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文人多以隐者为高洁。然而真正的隐者又有几个？屈指数来，还真不多，仅四人而己。
“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
伯夷和叔齐弟兄俩算是最早的隐士，他们的父亲孤竹国国君欲以其三子叔齐为继承人，而叔齐偏要将位让给大哥伯夷。让来让去，两人都不即位，于是一同逃往西岐。
古人为了一个帝位，父子相残，兄弟互杀实乃常事。而这两位仁君却是真的不想当国君，想隐入山林。以今日的眼光看来，他们是不是也隐得迂阔了一点？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这一让，不就等于置国家责任于不顾？此种隐法，虽其德可钦，而其行却未必可嘉。可不是吗？后来整个商的国土（当然包括商的封国孤竹国）都被姜子牙带着周文王占领了，若不是姜子牙看出这两人是义士，他们俩兄弟就都会殒命于乱刀之下。而天下宗周之后，这两兄弟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上。
真的隐士，其节令人感动的同时，我还是要用鲁迅先生的话来批评二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种把某种德行推崇、实践到极致的作法，在生活中是行不通，也没法学的。甚至是荒谬或者迂阔的。这也注定了真的隐士是极少的，少到只有“标本”。
上文提及的姜子牙也是当过隐士的，而且一直隐到七十二岁。但他不是真隐，他的隐实际上是在等。姜子牙天生就是佐臣的命，他的先祖曾成功辅佐大禹治水，他又何尝不想像先祖一样，辅佐有天命的人成大事，同时也成就自己的名声呢？
事实证明，他一直怀着这个理想。他干过宰牛卖肉的屠夫，开过酒铺卖过酒，内心深处却一直在等待明主的到来。他在渭水之滨的磻溪垂钓，用的却是直钩。直钩能钓到鱼？只怕是白日见鬼。显然，姜子牙垂钓之意不在鱼，而在等待明主周文王。可当周文王派儿子（后来的周武王）前来请他时，他还要摆摆谱，头都不回，对着溪里的鱼钩一语双关地说：“大鱼不来小鱼来！”明摆着是要周文王亲自来请他才肯出山。周文王亲自来请了，他还要摆谱，不肯走路，要坐车，而且要周文王当马拉车。周文王都依了他。姜子牙的谱摆得是够大了。他最终辅佐周文王、周武王父子成就了大业。足以证明，他并非真正的隐者。
诸葛亮也不是真正的隐士，他的隐也是为了不隐，是为了等待为真正的明主所用。所以当刘备三顾茅庐之后，他就出山为主效劳了。
我决没有嘲笑姜子牙和诸葛亮的意思，只是想说，真正的隐者是没有出路的，只有假隐士才能建功立业。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
也许你会问：难道陶渊明不算真正的隐士？
陶渊时算是继伯夷、叔齐之后的真正的隐士。然而，陶渊明的隐居理想也不是很早就有，或一以贯之的。跟所有读书人一样，陶渊明也曾经有建功立业的抱负。他出仕多年，功业不成，二十九岁时第一次隐居，那时隐居是当中小地主，日子过得不错。在年过不惑、为母丁忧三年期满之后，他怀着“四十不闻，斯不足畏”的观念再度出仕。
出仕多年，陶渊明没有为五斗米折过腰吗？这肯定不太现实。只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折腰屈辱积累之后，那种折腰的屈辱实在令他无法再忍受。终于在彭泽县令任上，他被要求折腰迎接上司时，这次要求就成了压垮他忍受力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毅然挂冠，赋《归去来兮》，潇洒而去。这一次，他才做到了真正的“不惑”。这“不惑”和坚定之中，有他闲居多年对田园生活的真正的热爱。也只有到了这时，他才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隐者。
历朝历代隐士聚居最多的地方莫过于终南山了。但终南山这个地方假隐士居多，更多人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当隐士，而是借隐居抬高自己的身份，标榜自己的清高，以此等待官府或朝廷的启用。隐，不是这些隐士的目的，反倒是他们求官的捷径。所以人们又称其为“终南捷径”。
这再一次雄辩地证明，只有假隐士才能建功立业。
“大隐隐于市”的袁枚
一直生活在闹市中的清朝乾嘉时期的袁枚是一个真正的隐士。
世人没有谁说袁枚是隐士，只因为袁枚“隐居”的艺术性太高。可以说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隐士。他乐于隐，隐且快乐着，隐且潇洒着，隐且滋润着。
也许你会问，隐居还要艺术性吗？当然是要的。任何一件事情的成功，都有高超的艺术性隐含其间。
且看袁枚隐逸的艺术性何在。
袁枚第一次辞官后，并没有隐居到山野里去。而是在在辞官前就在他为官的南京江宁这 个富庶之地买下一所旧的别墅加以改造、扩建，建成了一座私家园林别墅——随园。
袁枚将其作为日后隐居之地。这也可见袁枚身在官场，心在民间。
