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的起源!
中国《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春节前后，到处都是一派红红火火采办年货的景象, 到处都是一派红红火火过年的景象, 到处都是一派红红火火猪年节日的景象。就如各家各户不管是土豪还是平民百姓的家里, 又或是从中央台的春晚到各地方台的春晚, 从全国各地每个角落大大小小的聚会聚歺文艺演出以及各大小商场活动场所.........到处都是一派红红火火在忙着过中国的春节。 就是中国以外的世界上各个大大小小的华人商场内也是到处都是一派红红火火过中国的春节。但中国《红》的起源知之甚少! 这要从中国的红军说起。
有首民歌人们是否听过, 那就是《十送红军》。这镇巴歌谣《十送红军》的词是这样说的。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哀号叫，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回山。
二送红军大道旁，红漆桌子两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酒儿里面掺蜜糖，红军啊！思情似海不能忘。
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手垃着长茧手，心象黄连脸在笑，红军啊！万般忧愁怎能消。
四送红军过高山，山上包谷金灿灿，包谷种子红军种，包谷棒子穷人搬。红军啊！撒下种子红了天。
五送红军上了坡，鸿雁阵阵空中过，鸿雁能捎书和信，飞到天涯和海角，红军啊！捎信多把革命说。
六送红军兔儿崖，两只兔子哭哀哀，禽兽也能知人性，血肉感情抛不开，红军啊！山里红花永不败。
七送红军七里湾，湾湾上下一片田，田里谷穗头低下，田里鲤鱼翻田坎，红军啊！新米上市人去远。
八送红军八角山，两只八哥吐人言，红军哥哥莫远走，走了财东要倒算，红军啊！穷人的苦水吐不完。
九送红军到通江，通江河上船儿忙，千军万马河边站，十万百姓泪汪汪，红军啊！眼望江水断肝肠。
十送红军转回来，巴山顶上搭高台，高台十丈白玉柱，雕龙绣凤放光彩，红军啊！这台名叫望红台。
镇巴县地处川陕交界，是“民歌之乡”、“红军之乡”，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下，建立了县苏维埃政权，宣传土地革命，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南面支援红军前线战事，北面防御国民党的进攻，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了可歌可泣、震撼人心，光照日月的事迹。这些，必然要反映到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创作里，特别是巴山人民热爱和熟悉的歌谣里。
《十送红军》民歌就出自镇巴与四川通江交界的西乡街（两河口）。西乡街（两河口）是红四方面军入川第一镇，是红四方面军创立川陕省苏维埃政权中成立的第一个县苏维埃政权——赤北县苏维埃政府。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苏区中的红色歌谣，是产生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陕南和川北大巴山区这个特定的环境，它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由于风起云涌的的斗争生活，又为红色歌谣的产生提供了不尽的源泉，使这里的山歌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了新的发展。在陕南、川北的群众中，一方面剔除了山歌中渗入的某些不建康和落后的成份，一方面完美地吸取了新的题材，从而使那些以歌颂党和红军、歌颂翻身解放，积极参加红军，反映军民关系，支援反“围剿”战争。红军走后又产生了怀念党和红军为内容的歌谣，增加了新的思想，焕发了新的艺术生命，使陕南川北地区的民间歌谣，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新的继承和发展。
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何时出现的，却鲜为人知。
“长征”是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６年间中国工农红军自长江南北各革命根据地向陕西、甘肃一带的大规模战略转移。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３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告黔北工农劳苦群众书》中，第一次把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称为“长征”。
１９３５年５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中国工农红军布告》中指出：“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６月１２日，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在给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的报告中也指出，“西征军（指中央红军）万里长征，屡克名城，迭摧强敌”。
１９３５年８月４日至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会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９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其中将红军长征的里程增加至“二万余里”。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先行北上的红一方面军第１、第３军和军委纵队改编而成）直属队党总支书记萧锋在１９３５年９月２２日的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号召，经过两万多里长征，久经战斗、不畏艰苦的指战员们，你们一定能够以自己英勇、顽强、灵活的战略战术，和以往的战斗经验，来战胜一切困难！”
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９日，陕甘支队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毛泽东在对萧锋的讲话中指出：“根据红１军团团部汇总，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在这里，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概念。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中明确提出：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１１月２８日，毛泽东、朱德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再次提出，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历尽艰难困苦北上抗日”。
