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1949」70周年作
金门岛
2018是金门823砲战的60周年。
1958年8月23日那一天，共军对只有153平方公里大小的金门岛发动猛烈砲击，两个多小时内射了5万7千发，到次年的1月7日暂歇，已经发射了40万枚砲弹。此后持续20年的「单打双不打」，很多砲弹落在田里，落在农舍的屋顶上，落在学校的操场上，落在孩子不敢去的海滩上。死在碉堡外的将士和操场上炸断了腿的孩子，没有确实的统计数字。
60周年的纪念，殉难战士的遗孀和家属，都到了金门，但是这一天，总统没有到场。副总统没有到场，倒是第二天他被人发现压低了帽子和家人观光旅游，就在金门岛。政府高层首长，除了派出国防部长之外，没有一个人出席。国防部长主持的祭典上，官员进入了忠烈祠，遗孀和家属被安排站立在大门外。
如此冷淡的原因，执政党的副祕书长在电视的政论节目里不小心说了出来：「823是共产党在跟国民党打仗，不是跟民进党打仗，台湾士兵是為国民党而牺牲，都是因為国民党在中国节节败退来到台湾，这值得纪念吗？」
西敏寺
1916年，一个英国随军牧师在法国战场埋葬了一个阵亡士兵。满地荆棘里，他看见眼前这个歪斜的、粗糙的十字架，上面写著：「英国无名士兵」。
年轻的他站在十字架前，非常难过，心想：到底要怎样才能让这个没姓没名的人的亲人得到一点安慰？
维也纳的一战将士墓园。（图／龙应台摄影）
一个想法突然冒出来：让战死者的遗体，越过海峡，回到家乡的土地。
他写信给西敏寺的住持。收到信的住持，不但认同，还很快说服了乔治国王。
战后的1920年11月8日，命运选中的一具战士棺木，被覆上国旗，附上一把乔治国王亲自挑选的剑，剑旁有盾，上面写著：「英国战士，1914——1918為国王和祖国而牺牲」。
六匹马拖著的棺木，缓缓离开教堂。前往码头的一里路上，远近教堂的鐘，同一时刻噹噹响起，法国士兵吹起了致敬英雄的小喇叭，一千个法国学童肃立在路边行安静的注目礼。
棺木上了一艘驱逐舰，由六艘军舰护航，缓缓驶过英吉利海峡，11月10日，到了英国的国土。上岸前，码头上先响起19响礼砲。成千上万的人，站在码头上，一片肃静。
离开了码头，棺木上了火车，晚上8点32分，抵达伦敦维多利亚车站的八号月台。到今天，每年的11月10日，在第8、9月台之间，都有纪念仪式。
11月11日的上午，礼砲响起，无名战士的棺木由六匹黑马引导，迤邐穿过伦敦的大街，国王亲自走在棺木后面。道路两旁站满了人群，穿著黑衣，手里拿著鲜花，眼里含著泪水，守候在早冬的寒风里，目送这一个没有名字、没有声音的士兵经过－－面容悲凄的女人心中想的是：正因為不知他是谁的儿子，说不定他，就是我的挚爱？
11点整，棺木抵达西敏寺，那是英国埋葬历代国君和鸿儒圣人的地方。
陪伴无名战士进入崇高西敏寺的，有一百个男人，是得到过最高国家荣誉的军人。有一百个女人，是在战争中不但死了丈夫还失去了所有的儿子的女人。
无名战士的碑文，是这么说的：
石头下安息的，是英国的战士
不知姓名，不知军阶
从法国迎回，与国之菁英并肩
葬於1920年11月11停战日
见证者為乔治国王陛下、全体政府首长、3军领袖、全国国民……
故乡之土
住在德国时，时不时会有陌生人来按门铃，往往是某种宗教的热切信仰者，或是女童军来卖饼乾。有一次，是一群中学生，来要捐款，一时听不懂他们的捐款目的，於是「慈祥」谢绝，但是留下了资料。关上门，开始细读资料，才知道，我错了，应该支持他们的。
募款的组织叫做「国民协会」。
1918年，一战结束。穷兵黷武的德国，有数百万的年轻士兵死在异乡。凡尔赛条约恩准德国处理他们流落万里之外的子弟骸骨，但是被打垮的政府几乎瘫痪，民间团体於是挺身而出，成立了国民协会，向民间募款，负责全方位寻找当年被徵召入伍、死在异乡又不知所向的儿子们。
1919的国民绝对没想到在一战之后还有更可怕的二战；这个国民协会在一波一波的国家灾难中，责任一次比一次沉重。到今天，它有100多万人持续捐款，8、9千个义工，5、6百个全职员工，带著专家，寻找一战和二战历史战场，研判可能的百人塚、千人坟的位置。在地耆老的回忆，是最重要的资讯，譬如，「我记得在那边有个野战医院……」，医院附近一定有无数的白骨。可是白骨所在之处，可能沧海已成桑田，如何协调挖掘骸骨？即使挖出了骸骨，又如何鑑定骸骨身分？鑑定出身分，又如何找到骸骨的家人？
