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人世间所有事情的成败完全在于每一个人是否能够努力去尝试去想然后脚踏实地的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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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转载》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作者: 张君莉         来源: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1957年  陈宗烈
 
  作为一名上世纪50年代进藏的摄影家,陈宗烈用镜头见证了西藏那段风云变幻的历史,记录了一副副生动鲜活的面孔,悲惨的、愤怒的、振奋的、快乐的……,回首那段铭刻于心的经历,老先生总能滔滔不绝地给你道来一串串难忘的故事。他就像一本积淀丰厚的书,带我们进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为我们呈现出当年最真实的政治与历史生活图景。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有幸采访了陈老。第一次见面的拘谨,很快就被他和蔼可亲的笑容驱散了。看到年轻的我们,他不由得感叹道:“哈,我当时去西藏的时候,正好跟你们现在差不多大,那可是想有一番作为的年龄啊。”言语之中,依然透露着对当年工作的热忱和向往。
 
  初识西藏
 
  1956年,一纸文书下达到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要求派3名人员去西藏做摄影工作。那是一个信息还十分闭塞的年代,所能找到的关于西藏资料也都是明清民国时候的,再加上时间紧迫,在对西藏几乎没有了解的情况下,一个年轻人,带着对工作的热忱,对西藏的懵懂,些许有所作为的信念,上路了。
 
  陈老告诉我们,当年进西藏的有三种人,一种是走进来的,一种是“滚”进来的,再后来就是“飞”进来的。“像罗伟、蓝志贵他们比我早,是跟着十八军一步一步走进西藏的;而我是坐着没有扶手的大卡车颠簸着滚进西藏的,辗转反复,花了21天才到拉萨。”说到这儿,陈老将目光落在墙上一幅装裱过的照片上,那是他在上个世纪50年代拍摄的作品:清晨时分,拉萨河的支流静静地漫过宫殿前的草丛,与四处飘散的雾霭共同氤氲着神圣的布达拉宫。
 
  “那时候,拉萨的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新奇的。满大街都是我不熟悉的各式各样的人,有身着异服的少数民族百姓,有身后跟着佣人的贵族,还有穿着奇特袈裟的喇嘛。当时正值雨季,道路泥泞得都没有办法下脚。八廓街可以说是臭臭烘烘的,人们在前面刚刚大小便,后面一只狗立刻就跟上来了。由于语言不通,我们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单位。”
 
  当被问及用了多长时间才慢慢适应了西藏的生活,陈老孩子般狡黠地一笑,煞是自豪地说:“当时很多汉族人都不太习惯酥油茶的味道,而我第一次喝酥油茶就喝上瘾了。学藏语,我用了一个月就能跟别人交流了”,话到此时,陈老还饶有兴致地给我们讲了几句藏语,他声音洪亮,还特地用抑扬顿挫的语调来展现藏语普通话和敬语的不同。而他说藏语时的那份专注和自豪,彷佛在介绍自己的母语一样。
 
  扎根西藏
 
  1956年9月4日,中央发出了西藏“六年不改”的指示。当时很多进藏的汉族干部职工都被调回了内地,“大发展”转为“大收缩”。陈老所在的单位《西藏日报》社也不例外,编制大加精简,编辑部从50多人减到9人。作为一名刚入党的同志,再加上专业的需要,陈老被留了下来。
 
  “我想,既然留下了,就一定要做出一点事情来。西藏是个很独特的地方,她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历史文化都有着鲜明的特色。而且,我相信改革是迟早的事情,也许等不到六年。一旦改革了,现在的很多事情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想我可以用镜头把它们记录下来。”
 
  带着这个朴素的愿望,陈老一呆就是25年。
 
“1956年冬,我主动要求去了藏北的驻黑河记者站(也就是今天的那曲)。那里的条件很艰苦,物资经常供应不上,常年没有蔬菜。我一开始去的时候,因为缺乏维生素,大便都不通,很多人还得了夜盲症。后来医生告诉我们,要跟当地的老百姓一样吃生的牛羊肉才行,这样可以补充维生素。于是大冬天里,我把冻了的肉化开,再一口一口地生吃。不过,我在那里学会了骑马,我的摄影天地一下子广阔了许多。在藏北的3个月,我几乎每天都在马背上,后来技术练得非常好了,有一次和当地的老百姓比赛,竟然不分上下……”说到这里,陈老右手一扬,做出策马飞奔的架势,随即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那些往日的艰难困苦似乎不曾存在……
 
