揭二娘那里打死你！
万冰如听了害怕，就能老实几天。
一个十八，一个十七，两个娃娃在乱世开始了婚姻生活。
当然，学业不能中断。陶希圣一到寒假暑假就急如星火般往老家赶，颠鸾倒凤，一刻千金！
寒假暑假的结晶是两个女儿的出生。
老大叫陶骊珠，老二便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陶琴薰。
两个女儿的出生带给万冰如的是空前的劫难。
陶家是大家族，大家族的所有是非陶家都有。陶希圣的父亲叫陶月波，他的官宦生涯就是做县长，清朝时在河南的夏邑、新野、安阳、洛阳、叶县做知事，民国不叫知事了，改任湖北黄陂县长。
这个基层干部是很厚道的，可惜他常驻任所，家里的大事小事都是揭二娘说了算。
万冰如嫁过来才知道揭二娘绝非浪得虚名，那强悍和刁蛮无人能出其右。从嫁过来第一天起，万冰如就从大户人家的娇女变成了揭二娘的佣人。
本来，在陶家做媳妇已经不如苦役了，偏偏又接连生了两个女儿！
陶家重男轻女，连生两个女儿就是一宗大罪。
揭二娘祭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圣人语录，要儿子休妻另娶。
可是陶希圣不愿意，别看是包办婚姻，小夫妻真有感情了。陶希圣告诉他娘：跟万冰如离婚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关键是她在咱家一点错都没有。而且万家已经不是过去单纯的书香门第了，非要蛮不讲理休了人家，人家的父亲在江西做官，人家的舅舅在北平做官，都比咱爹官大，他们要是为这事儿闹起来，咱家可绝对挡不住。
揭二娘怕官，不提了。
1922年，骊珠夭折。
陶希圣回家时才得知这个消息，夫妻抱头痛哭。
后来，万冰如也实在争气——揭二娘不是嫌她不会生儿子吗？她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
三
终于熬到陶希圣北大毕业，他先在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执教，而后又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找了一份编辑工作。
那时的北大不值一提，陶希圣回忆说：编辑是以学历定待遇的，例如美国哈佛大学博士，曾任国内大学教授的，月薪250元。若是英美著名大学的博士而未曾任国内大学教授，即为200元。日本帝国大学毕业而曾任国内大学教授，150元。日本帝大毕业未曾任教者120元。明治大学毕业者100元。国内大学毕业生亦有等次，例如上海同济大学及东吴大学毕业生90元，北京大学毕业生60元。我是北大毕业而曾任安徽法政专门学校教员，月薪定为80元。
可以自立了，陶希圣把万冰如接来上海。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了，陶希圣被国民党中央军事学校武汉分校聘为政治教官，开始与国共两党亲密接触。作为一个青年知识分子，在那样一个大时代里不受马克思的影响是不可能的，陶希圣的思想很快开始左倾。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件事，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共产党人。
▲图为陶琴薰全家福
那是农民运动方兴未艾的时刻，陶希圣在湖北担任中央独立师军法处长。他看到农会随便就可以枪毙地主，实在是一件既血腥又恐怖的事情，于是站出来阻拦。没想到在革命的大潮中，他的阻拦不仅不起丝毫作用，反被农会指控为“反动军人”，要枪毙。后来他向陈独秀求救，才保住了一条命。
他对政治绝望了，从此教书写作。
直到抗战爆发，他再度弃学从政，投向了国民党。
他的投向国民党，不能说不与一个人有关。这个人风流倜傥，气宇轩昂，写一手好文章，诗词歌赋无所不能。他们1928年在武汉结识，惺惺相惜，顿成莫逆。
对，汪精卫。
当然，蒋也是极为器重陶希圣的。当时，蒋与汪共同设立了一个指导全国舆论的机构，叫“艺文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的宗旨就是宣传抗战，鼓吹反共，周佛海任事务总干事，陶希圣任设计总干事。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陶希圣追随汪精卫当了汉奸。