一百年之中，国家灭了，国家兴了；政体瓦解了，政体形成了；政治人物和政治体制，来来去去起起落落，但是国民协会寻觅战士骸骨的工作，100年来不曾间歇。今天的国民协会，已经在46个国家的土地上，设置了832个军人公墓，安顿了240万魂魄流离的骸骨。
可是，德军最大的伤亡，发生在苏联和东欧－－单单在东欧战场，就有3百万德国士兵阵亡。长达40年的冷战期间，东欧和苏联是进不去的禁区，一直到苏联解体、东欧变天之后，国民协会才开始进入「重灾区」去寻找骨骸。1991年之后，国民协会在东欧找到了911万具骨骸，设置了331个二战阵亡军人的公墓，188个一战阵亡军人的公墓。
密码
《大江大海1949》在2009年出版，到了2019年，十年惊鸿，书中与我喟嘆长谈的长辈，多半已离世。父亲的墓地，小树已长大，杜鹃鸟隐在浓绿的树丛里对著山谷呼叫。母亲已失忆无言，烽火人生，满目烟尘。
十年前书写，是為了给1949这个断裂的、悲壮的时代上一炷文学的香；為了让那千万个漂泊的灵魂得到一点诗歌意义上的慰藉；為了让他们的痛苦承担可以跨过海峡险阻，被两岸的同胞所理解；為了让他们的委屈付出可以穿越世代鸿沟，被懵懂的儿女孙辈尊重。
图／龙应台提供
《大江大海》至今是中国的禁书，旅客带书过海关，会被没收。但是十年中，书的流传如水之穿石漫滩，我目睹好些事的风生水起：华人世界兴起了做家族口述历史的风潮，高中生都被鼓励回家录下爷爷奶奶的回忆；被国家彻底记忆封锁的长春围城，出现了好几本历史挖掘的著作；留在中国孤苦伶仃的国军老兵，开始得到广泛的社会关怀；湮没於草莽中的孤坟弃碑，重新在阳光下竖立起来；流落他乡的骨骸，人们千里追寻，奉还故土，执香致敬。而这些，几乎都是民间自发的觉醒和努力。
10年中，《大江大海》也一直在书市的畅销榜上，这给我的细微讯息是：10年，当年10岁的孩子20岁了，他也开始读《江海》了。因此每一次收到年轻读者来信说，「读了这书才认识了我的外公外婆……」，我就知道，那个时代的密码，沾著血跡、藏著眼泪和忧伤的密码，是真的得到代代心灵传承的机会了。
1949，是海峡两岸政治、社会、文化的基因；一回头，已是70年，脚步仍踉蹌。
1946年，第十师师长葛先才奉命回到衡阳搜寻抗战牺牲将士骸骨，共得三千多具。
（图／取自网路）
张家山
「我想看看张家山。」
来车站接我的人有点為难，犹豫地说，「不要看吧？现在是个气象台，什么都看不到了。」
衡阳是父亲的故乡，故乡人对我也会有故乡人的真诚吧？
我说，「什么都看不到，也是一种看到。我知道什么都不在了，但就是想到那个原址站一会儿。」
是一个小山头，山顶大概只有3分之一个足球场大。先要通过几排看起来像是五十年代的职工宿舍楼，水泥都是黯淡斑驳的灰黑，散发著那个时代的气味。到了一栋完全看不出形状的房子前，故乡人说，「1958年建的气象台。」
他没有说出口的是，这里曾经竖著一个4、5公尺高的大理石碑，上面写著「陆军第十军衡阳保卫战阵亡将士之墓」。
1944年6月，第10军1万7千多将士，对抗日本10万大军，死守衡阳47天。将士以意志和血肉抵抗火力强大的现代化部队，使日军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伤亡，而国军自己也有6千多人阵亡。
日本宣布投降的半年后，第10军的师长葛先才奉命到衡阳搜寻殉难将士的骸骨。一边流泪，一边挖掘，距离衡阳战役不过一年半，葛先才看到的「古战场」已经「荒草没头，锈损的枪枝、弹壳……遍地皆是。惨白的骸骨东一堆、西一堆，横七竖八，凌乱的、随意的似乎被人不屑一顾的弃置在那里，而草长得最高大、最茂盛的地方，也必是骸骨最多的地方。」
他描述战场：
