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欧洲议会议员候选人谢盛友：
欧盟越大，声音越小
欧洲时报 张乔楠
http://www.oushinet.com/qj/qjnews/20190525/322173.html
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就在眼前，有一位华人成为了德语媒体关注的焦点。他将代表CSU（基督教社会联盟）参加欧洲议会选举。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出现在德国媒体的视线，2014年他便高票当选班贝格市议员。当时的竞选口号“Ente gut，alles gut！”依然让人记忆犹新。他就是谢盛友，这句竞选宣言也告诉人们，他还是一名中餐馆老板。他在班贝格扎根已有31年。
借欧洲议会选举在即的契机，记者来到班贝格对谢盛友进行了专访。记者希望知道，谢盛友为何选择从政的道路。他说自己一直记着当年留学前父亲的话，31年来始终在寻找一个答案。
他1979年考上大学，在中山大学学习德语和英语，后来在上海大众工作。他的太太也是他的同学，后来在上海另一家德企AEG上班。他对记者说：“我和你爸爸是同一代人，我们这代人生来就挨饿。1959年大饥荒，后来遇上文革，上学就停课，毕业了就下乡，回城就要待业。我们这代人蛮可怜的，离开书本和知识挺远的。既然我们读德语，想多了解德国的文化、哲学、音乐，就想来这里留学。”
30年来都在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
他把想法告诉了父亲。他的父亲很欣赏德国前总理阿登纳，“我爸爸说，搞不懂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和解，你去德国后能否帮我弄明白，法国人戴高乐和德国人阿登纳为什么能够和解？”
1945年至1963年，二战中作为死对头的德国与法国进入一段关系和解期，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如今成为欧盟最重要的两大支柱。“我30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欧洲大陆和我们中国面积差不多，但他们产生了许多民族。他们的语言是象音文字，不是我们的象形文字，象音文字变化很快，聚到一起的一群人慢慢就生出了一种独特的方言，后来就成了一个小民族。在历史上德国和法国一直是死对头，经历了很多分裂与冲突。我们中国能够统一，是文字统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秦始皇统一文字后，我们的文字要改变，就不像欧洲那么容易了。”
“欧洲这么多民族，这么多语言文字，能够融合，我认为是和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系。不管是天主教还是基督教，大小国家基本上信仰是相似的，有段时间会闹，但互相理解和包容也比较容易。中国和日本文化相似，都受儒家文化影响，但两个民族信仰不一样。这是我的思考。”
从政、融入和读书人的心有不甘
谢盛友毕业后在大学里兼课，也在新闻局做一些工作，但养家糊口还是很难。后来看到大学生中午饭的问题很难解决，学生都想吃点又好又便宜的，谢盛友就开了一个快餐店，像大学食堂一样。没想到，快餐店生意非常好。店里工作忙碌，加上当时在埃尔朗根的法律博士导师遇到交通事故意外离世，谢盛友便没有将博士学业继续下去。
谢盛友的孩子长大后在慕尼黑工大学习凝聚态物理，后来在研究所里从事基础研究。对于孩子的成长，谢盛友很是欣慰，但内心仍有不甘。“对我们第一代人来说就有点牺牲了。一个读书人开快餐店，每天都能看到营业额，有钱挣很开心，但心里还是难以平衡，读书人光做这个不够。”
他在融入当地社会的问题上同样有着困惑。“中国文化说入乡随俗，但到底怎么才能融入当地？你德文好，会读歌德席勒，即便后来入了籍当了议员，你还是外国人。班贝格当地人很保守，内心看不起你，但好在他们表面上还是很懂礼貌很尊重人。我要融入就要找突破口。在小孩的中小学都有个家长会圈子，你可以为小孩为学校做点事情，很容易被接纳。这个圈子很好，家长有不同职业不同党派，有大小企业家。我们德文好，在一起说小孩的事情就很自然。”从学校家长会的圈子里，谢盛友结识了许多朋友，后来也从这里找到了突破。
“选择加入什么党派，当时也有考虑。自民党，基社盟或者社民党，我看他们的党章政策，画了3个圈，发现还是基社盟的理念符合我的想法多一些。我开始还有顾虑，一个很保守的党派会不会接纳一个外国人？当时议会有朋友介绍我进去，问我你是想做一般的党员还是想竞选党委会委员。我说，入党就是要做事情的，所以2013年开党委会的时候，我去做自我介绍，反响很好，得票很多。地区党主席赫尔穆特是个牛津大学的博士，他认同我的理念，又觉得我善于推销自己。他后来问我要不要竞选市议员。”
谢盛友没有立即应允下来，而是说要等到5月份才能给答复。那年5月班贝格举办一场马拉松比赛，谢盛友为了测试自己在班贝格的知名度，决定去跑一圈。“我当时一跑，沿途很多人跟我招手。当时心里不禁想，一个小小的快餐店，可能小城80%的居民都来吃过。”于是他就告诉党里，要选，并且预计自己会得到很多票。
外界普遍认为基社盟是较为排外的党派。谢盛友竞选市议员并取得理想的结果，会是基社盟回击外界的一个有力举动。2014年，当时班贝格共有9个党派，每个党派有44个候选人，谢盛友以班贝格最高票数当选市议员。“当时报道很多，地铁屏幕都是我那句宣传语，Ente gut，alles gut！”他解释道：“德语谚语ende gut, alles gut 结果好，什么都好。弗兰肯地区人，t和d发音是分不清的，这个竞选口号让人们同我的身份结合起来。”时间推移到2018年3月，基社盟要从班贝格推选一个人参加欧洲议会选举，谢盛友不想错失机会，“30多年我都在做爸爸交给我的功课——欧洲人为什么能够团结到一起。”
