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艺术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抗战时期的延安，不仅是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也是无数知识分子、热血青年心中的圣地。 无数怀着进步思想的作家、诗人、画家、戏剧家、音乐家……冲破国民党顽固派设置的重重阻挠，向这黄土高原上的偏僻小城汇聚。到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抗战文艺事实上的中心。
1942年5月，中共中央邀集文艺工作者80余人，在杨家岭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两次发表讲话。这篇著名的讲话，后来成为党指导文艺工作的方针。它首次明确而深刻地提出了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文艺创作仍不乏深刻的启示意义。
牙科诊所的主人是德国医学博士海伯特，中文名冯海伯。因为早年在上海时，他曾给张学良治疗过牙病，就以张学良保健牙医的身份跟着到了西安，开了这间牙科诊所。
当然，这是公开的身份，海伯特其实是德国共产党员，1931年的时候被纳粹驱除出境，来到了中国。所以，他给自己养的狗取了那个邪恶的名字。
诊所所在的七贤庄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平房建筑群，共有整齐划一的10个院落，对外出租。蒋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后，时逢乱世，社会动荡，人心惶恐，在此租住的文人雅士取魏晋名士“竹林七贤”之名，给这里命名“七贤庄”，寓意不言自明。
没人想得到，这个“避世”的地方，却是中国共产党“入世救世”的一个重要所在。除了转运医疗器械和大量物资，七贤庄还是大批仁人志士和爱国青年奔赴陕北苏区的“红色驿站”。
在国民党统治的区域，残酷高压的专制暴政，腐败黑暗的社会现实，消极抗日造成的国土沦丧，让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和爱国青年认清了现实，他们从四面八方源源不断地赶来，汇集到西安，再从这里奔向心目中那个革命的圣地——延安。
斯诺在陕北苏区呆了四个多月，采访笔记记了满满14个笔记本，以此成就了名著《红星照耀中国》。
见到丁玲时，《红星照耀中国》尚未动笔，丁玲和史沫特莱成了斯诺最好的听众。
斯诺用难以遏制的激情，语速极快地向她们勾勒着英雄史诗般的长征，描述着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战士坚忍不拔、英勇卓绝的伟大斗争，以及他们的领袖人物的伟大而平凡的精神风貌。
丁玲虽然早在1930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对这个政党和陕北苏区的了解，却远不及斯诺的亲见亲闻。她彻底被斯诺的激情感染了。
丁玲是第一个从国统区前往陕北苏区的知名作家，受到了热烈而隆重的欢迎。
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未到延安，而是在保安暂居。丁玲到达的当晚，中共中央宣传部就找了一间最大的窑洞，为她召开了欢迎晚/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尽皆出席，窑洞里的椅子不够坐，周恩来干脆坐在了窑洞的门槛上。
这样的礼遇让丁玲受宠若惊，她曾专门撰文回忆：我是那么无所顾虑、欢乐满怀地第一次在那么多的领导同志们面前讲话。就像从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在向父亲母亲那么亲昵地喋喋不休地饶舌。
随后，党中央领导人又轮番请丁玲到家中做客。在毛泽东的窑洞里，毛泽东操着湖南话问这位同乡：“丁玲，你打算做什么呀？”“当红军！”丁玲说。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那时的延安。诗歌所表达的浪漫情怀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在到达延安之前，对延安并无特别形象具体的了解，光是“自由”“民主”“抗日”这3个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心潮澎湃。
各地青年和进步人士激情满怀，或孤胆上路或拖家带口，形成了奔赴延安的滚滚热潮。
当时西安到延安不通火车，有的人能幸运地搭上汽车，大部分人则是步行。油画家王式廓从武汉到西安后，被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编入一个十几人的队伍，步行奔赴延安。刚开始每天走几十里路就能找到旅馆，后来要走100多里路才能找到住所。就这样，在黄土高原纵横的沟壑中走了12天，一行人才到达延安。