各路红军的会师，是红军长征史上的重大事件，是革命力量的会合和团聚，是战略转移的胜利，它宣告了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的破产。
第一次会师：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木黄会师
1934年9月20日，中革军委指示红6军团“由现地域经青江、青溪、思县到达省溪（今万山）、铜仁、江口地域，然后设法与二军团首长取得联络”。10月4日，中革军委再次电告红6军团“二军团已占印江”，应“迅向江口前进”，向红2军团靠拢。
按照中革军委指示，红6军团向江口前进。10月上旬，红6军团在甘溪陷入国民党军重兵包围。第17师第49团、第51团各一部，在军团参谋长李达率领下，经过9天9夜的艰苦转战，冲破重围，15日，首先到达黔东根据地之沿河地区，与红3军（红2军团）一部会合。李达向贺龙等红3军领导人详细汇报了红6军团的情况与危险处境后，贺龙等领导对红6军团十分关切。不顾湘西敌军陈渠珍部及黔军的拦阻，于10月16日亲率红3军主力和李达所部兼程南下，迎接红6军团。
10月23日，红6军团主力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24日，贺龙、关向应率领红3军主力及李达所率红6军团一部从芙蓉坝、锅厂到达木黄，两军胜利会师。
10月25日，红3军、6军团致电中革军委，提出：以目前敌情及红3军、6军团力量，“两个军团应集中行动。我们决定加强苏区党和武装的领导，开展游击战争，巩固发展原有苏区”。
10月26日，两支红军部队在四川省酉阳县南腰界举行了隆重的会师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庆祝红3军和红6军团会师的贺电，就当前的形势和任务作了报告。会后，红3军奉中革军委电令，恢复了红2军团番号。贺龙任军团长，任弼时任政治委员，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
11月6日。中央书记处电告红2、6军团：中央决定建立湘鄂川黔边省委，以任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在军队方面，2、6军团均改编为现行编制的一个师，仍保留2、6军团的名义，红2军团军团长由贺龙担任，政委由贺龙兼，红6军团军团长为萧克，政委为王震；两军团均直受军委领导，但在两军团共同行动时，则由贺龙、任弼时统一指挥。随后，红2、6军团从南腰界出发，向湘西地区发动攻势作战，以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并开辟新的苏区。
第二次会师：北上抗日先遣队与红十军在江西重溪会师
1934年7月初，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中心区域开始全面进攻。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了摆脱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困境，减轻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压力，决定以红7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发展游击战争。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同时规定红7军团的行动计划为：第一步，由瑞金出发，到福建闽江地域，第二步到浙江省兰溪地域，第三步在浙江、皖南创建根据地。
在福建连城地区活动的红7军团于7月初调回瑞金，进行短期整训，并突击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在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接见了红7军团领导人寻淮洲、乐少华、刘英、粟裕，当面交代任务，宣布由红7军团组成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立即向闽、浙、皖、赣等省出动。中共中央还在印刷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赶印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及《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宣传材料。共160万份，供红7军团北上沿途宣传和散发。
7月6曰晚，以红7军团组成的北上抗日先遣队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的率领下，从瑞金出发东进，经过长汀、连城、永安，进入闽中地区。
抗日先遣队先后转战于闽、浙、皖、赣4省几十个县，一度震动了福州、杭州、徽州等地，行程3200多里，连续行军作战，深入敌人腹心。击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截击、追击和“围剿”。
10月15日、21日，中革军委两次电示北上抗日先遣队转移到闽浙赣苏区整顿补充。遵照中革军委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经浮梁、德兴间的山地，通过敌人两道封锁线，进入闽浙赣苏区，并于11月初在江西葛源以北重溪同红10军会合。闽浙赣苏区是方志敏等同志领导创建的老苏区。抗日先遣队到达后，受到苏区群众的热情欢迎，方志敏亲自到驻地看望北上抗日先遣队指战员，并组织筹集物资慰问抗日先遣队。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亲切慰问下，抗日先遣队指战员近4个月的艰辛劳顿，顿时一扫而光，部队情绪迅速振奋起来。
接着，部队进行了整编。根据中革军委11月4日命令，北上抗日先遣队同闽浙赣苏区的红10军及新升级的地方武装合编，成立红军第10军团，刘畴西为军团长，乐少华为政治委员，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红10军团辖第19师（北上抗日先遣队改编）和20师（原红10军改编）、21师（由地方武装组成），寻淮洲和聂洪钧分别担任第19师师长、政委，刘畴西、乐少华分别兼任第20师师长、政委。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方志敏兼任赣东北军区司令员，曾洪易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粟裕任军区参谋长（后改任红10军团参谋长）。
红10军团编成后，遵照中革军委的指示，第19师仍出动到浙皖赣边，打击“追剿”之敌，发展新苏区；第20师、第21师，留在闽浙赣苏区坚持斗争。
第三次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
1935年6月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指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当日，中央红军占领芦山，接着翻越了第一座大雪山一一夹金山，向懋功前进。