基社盟位于慕尼黑的党中央支持谢盛友参选的决定，基社盟也将成为德国唯一一个推荐非欧洲人候选人的党派。2018年11月的候选人竞选大会，共有61人参加。谢盛友介绍：“中国有富二代官二代，德国也有。他们自我介绍时很自信，第1到第10名是党中央安排好的，后面的排名就靠表现。我自我介绍完了，包括泽霍费尔（基社盟主席）、曼弗雷德·韦伯（基社盟政客，欧洲人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在内所有人都全部起立鼓掌。我从第60名升到第25名。”
若成功当选欧洲议会议员，谢盛友表示将重点推动三个领域的工作：一，推动欧洲全面禁止童工，这个问题在东欧部分国家仍较为严重；二，全面禁止日常消费中的塑料包装，这跟他作为快餐店老板关系紧密；三，加强欧洲在癌症防护与治疗上的保障工作，这方面他学习的对象是瑞士，是韩国与日本。
忧虑：欧洲中间力量越来越弱
但是，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谢盛友却并不乐观。“欧盟一直不停地扩张，需要平衡的利益方更多了，从6个到9个，到17个、24个，现在是28个。为什么英国要脱离欧盟？欧盟太大，很多事情决策上就难以统一意见。欧盟不按人口，一个成员国一票，欧盟越大，声音就会越小。”在他看来，这次欧洲议会选举有其戏剧化成分，英国要离开欧盟，却始终拖着无法离开，到5月22日之前若未能脱欧，英国也必须参加欧洲议会选举。“今年选举本身就怪怪的。”
他谈及2015年秋天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的问题。“欧洲发展到今天，这种人文关怀的底蕴是很深的，不接纳难民不大可能。但盲目的欢迎，比如默克尔三辆火车没有经过检查就让人进来，就导致了很难得境地。按照都柏林协议，要每个国家分配、接纳，但欧盟国家这么多，很难协调。”
“默克尔是总理，也是一名牧师的女儿，但2015年的时候，我想她自我身份定位有些混乱。默克尔希望按照都柏林协议去接纳，但匈牙利这些国家不接受。人性是自私的，这代人享受了70多年的和平时期，已经很不容易。难民把稳定的社会冲垮了，左翼和右翼势力就起来了。社会要稳定，中间力量就要强大，但看德国东部几个州的选举，选择党可能会超过基民盟成为最大的党派。右派其实也就是本土主义，要保护德国本土，本土利益保护多了，欧盟整体利益就少了。”
中间力量小了，左右的力量大了，国家和社会就有分裂的趋势。历史总在螺旋曲折地发展，合久必分，团结久了就会有冲突。欧盟今年的选举似乎就走在历史的转折点上。难民如同催化剂，让隐藏在角落里的极右翼思想找到了重新登台的机会。
记者提及，国内外均有一种深刻的忧虑，担心欧洲终有一天会“穆斯林化”。谢盛友认可这种观点：“二战实际上是基督教和犹太教打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定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打。这是我最大的担忧，现在天主教也好，新教、路德教也罢，做礼拜的人越来越少了。穆斯林很保守，也很虔诚。欧洲人过得很好，很自由，不结婚不生小孩了。现在欧洲都是穆斯林生小孩，最大的风险就是这个了。欧洲稳定，需要中间力量强大，就跟我们玩跳板一样。极右势力扩大了，之后极左势力肯定也会起来。和平时间一久，中间力量就越来越弱，很难出现一个像阿登纳、戴高乐一样的强人领袖了。”
华人融而不入：自己是法兰肯的中国人
记者把访谈的话题重新拉回到“华人融入”上，似乎没有改变现实带来的沉重感。谢盛友认为，中国人在德国是“融而不入”的状态。“中国人不像穆斯林，与欧洲没有根本上的文化冲突，被接纳是容易的，但要真正实现‘入’很难。即使现在，我跟他们谈论政治时会有共同话题，坐在一起闲聊还是很难聊到一起去。聊中国的东西他们不会感兴趣，聊德国的东西我们知道的又不多。所以我拼命地学和写班贝格的东西，写这里的秘密。多学一点，和德国人在一起时至少可以吹牛。人在一起聊天，其实很多内容都是废话，但没有废话讲就很难和他们融入到一起去。”
他把自己定义为“法兰肯的中国人”，把其儿子定义为“有中国背景的法兰肯人”，把其孙子称为“具有法兰肯背景的法兰肯人”——“真正融入德国社会需要三代人。”他的儿子从小学习很好，拉小提琴也经常获奖，很多同学围着他转，但他身上的中国烙印依旧存在。他曾掌握1000多个汉字，后来因为很久不写就忘记了，还会说中文。
谢盛友直到2010年才入籍，之前在不少国内媒体写过专栏，入籍后精力不够了才停止，但自己博客上倒是一直没有停止更新。他希望把德国社会很多细节写给国内人看，比如垃圾如何分类。他每天都会看《明镜》，也会看国内两岸三地的新闻，在他看来两者一样重要，“至少要知道‘一带一路’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台湾有谁要竞选领导人……我儿子就不读国内新闻了，但有时候还会问海南家乡的情况，问中大母校有何新闻，问上海浦东的变化，因为我们在上海的家，儿子还回去过几次，他会问那个房子还在不在。”
他感慨，“到第三代将来就不会问了，他们没有中国的记忆。我儿媳妇是德国本地人，现在30岁，有了两个孩子。我的孙子孙女在这里出生长大，将来什么都懂，肯定能100%融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