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9日下午，胡梅庵从上海动身去香港。
至今正好是60周年。
中国银行界前辈胡梅庵
胡梅庵青年时代是在家族经营方式的钱庄学习账目管理。经过几年的勤奋和刻苦学习，在金融账目管理方面具有扎实的功底。
当时中国正是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皖、直、奉三大派系轮流执政，先后进行了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改革盐税、整顿厘金、整理矿税、推行印花税、整合烟酒税等措施，到1925年，逐步建立起以关税、盐税、货物税、田赋为四大税种的税制结构。
胡梅庵看到西洋商人为扩大经营大做广告宣传，他向北洋政府提出细分货物税，增加广告税，得到北洋政府的重视。由此进入政府税收部门。
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将关税自主权收归国有，在取得关税自主、盐税整理、财政统一的基础上，开征统税、营业税等新税种，以关税、盐税、统税为主体的国家税和以田赋、营业税、契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初具雏形，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统税（货物税系）和所得税（直接税系）的税收架构。胡梅庵在南京为国民政府的流转税与所得税双主体结构税制的发展过程中做了许多工作，奠定了他在国民政府的金融系统的基础。
1933年，孔祥熙同時兼任行政院副院長及財政部長。孔祥熙上任財政部部長初期，即以改革稅收，加強以財政控制地方和減輕民困为重点工作方向，此外還整理政府債務。此时胡梅庵进入孔祥熙控制的金融系统。
1933年11月，為挽救國民政府財政窘迫之情況下，孔祥熙受命接任中央銀行總裁及財政部長。孔祥熙任命胡梅庵担任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
胡梅庵作为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做的第一件大事情是为孔祥熙沟通中央银行、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的关系，为稳定中国的金融做出贡献。
1935年初，孔祥熙開始面臨新財政危機，美國白銀政策威脅孔祥熙所施行之赤字財政政策。由於貨幣市場緊張，上海金融界不願意認購政府新公債，而中央銀行負擔極大。在此情形下，中國銀行總經理張公權反對孔之赤字財政政策，且在財政危急時，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聯合拒絕以財力支援孔祥熙。
开始孔祥熙突然宣佈，政府將要對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實行管制，要求兩行增發股票，要把兩行之控制權交給政府。起初，孔祥熙企圖使中國銀行資本股額變為國家資本佔30萬股，私人資本佔20萬股，每股100元，但江浙資本集團反對。經過胡梅庵的沟通，最後是國家與私人資本各佔20萬股，使資本總額達到4000萬元。在向中國銀行與交通銀行強行增資同時，孔宣佈由宋子文接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和總經理。後经过胡梅庵与江浙資本集團协商，宋子文只任董事長，總經理由江浙資本集團之宋漢章擔任。
由此，胡梅庵开始负责中央银行与国内各银行的沟通工作，更重要的是负责中央银行对各银行的放款和各银行之间的流通。当时中央银行业务局局长席德鍪只监管外汇，国内款项全交给胡梅庵操作了。
在中国近代百年金融历史的长河中，曾有过许多次改革，而其中最具影响力、意义深远的当数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的“法币改革”。
1934年发生了白银风潮，由美国实行白银政策引起的世界银价上涨，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据海关统计，1934年所流出的白银共达25，990多万元，这还不包括走私白银。国内通货紧缩，使银行收紧银根，不肯轻易放贷，引起工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生产经营不能顺利进行。由此导致失业增多，物价暴跌，大批工商企业破产倒闭。据中国征信所统计，仅1935年中秋节前后10天内，上海商号一下子就倒闭了166家。资金的外流又引起国库收入减少，国际收支不平，这样相互影响的恶性循环，使社会各界均受到严重的打击。
面对中国银本位制度已崩溃的现状，为摆脱财政经济危机﹐谋求币值稳定﹐加强金融垄断与控制，国民政府采纳了英国财政专家李滋罗斯等人的建议﹐决定放弃银本位制﹐进行币制改革，实施法币政策。
1935年11月3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施行法币布告》，实行法币政策。其要点为：
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仍准照常行使，但以现行流通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收回；设立发行准备委员会，管理纸币发行的准备金；有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的银币或生银等，交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银行兑换法币；旧有以银币订立的契约，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为稳定汇价，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法币政策实施之初，国内因通货紧缩而造成的顽症得到改变。物价不断下跌的趋势得以制止，各大城市的物价普遍出现平稳回升；对外汇价相对稳定；工农业生产趋向好转。据当时报刊报道：“币制改革后，因农村经济之复苏，农民购买力之恢复，国内各种新兴工业，俱能转危为安，重趋光明，尤以纺织业为最。其他如化学、造纸、制糖、树胶等工业，亦莫不渐次恢复、发展。
法币政策后，我国的货币发行银行由三十家集中到四家，1942年再集中到中央银行一家。这次改革不仅统一了主币，而且还有效地整顿了长期以来混乱不堪的辅币，全国各地各种式样的铜元，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有了统一的辅币，促进了流通，方便了交换，从而完成了中国货币的统一大业。
这其中，胡梅庵作为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为完成中国货币的统一大业做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尽量保护了部分四大行之外的银行的利益。
1935年，胡梅庵应杜月笙邀请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为挽救这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家银行，杜月笙只有请胡梅庵帮忙，因为胡梅庵掌控中央银行放款的大权。
