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错误都会在六十岁之后结出悲伤的果实
2017-08-18 13:43:13| 分类： 默认分类
约翰洛克说：“上帝的意志在披上文字的外衣之后，必然会含混不清；正如上帝之子在披上肉体的外衣之后，也不得不经受人性的一切弱点（罪恶除外）”。洛克的这一表述很好。前一句呈现了基于人类语言无力感的绝对困境；后一句则显示了人性的幽暗之无所不在，对人性的怀疑有多深，人类的幸福感就有多深。
人的内心是一个巨大的空洞，如果没有真正的信仰，就会寻找可见之物慰藉自己。有时候我认为钱能解决一切问题，有时候我又觉得权力是万能药。没有钱的时候我崇拜富人，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会崇拜权力，但有钱有权力的人却崇拜骗子。人类经常在生殖器、领袖，或者一泡屎面前磕头捣蒜，因为这些东西可触摸，可利用，可以把这些东西塞在自己的胃里面，反复折磨自己。
有一种自由主义，叫左倾自由主义，他们对世界抱以深刻的怀疑和批评，试图设计出一套完美思想体系拯救世界。他们独立，有深厚同情心，身体力行，通常认为世界缘于理性的改进和自由的对话，会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堕落。典型人物如弗兰克·奈特、罗尔斯、森，以及中国的汪丁丁、许纪霖、周保松等等。
诗人以一个他自己不能言说的秘密为代价，购买了语言的力量，并用她来讲述别人可怕的秘密。诗人从来不是使徒，多年以来，诗人都是依靠魔鬼的力量，驱赶魔鬼。（kierkegaard）
最重要的问题是对人的界定。一，在宇宙万物中界定人的位置；二，在永恒秩序中界定人的心灵方向；三，在当下世界秩序中界定人的行为边界。在完成三大任务后，一个人的生命和知识将处在不断涌现的过程中。多样性由此获得意义，惟一性由此得到肯定，个人主义和经验主义，赞美主义与怀疑主义成为一个整体。
知识人应该建设有专业路径的精深，而不是文史哲一锅烩的博学。专业越清晰，思想越深刻，反之，知识越驳杂，思想越混沌甚至肤浅。朱学勤说顾准是一个财会知识人，鲁迅是有医学专业的小说家，森是以福利经济学为专业的经济学家。而钱钟书这样的博学家，其实只有一点体悟式的梳理，并无创新性的建树。
一个人的道德生活，来自于内心的道德尺度，而不是外在行为。“左手做的事情，不能让右手知道”，“荣耀归给神”。这些话很难理解，但通过举例可以展开问题。雷锋做好事，为什么会详细写在日记里？陈光标做慈善，为什么要别人拍手攥钞票的照片。要把对人性的怀疑逼到深处，这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起点。有时候我给我的亲妈做了一点有爱心的事情我都希望她能够开口夸赞我，哈，人啊，一个虚荣的存在。
海德格尔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死亡问题。儒家不思考死亡问题，仅仅这一条，就与哲学毫无关系了。邓晓芒先生把儒学界定为“一种道术”，很准确，我的理解是，儒家是一套针对人与人的关系的纠缠技术，从儒家到法家，这种道术一脉相承，儒家温文尔雅，法家怒目金刚，追求的都是对人的奴役。
或许，人类应该用灵魂去丈量宇宙，而不是用身体。相比距离人类1400光年的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的问题，或许人类更应该思考，1400万年前地球上的生命是什么形态，为什么与人类文明有关的记载仅仅延伸到几千年之前，难道人类文明是突然兴起的吗？
如果你可以做到永远不死，你的确不用思考天国。事实上你也是思考过天国的，过去你高呼毛主席万岁，可惜他还是死了。现在你抢着喝王林的口水，可惜他是个杀人嫌疑犯。为什么骗子登堂入室，是因为越有权越富有的人越怕死。不相信上帝，就会选择相信骗子。这是闹剧的滥觞，也是属于你的最终极的自由选择。
人类社会最大的杀手可能就是谎言，一个靠谎言来推动人生的人是不幸的，一个靠谎言来治国的政府也是不幸的。约伯说，“如果我在谎言中行走，如果我的脚步跟随在欺骗后面，如果我的心被女人迷惑，如果我总是埋伏在别人的门口（伺机抢夺别人的财产），那么愿我的妻子为他人辛苦劳作，愿我的妻子与他人上床。因为这些都是大恶，是必须要接受审判的罪”。（JOB，31）
我最大的错误可能是被眼睛牵着走，构成短视。眼睛并不是心灵的窗户，心灵才是眼睛的向导。重要的不是眼睛看见什么，而是心灵思考什么。看见当官好就想当官，看见人人都不说话就以为没有反对之声，看见结党可以营私就拼命维稳。耶稣说，“那些看得见的人会变成瞎子”。所有短视的人们，最后都失败了。