然而通畅仅仅维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国民党政府意识到了这股洪流的汹涌之势。为了阻止革命青年前往延安，国民党在西安至延安的途中先后设置了咸阳、草滩、三原、耀县、铜川、中部(今黄陵)、洛川等九处关卡，八百里秦川变成了封锁线。1941年以后，更有胡宗南40万大军把延安重重包围。
一切艰险和阻挠反而增加了热血青年们对革命圣地的神往和虔诚，阻力都转为他们投身革命的决心，化成他们对理想追求的热情。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著名诗人艾青就在此时踏上了奔赴延安的旅程。
艾青因参加左翼文学活动而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35年底出狱后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41年，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对艾青说：“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 一句话感召了诗人。
这三个人搞到了一张绥蒙公署高级参谋的通行证。张仃施展丹青妙笔，把通行证上的“一”字上下各添一笔，改成了“三”字。身材较高、气质儒雅的艾青扮作参谋，张仃充任秘书，罗烽则扮演勤务兵。每到歇息处，罗烽还假戏真做地忙前忙后，搬行李，打洗脸水，有模有样。
三个人混上国民党政府盐务局的汽车，由重庆到了宝鸡。在那里又碰上了正为如何去延安发愁的作家严辰、逯斐夫妇。画家张仃再次施展笔法，在“三”字上又添两笔，改成了“五”。一个人的通行证，成了五个人的护身符。
饶是这样，他们一路上还是经历了74次盘查，风险迭出。到了洛川、富县之间一片国共交界的开阔地带，人迹罕至。地平线上的一座碉堡是最后一个国民党的关卡。五个人按捺着激动的心情，屏息凝神地交验了证件。又往前走了许久，终于看到了手执红缨枪的边区儿童团，他们悬了一路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张仃一下子扑在黄土地上，放声大笑。
陕甘宁边区成立了边区政府交际处，专门负责接待这些初到延安的人。他们先被安排到西北旅社（中共中央招待所）或陕甘宁边区招待所，免费食宿。然后根据个人情况，或分配单位工作，或进学校学习。
延安在当时有30多个学校，包括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文艺工作者也组成了20多个艺术团体。古老的延安城充满了生机，版画、街头诗、墙报随处可见，抗日歌声回响在每一个山沟里，回荡在整个延安城中。
很多人在延安第一次被人称呼为“同志”，有的人觉得有些陌生、新奇，更多的人则为这个新称呼激动不已——从此别人就这样称呼自己了，自己也可以这样称呼别人了。
刚到延安的陈荒煤被安排在鲁迅艺术学院。他曾回忆：“我刚到鲁艺的第三天，正是旧历年的晚上，我第一次看见了红五角星的灯，光辉地照耀着一群欢笑的脸……毛主席站起来，那样欢喜地亲切地向我们说‘同志们，今天我们很快乐’的时候，我止不住流泪了。”
在延安，衣、食、住都是供给制，虽说条件艰苦，却也衣食无忧。在所能获得的物质资料极为有限的环境下，来到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们一样享受着供给制的待遇，而那些已有成就和名望的文化名人，生活方面特别优待，还有数额不等的津贴。
1938年3月到达延安的作家徐懋庸当上了抗大的教员，每个月有10元的津贴，同时又在鲁艺兼课，另有5元补助。
须知那时，八路军内部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在内，每个月的津贴一律才5元。而延安的物价也确实便宜，两角钱可以买一斤猪肉，一角钱可以买十个鸡蛋。所以徐懋庸说：“我是很富的，生活过得很舒服。”
关于文化人在延安的吃穿用度，最著名的当属冼星海吃鸡的传闻。
据说，在为《黄河大合唱》谱曲时，冼星海要求“每天吃一只鸡，不然一行也写不出来”。延安大学中文系教授朱鸿召认为，此说只有孤证，不足为凭，更像是冼星海的一句笑谈。即便这个笑谈是真的，冼星海谱曲《黄河大合唱》其实只用了6天时间，八个乐章一蹴而就。这部辉煌乐章若真是吃6只鸡就能创作出来，也算得上趣事一件。
在文艺工作上有天分和成就的人，往往个性鲜明，流露在言行举止上，就常有率性而为、乖张出位之举。“延安四大怪人”可以说是其中表现最鲜明的代表。即便是“四大怪人”都包括谁，也有多个不同版本，亦可见当时延安众多文艺名人的个性张扬。
而这些个性张扬的文艺名人，在延安得到了他们最为渴望的平等和自由。延安用宽容开明的胸怀接纳了他们。
在流传最广的“四大怪人”版本中，另外三个是，艺术家塞克长发披肩，言辞尖刻；作家萧军狂放不羁，性情暴烈；木刻家马达沉默寡言，嘴里总叼着个硕大烟斗。
比如塞克，不但留着一头在延安革命女性那里都看不到的长发，而且性格倔强孤僻，常有怪诞之语。
1938年秋，塞克来到了延安。毛泽东与这位被人们誉为“抗战吼狮”的剧作家多有交往，相谈甚欢。不料，有一次毛泽东派人请塞克去自己的窑洞聊天，塞克却当场拒绝，理由竟然是“进不得衙门，受不了在哨兵眼皮下走动”。毛泽东闻讯，当即命令警卫员都撤掉，又派人去请，自己则在窑洞前的山坡上遥遥相候。塞克这才赴约。