10日1时，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红1军团2师继续前进，赶于l2日攻占懋功。11日，《红星》报第20期发表《同四方面军会合去！》的文章。文章说：“我们在最短期间内便能与红四方面军握手见面了，两大红军主力的会合，将使我们的战斗力量更加增强，更有保证地在军委统一指挥之下协同一致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争取这一伟大任务的迅速实现。”
6月12日12时，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在夹金山、达维之间与红四方面军第9军第25师第74团胜利会师。红四方面军转交了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给中央的信。信中说：我们先头团已于8日占懋功，大部正在向懋功开进，先头部队向达维开进，对敌军筑工事、警戒，掩护你们会合。“今日汇合，士气大为振奋，西征军艰苦卓绝之奋斗，极为此间指战员所欣服。”
6月15日，《红星》报第21期发表了《向全野战军介绍一下红四方面军》一文和社论《伟大的会合》。社论说：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是五次战役以来最大的胜利”，“是中国苏维埃运动新的大开展的基点”。这一天，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致电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周（恩来）政委、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说：“懋功会合的捷电传来，全军欢跃。”
6月18日，中共中央由达维出发，抵达懋功。懋功有藏、回、汉三个民族居住，东南有夹金山，南有蛇皮梁子，东北有牛头巴朗山、红桥山，北有梦笔山，均属岷山山脉。红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后，在县城的天主教堂召开了干部大会，并在城隍庙举行了庆祝会师的联欢会。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为了加强部队建设，互相学习，交流建军和作战经验，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红一方面军抽调一批干部加强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加强红一方面军。同时，还互相参观访问，互相学习，充分体现了兄弟般的团结和革命军队之间的战斗友谊。
第四次会师：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军在陕西永坪的会师
1935年9月初。红25军进入陕甘根据地。7日，到达保安县的豹子川。由于红25军政委吴焕先在甘肃泾县四坡村战斗中不幸牺牲，中共鄂豫陕省委决定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9日，红25军到达陕西永宁山，同中共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1935年9月15日，红25军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坪镇。16日。刘志丹率红26、红27军到达永坪镇，3个军胜利会师。
9月17日，中共鄂豫陕省委和西北工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会议还决定红25军同陕甘红军第26、第27军合编为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红25军改编为第75师，红26军改编为第78师，红27军改编为第81师。
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胜利会师和纪念九一八事变4周年。徐海东、刘志丹、郭述申、聂洪钧、朱理治等分别在会上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而奋斗。
会后，各地掀起了参军热潮，红15军团发展到7000余人。不久，红15军团在劳山战役中消灭敌人110师，使陕北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第五次会师：陕甘支队与红十五军团在陕西甘泉会师
1935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领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甘肃岷县以南的哈达铺。在这里，根据从当地找到的报纸上获悉陕北的红军和根据地仍然存在的情况，毛泽东提出到陕北去。按照俄界会议的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此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9月27日，陕甘支队占领通渭县榜罗镇，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此召开会议，正式确定落脚陕北，保卫和扩大根据地。会后，陕甘支队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进抵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今吴旗）。10月21日，陕甘支队在吴起镇附近将尾追之敌骑兵2000余人击溃。中央政治局在此召开会议，指出历时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今后的战略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陕、甘、晋三省是发展的重要区域。会后，派出先遣队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
10月底，党中央派人给红15军团送去了陕甘支队全体指战员《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表达了对红25、26军的热情慰问、鼓励和对胜利会师的祝贺。《告指战员书》指出：“我们久已听到了红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红二十五军同志们在鄂豫皖英勇斗争和在河南……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斗争的称赞。”“我们的会合是中华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红15军团指战员听了《告指战员书》无不欢欣鼓舞，群情振奋。军团长徐海东高兴地说：“毛主席快到了，再打上一仗，作为见面礼！”