其实，汪精卫后来的事态发展不仅有悖这伙人最初的计划，甚至也有悖汪精卫的初心。当时这些人是要避开日军占领区，准备在云南、贵州、四川、广东、广西等地，由与汪精卫关系较好的军阀朋友武力支持，建立与重庆抗战政府相对立的和平政府。
然而，当汪氏臭名昭著的“艳电”发出之后，原先说好的龙云、张发奎等将领却并没有响应。手里没有一兵一卒的汪精卫，哪有力量去建立政府？
汉奸阵营立刻爆发了争吵。
陶希圣以及高宗武、陈公博认为只要是在日军占领区外建立政权，最多算是对国民政府的背叛，而不是卖国。可是一旦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政权，卖国贼的帽子就摘不掉了。但是周佛海则主张识时务者为俊杰，要凭借日军的力量建立政权。
周佛海占了上风。
1939年8月28日，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了所谓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伪政府粉墨登场。陶希圣任宣传部长，五四著名爱国青年梅思平任工商部长，陈公博、周佛海等一干汉奸都各自委以重任。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决定开除这些人的党籍，国民政府随即发布通缉令。
然而，蒋介石却在公布通缉令之前，勾掉了陶希圣的名字。
其实，这仅仅是蒋认为陶希圣有才有思想，只是因为跟错了人而误入歧途，愿意给他留一个机会而已，却令日本军部及汪精卫一伙大为猜疑。
▲图为汪精卫与蒋介石
四
此时，万冰如正带着孩子们滞留香港。1939年10月，陶琴薰收到了爸爸的一封来信，爸爸在信中说：
“我自投到山穷水尽的境地，又不肯做山穷水尽的想头。譬如污泥中的一粒黄沙，自己不想做污泥，却已是污泥中的一份子了。有时一两个好友在一起谈起我们所处的环境，总觉得只有研究如何的死法：投水呢？触电呢？自戕呢？然而这一粒黄沙还有留恋着不能死的必要，我的名誉地位，是我自己从千辛万苦中奋斗出来的，为什么我要让它们埋没在污泥中自寻毁灭？”
18岁的陶琴薰从爸爸来信的字里行间读出了意味。
陶希圣追随汪精卫的初衷是对抗战前途的悲观，认为能与强大的日本进行和平谈判是上策。但是在跟日本人的谈判过程中，陶希圣渐渐明白日本根本不要什么和平，它的最终目的就是全面征服中国。
而汪精卫倡导的所谓和平，就是投降！
陶琴薰立刻把爸爸的来信拿给妈妈看，并且谈了自己的看法。
陶希圣的汉奸行为已经让万冰如伤透了心，如今看了他给女儿的信，十分紧张，赶紧把当时也在香港的陶希圣的学生连士元找来商量。连士元一边看信一边流泪，然后告诉万冰如，陶希圣还有一个信得过的学生叫鞠清远，此刻正追随在陶希圣身边，应该给他打电报，让他悄悄来香港。
鞠清远来了，他向万冰如和陶琴薰介绍了陶希圣如今的困境，由于没有家眷，单身一人，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不让陶希圣自己在外面住，一直住在汪家。而且因为陶希圣不甘心做汉奸，与汪精卫等人屡次发生冲突，已经引起了怀疑，受到76号的监视。并且告诉她们，一份卖国密约正在进行中。
两个学生一致的意见是：必须在卖国密约签字前把陶希圣救出。
万冰如听罢，沉思片刻，说：我带全家去上海，只有这样，才能有借口让他离开汪精卫家，然后再想办法。
连士元和鞠清远虽认为这也不失于一种办法，但又担心万冰如一家全部陷入虎口。他们把担心对师母说了，万冰如淡淡说：事到如今，一切都顾不上了。
▲图为陶希圣与万冰如
1939年12月13日，万冰如毅然带着五个儿女来到上海。
一下子来了六口人，陶希圣便有了在外租房的理由。他在法租界租下一幢房子，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
安顿下来后，陶希圣向万冰如介绍了这两年追随汪精卫的情况。说实话，陶希圣对日本也有一个逐渐认清的过程。他还在上海时便给胡适之写信，说日方的目的不在和谈，而在灭亡中国。后来，他逃出汪伪集团后，曾经对他的一个学生谈起他与汪精卫的区别，他说就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不喝了。汪精卫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了下去。
