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火烧圆明园所想到的历史上的中外交流
最近都热聊巴黎圣母院的烧毁。我很惋惜。但是其实如果有足够的资源和资料，一定的技术。 补修应该不是个问题，History Restorer的工作。巴黎圣母院最起码人们见过。我想起中国的宏大园林建筑群，圆明园，损毁于英法联军，大量皇家宝物被盗，流失海外，却很少有人提及。我希望大家不会忘却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一提起圆明园，圣母院，二者很巧合的就令人想到信仰和宗教，他们的建造都和宗教有些关联，宗教礼仪早就艺术成就。而精神上启迪灵魂的升华，提升道德素质。在战争时代，在弱肉强食的炮火中，唯有精神文化的力量能够愈合矛盾，在敌对行为当中化干戈为玉帛。
（巴黎圣母院所引发中国人的爱国情怀这个话题很巧合目前很多人在讨论。我在几天前很凑巧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火烧圆明园这篇稿子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在写笔记。恰好遇到这个节骨眼就想发表出来。先声明我不是愤青，我是一个有着理性和平主义大情怀的人。我大概二十几年前开始就产生了一个梦想，那就是呼吁开拓一个和睦相处的世界，希望全人类化解仇恨，相互扶持，共同进步，这个向往一直没有离开。我企图以一种宏观综览视角思考分析，而不是狭隘民族主义关观。为什么不少人通过巴黎圣母院被烧毁马上就连想到火烧圆明园，我觉得这不是偶然的，它因应了不少人面对人类类似的浩劫以及对自身历史遗迹以及文明建设的思索，深层的历史思考。我们现在是一个巨大历史变更阶段，人们已经从一个狭义国家主义转向一种人类历史和对战争观的重新的审视，值得大家讨论）。
闲时，我很喜欢看一些老影片，历史剧，理解和接触历史。我认为九零年代中期以前的影片比价有内涵，厚度和深度，情节也严谨考究，接近事实。而其中最让我欣赏的一部电影就是香港李翰祥导演的火烧圆明园。因为我对清史还是有一种仿佛相识的感觉，时代距离近，另外地点也在北京，有着一种近在咫尺的意识记忆。此剧里面围绕圆明园这所园林而展开了历史的一些篇章。众所周知，乾隆时期的圆明园设计者当中有西洋人参与，有很多西洋景，意大利郎世宁是这些部分的主设计师。影片题材之所以选择圆明园，我认为这里面自带寓意，也就是西方文明踏入清帝国，产生了两种文明的碰撞以及矛盾，见证了曾经的辉煌与毁灭的历史变革。
北京城老皇城君臣们很早就与西方文化有交流的。早在元代明代咱们和欧洲大陆彼此就有交流了，我们的与世界文明交流其实很早就有了。明清来华的西洋传教士大多都身怀特长，都是学者，科学家，艺术家等等。明清时期的帝王根本不闭塞，他们什么都知道。康熙皇帝很早就精通西洋的文史哲和基督教文明以及自然科学。蒙古元朝也都很见过外面的世界的，而且受到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影响，元代主张一种开放型国际流动经济。而且明朝皇帝很赞同这一点，永乐帝开启了中国航海的历史，成就了郑和下西洋。我们历史上根本不是现在人们想象的那么闭塞。如果我们追溯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每个朝代对外来宗教的态度以朝代延续的传统。
元代是很特殊的时期，也是奠定后面几个朝代多民族统一的关键时期。一般人的常识认为蒙古族人有信喇嘛教的，其实，实际上蒙古人也有信基督教的。成吉思汗的时代他的女眷和手下一些人信基督教，我读过一本中国基督教历史，里面记载元代皇帝和罗马宗教领袖的通信。同时因为蒙古人西征，之后建立元朝的统一政权，他们带来了很多的外国的“色目人”，包括突厥人，波斯人，西亚人，中亚人，印度人，以及少量的阿拉伯人。明代北京城原来的遗址是元大都，蒙语称为“汗八里”，这座元代城市就有非常多的色目人，据记载一共有三十余种，包括元大都的城市设计，除了谋士刘炳忠管理做周礼的法制的参谋，就是一个阿拉伯人城市总规划师的落实。明代的皇城建设者，匠人，其中很多就是有回族工匠。这些回族人的父系祖先就是元代色目人，与中国当地各民族通婚，繁衍生息，他们的民族形成于明代。明接手元代政权非常的重用这些色目人，并且将许多元代蒙古人编入军队。然而这段应该被了解的历却少被提及。这些色目人里面种类繁多，包括突厥人，犹太人，基督徒，以及伊斯兰教徒，他们起到了中西经济文化以及技术传播的作用。元代很有意思，它其实不仅仅是蒙古统治者和中夏的关系，还有大量的外族人带来其它各类文化冲击，技术文化的交流。马可波罗本人据说是没有亲身到达中国。