11月2日，中共中央率领陕甘支队先头团进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驻地甘泉县下寺湾。11月3日在富县以北地区召开欢迎中央红军到陕北大会。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宣布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15军团编人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兼）。红一方面军下辖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尔后，红一方面军总部和红1军团即从下寺湾地区向甘泉以南道左铺地区红15军团驻地开进。毛泽东、彭德怀在红15军团驻地会见了徐海东、程子华等，给予了亲切的勉励。为了加强对红15军团的各级领导，中革军委先后派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等一批军政领导干部到红15军团工作，受到红15军团各级领导的热烈欢迎。
11月21日，红1军团和红15军团对进至直罗镇的国民党军第109师发起进攻。24日攻占直罗镇。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第六次会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红6军团翻越雪山之后，于1936年6月3日到达理化以南甲洼地区，同前来迎接的红32军会师。
为了迎接红2、6军团的到来，红四方面军总部曾专门对部队进行了动员和布置，要求部队大力开展迎接红2、6军团的组织准备工作。
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广泛地进行了迎接会师的政治动员和各项准备工作，热烈展开了赶制慰问品的活动。
红四方面军第30军经过道孚、炉霍到达甘孜。6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2军团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岔与红四方面军第30军先头部队会师。7月1日，红2、6军团齐集甘孜。
7月2日，红2、6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召开庆祝会师大会。朱德总司令和任弼时在会上讲了话，给全体指战员以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
7月5日，红2、6军团奉中革军委电令，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所属第2、第6军团番号不变，另将第32军编人红二方面军建制。
第七次会师：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1936年10月7日，红四方面军第4军一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第73师胜利会合。
10月8日，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第10师，与红一方面军的第1师在甘肃会宁的青江驿、隆德的界石铺胜利会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进入会宁城。
10月10日，为了避开敌机的袭扰，红一、四方面军于10日黄昏在会宁文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会师联欢大会。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出席了大会。在会上，宣读了党中央的贺电。徐向前、陈昌浩、陈赓分别代表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互致祝贺。接着，红一方面军指战员把久已备好的大批慰问品——毛衣、毛袜、手套等赠给红四方面军的战友，从而把庆祝大会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由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干扰，红一、四方面军1935年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分离后，经过一年的艰苦斗争，又在黄土高原的会宁城胜利会合。两军战友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上的背包，含着热泪，悲喜交集地互相拥抱，互致问候。掌声、笑声、欢呼声，像一阵阵春雷，响彻会宁城上空。在这欢乐的时候，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徐向前、陈昌浩、李卓然向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满怀激情地描述了大会师的盛况，表达了他们同红一方面军会师后的激动心情。
第八次会师：红一、二方面军在将台堡会师
正在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指战员闻知一、四方面军已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加快了行军的速度，以求早日分享大会师的欢乐。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政委任弼时率总指挥部到达隆德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王震、左权、聂荣臻在这里亲切会面。红一方面军把3万块大洋、20多头牛、2000多只羊、数万斤粮食、1000套棉衣、数万张羊皮、500多匹布、2万斤羊毛和3架缝纫机赠送给红二方面军。两军在将台堡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联欢大会，欢庆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等前来慰问，并传达了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10月24日，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我们正用大力在三个方面军中进行干部的政治教育，保证整个红军在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中担负组织者与领导者的责任。”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地完成了1934年秋开始的战略大转移的历史任务，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阴谋的彻底破产，极大地推动了正在蓬勃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从以上的事实可以证明, 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执政团队从几个人几条破枪慢慢地变成几十个人几万人几十万人或更多的人, 不是靠钱去买去奖励也不是靠强迫抓壮丁来强大的。更不是靠外国列强扶殖的。是靠人民群众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正取得执政的初心和强大的后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