  “不过,”陈老降低了声调,慢慢回忆道:“在藏北,我亲眼看到多数牧民终日饥寒交迫,过着原始人那种‘茹毛饮血’的日子。许多贫苦百姓穿的所谓‘铺巴’(皮袍),就是几张光板羊皮,缝合成一只皮筒、两只袖管而已。白天找来一根绳子,在腰间系上就算是一件衣服,晚上解开绳索,缩进皮筒,又成了被子。而最难捱的是饥肠辘辘的时候,没有糌粑和野菜,便只好逮只牲畜,用铁针刺破它的动脉,靠‘饮血’维持生命。每当看到此种情景,我总是不禁潸然泪下。”
  当时在拉萨城区,就连最有名的八廓街上,蓬头垢面,眼光木然的奴隶、农奴、乞丐也比比皆是。据统计,在拉萨有4000个乞丐,日喀则有大约3000个,在山南至少也有2000个, 比例之高之集中,甚至超过非洲。有类人比较特殊,他们是被监狱赶出来,每天在规定的时间里乞讨的犯人,因为这样监狱就可以减少开支。
 
  “一开始,我看到这些人,只要身上有零钱,都会给他们一些;但是时间久了,才意识到这样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改革,改变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他们才能从根本上获得解放,获得幸福。”
 
  陈老告诉我们,藏族人民起初对于进藏的汉族人还是有忌讳和顾虑的,有的人甚至造谣说,红汉人来了,我们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不能让他们扎根,要把他们赶走。但是老百姓自己能看到事实,能看到解放军为他们做的事情。从1951年解放军进藏以来,都是规规矩矩办事,从来不侵犯老百姓的利益,而且为老百姓开学校,办商店,修公路,修水电站,更对老百姓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传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
 
  “比如拍摄吧,有些人会认为照相机不是个好东西,这东西会把人的魂魄装进去,我对于他们的担心给予充分的理解。时间长了,很多藏族,上自显赫一时的大贵族,下到穷困潦倒的农奴,都自愿加入到了我们的工作队伍里来。”谈及西藏的好朋友,陈老笑着说,“我数都数不过来呀。”
 
  雪域风云
 
  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前所未有的民主改革运动在西藏全区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陈老也备受鼓舞,他拿起相机,将雪域高原这段风云变幻的历史瞬间定格。
 
  他那副鼎鼎有名的作品《扬眉吐气》就透露出一种新时代的喜悦:1959年初冬,他来到拉萨达孜县汪固尔山脚下采访。当时有八个乡的农民在那里集会,他们在搜查庄园领主的库房时,竟发现了大量文契,大多是人身依附的文书和高利贷债据。有的农民凑近一翻,竟然发现自己被迫按过手印的契约就赫然在其间。想到祖祖辈辈都为他们做奴隶,就是因为这些万恶的卖身契和债据,有人振臂高呼:“一把火把它们通通都烧掉!”大家顿时欢呼起来,为了今天的自由,更为了明天的幸福,大火焚烧的不只是一堆堆账本、契约,而是一个旧社会、一种旧制度。说起当年的情景,陈老依然难掩当年的振奋之情。“你们看,”他指着照片最右角的一名藏族妇女,笑着对我们说:“她现在已经是一位老奶奶了,她的孙子在成都读大学,她的侄儿在拉萨做了干部,家里买了拖拉机,安了电话,没事的时候,就给她的孙子打打电话。”陈老由衷地感叹道:“我真替她高兴啊。”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扬眉吐气
 
  阿旺原来是一个下等“差巴户”,不仅给地方政府支差服役,每年在农忙的时候还要无偿地给领主和庄园服劳役;承租的差地上收获的粮食,先要给领主交租,剩下的往往只够全家吃一个月了。民主改革后,他自己的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完全归自己所有,并且还当上了西藏第一乡的乡长。虽然勤奋努力了十几年,没有拿过一分工资,可脸上却始终洋溢着纯朴的笑容。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
西藏第一乡乡长阿旺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昔日流落街头的乞丐,后来也分得了牲畜和粮食。卓玛原来在拉萨流浪,跟着妈妈住在一个简陋的破帐篷里。“改革后,我特地在拉萨寻到了他们,跟他们坐着马车一起回到了她的家乡。在那里,已经有人为他们领来了分给她们的牲畜,小卓玛吃惊得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陈老停顿了一下,面色凝重了下来,“后来我还专门委托西藏著名的摄影家车刚拿着这张照片去寻找她,没想到她已经去世了,不过令我欣慰的是,她的子孙现在过着安稳的生活。”
 
陈宗烈:我所记录的那个西藏卓玛分到牲畜
 
  西藏不了情
 
  说起酥油茶,陈老告诉我们,如果去藏族人家做客,最好不要把碗中的茶一口气喝完,喝上一口,放下碗别动,主人家马上会过来将茶加满;假如喝了一半,再喝不下了,也不打紧,主人添满茶后,你就让茶摆着,告辞时再一饮而尽。
 