万冰如直截了当问他所谓“中日密约”是怎么回事？
陶希圣告诉她：11月1日，汪精卫政府与日本政府开始和平谈判。日本方面拿出了一份《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梅思平和陶希圣五个人看了，心情都格外恶劣，因为这份草案连臭名昭著的近卫声明都不如。
至此，陶希圣的和平幻想完全破灭。
他找到陈璧君，对她说：请你转告汪先生，如果这个谈判答应的话，从黑龙江到海南岛，从内河到领海，日本人全要！这个草案的实质就是继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再瓜分中国。这是什么谈判？这就是一个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
当陈璧君把陶希圣的话转告汪精卫时，汪听了也潸然泪下说：看来那些主张抗日的人是对的，而我们错了？
他立刻去找日本谈判代表影佐，抒发了一阵悲愤之后说他准备终止谈判，他要移居法租界闭门思过。当时影佐低着头不说话，一面听一面记。听到汪精卫的悲恸之处，竟然也流泪了，汪精卫看的清清楚楚，影佐的眼泪滴落在笔记本上。
汪精卫回来后立刻把这个情况对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讲了，他认为影佐还是有悲悯心的。
陶希圣冷笑：汪先生你相信影佐的眼泪吗？
周佛海不高兴了，他说：陶希圣你太刻薄了。
梅思平也说：已经走到这一步，还能有哪条路走？
后来影佐真的回东京向陆军大臣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和汪精卫的态度，结果陆军部次长阿南惟几立刻责问影佐：你这番话对得起在中国阵亡的日本军人吗？
▲图为汪精卫
五
后来，当陶希圣一家成功逃离上海来到香港后，陶琴薰在香港《国民日报》发表了文章《我家脱险前后》，文章写道：“那时我和母亲便知道他想回港而不能，所以我们便计划着到上海去将他换回来，不过具体办法当时尚未想到。直到十一月二十五日，我们便决定将全家大小六口性命搬到上海换父亲出来了。十二月十三日那天，我们便出人意料地全家到了上海。”
《国民日报》刚一发表，重庆、昆明、广西等地的报纸立即争相转载，一时在大后方引起轰动。
后话，不提。
刚刚安顿下来，陶希圣便接到汪精卫的通知，要他出席26号召开的干部会议，最后审议日汪和约。
陶希圣表示身体不舒服，不去参加了。但汪精卫写来了条子，希望他“宜以毅勇精神，担当一切。即有非议，置之不顾”。
话说到这份上了，他不好意思驳了汪精卫的面子。
会议由汪精卫主持，参加者出了汪精卫以外，只有陶希圣和高宗武，周佛海和梅思平。
四个人分成两派：陶希圣和高宗武是一派，坚决反对在和约上签字。周佛海和梅思平是一派，主张汉奸做到底。
两派爆发了激烈冲突，以至于汪精卫对从香港来看他的陈公博说：“这样下去要杀人流血了！”
陈公博一听闹到这样地步，立刻返回了香港。
这天的会上做出了决定：12月30日与日方在和约上共同签字。
会议结束后，陶希圣回到家里。万冰如见他面无人色，神情恍惚，便问发生了什么事？陶希圣讲了和约要在30日签字的事。
万冰如问他：既然陈公博可以走，你为什么不能走？
陶希圣说：我在日本人的监视之下，走不了的。
万冰如又问：那你打算签字？
陶希圣说：不签便只能死在这里。
万冰如继续问：那签了呢？
陶希圣说：签了还不如死！
万冰如说话间去衣柜里取出陶希圣的手枪，对他说：我把全家的性命带来上海换你逃走。如果逃不掉，我们一同死在这里。如果你签字，我就打死你！
陶希圣称病没去签字。
▲图为高宗武与陶希圣
30日，和约签字的当晚，高宗武突然登门。
现在该说几句这个高宗武了。