第二次辞官之后，袁枚就隐居在这座随园，对其进行一建三改，六次写《随园记》。随园豪华舒适到什么程度？两江总督尹继善想用来作为给皇帝接驾的行宫。由此其舒适豪华的程度可见一斑。只是袁枚不愿意这么做。
袁枚一改隐居必到山野的“传统”，就“隐居”在这样一个地方，江南历来是文人荟萃之地，南京更是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枢纽，是江南乡试、皇帝南巡召见的重要场所。袁枚置身其间，优势显而易见。
这里还是秦淮风月之地，富庶繁华，有着浓郁的江南商业氛围、世俗风情。袁枚自然也要受到感染。其实，袁枚就喜欢这些。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完全突破了传统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处世模式，独立在既有的人生观和士的观念之外，带有浓郁的商业性和世俗特点。他既保持个体独立，却又周旋于达官贵人之间，特别是与文官阶层保持密切的往来。他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隐士和布衣，于世情多了一份通达与圆融，也不追求“致君尧舜上”的抱负理想，于政治多了一份清醒与独立。
袁枚经常在随园举行大规模的文宴，最初的到访者多是现职官员、举子、文士，到后来发展到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以至凡过南京者必到随园，以到此一游，与袁枚有一面之缘或一饭之缘为荣。来访者的多样性与流动性，对扩大袁枚的影响极其有利。袁枚一边结交有力者以求支持，一边发现真正的文士加以提携。
而对于为官的那些琐事、俗事，他早已忘了，忘得干干净净，一点儿也不留恋。
一个彻底摒弃了为官之念的人，一个完全纵情于世俗生活中的人，难道不算是真正的隐士？
陶渊明和袁枚都是四十岁前后决定隐居。但袁枚比陶渊明醒悟得更早、坚定得更早。袁枚在科场、官场，早已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追求科名，与众多的人目的不一样。别人求科名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求官。而袁枚则不然。他在《与姚补之秀才第二书》中很鲜明地说到他对待科名的态度：
无科名，则不能登朝；不登朝，则不能亲近海内之英豪，受切磋而广闻见；不出仕，则不能登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所为文章不过见貌自藏已耳，以瓮牖语人已耳。
通俗一点说，袁枚的求科名是为了求得一种资格，求得一种社会认同，他迷恋滚滚红尘，他最爱的是交海内英豪，登山川之奇，审物产之变。一个志只在山川、物产、英豪的人，难道不是一个真正的隐者？
只是袁枚不想做一个伯夷、叔齐式的“传统”隐者，不愿做一个没有科名，不被官方认可的民间文人。
袁枚的想法自有其道理。
在整个封建社会，哪一个留传下来了的文人不跟帝王或主流生活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是“在野”的柳永，天天与歌妓为伍，看似没有生活在主流社会。但他这是官场失意后的纵情，况且他的填词也属于“奉旨填词”，这样才能“有井水处皆歌柳词”。如果其填词不是“奉旨”而为，没有这个主流社会的源头，其词再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传播力量。
柳永纵情声色，是官场失意后的放纵。是心在官场，身在情场。袁枚与他正好相反。
曹雪芹的父辈与祖辈都与皇帝有关系，而且很亲密的关系。但曹雪芹十三岁时被抄家后，离开了主流社会，过着“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生活。因而，他虽然写了伟大的《红楼梦》，他的一生经历也没能得到记载留传下来，以致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迷团。
袁枚与曹雪芹是同年所生，袁枚的高明就在于，他离开了官场却享有比在官场时更多的资源，而又没有在官时的俗务之累。翰林的出身却让他拥有顶级的官场尊荣和优裕。
袁枚的隐逸，是一边做减法，一边做加法的过程。官场的杂事和礼节，他通过辞官一减了之。而身在官场的方便和尊荣，他倚靠自己的资历、人脉，通过大设文宴，通过刊刻自己的著作和《随园诗话》，通过游历山河、交谊有力之士等不断获得。袁枚的幸福也是奋斗出来的。他靠奋斗一步一步成为一个大明星。以致所到之处，围观的人群把桥都踩塌了！
袁枚的一生积极进取，决不迂阔呆板。他与现实生活保持着零距离的关系。他的隐逸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多姿多彩的艺术。他的“大隐隐于市”的思想和做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无数的当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