另一个“怪人”萧军头戴狗皮帽，肩背褡裢，拄着木棍，于1938年3月孤身一人到达延安。他是想到五台山去打游击，此行只是路过。毛泽东很想见见这位闻名遐迩的鲁迅弟子，特派办公厅秘书和培元前去问候。
和培元热情地提出，为萧军安排时间见见毛主席。哪承想萧军一点不领情：“不见了，他挺忙的，我也只住上一两个星期就走。”
毛泽东对此毫不见怪，反倒是亲身来到了招待所，上门拜访。礼贤下士的态度让萧军大为感动。此后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鲁迅》，更觉心有戚戚焉。
更令萧军意外的是，他应邀参加一次会餐，几张大桌子摆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毛泽东、陈云、李富春、成仿吾等人拉着他坐一桌。没有凳子，几个人就站在桌子周围，一个大陶碗盛着酒，一口一口轮着喝。忽然狂风大作，尘土飞扬，几个人以黄土下酒，倒也喝得痛快。素有豪侠之气的萧军在延安终于找到了英雄豪情。
《解放日报》于1941年6月10日发表了社论《欢迎科学技术人才》，其中写道：随着抗战以来文化中心城市的相继失去，以及国内政治倒退逆流的高涨，大后方的文化阵地已显得一片荒凉。只有延安不但在政治而且在文化上作中流砥柱，成为全国文化的活跃的心脏。
然而，与这种繁荣景象不相匹配的是，在1942年之前，整个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虽然百花齐放，数量众多，却似乎只有《黄河大合唱》称得起“不朽的伟大作品”，真正的传世佳作乏善可陈。
探究其中原因，1938年的一场诗歌朗诵会颇为耐人寻味。
那一年的1月26日，延安最早成立的诗歌组织——战歌社举行了一场新诗朗诵会。晚/会共发出了三百张入场券，毛泽东亲临观赏。
大煞风景的是，朗诵会开始不久，人群陆续散去，到结束时，场内只剩下稀稀落落的不足百人。事后，战歌社的发起者、著名诗人柯仲平几近羞愧地承认：“这是近几个月来延安最惨的一次晚/会。”
但是，朗诵会最重要的观众毛泽东没有走，他“静听未动，一直坐到散会才走。”以毛泽东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很难说他是因为欣赏才留下来。他的留下，更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鼓励和关怀。
柯仲平很快对这场惨淡收场的朗诵会做了反思：“我们朗诵的诗歌，在‘大众化’这一点上，还是很不够的。我们朗诵的技术很幼稚。”
透过柯仲平留下的那份类似检讨的总结，大致可以想见朗诵会上的尴尬场景：诗人们在台上以夸张的、慷慨激昂的腔调和表情，咏唱着时髦的自由体，台下坐着的，却多半是满身尘土、面色黝黑、习惯了山歌野调的将士、农夫。
很多诗人此后转变了他们的语言，改写极为浅显通俗的新大众诗歌。柯仲平、萧三、艾青、公木等著名诗人都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发起了风靡陕北的街头诗运动。
“提起朱德八路军，日本鬼子就头晕。八路军的威风真正大，日本鬼子听了就害怕。”很难说这样的诗歌有多大的艺术成就，但这些街头诗是地地道道的民歌式，通俗易懂，影响大，传播广，掀起了延安文艺的高潮。
只是，这样的反思并不是每个文艺工作者都能认识到的。曲高和寡的尴尬也在戏剧界上演着。
仅在1940年至1942年上半年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艺就上演了三十部大型话剧。其中不乏在延安诞生的作品，如《农村曲》《塞北黄昏》等，但更多的是从大城市搬来的大戏、洋戏，中国戏如《日出》《雷雨》《蜕变》《太平天国》等；外国戏有《钦差大臣》《伪君子》《悭吝人》《求婚》等。延安作家自己写的东西太少，反映现实斗争生活的作品就更少。
作家是奔向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人数最多的群体，发展出的文学团体也最多，参与者众。他们活动频繁，思想活跃，情调浪漫，成了延安的一道独特风景。
1940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30多位作家汇集在蓝家坪的中华全国文艺抗敌协会（简称“文抗”）延安分会。他们除了看书，学习马列书籍和时事外，其余时间就是专心写作。当时的“文抗”一员、作家方纪回忆：每逢开饭时间，“小鬼”（勤务员）用两个半截煤油桶做挑担，把饭挑上山来，一边是香喷喷的小米干饭，一边是清水煮白菜，一吹哨子，大家各自从自己的窑洞中出来打饭。
但是这种“清客式”的生活并没有让他们的创作受益。很长时间里，他们并没有拿出与人数和名望相称的作品。反而是在为数众多的文人、作家之中，早有渊源的派系争论也带到了延安。原本创作观念上的分歧，却引发出纷乱的宗派之争。
周扬的话，却有些“冤枉”丁玲了。
丁玲在1936年到达保安时，就发起成立了陕甘宁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文抗”正是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来，不过在与“鲁艺”纷争乍起之时，丁玲在《解放日报》主编文艺副刊，已不在“文抗”。为此，丁玲后来还多次著文反驳周扬。
不过，丁玲与周扬意见不合却几乎是尽人皆知的。矛盾的种子也确如周扬所说，在上海时就埋下了。