我们3人一组、四人一组，分头捡拾暴露在外的忠骨，如果当初是被草草掩埋的，挖掘起来倒还罢了，有时我们挖掘到埋藏较深的墓穴，尸体尚未完全腐烂，其臭难当。何止令人作3日呕！不得已，我令人準备纱布口罩，多洒香水，才能勉强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把挖掘出来的忠骸，抬到池边清洗，也遍洒香水，所以在安葬时，香气四溢，已不再有任何臭味了。一些被好心人埋藏很深的忠骸，尸体尚称完好，甚至军服、子弹都完好如初。我们实在无法也不忍為他们拆骨迁葬，只好又把他们埋葬起来，有人哭哭啼啼的寻找其亲人的遗体，侥倖找到了的，都已经运回原籍安葬了，在战争中头骨破碎的死者為数极多，共得3千餘具，已经是够多的了。据此推测，官兵死亡在6千以上，已经是比较正确了。
蒐集了3千多具骸骨，合葬在死伤最多、砲火最烈的张家山，然后為这无名无姓的千人塚，立下墓碑。
1958年，千人塚被夷平，墓碑被拆除，丢弃，没有人知道去向。
所谓气象站，就是山头一个平台，来回纵横20步，长满了青草，青草上有几个弃置的简陋气象装置。四周围是拥挤的破旧民宅，乱七八糟的电线。
我站在这片毫无记忆的青草山头，风吹著树，树叶哗哗作响，天空蓝得那么美丽、那么纯洁，好像连一声最轻微的嘆息都没听过。
我就对著那方鲜翠的青草深深鞠了一个躬。
青草下面，有3千个人的白骨，3千个年华正茂、英姿焕发的年轻人的白骨，3千个母亲思念的儿子、妻子寻找的丈夫、幼儿呼唤的父亲，3千个破碎的头颅、支解的身体、谁也不知道是谁、谁也不屑记得的人的白骨。
张家山。（图／龙应台摄影）
带我来的故乡人沉默。离去的时候，他静静地说，当地政府正在努力处理那些民宅，想要把这山头重新恢復成纪念墓园。
盐城
「你们在战场上，打输了的话，部队撤退或溃散，战场上的同袍尸体，当然就没人管了？」我问一个90岁的国军老兵。
他笑了，露出剩下的两颗牙齿，豪气地说，「那输了你能怎样？跑都来不及了。只有打赢的才有权利收尸啊。」
「你在战场上收过尸吗？」
「我在场的，都是败仗，一路败。只有一次打赢，我第一次有共军的俘虏……」
「所以清理尸体的都是打赢的？就地掩埋？地上做不做记号？有没有什么简单的仪式？是个别掩埋，还是挖大坑做百人坟，千人塚？看不看军牌，鑑别身分，做不做名册？通不通知家属？不做名册怎么通知家属？敌人和同袍的尸体，埋在一起，还是死后也要敌我分开？战后会不会回头去处理骸骨？」
老战士陷入沉思，想了一会儿，眼色迷茫起来，幽幽说，「没有战后啊，孩子，70年都没等到战后啊。」
终於找到身经百战的上将郝柏村先生。
生於1919年、今年满百岁的郝先生说，战场掩埋阵亡将士的规范，国军是有的，但是在激烈混乱的砲火中，很难做到。尤其是，当时的徵兵，有一点积蓄的人家往往买一个乡下农民顶替当兵，所以即使有名牌，也不见得是真实身分。通知家属，家属也不知在哪。
「在我所经历的战役中，」21世纪的见证人郝先生说，「唯一一次把每一个阵亡的同袍都郑重列册、安葬、致敬的，只有1958年的823砲战。因為那不是一个流动的战争。」
同样的问题，问一个跟林彪上过东北战场的解放军老人家。他说，「战斗结束，就地掩埋。能向老百姓买或是徵用一个现成的棺材或是一个木头柜子，都还得是干部以上的才可能。绝大多数的兵，就是找一条草蓆，包了埋了。」
「战场上的俘虏怎么处理？」
「俘虏，一抓到就换顶帽子，枪塞给他，就是解放军了，叫他枪口回头打国军。有时候，连帽子都来不及换，直接上阵，他就阵亡了，连名字都不知道。辽瀋战役的时候，伤亡几千人，都是就地掩埋的，哪有名字。烟台解放的时候，倒是在山上建了一个烈士纪念碑，名字刻上去的，也只有营以上级别的人。」
「敌人的尸体呢？」
「就随便埋一埋了。」
「谁负责埋尸体？」
「文工队、卫生队的，都是临时组织。打沙岑我就被派去处理过尸体。打塔山，死了好几千国军，多半没人管。战争结束以后，当地的百姓才把几千个尸体推到战壕里埋了。」
问这些问题时，一个好朋友突然说，「你别忘记，大多数士兵是不识字的，造名册很困难。其实，战场的尸体，你不是自己写过了吗？」
我知道，他指的是《大江大海》第52篇「盐城」。
1946年的冬天，张拓芜的部队行军到了江苏北部刚刚被国军从共产党手中夺过来的盐城……