到1934年，中国通商银行作为为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主办人傅筱庵哪里是在办银行，分明是在做官，把银行当作他任用私人的场所，更以此为进身之阶，巴结权要。因此银行中有李鸿章的长孙李幼良，军阀王金钰的儿子王麟公，傅筱庵的长孙，皆安插在银行。那时，中国通商银行每天晚上轧帐。如果总龙门缺头寸，就要通知库房把储藏的准备金解给外商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这就忙煞了出店和保镖，库房里一箱箱的银元，百两重的白银大条和大元宝就扛上铁甲车解送出去。白银进入外国银行，只进不出，统统运走。仅1934年下半年度，库存现金就减少了2.5亿银元。
呆滞放款比重大，这是中国通商银行的一个致命伤。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其中最大的呆账户是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呆欠230多万元。长期放了收不回的，有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公司，仅这三个大户就拖欠了500多万元。加以工商业倒闭风潮，黄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银行，宣告破产，又吃进了一笔倒账。中国通商银行苏州支行经理卢少棠、卢炳生父子共同侵占行款23万元，还有“谢伯记”以大量房地产作抵押，拖欠本息达100余万元。在个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长期拖欠不还。其它商业及个人方面的放款有15个重点户，呆欠达400多万元。呆账把中国通商银行架空了。
放款呆账庞大是中国通商银行经营腐败的大暴露。傅筱庵为了装潢门面，欺骗社会，竟不顾本行“负债大于资产”的严重情况。从1934年起，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自建一座“中国通商银行大厦”，交陶桂记营造厂承包。在1935年春末，大厦已建筑就绪，俟验收后结付尾款。傅筱庵以某些地方不合格为借口，托词拒付。陶桂记营造厂就带领一批包工在总行大门口坐讨，声势浩大，引起外界舆论哗然。
傅筱庵就决定把将落成的“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出让。请杜月笙转达孔祥熙予以收购。杜一口答应，将此事汇报给孔祥熙，孔就让上海邮政储金汇业局宋子良出面收购了这所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连夜动工把大厦的金字掉换名称，引起外界纷传：中国通商银行连大厦也得出让了。孔祥熙又出一计，通知中央银行处处对通商银行刁难。外商银行也很势利，借口不予拆放。孔祥熙随即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中央银行。
在1935年端午节前夕，傅筱庵又向中央银行要求做抵押款300万元，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送去作抵。过了端午节，傅筱庵认为难关已过，但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帐上没有头寸。”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里下跪叩拜，哀求帮助，仍告无效。再加上杜月笙在外边大肆宣传中国通商银行即将倒闭的消息，存户纷纷提款。在内外交攻下，傅筱庵又去乞求杜帮助维持残局。杜只是假客气一番。此时，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划了兼并整理的策略。在此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时，傅筱庵只好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交给杜维持残局，便黯然下台，脱离了中国通商银行。
在孔祥熙授意下，由中国通商银行董事杜月笙 “出面维持”，决定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解决中国通商银行问题。在中央银行拨款100万元后，一场风潮才告平息。1935年6月7日上午，中国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杜月笙接办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胡梅庵为总经理，经理李祖基，副经理朱美田，襄理胡远声。对于旧股拆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折价，后又改按一成半，即每百元按15元折成新股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存旧股款52．5万元，另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47．5万元。官商总股额为400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之。
抗战开始到上海沦陷这一阶段，杜月笙作为领导上海市民抗日活动的代表人物，需要大量资金，胡梅庵通过通商银行给杜月笙现钞10万元。杜月笙离开上海溜往香港，在香港与其它银行设立联合通讯处，胡梅庵又将中国通商银行的有价证券742万多元交杜月笙。胡梅庵同时将通商银行大部分库存现金及一切重要单据、债券移存在上海美国花旗银行。胡梅庵又另外抽出150万元现金让杜月笙转移到重庆，存入国民政府中央银行。杜月笙离沪时，就把中国通商银行全权交给胡梅庵负责。胡梅庵害怕傅筱庵对他不利，称病不出，把权移交给经理李祖基承担。李系胡梅庵的内弟。因此，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沦陷后，就由李祖基全权处理。傅筱庵任上海市伪市长以后，对杜月笙抢走他的地盘耿耿于怀，图谋报复。杜月笙得知这个阴谋活动后，就亲自出面打电报警告傅筱庵。傅接到杜的电报以后，不得不暂时作罢。
1940年10月军统刺杀了傅筱庵，解除了傅筱庵对胡梅庵的威胁。
1941年春天，胡梅庵赴香港与钱新子和杜月笙会面，并准备到重庆赴任。中央银行和杜月笙要求胡梅庵先回上海处理好中央银行和通商银行在上海的业务后再去重庆。胡梅庵回上海，太平洋战争爆发，胡梅庵就不能再成行。
当时中央银行已经搬到陕西南路跑狗场营业。12月9日，日本人进租界，当天下午胡梅庵在国泰电影院二楼弹子房召开中央银行在上海有关人员会议布置结束工作。胡梅庵也就此脱离中央银行。重庆任命郭金坤接任副局长位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梅庵又出任川康银行总经理一职。川康银行是国民政府为发展大西南经济而设立的。胡梅庵任职至1949年2月。
再说胡梅庵支持东华足球队的事情。
东华足球队的老板是盛颐。他是盛宣怀的第七个儿子，在30年代初创办东华足球队。 他热心操办了球队的成立，又当了东华的会长，主持了初创时期的一切事务，包括，组织球赛，联系训练场地，还把他家公馆中的一栋房子腾出来，供球队作队部。
东华足球队能够有30年代开始的辉煌，有着这位盛家公子的一份功劳。但是筹集经费方面，盛家公子却是非常困难。盛颐就拉胡梅庵当董事，目的就是为球队筹款。当时中央银行业务局管理的国内银行之间的流通都掌握在胡梅庵手中。胡梅庵能够号召各家商业银行为东华足球队捐款，为东华足球队解决经费问题。胡梅庵过去从不接触足球，出于东华是一支为中国人赢得过很多荣誉的球队，他一力承担了球队经费的筹措。
1968年8月胡梅庵过世于香港。现安葬在香港九龙长沙湾天主教公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