他撰写的游记是传奇性的，内容就是参照当时很多来华的中东，波斯，和欧洲商人所写，还是反应了时代现象。从元代的贸易，科技文化的交流，我们可以推想出精神信仰在元朝时期的多元化，这些色目人信仰各类宗教如何最终统一，也是很特别的一件现象。这时候的西方兴盛主要是波斯文明的兴盛，但是也为后面欧洲的崛起并进入中国做了铺垫。若日本有种流行论调：“崖山之后无华夏”， 意味华夏中心政权的衰落，其实换种角度，以一种世界流动的视角来看，也可以看到北方民族的崛起也是一个二元帝国开始。日本的华夏观是停留在一个阶段，而我们的是一种扩大与收缩，自守与扩张的活动的动态。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因为是借用注意，所以它跟随一个局限范围里的，而中国因为受到周围民族的影响是不断变化，华夏不能说是无有，而是政治功能上的衰退与不定性。几个例子，一个民族偶尔不做领导，不等于不存在对吧？很简单的道理，日本因为几百年的工业化之后的强盛，导致了一些中国人对他们对华质问的盲从。
明代因为接管元代的体系，非常和国际接轨。大航海时代和外国接触较多，也有不少西洋人来华传教，并且带来非常多的科学技术。明代科学技术比较发达。明代的天下基本是回族将领帮着打下来的。而且大量回族也被重用，因为他们有手艺和技术。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郑和。郑和不是一个普通背景的民间出身的宦官。他的家族是色目人的官员，以前就是西亚印度的贵族，元代有很多来华的移民都是色目人的贵族。他因为元末明初改朝换代家族败落而被迫成为太监，他自幼的眼界决定了他的思想广度和开拓性，为中夏的帝国打开了航海探索以及海上贸易以及外交的篇章。还有明末清初时期，南明朝廷的皇室，其中很多人入了基督教，流亡海外还是找罗马教廷帮忙援助。我提起这些说明什么，说明了历史上其实中国并非闭门锁国，即便清朝也并非如此。
经历了文艺复兴以及大航海时代之后的西方国家航海技术与经济发展就更为发达，也致使了更多的与东亚地区的交流。清朝和明朝一样，接触了更多的外来文化以及思想。据说康熙皇帝也接触过基督教，并且接纳过，但是因为华夏祭祖礼仪之争的问题拒绝了罗马教廷。满族皇帝康熙推崇儒家，也不排斥基督教和西方文化。康熙之孙乾隆是比较典型的满洲立场意识的帝王，他注重保持旗人集团的满洲民族性。他一方面注重保持清语骑射。另一方面私底下他又是个汉文化的迷恋者，喜爱诗文。但是同时他和祖父一样，对西洋技术产生浓厚兴趣，并开始建造圆明园。而他的后人继承了这份财产。并且有了我们后来火烧圆明园的故事。圆明园始建于清中期鼎盛时代的康乾盛世，而毁灭于英法联军的道光年间，建立了一个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园中的西洋景色均为西洋建筑师所设计，然而整体的烧毁却也是西洋人所为。令人感叹列强毁灭中国文物不费余力，然而为之付出代价的却是中国人，上至帝王下至民间，再无法看到那些巧夺天工的古代工匠的智慧。而当我们站在异国他乡大英博物馆中国文物面前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唏嘘感叹何时故国的文化遗产何时能够完璧归赵，回到它们的故乡。一方面我们感叹自身文物展览在海外散发出来的文明古国的感染力以及文明传播力，同时我们也在叹息它有如断臂维纳斯般的遗失。一方面圆明园是洋人毁的，另一方面其建造也有着西洋人的参与，法国和意大利的传教士兼职宫廷画家与建筑师。一方面是传播神圣信仰以及贡献西方文明科技的传教士，另一方面烧毁圆明园的又是世俗意义上的强盗。结果，把个清朝皇帝弄的是晕头转向，国门到底是打开还是封锁，一直到现在很多人对外国文化的潜移默化还是存有矛盾心理。一方面畏惧外国人的军火与技术，包括整体的工业化。中国人意识到自己落后主要在甲午战争之后，工业落后日本百年之久，而且是落后于一个曾对自己佩服的五体投地的邻邦。另一方面又被外国人警惕，因为外国人也面对中国的迅速发展，对一个自己毫不了解的文明带有警惕。
大体上，清代中期和西洋矛盾冲突主要有两样：一来是关闭国门，因为中国祭祖礼仪和天主教官方规定的冲突，产生礼仪之争，导致了某种程度的断交。乾隆对外国文化是封锁性的态度，他对基督教也是排斥的。二来就是对舶来贸易的抗拒。咱们过去天朝帝国对外国人有一种俯视海西夷狄的态度。外国人进见皇帝要下跪的，外国使臣拒绝，清廷要。而外国人不愿意退让迁就。争来争去最后就变成某些负面态度和恶性企图，产生很多不平等贸易。光绪开始改革维新打开国门的时候，清朝已经弱了，我们没有军事科技交流，没有足够的能力和列强抗衡，只有签署一些列不平等条约，割让很多海岸城市和地区。临了，得亏慈禧太后还猛拼抵挡一下，要不然中国或许就像美洲那样被英法联军分割了。老太太不愿意听光绪的，主要原因是觉得光绪太天真，不够老练，怕他被中国南方的革命集团控制住。从他们贵族集团在晚清这个面临瓦解的时候，并且面临危险性，站在这个角度是很可以理解慈禧的心思。如果对政治有一些懂得的人都会理解，因为不仅仅是交权的问题，任何政变很难免血腥事件以及暴乱，而辛亥革命也证实了这一点。