高宗武是浙江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29岁就担任了亚洲司司长，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外交部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民国时期不讲背景只讲才华，他的崭露头角就证明了这一点。1932年初，国民政府的外交刊物《外交评论》创刊。在创刊号上，一篇《最近日本之总观察》的雄文打开了国人的视野。这篇文章用洋洋万言全景式的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方面的情况。从创刊号开始，他一连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十四篇文章，谈的都是日本问题。
署名高宗武。
一个崭新的日本通出现在公众面前。
1932年11月，蒋介石决定设立国防设计委员会，礼聘各界名流出任专员。名不见经传的高宗武以日本问题专家的身份受聘，从此跻身于名流之列。
在战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过一次得意之作——伪满洲国成立后发行邮票并使用伪满年号的邮戳，国民政府因事关领土完整，下令东北邮局所有员工撤回关内，断绝与伪满洲国的邮政联系。日本当然不干，多次向国民政府施压，要求实现通邮，迫使国民政府在事实上承认伪满洲国。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去北平与日伪代表谈判。此人凭借自己的聪明，提出了一个方案：在山海关与古北口各设邮件转递局一所，专门负责转递出入关邮件。进关邮件均贴特质之邮票，不盖“满洲国”字样的邮戳。
通邮问题顺利解决。
蒋很看重他，1937年7月31日，蒋在南京召见高宗武。高宗武讲了自己对中日形势的看法后，请求承担对日交涉的重任，表示能够说服日本近卫首相，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蒋是有阅历的人，对眼前这个狂妄的年轻人不置可否。
高宗武在南京无所事事，成天与一群悲观政客们在一起喝茶聊天。他们都认为不能与日本进行战争，宁可要屈辱的和平。
高宗武的想法传到了汪精卫耳朵里，汪精卫感到与自己竟是不谋而合，立刻延揽，并要他起草一份对日外交的步骤与要点，然后由他呈送蒋。
然而，蒋对这份文件非常冷淡。
最终，高宗武加入了汪精卫集团。
但是，这个人与汪精卫周佛海他们有本质的不同。他是从民族利益考虑认为不能跟强大的日本进行全面战争，但他还是有底线的。他与陶希圣并不熟识，几乎没有什么私下过往。因此，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突然造访，让陶希圣吃了一惊。
陶希圣在回忆录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他躺在床上，问高宗武：我们俩是不是都被监视了？高宗武答非所问，只说了三个字：走了吧。陶希圣也是有出走准备的，因此立刻问：1月3号、5号、7号都有船，我们坐哪条船走？高宗武回答：1月3号是美国“总统号”，比较安全，我们就搭这条船。
跟一个并不十分熟识的人谈这样性命攸关的事，高宗武是不是太草率了？高宗武在他的回忆录里讲了他对陶希圣的认识——1939年9月，汪精卫带着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和梅思平去南京与日本人谈判成立新政府。他们觉得很压抑，没有一点尊严，双方不对等。高宗武说就连汪精卫也很不高兴，有一次汪精卫问高宗武：你要不要听最激烈的反日言论？到我房间来听。然后去了汪精卫的房间，汪精卫痛骂日本人！
在对日谈判密约的日子里，高宗武发现陶希圣跟自己的立场是一致的。因此，他敢于来找陶希圣商量逃出汪伪集团。高宗武还告诉陶希圣，他已经用胶卷把汪日密约拍了下来，逃出去就立即公布于世。
六
▲图为高宗武
高宗武离开后，陶希圣立即跟万冰如说了，商量全家出走。但万冰如认为绝不可能，因为目标太大。万冰如认为陶希圣一个人先走比较有成功的把握，她带着五个孩子在家能麻痹汪精卫和日本人，待他成功后她再带全家出逃。
也只有如此了。
当时，陶希圣的家里除了万冰如外，只有陶琴薰知道父亲的出逃计划。在余下的几天时间里，陶琴薰和万冰如表现如常，日常生活照旧，没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1940年1月3日一早，万冰如跟陶琴薰默默地看着父亲坐着汽车离开了家。
