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3年上大学的。那年我还在黄土高原插队，村里就剩我一个人了，好不凄惨。邓小平恢复高考，让我看到了希望。我的英文俄文双双考全县第一，北外来招生的一位王老师第二天找到我，向我道贺，通知我被北外破格录取，入学后直接上英语系二年级。不料，张铁生一张白卷让我的美梦成了泡影。听说那位王老师与其它学校的招生老师联合起来跟上面抗挣。为了保留原来的入学考生，他们增加几个名额，录取了几个当地干部子女，然后偷梁换柱，把原来自己手里的考生换给别人，上交了一份全新的入学名单，骗过了当地教育局。经过这番调包，我起死回生，庆幸地回到了北京念数学，24岁开始了我人生新的一段不平的路。
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人才济济。已故数学泰斗傅种孙与汤璪真早在四、五十年代就建立起师大数学系的壮势。 王世强、张禾瑞、郝鈵新又将师大数学系的教育水平推到了全国前茅。张禾瑞的《近世代数基础》，以及与郝鈵新合写的《高等代数》，成了各大专院校数学通用教科书，为北师大数学系的名声打下了基础。 从莫斯科大学毕业的刘绍学，华罗庚的研究生严士健以及本系培养的王培庄均属年轻少壮派，刘绍学后来成了国内环论方向学术带头人之一，创建了代数表示论研究方向。严士健成了代数、数论及概率的权威，并在师大创建概率统计教研室。汪培庄是中国模糊数学的创办人。我的数学高等教育就是在这样优秀的环境中开始的。
第一天上课，严士健老师手里拿着与北大闵嗣鹤先生合写的《初等数论》走进了课堂。七年来第一次走上讲台，下面坐着工农兵学员、革命小将，他看起来有些紧张。但在开学前的建校劳动中，他和同学们已经建立了融洽的师生关系，再凭着他多年的教学经验，他胸有成竹地开讲了。
“同学们，我们现在学习的是数学。顾名思义，数学就是数的科学。因此，不论今后我们要学什么，首先要对数有个清晰的概念。” 严老师开始把我们引进数学的大门。他在黑板上画了个圆圈，然后问道，“同学们，这是什么？”
“一个圆圈，”一位同学答道。
“百分之百正确，”严老师赞赏地说。“但是英文老师会告诉你这是英文字母‘O’，化学老师会告诉你这代表氧气，而我会说这是个零。这个圆圈只不过是个符号而已。再比如，‘V’是什么？英文老师会说是英文字母，物理老师会说代表速度，而我呢，我说这是5，是古罗马的写法。我们今天所通用的数字是阿拉伯数字。”
严老师绘声绘色地用天上的星星和海滩的沙子比喻数字的浩瀚。他请每位同学拿起尺子，然后问道，“你们猜一下，从零到一之间有多少数字。”
教室里一片寂静。
“你们相信不相信，如果海滩上的每一粒沙子是一个数字，海滩上的沙子填不满零到一，” 严老师略带南方口音的比喻只引起了几个人好奇的眼光。“再猜猜看，一个火柴盒和一个火车车厢，哪个能装更多的数字呢？”
教室里仍是一片寂静。
“幸亏我们这门课不必去操这个心。我们这门课叫初等数论，是研究整数的规律和特点。” 严老师意识到也许他讲得太抽象了，该言归正传了。
“其实，我们已经学过很多数论方面的基本概念，象最小公倍数，最大公约数等，都属于数论的范畴。我们在大学要继续学习数论，最重要的三个概念是奇数、偶数和素数。我们先看看奇数和偶数是什么…”
严老师带着我们遨游了数学世界，用了一节课的时间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清除了我们头脑在农村插队几年留下的锈垢，润滑了思维的齿轮。可是并不是所有同学都有同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我的数学高等教育就此画了个句号。
革命小将们造反了，他们要行使工农兵学员“上管改”的权利，要在大学进行教育革命。他们把严老师赶下了讲台。以后几天我们没有上课，批评严老师讲的仍是封资修的那一套，讨论在新型大学应该学习什么。严老师也参加了我们的讨论，马上向同学们承认错误，做深刻检讨。他过高估计了讲台下面学生的水平，许多同学是文革开始以后才上初中，实际上什么都没学，他们真实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批评以后又开课了，从分数和小数的加减乘除运算学起。
班里毕竟还是有老三届的同学，包括几位高中生。除了我和两位老高一的以外，还一位蒙古族同学巴特尔，原北京二十五中老高三。很快我们就发现这样学下去只是浪费时间，就自己找来高等数学参考书，上课的时候自学起来。没想到被其他同学发现，批评我们是走白专道路。在一次辩论会上，巴特尔和我站起来为自己辩解，但无济于事，败下阵来。大家批评我们看不起农村同学，只顾自己，我们应该帮助别人，全班一起进步，和他们一起“上管改”，进行教育革命。
就这样，革命小将占领了讲台。班里的党支部书记高启如带头讲小数和分数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其他同学也跟着上讲台，“活学活用”。最高学府还成了忆苦思甜的讲台，同学们发自肺腑地感激党，让他们成了祖祖辈辈第一代“大学生”。
班里大部分是农村同学，都很朴实、热情，他们从农村到城里上大学，可以看出来缺乏自信，保持低调，顺应潮流。尽管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的看法不同，我和他们三年相处得很好，包括党员和班干部。唯独高书记专横跋扈，自以为是，还处处跟我作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