  说起糌粑,陈老讲道:糌粑跟内地的炒面很相似,但制作方法不一样,炒面是先磨粉而后炒熟,糌粑却相反,是先将青稞炒熟,再磨成面,而且不去麸皮。
 
  说起西藏的美景,陈老回忆道:林芝是个美丽的名字,更是个美丽的地方,工作之余,大家常到林中去游玩,带上糌粑、酥油茶、青稞酒和卡垫,找一块软茸茸的绿草地,在美妙的六弦琴伴奏下,朋友们唱歌跳舞,谈天说笑。有时,清新的和风,送来阵阵浓郁的馥香,那是漫山遍野盛开的野玫瑰,她们娇艳欲滴,鲜红似火……
 
  “我们还常常唱起奥地利名曲《野玫瑰》来赞美她们,后来我听宋祖英唱这首歌时,非常感动,思绪一下子就回到了青年时代。”陈老有些激动,但这些歌词他却清晰记得:
 
  少年看见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多么娇嫩多么美
  急急忙忙跑去看
  心中暗自赞美
  玫瑰玫瑰红玫瑰
  原野上的玫瑰
  …………”
 
  “我把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西藏,但是我觉得是值得的。”
 
  就在我们采访即将结束的时候,陈老接到了上海世博会发来的请他担任西藏展区文化顾问的聘书,陈老笑呵呵地说:“我又可以参与其中了,”他眼睛中闪着亮光,“说不定我哪天就坐着青藏铁路又去西藏了呢,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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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宗烈,1932年3月生于常州,祖籍江苏丹阳。中共党员,高级记者。
 
1951年在北京参加工作,前后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制片厂作摄影助理。1954 年9月入北京电学院学习。1956年毕业后调到西藏日报社作摄影记者。在藏25年,采访各地农村、牧区、城镇,参加了平叛战斗、民主改革、经济建设,拍摄报道过中国健儿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等重大新闻。在西藏日报主编《高原画刊》、《双周画刊》。摄影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摄影展和国际影展,如《雅鲁藏布江风光》、《牧场晨曦》、《翻身农奴喜分牲畜》、《牧女卓玛》、《雪山野营》、《又是一个丰收年》、《藏族民兵》、《藏南春来早》等。
 
作品多为纪实性摄影。其中一幅《中国健儿首次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于1963年在苏联举办的国际摄影艺术展览比赛中获第一名。2005年6月,一幅反映西藏农奴翻身解放、题为《扬眉吐气》(摄于1959年)的照片,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立项批准,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颁证入选为“20世纪华人摄影经典作品”。
 
1960年评选为全国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工作者,6月出席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群英会。同年评为西藏自治区先进工作者,12月出席在拉萨召开的自治区首届先进生产者和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1960年、1978年选为西藏自治区文艺工作者代表,出席全国第三、第四次文代会。1960年加入中国摄影学会为会员,1978至2002年,三届连续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
 
1981年调中国外文局北京周报社,任摄影记者、组长、社编委。
 
1980年举办个人摄影作品展《高原颂》120余幅,在上海、天津等地展出。1984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三人摄影联展《访问非洲》。
 
1984年,《北京周报》发表的《非洲纪行》一组彩色图片(含文字)稿,获当年中国外文局“对外宣传优秀稿”一等奖;1988年北京周报外文版丛书《西藏:神话与现实》,其中所刊90余幅成组照片,获当年中国外文局“对外宣传优秀稿”一等奖。
 
近8年间,与有关单位和个人合作出书,计有画册《西藏古今》(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百年西藏》(云南出版社)、《西藏佛教寺庙》(外文出版社)、《中国佛教寺院》(全国政协编辑委员会编辑出版)、《今日西藏》(中国藏学出版社);丛书《西藏封建农奴社会形态》(中国藏学出版社)、《老拉萨》(江苏美术出版社);五洲传播出版社的系列图书:《见证百年西藏》、《达赖喇嘛转世及历史定制》、《西藏历史》、《西藏经济》、《西藏民俗》、《西藏旅游》、《西藏文学》、《西藏艺术》、《拉萨》、《日喀则》、《山南》、《那曲》等;系列画册:《中国西藏》、《历史的见证》、《西藏藏族服饰》、《西藏·壁画》、《西藏·唐卡》、《西藏·雕塑》、《西藏·面具》、《西藏·手工艺品》;画册《中国西藏文化大图集》(上、中、下三卷,重庆出版社);由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的系列丛书《中国西藏》、《西藏史话》、《金钥匙·十七条协议》;画册《西藏画卷》(华文出版社);画册《藏传佛教》(中国画报出版社)。此外,还有中国藏学出版社于2005年8月出版我的个人专集《目击雪域瞬间》----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西藏(文120000字/图352幅)等。
 
1993年获国务院颁发特殊津贴。1994年于北京周报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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