当时在上海左联的周扬，依据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文化工作要与抗战结合的“国防文学”口号。而一直被视作左联旗帜的鲁迅，认为“国防文学”内涵不清，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
这两个口号的争论演变成了一场论战，结果成了左联解散的导火索。
丁玲等一大批青年作家视鲁迅为精神领袖，对周扬的态度可想而知。当时左联的党团书记是与丁玲“曾有过热烈的爱情”的冯雪峰，一个参加完长征、由中央派到上海主持文化工作的共产党人，他也是鲁迅的坚定支持者。论战中也是周扬的对立面。
丁玲对周扬心存芥蒂是不难理解的。不过，他们先后到达延安后，丁玲和周扬之间却没有产生过直接的磕碰。跳出来与之对战的是另一个著名的鲁迅弟子，萧军。
萧军对鲁迅的尊敬和崇拜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萧军为先生守灵三天三夜。鲁迅下葬，萧军是十六个抬棺人之一。他到鲁迅墓前祭奠，把自己刚出版的作品焚烧为祭。此举遭到了狄克（张春桥）、马吉峰的讥笑。恼怒的萧军找了见证人，约这二人决斗。
在上海徐家汇的一片草地上，萧军三拳两脚把对手打倒在地，还冲着地上的两人宣告：“你们有小报文章骂我，我没别的，只有这拳头，揍你们！”
萧军就是这么一个性情暴烈的文人，到延安后也没有丝毫收敛。因为关于他个人感情生活的流言蜚语，他曾闯进文化俱乐部的一次会议，狠狠地把短刀插在桌上。在萧军日记中甚至有这样的句子：“我是决心，如果真的冲突了，我决定用刀子对付他们。”
照此相比，萧军对周扬还真算是文明、客气的。
事件起因是1941年6月，《解放日报》连载周扬的文章《文学与生活漫谈》。文中诸多观点引起了艾青、舒群、萧军等一批文化人的不满。后来萧军执笔，写成《〈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周扬在文中说，“然而太阳也有黑点”，意在要求文艺家们不要对生活求全责备。这个观点的确是对现实有所指的。
延安的文艺家们，大多是从光鲜亮丽的大城市，投奔到这个西北贫瘠之地。虽然他们满怀着投身革命的热情，但现实中的反差还是让一些人感觉失落。而很多文化人对“泥腿子”为主体的边区干部群众，颇有轻慢态度，嘲笑、讽刺他们言行粗俗、仪容鄙陋的话语时常见诸文字。丁玲的文章中就这样写过一些工农干部对文化人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萧军在文中对周扬反唇相讥：“凡是到延安来的——连一个小鬼也在内——他们绝不是想到这里来吃肉或者是补充维他命C的，这也正如周扬同志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做院长，吃小厨房以至于出门有马骑。”
可是萧军的文章寄到《解放日报》，却被退了回来。他大感不公平，拿着刊载周扬文章的报纸和自己的文章，直接去找毛泽东。
萧军是延安时期与毛泽东过从最密的文化人之一。毛泽东一直对这个特立独行的狷介狂士青眼有加，很喜欢找他聊天。而毛泽东也是为数不多的能够让萧军尊敬并亲近的人，只是仍比不上鲁迅在他心目中的地位。酒酣耳热之时，萧军曾对人公开宣称：“鲁迅是我的父辈，毛泽东只能算是我大哥。”
毛泽东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帮萧军说话。他对萧军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萧军的文章发表后，周扬没有回应。但纷争并未完结，相反地，越来越多的作家卷入争论，笔斗不休。
争论的问题也超过了艺术与生活，而是上升到立场、原则、阶级的政治范畴。
首先是“歌颂光明”与“揭露黑暗”被人为地对立起来，互不相容。不少作家认为边区也存在几千年流传下来的陈腐思想和行为，他们拿起了杂文这个“匕首和投枪”，想“用它划破黑暗”。歌颂光明的文章被讽刺为“歌德派”。
中央青委创办的壁报《轻骑队》，就因为专挑边区的毛病批评而轰动一时。《轻骑队》创刊于1941年4月，其形式颇像大字报，用毛笔书写了稿件贴在墙上，经常引起围观。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都是这一时期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
一时间，热烈喧闹的延安文艺界嘈杂起来，大有乱象纷呈之势。
那时的萧军正处在争论的漩涡核心，心情恼怒，准备离开延安去重庆。1941年7月，他到了毛泽东的住处辞行。经毛泽东极力挽留才留了下来。
那次谈话中，萧军问毛泽东：“党有没有文艺政策啊？”
“哪有什么文艺政策，现在忙着打仗，种小米，哪还顾上！”毛泽东答道。
应当有个政策，否则争论不休，没有标准，难明是非。”
毛泽东闻言，当即表示：“你这个建议好！”并委托萧军帮忙收集文艺界的各方面意见。
经萧军介绍，1941年8月的一天下午，毛泽东来到蓝家坪“文抗”作家的住所，专程看望这一年来到延安的艾青、罗烽、舒群。
艾青也是毛泽东格外看重的诗人，两人很快熟识亲热起来。
1942年初，毛泽东在和艾青的一次谈话中，忽然提到：“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这时，延安文艺界的问题已经尖锐起来，一些文章和词句深深刺痛了从血雨腥风中走过来的革命家们。贺龙、王震都明确表示过不满，连一向宽厚的朱德总司令也对某些词句颇有微词。