细读晚清经济史料，当年的经济总量，言论自由的氛围，比今天强得太多了，可惜晚清李鸿章之流虽有国际视野和近代化的变革意识，却迷信政府操作经济。导致市场化无法深度演进，官僚利益集团迅速形成，滞阻了晚清的体制改良。今天大面积发展国有企业，利益集团越来越稳固，我认为苦日子还在后头。为什么会这样，一言以蔽之，短视。为什么会短视，因为我们缺少深远的目标啊。所谓向着标杆直跑，重要的是我必须首先相信标杆就在远方，那是一个明确的标杆，永远不会改变。
但丁的神曲，如今才稍微理解。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地狱里面，谁愿意承认这一点？地狱不仅丰富而且充满叫喊，有人顽强记录，以为这就是艺术、美和意义。有人忽然听到了呼唤，开始上路，生命进入伟大的炼狱。是的，高质量的人生其实都发生在炼狱，人们行过死荫的幽谷，最后来到水边安息，这就是天堂了。
现在是红卫兵治理时代。所谓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当年种下的红卫兵精神，如今到了收获的季节。你可以说这是历史的传承，也可以说这是罪恶的工价。历史不会遗漏任何细节。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也是如此，二十岁的一次人性癫狂，六十岁的时候就能结出苦果。多少人到死都不理解“伸冤在我，我必报应”。
大卫说，“我甚为难，我愿意落在耶和华神的手上，因为神必有丰盛的怜悯，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上。”这是大卫的大智慧，有三层价值观的意义：一，人性幽暗，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全然的美好，苦难是人类恒久的主题；二，战争、瘟疫和饥荒之间的次优选择智慧。大卫的聪明在于，他知道人类邪恶无底线；三，理想国最优选择一定带来毁灭。
中国本体论缺失，缺失了亚里士多德“四因”中的本因（自因）。就人的本体论而言，个体自我存在的唯一不可替代性没有被确立，自由就不可能成为人的本质定义。这样一来，人，就只能从关系范畴来规定。儒家本质上没有自我，不过是伦理中”他者的眼光“。成圣并非自我，而是等级秩序中最高崇拜物。
儒家从巫传统转换成仁、气、孝，意味着儒家从此失去超验维度，完全回到人的“自我为义”，即儒家把人当成人的标准。这样的转换看似是对人的肯定，但本质上放大了人的自负，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两个维度同时失去方法论，中国人从此进入了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奴役。父母对孩子的奴役，只是其中之一。按照这种观念的习惯，政府对民众的奴役，在中国人的习惯观念里，就不再是奴役，而是对民众的热爱。这就是所谓“父母官”的意义。
有些根深蒂固的错误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平时察觉不到。所以我每天都在反思，看看自己到底有多蠢。比如对待死人，我们总是在避讳，溢美；对待活人，我们则窝里斗，闹革命，不分个你死我活不罢休。其实合理的方法应该是反过来的：对待死人，我们要审判，要反思；对待活人，则要宽容，怜悯，爱。
如果对思想史略知一二，会发现孔子是一名道德哲学家。如果对康德的道德哲学略知一二，会发现孔子道德哲学一直在教化他人，而不是仰望上帝辨析人性。对自然的好奇心，儒家思想不及亚里斯多德十之一二；对道德律的沉思，孔子学说不及康德十之一二。君子们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伪善，二是巴结皇帝。
在所有的写作形式当中，那种缺少专业路径的所谓文史哲一锅烩写作，除了文人们抖一抖机灵，几乎没有任何意义。而且还会误导读者，让人以为只要瞎扯、自恋，就可以混一辈子。文人趣味真是害死人。
牟宗三对儒家源头的追溯，以康德为方法。他认为儒家的实践伦理和康德的实践理性类似，比康德看得远，有一种智的直觉，人是精神的实体。而康德则认为，上帝是实践理性的基础假设条件。由此，儒家构建了人的虚无追问。康德构建了人的理性坐标。中国文化传统就这样坠入低矮世界，一直看不清远方。
婚姻是男人和女人合为一体后的私人制度，是身体和灵魂在小范围内的归于一。婚姻与公共关系和社会组织完全无关。不理解这一点的人，要么无法遇到合适的结婚伴侣，要么导致婚姻彻底走向失败。好的婚姻生活就是天堂，两个人合二为一，生死与共，完全共鸣，因为两个人本就是一个人。
很多人对公共命题与私人命题的理解完全错位。比如对政府等公共机构，本应绝对怀疑批评，但中国人却无条件认同与逢迎。对一个具体的人本应绝对宽容与爱，但中国人却咬牙切齿充满仇恨。比如婚姻，本属完全的私人生活，但中国人常常把婚姻看成社会关系，看成合作组织。凡此种种，才是与我们每个人有关的人生怪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