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是一个国家建立起来、形成现代集约社会的基本手段。但是对于税收的基本出发点，却可以有另种解释。在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这样的以另外一种成体系的思想建立起来的社会，税收一方面称为税收，另一方面却对农民和土地的使用概念，解释为一切土地归国家所有；个人或农民只是土地的“承包者”、“租赁者”。而“国家”这样一个想象的、虚构起来的观念，在我们日常和生活的运行中，它与中国古代自西周兴起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可以划等号吗？如果不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西周兴起的“王”的概念是一个具体的人；而国家的概念却比较空洞；最后落实到具体的事项还是具有实际权力的“王”或者现代社会的所谓国家的最高执政长官。国家由上往下的层层级别代理中，都由从上往下的权力代理中寻找到“土皇帝”的角色。
蚂蚁、蜜蜂和人类都是地球上建构了文明的生物物种。不过蚂蚁的文明已经经过四千万年的演化，像软件一样写入了蚂蚁的DNA双螺旋结构中了。而整个哺乳类动物的演化历史也不过才五千万年；人类的文明也才只有五千年。在人类文明之初的自然筹备和建构初期，关于“平均主义”还是“盗贼统治”的争论和斗争就持续过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人类还是依照不可抗拒的演化的力量选择了“盗贼统治”的手段来建构社会和人类的文明。
波特·荷尔杜波勒与爱德华·O·威尔逊合著的书《切叶蚁---本能造就的文明》
平均主义类似今天我们说的共产主义和天下大同的理想。他们幻想组织起来的大型社会，也能像小型社会一样实行平均分配。小型社会中，打猎获得的大型猎物（large game）可以被全部落的人一起分享；而好的猎手可以获得部落与社会中其它异性的艳羡目光。据对鸟类的研究报告指出，现存的鸟类物种中，有98%的鸟类物种都是行一夫一妻制生活。这里的一夫一妻制，指的是至少在一个交配繁殖季节里，交配的雄性和雌性共同生活和抚养下一代。有些种类在下一个交配季节，会重新寻找新的交配对象；有些鸟的种类，在下一个交配季节也仍然会寻找同一个配偶相守一生。哪怕是配偶去世，剩下的一方也会孤独终老，最后很快死亡。典型的例子是我们做为食物的鸭子在野生的状态下，都是终生一夫一妻制的物种。但在人工驯养的情形下，他们失去了地域性的本能；也失去了一夫一妻制的本能。可是在野生状态下，他们却是典型的一夫一妻制鸟类。
在这98%的行一夫一妻制的鸟类中，科学家发现其中的96%都会有红杏出墙或者野花偷摘的现象。而进一步的研究指出，这些具有偷情欺骗行为的物种，在他们的“物口”（人口）比例中，呈现一个稳定的分布状态。雄性偷摘的现象，依据科学家的数据和情形不同，数据之间差别很大；如果我们取平均数，分别是35%的雄性偷情率和25%的雌性偷情率。当与60年代到90年代的欧美人类的偷情数据比较时，发现人类也是这样的一类分布。男性的偷情率平均为35%；女性平均为25%。这些数据进一步证明，人类与其它物种一样都受着同一生物学和生态学规律支配。
这种偷情和出墙的现象，在本能驱使的博弈策略上被称为“盗贼”策略。这与“和平鸽”与“好斗鹰”策略一样，在社会上，不管是人类的还是动物的社会，这种行为普遍存在。在人类建构大型社会时期，这种策略，就演化演变成为“好斗鹰”与“盗贼”类型的策略者来领导人类。
在农业促成的大型部落和向国家演化的转型过程中，具有组织才能，能把部落甚至多个部落联合起来，形成事前约定的盟约的人，普遍实施“盗贼与好斗鹰”策略才更有可能形成集约权力来对抗其它部落和外来势力的威胁。这种集约的、具有组织力量的个体最后成为军事首领或者部落联盟的酋长。为形成这样的联盟，最初是各家各户自愿出力并拿出自己的资源，经过几代人的重复之后就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集约）的制度。有了集约制度，这样的征服者也就慢慢开始具有了奴役被征服者的权力。在地理开阔、人种复杂的环地中海一带演变出罗马的奴隶制度（有奴隶制度的蚂蚁，也是役使不同种类的蚂蚁；而不会役使本物种的蚂蚁）；而在具有同一人种的古代其它各地区，由于受到同一套生物学对抗式竞争法则的支配，通常都采用杀戮的办法。这样既可以节约口粮又避免引起同一种内之间会形成的“共鸣”和同情心理。这样的例子，我们可以拿商代的人殉制度和印第安人的战争 杀俘以及亚马逊流域部落战争的男性死亡率做为例子。
因为是不同的人种，文化又极其不同，征服者可以容忍其不同的生存策略而把他们变为奴隶甚至可以在市场上买卖。这样希腊文明圈与其它文明圈在文明建构之初已经早早不同了。在古代中国和古代的两河流域，阶层分化是来自同一社会经济和政治优势地位者对地位低下者的“养活”；于是“仆人”、“仆从”阶层盛行。在埃及的社会也是如此，对于军事首领的由最初的自愿奉献，变成了过渡向我们今天看到的最后的税收制度，经过了文明的大约三千年的时间！
三千年前的人类社会，此时开始了又一轮的分叉。以克里特岛和希腊商业文明为主轴的人类思想和意识形态，主要由商人构建。富裕起来的商人与其它商人之间都是平等的关系。对于他们聚居的希腊半岛，他们为了公共事业比如道路、用水、垃圾、御敌而自愿共同出钱出力，选举和聘请专门人员来服务于所有希腊各个城邦的有财产的公民。所以他们有政府是社会公仆的观念。而中国、两河、埃及、印度乃至中美洲的文明，依然是由“盗贼”统治的思想建构起来。他们依然最崇拜拳头而不是商人的协商、妥协的办法。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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