陶希圣让司机开到和平饭店，到了以后他让司机回去，说要车的时候会打电话。司机开车走了，他也进了饭店，但是他立即从旁门走出，叫了一辆黄包车直奔码头。
然而，他和高宗武都是用假名字登记上船的，虽然事先他们都向对方告诉了自己的假名字，但也许是因为太忙、太紧张、太有压力，总之他们把对方的假名都忘记了。他们互相在船上的旅客登记簿上寻找，想看到那个名字就会认出，可是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无奈，陶希圣就上甲板上发愣，却一眼看到了高宗武！
两人开心大笑，立刻开始起草一封揭露汪日密约的公开信。后来，这封公开信在《大公报》发表，轰动一时。
在船上，陶希圣问高宗武是不是安全？高宗武神秘一笑，说放心好了，船上暗中有保护我们的人。
陶希圣一惊，问你找了什么人？
高宗武说出了那人的名字，更把陶希圣惊的长大了嘴——
杜月笙！
原来，高宗武在他下决心逃离汪伪集团的时候，便找了杜月笙。虽然杜月笙那时人在香港，但他立刻命令他留在上海的总管万墨林负责营救。
1月5日船到香港，高宗武马上把他拍下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交给杜月笙，7号，杜月笙直飞重庆，把密约面交蒋介石。
蒋介石本来要立刻公布于世的，但是杜月笙告诉他不能公布，因为陶希圣的老婆孩子还在上海。
蒋决定暂缓发表，嘱咐杜月笙迅速营救万冰如一家。
话说陶希圣脱险后立刻给万冰如发了报平安的电报，接到电报，万冰如开始准备全家出逃，她带着陶琴薰悄悄去买了船票。
然而，万墨林捎来了话：买票的事已经引起76号注意，不能这样走，走不掉的。
万冰如的勇气和胆略都是惊人的，她带着陶琴薰直接来找汪精卫。
她首先见到的是陈璧君。陈璧君问她有什么事？她说她要去香港把陶希圣叫回来。陈璧君多疑，自然不信。正在这时候，恰逢汪精卫下楼，他听到了万冰如的话。
万冰如晚年的时候，曾写了一篇回忆录叫《逃难与思归》，里面详尽的记录了她与汪精卫的谈话——
汪问：你自己去，能劝希圣回上海么？
我答：他可以回来，但有几件事要说明白。
汪问：什么条件？我都可以答应。
我答：他不签字。他与他们争执得太厉害，他不愿住愚园路。
汪说：我都答应，只要他回上海，就住在你公馆里，或者另找一所住宅也可以。
我答：听说76号要杀他，再开追悼会。
汪说：你如果不信，我派我自己的护卫保护他。
我说：事不宜迟，我去劝他回上海。若是迟一两天，他在香港说一句话出来就收不回，我去也无用了。
汪说：我派你去香港。
他返身上楼，拿了两千块钱送给我。
陈璧君问：你怎样去法？
我说道：我带两个小孩子一同去，三个大孩子还在这里上学。
陈璧君说：你的大孩子我来照应他们，你放心去，赶快同希圣一道回上海。
我起身告辞，汪精卫夫妇送我到大门口，叫人招呼陶太太上车。
1940年1月13日，万冰如带着两个儿子在十六铺码头登船。
18岁的陶琴薰带着两个弟弟来送妈妈，妈妈在甲板上向她和弟弟挥手，陶琴薰突然嚎啕大哭。
万冰如一看大女儿哭了，再也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生离死别，是凶是吉，一切都在难测之中，不由得也嚎啕大哭起来。
轮船在哭声中驶离码头。
▲图为陶琴薰
万冰如安抵香港，她跟陶希圣商量后，以陶的名义给汪精卫发去了电报，称“希圣即可偕返上海”。
收到电报的时候，汪精卫正忧心忡忡的准备去青岛与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及华北汉奸王克敏、南京汉奸梁鸿志等举行会谈。他喜上眉梢，立刻把陶希圣的电报给同行的周佛海、梅思平看，一个个都喜笑颜开。
而万冰如立刻筹划救陶琴薰姐弟出上海。
还是找杜月笙商量，杜月笙立刻命令万墨林迅速救出万冰如留在上海做人质的陶琴薰姐弟。
杜月笙的势力万墨林的计谋当然都是胜利逃出的重要条件，但是，如果没有陶琴薰的大智大勇，后果真的很难预料。
万冰如一走，陶琴薰姐弟上学放学都立刻由76号接管，上学车送，放学车接，处于严密的监视之下。直接组织营救的万墨林在1973年发表的《沪上往事》中回忆了这一段经历，他说：“陶小姐跟她的两个弟弟密议一番，事毕，泰来和恒生两公子声声说外面压路机太吵，无法做功课，也睡不着觉。陶小姐被他们吵的没办法，便跟监视人员讲明了，把她两个弟弟送到沪西姑母家住一天，明天由姑丈姑母派人送他们上学。陶氏三姐弟，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一个个都那么沉着镇静。”