中国晚清的问题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明末清初开始的民族与相应阶级的尖锐矛盾与抵御心态，少数民族建立的八旗军制政权担心洋人来了自己控制不住多局面失去集权控制，故而保留极端保守派格局。光绪是立宪派，对西方文明持有类似于明治维新以及折衷主义的态度，却因为政治被慈禧压制。而当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刚开始听从洋务运动引进西洋技术以及基础建设，才没有多久，没有来得及全面建设，清朝在尖锐的政治矛盾之间迅速垮台，老人家刚清醒过来听信洋务改革派便生不逢时，先走一步。
若细数起来，慈禧太后是佛教徒，而她的娘家外甥/夫家侄子，光绪皇帝，娘儿俩正可谓是亲上加亲的三重关系，外甥，侄子，以及过继的皇子。光绪帝是基督徒，好像据说还受过洗礼。所以他很接受西方文明，赞同体制的改革，君主立宪制。据说光绪虽为皇帝却十分谦卑，对外国使臣从来没有像以前那样被清朝皇帝命令其下跪的规定，反而和他们同站立，并且握手，年轻的光绪想必地接受了和基督教同行的民主思想，颇有人格平等的意识。所以他并不反对君主立宪，而且是积极改革派。清末的广东革命集团也都是基督徒。只是可惜后来一些革命者不幸演变出辛亥革命血性暴乱事件，造成很多满族人的伤亡。北京城内本身没有闹辛亥革命，而武昌起义，武昌和西安则比较多。这个就让人想起了太平天国，都是暴民扭曲宗教旨意促使了暴动，结局就是官方镇压以及民族矛盾增加。义和团运动屠杀洋人引发了深层外交的争执，矛盾。加速了外国人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实行不平等条约。
百余年以前，甲午战争警醒了闭国锁门的清帝国，日本一个岛国把清朝打了个落花流水。当时的有识之士早就意识到维新的必然。人们认为中国的古老大门迟早是要对西欧开放的，这是当年的全球趋势。但是当时我们确实不得已，是被外国列强撞开的，而且代价很惨痛。至今我们都在承担后果，例如台湾的问题。我们一连串被割让的土地成为半殖民地与租借地，有正负两面作用。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经贸发展和现代科技文明的建设，另外一方面引发内部政治上出现问题，导致了很多国内战争。但是中国人还是很惊人的，短短了一百年，中国就再次崛起甚至在以往的列强眼中产生了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现在这十几年来某些国家企图压制中国也是出于心虚，担心被复仇。他们开始觉得中国会一直处于原始落后状态，但是中国人科技上很快就赶上了, 而且能够产生创新。这种认识需要一百年的历史进程的观察之后，世界才能明白，某种文明真相，而不仅仅是一种蒙蔽和歪曲的偏见。当有朝一日圆明园的被盗窃的物质遗产归还回故土，那就是强国梦的实现。当然实现这些中国梦的基础是中国本土的重整秩序，还原与革新，塑造民主化同时具有着向心力的社会权力制衡，如此意识形态脱出方可入世界时代轨迹，深入国际格局取得一定发言权，树立一个在经济发展之下的政治地位。不是不能坚持集权，而是随着历史洪流，向前发展，某些旧形态在当今语境已被淘汰，确实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寡不敌众。中国的历史根源十分复杂特殊，没有适合西式民主的土壤，要维持集权与民权的衡治，完全民主易分离内乱，不分裂集权又步入历史重演的不断的轮回。新时代之改变不是盲目抄袭美国民主，而是适应和发展，走出借鉴主义在本土生根发芽的形式。我多年身在国外深感华人在外说不上话，经常总体被质疑，不是个体的能力问题，也不是什么自我批判而无端生有的自我埋汰，那种思维只有批评和发泄，斗争，没有建设性主张。而是国内某些社会体制现况问题令海外众人说不上话。无论个人如何优秀，但是始终保持谨慎，因为不希望验证某些偏见。同时，话语权的态度也是在自己身上，就算被人家排斥也应该持有自己的主张和主导，不一见到强者是立马屈服，而是客观分析，学习，吸收，有主见是最关键的强国梦的基础，退一万步来说，一种文明的实质创建是自发型的，还有应该不断发现自我，输出自己的创作。一般说有领导能力的人都是有主动性的，积极性的，文明影响亦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