这时的盐城，却十室九空。苏北，是共产党统治了很久的地盘，这次被国军夺回，城墙上插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不可能没经过血淋淋的战斗，但是踏著12月的冰雪进城，张拓芜觉得盐城透著怪异……整个城竟然没有战壕。
驻扎处没有水源，部队就在城门口找到浅浅的一洼水，像是地里渗出来的，红红黄黄的，极不乾净，但是总比没有水要好。他们就喝这水，用这水煮饭。
21军的一个士兵，蹲在空旷处。草纸是奢侈品，没有的，他因此想找一块石头来清理自己。当他用力把一块冰雪覆盖的石头掰开时，发现石头下面竟是一隻手臂，一隻穿著军服的手臂，冻成青色的。
原来不是没有战壕，所有的战壕都被掩埋了。把战壕挖开一看，里头埋了七百多具尸体，是共军的。这沟里躺著的所谓共军，张拓芜知道，很多也不过是被拉来的农家孩子。挖出来的尸体，摸摸军服里的口袋，每个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
他们总共找到3千多具尸体，扔在护城河里，全是49军的国军……面色铁青，但是眉目清楚，很多没有闔眼，突出的眼睛对著淡漠的天空，像醃过的死鱼。
原来21军这段日子饮用的、煮粥的那洼红红黄黄的水，是尸体混著融雪逐渐渗上来的血水。
没有战后。70年了，没有战后。盐城3千阵亡者，白骨想必还在繁华城镇的地下。
康边森林一列火车
70年太遥远了，很难记得吗？那么100年呢？
2018年11月11日，一战结束100周年。
我特别注视德国和法国，想知道，在这个碎片化的、混乱的、政治淘空了理想的时代里，他们用什么语言、什么姿态去纪念这100周年。德国、法国，是连续打了好几百年战争、世世代代為敌的天然仇啊。
没想到，梅克尔和马克宏选择在距离巴黎86公里的康边森林会面，他们同时走向森林中的一列火车。
1918年11月11日上午11点，德国代表团踏进了这节2419D车厢。签约仪式不在城里而在偏僻的森林里是因為，以法国人对德军的痛恨，德国代表团若进入城市，很可能招来暴力攻击。盟国带著强烈的惩罚意识，让德国首席代表尔兹伯格屈辱地签下了停战协定，协定的条件几乎是毁灭性的苛刻；尔兹伯格痛苦地签了字，然后站起来说，「你可以让一个7千万人的国家受苦，但是不能让它灭亡。」盟国的首席代表，法国统帅福熙轻蔑地回答：「就这样。」
1918年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的车厢。（图／美联社）
火车被带到巴黎当作胜利的勋章展览，奉命签约的尔兹伯格被德国的极端分子暗杀。
德国在屈辱中愤恨，愤恨是一种危险的情绪，易爆的燃料；在愤恨的燃烧中希特勒挟著狂热的掌声崛起。1940年，德国军队兵临巴黎城下，这一回，法国被迫签停战协定。
在哪里签？
希特勒让这节车厢送到1918年签约的康边森林同一个地点。车厢内，当法国代表读出德国指定的停战条件时，希特勒就坐在1918年法国统帅福熙的座位。
然后车厢被送到柏林去展示。二战后车厢被毁，法国依原样重製。
在四年的一战中，法国有140万人阵亡，德国有两百万人阵亡，总共1千万人——1千万个年华正茂、英姿焕发的年轻人，1千万个母亲思念的儿子、妻子寻找的丈夫、幼儿呼唤的父亲，1千万个破碎的头颅、支解的身体。
100年之后，马克宏和梅克尔并肩站立，11月的康边森林一片金黄，有童话的色彩。德法联合军队的军人，臂章绣著德法国旗混合的象徵，分别唱了两国的国歌，国歌之后，却是贝多芬的〈快乐颂〉。孩子们天使般的歌声朗朗，响彻了森林。
两国元首踏进了车厢，坐下来，肩并肩，在一个本子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国家品格
100年，不长。国家所欠的，国家就要还，以记忆还给记忆，以尊严还给尊严，不管你有没有名字，不管是100年，还是70年。
国家和个人一样，从态度看出品格。怎么对待受伤的人，怎么面对自己的错，怎么选择遗忘和记得，也就是说，怎么对待历史，就是品格的高度。
来源：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