其实，应该是有其母必有其子。
两个弟弟脱离了76号的视线，万墨林迅疾为他们买好了第二天的意大利邮轮，然后又千方百计把陶琴薰接了出来，让他们三姐弟分别登船。
万墨林嘱咐他们：船开了也不能姐弟相见，除非到了公海以后。
陶琴薰牢牢记着，一直等到驶出吴淞口进入公海，她才去找到两个弟弟。姐弟见面，又是一场大哭。
后来杜月笙告诉她，万墨林已经暗中部署了强大火力，万一有不测发生，立刻与敌人火并。
惊出陶琴薰一身汗！
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陶琴薰姐弟乘坐的邮轮已经驶入公海，立刻下令发表陶希圣高宗武的联名公开信及臭名昭著的《汪日密约》。
22日，就在陶琴薰带着弟弟们在香港的寓所与母亲抱头痛哭的时候，《大公报》在正标题：“高宗武陶希圣携港发表，汪兆铭卖国条件全文”，副标题：“集日阀多年梦想之大成！集中外历史卖国之罪恶！从现在卖到将来，从物质卖到思想”下，独家刊登《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原件）》，同时发表《揭露亡国的和平条件》社论。
天下为之大哗！
第二天，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发表了蒋介石的《为汪日密约告全国军民书》，他说日汪密约把“近卫声明东亚新秩序的一字一句都具体化了，骨子里暗藏着利刃，比之二十一条凶恶十倍，比之亡韩手段更加毒辣”，他号召中国人民“光复山河，荡涤汉奸腥膻，报复先烈仇恨”。
同日，中共的新华日报发表了题为《全国同胞起来，反对汪派卖国密约》的社论，指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条就是坚持抗战的道路，中华民族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生路；一条就是对日投降的道路，汉奸汪精卫及其他投降分子所走的道路，中华民族的死路。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而且也不可能有的。”
七
后来，还是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陶希圣九死一生的躲过了日军在香港的搜捕，千辛万苦回到了重庆。蒋介石对他并没有一丝怀疑或歧视，也没有在档案里注明“限制使用”，而是给了他极大的信任。
在高陶事件中功勋卓著的万冰如，又回到家里做她的主妇，相夫教子，其乐融融。同样功勋卓著的陶琴薰，则来到西南联大的外语系，成了一名高材生。
在西南联大，她结识了同学陈琏，陈布雷的女儿，从此成为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她最终拒绝了父亲带她一家去台湾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她这个好朋友有关。
福兮祸兮？
抗日战争结束了，民族矛盾下降了，阶级矛盾上升了。说句老实话，蒋先生那一套陈腐的儒家治国方略以及以蒋介石名义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她那时还不知道这本书是出自她父亲的手），根本不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轮》和《论联合政府》的对手。当时，革命老人谢觉哉就说：为什么全国进步人士如潮水般地涌向延安？因为延安有民主。全世界进步人士为什么称赞延安，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等于没有到中国？因为延安有民主。抗战以来，延安的文化、经济、军事各方面的进步和动员，为什么全国所不及？因为延安有民主。
陈琏天天给她介绍共产党的清廉政治，天天给她揭发国民党的腐败政治。后来，当陈琏夫妇被国民党以共产党嫌疑逮捕的时候，陶琴薰曾发出诘问：为什么好人都是共产党？