“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艾青建议。
“我说话有人听吗？”
“至少我是爱听的。”艾青肯定地回答。
怎么开这个会，制定一个什么样的文艺纲领，却让文采斐然的毛泽东分外为难。他在谈话中对很多人讲过：“这个文章不好作！”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慷慨就义。闻知噩耗，与瞿秋白互为知己的鲁迅抱病收集瞿秋白遗作，收入了瞿秋白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普列汉诺夫、拉法格等人的文学论文，以及高尔基的创作和论文，合成《海上述林》。国内的环境容不得这本书出版，鲁迅就把书稿送到日本。书印好后，他精心设计了皮书脊、蓝绒面，挑选出装帧精美的两本，托冯雪峰转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睹物思人，毛泽东哀痛地怀念着志同道合的战友和知己：“怎么没有一个人，又懂政治，又懂文艺，要是秋白还在就好了。”
这句话，他对诗人萧三说过，对留法归来的作家李又然也说过。李又然还记下了这样一个让人动容的细节：“主席脸上立即显出愁容——很深很深的愁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忧愁的脸！隔了很久，我又说：‘毛主席，什么时候文艺界开个大会，毛主席亲自主持！’主席始终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头深深地埋着。我怕他这么下去要累的。就说：‘毛主席，我走了！’主席这次没有送我。”
为做好这篇文章，毛泽东秉行了他一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做法。从1941年年末到1942年3月，他频繁地约请延安文艺界各方面人士谈话，调查情况，收集意见。
每次谈话，毛泽东几乎都要请人吃饭，先后有三四十位延安文艺界知名人士成为毛泽东窑洞的座上宾。
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草明、欧阳山3月底去毛泽东的窑洞时，正赶上食堂杀了一头猪，餐桌上有三个荤菜：炒猪肝、炒猪肚、炒肉片，都是在延安并不多得的美味。欧阳山时隔几十年后仍对那顿饭念念不忘。
党的文艺政策已经浮现出了轮廓。
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5月的延安，青山叠嶂，绿树环抱，风光明丽。
2日中午，延安文艺明星——周扬、丁玲、艾青、陈荒煤、何其芳、刘白羽、周立波、华君武、萧军……汇聚在杨家岭“飞机楼”。
“飞机楼”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楼，当中三层，两侧一层，从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张开双翅的“飞机”。人们依形而命名，都称它“飞机楼”。
毛泽东所住的窑洞，就在中央办公厅旁的山坡上，不到百米。按照毛泽东的生活习惯，他总是熬夜到凌晨，然后休息，中午正是他“早饭”之后。
中午1时左右，毛泽东从窑洞连接“飞机楼”的天桥上走过来，两条肥大的裤腿上打着显眼的补丁，上身穿着件薄棉袄，肘弯处还露着棉絮。
会场设在“飞机楼”底层南厅，是中共中央会议室兼饭堂，面积不过20多平方米。这时，摆了二十多条长板凳，80多人挤了个满满当当。
会场中央靠墙一侧摆着一张办公桌，铺块白布，权且作为主席台。
会议开始，毛泽东语出幽默：“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朱总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总司令，而“鲁总司令”倒是头一回听说。经毛泽东解释，方知是指鲁迅。毛泽东的意思是说，一支是武装的军队，一支是文化的军队，共产党要有文武两支军队。他用这样的话，论述文艺工作的重要性。
接着，毛泽东针对延安文艺界存在的这些思想混乱情况，提出了关于文艺工作的五个问题，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熟悉生活问题和学习问题，交给与会者自由讨论。
开始时，众人比较拘谨，有了一两分钟的冷场。
丁玲捅捅旁边的萧军说：“你是学炮兵的（萧曾当过炮兵），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就站起来，挽了挽袖子，口气极大地开了头炮：“这样一个会，我看了情况就可以写10万字。我是相信罗曼•罗兰提倡的新英雄主义的，我不单要做中国第一的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的作家……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
等到萧军长篇大论地讲完，就坐在他旁边的胡乔木“嚯”地站起来：“我要发言！”
胡乔木对萧军的发言进行了激烈的批驳。特别是针对萧军“文艺不受党的领导”的论调，胡乔木语气激动地说：“文艺需要党的组织，共产党不像一把椅子，可以自由搬动，它是有坚实理论基础的。”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回击。一下午的讨论，几乎就在这两人的争论中过去了。
5月16日，会议继续。
萧军前次的“炮”似乎还没放完，而且由于受到胡乔木的当场批驳，心中憋着火。会议一开始，萧军抢先发言，两个人又吵开了。
民众剧团团长、诗人柯仲平操着云南话，用他惯用的大嗓门说：我们民众剧团常年在边区农村演出，我们的团旗上就写着“大众艺术野战兵团”“我们就是演《小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都很喜欢。你们要找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
从晋西北前线归来的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还穿着一身戎装，说话也像个将军一样铿锵：“这么多文学艺术家集中在延安干什么？应该上前线去，那里有写不完的人物和故事，那里正需要你们。来吧！谁到我们战斗剧社来，我举双手欢迎！”
当时年轻的画家罗工柳就在主席台旁席地而坐。他记得，毛泽东拿着几页纸走上台时，嘴里还低声咕哝了一句：“文章难做啊。”但是一登台，毛泽东就展现出挥洒自如、自信从容的气度。
毛泽东做了个幽默的开场：“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随后，毛泽东拿着提纲，洋洋洒洒地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以“为群众、如何为群众”为题，针对当时延安文艺界存在和争论的问题，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解决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的源与流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以及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重大问题。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都只有一个提纲。文稿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笔记，与速记员的速记稿比照整理而成。5月2日的讲话，作为《引言》，5月23日的讲话，则是《结论》，两部分合成了现在能够读到的《讲话》文本。
胡乔木的整理稿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又反复斟酌推敲，仔细修改。毛泽东对这篇他深感“难作”的文章极为慎重，很长时间都没有公开发表。他还托人把文稿带给在重庆的郭沫若和茅盾，征询意见。
郭沫若后来让人带回了四个字的评价“有经有权”。“经”指的是普遍规律，“权”是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据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对这个评价很是欣赏，认为得到了一个知音。
直到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1年多，1943年10月19日，为了纪念鲁迅去世七周年，经毛泽东仔细改定，《讲话》才全文发表于《解放日报》。
而按照《讲话》精神指引，延安文艺界的创作进入了空前的繁荣时期。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背起背包，奔赴前线，与人民和战士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创作激情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中得到释放。《白毛女》《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种谷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一部部为人熟知的经典之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百花争妍。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近70年，成为了党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时至今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仍散发着灼灼光华,“为人民大众”的文艺方向和“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构建了新时期文艺的根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