其实，陈琏已经是老党员了，只是陶琴薰不知道而已。1939年，还在读高中的陈琏就已经加入了中共。毕业后去西南联大读书，跟她接组织关系的地下党负责人袁永熙后来成了她的丈夫。1947年夏天，陈琏把准备结婚的消息写信告诉了爸爸陈布雷。陈布雷担心这个从未见过面的女婿是共产党，便托了时任国民政府北平市副市长的张伯瑾去调查。张伯瑾问了吴晗、叶公超和朱自清，吴晗是袁永熙在西南联大的好朋友，叶公超是袁永熙的姐夫，朱自清和袁永熙的另一个姐夫是朋友，他们反馈回来的信息是：袁永熙是个正派的好青年，不是共产党，有点左倾而已。陈布雷宽慰了，他说：有点左倾没关系，琏儿找的人总是左的，只要不是共产党就好。然而，8月10日陈琏跟袁永熙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婚礼，蜜月一结束就被捕了。后来特务们没有查出陈琏和袁永熙的中共党员身份，被保释出狱。
陶琴薰一天天左倾，陶希圣看在眼里，急在心头。这个一生跟人有过无数论战的雄辩家，却一点也辩不过自己的女儿。
不是他辩不过，谁也辩不过。四十年代的时候，美国纽约曾有一场大辩论，辩论的题目是：美国应该支持名正言顺代表中国、却因腐败而人心尽失的国民党，还是支持政治清廉、却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共产党？
甲方代表是林语堂以及众议员尤德，他们支持国民党。
乙方是史沫特莱以及美国作家福尔曼，他们支持共产党。
辩题一出，双方唇枪舌剑，高潮迭起。
然而，史沫特莱仅用一句诘问，让甲方就此闭嘴——你们听说过中国共产党人跑到美国来享福吗？你们见到过有一个共产党人在美国购置产业吗？
▲图为陶琴薰与丈夫沈苏儒
后来，陶琴薰也恋爱结婚了，丈夫叫沈苏儒，是比沈钧儒年轻四十岁的堂弟，新闻记者。因为职业关系，他采访过许多中共人士，如周恩来、范长江、梅益等。他对陶琴薰说这些人温文尔雅可亲可敬，哪里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
中共建政后，沈苏儒去了外文出版社的《人民中国》杂志社做编辑，而陶琴薰则去了全国总工会的国际部编译处。
1957年党号召大鸣大放向党提意见，陶琴薰认为靠拢党就要提意见，因此她在鸣放会上做了一个发言，说领导因为她是战犯的女儿，所以对她不信任。
她因此成为右派。
陶琴薰跟她的好朋友陈琏真是命运多舛，陶琴薰成了右派，老公却不是；陈琏不是右派，袁永熙却成了右派。陈琏被迫与袁永熙离婚，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上海，在华东局宣传部任处长，而且仍然是全国政协委员。
1967年11月19日跳楼自杀，年仅48岁。
陶琴薰没有自杀，她顽强的活着。而且，她一直与父亲陶希圣有书信联系，这是组织上特批的，属于统战的一部分。陶琴薰的长子沈宁回忆说：有一次母亲让他陪着去邮局给外公寄了一件景泰蓝，母亲说再过一个月就要到外公的生日了，我把景泰蓝给他做礼物。沈宁望着妈妈，说不出话来。母亲继续说：外公以前跟周恩来很熟，我给他写过信，要求允许与外公取得联系，他批准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只是信件和邮包要经过有关部门检查。沈宁问妈妈：你爱外公吗？
陶琴薰点点头，说：我很爱他，他也很爱我。很多年了，我一直都想念他……
尾声
1966年春天，陶琴薰患急性类风湿关节炎。文革开始，她被送到农村劳动改造，因为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栽倒在水田里。
1975年初，陶琴薰收到五弟陶范生的美国来信，并且寄来了美国的特效药。但她只收到这一次，之后的全部被查扣。
三年后，1978年8月14日，陶琴薰在病痛中去世，享年57岁。
80高龄的陶希圣在台北得知消息后，彻夜不眠。他想起当初三岁的长女骊珠夭折，曾让他痛不欲生。如今次女去世，仍然不能亲临悼念。夜深人静时，他挥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诗——
生离三十年
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
何当到海边
▲图为陶希圣全家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