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发小纪事
——刘源、杨帆及其他（上）
作者：劳力
一
我的童年记忆，在1956到58年间逐渐清晰起来。
那几年发生了很多事。比如北京西单以西的长安街，是在1956年延长的，拆除了中间的一片民房，旧刑部街居北，报子街在南，拆掉的是两条胡同的南北各半。于是，隔着新形成的西长安街，剩下两侧的“半壁江山”遥相对望。一些年后我得知，路北有家王姓大宅，门前挂着“洁如幼儿园”的牌子；正对着路南也有家带汽车库的大宅门，是京剧泰斗马连良的府上。到1958年，路北的一排房都拆了，开始建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听说王家带头搬离，没有要拆迁费，主人董夫人搬进中南海去跟女儿住了。而路南的民房却一直保留下来，奇迹般地直到如今。
我依稀记得拆房修路的情景，那应该是坐在人力三轮儿童车里，透过后厢玻璃看到的。1958年的事对一个孩子是如此地刺激，以致到老不忘。大人孩子都可以大胆地爬上房顶，终日敲脸盆挥竹竿，目的是把麻雀吓死，这叫“除四害”。小学校的南操场上堆起了“土高炉”，火光映红了夜晚，把各种家用的铁器烧成铁疙瘩，这叫“大炼钢铁”。马路上游行的人群挑起的横幅上写着：“英国佬从伊拉克滚出去！”我还不认识“滚”字，心想什么叫“派出去”？
我坐儿童车是为了去上幼儿园。报子街南边，与之平行的一条东西向胡同是手帕胡同，里面藏着一所名校——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她始建于清末，曾经附属于北京师范大学，所以旧称师大二附小。1956年我5岁多，好像是通过了考试，插班进入实验二小幼儿园的中班，天天乘人力儿童车上学，拉车的我们叫他孙叔叔。两年后民族文化宫开始大兴土木时，我家原来在二龙路租住的院子被征用，后成为“二龙路人民公社”的驻地。我家就搬到了手帕胡同，与实验二小近在咫尺，虽属被动的迁移，也是主动的择邻。父母的用意是，以后我和妹妹就都能进名校了。要问有多近？小学在手帕胡同34号，我家的门牌是甲33号，之间只隔一个门，小孩子自己走也没问题。我家的房东和中间这个门都属名门，那要留待另文再说了。
幼儿园生活的细节已经淡化远去，只记得是在校园西部的三个旧式平房跨院里，环境优雅，老师温柔。到1958年初，是我们在幼儿园的最后一个学期，老师点名选人，从两个大班里各挑一半孩子，合成一个试验班，目的是试验教学刚刚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现在查字典后面的附录，能看到汉语拼音方案是1957年11月国务院通过，1958年2月全国人大批准的，这时间正好对得上号。原来我们这40多个孩子，组成了全中国最先学习汉语拼音的试验田。
记得拼音方案的大挂图贴在教室后墙上，有别班的老师路过看到，说这很像英语嘛。暑假里，有消息说曾经打算派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孩子去上海，示范推广汉语拼音教学，已经通知了家长，后来又因故取消，没有去成。那年我还代表学校，参加过一次旗语通讯比赛，就是操场上两边相距很远，一人站立挥旗并识读对方所发字母，我蹲在地上记录字母并立即译为汉字，比谁的速度快、错误少，我们是胜出的。因为这样的“童子功”，我的汉语拼音基础打得十分扎实，至今写文章玩微信，输入纯熟。9月开学，这个实验班的原班人马被免试保送升入小学，也就是从西部移到了东部校园。
90年代的实验二小校门。
小学生渐渐开始懂了一点事，知道班里有几个同学的家里与众不同。家里住在中南海的有两人，刘元元和朱援朝。本来刘元元的父亲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就在我们上一年级的下学期，1959年4月，他当了国家主席，委员长换成了朱援朝的爷爷。再过些年我才知道，刘元元的妈妈也是师大二附小出身，她就是马路北边王家大院的女儿，所以后来，王夫人把她的三个子女（差点四个）都送进了这所小学，也就不奇怪了。有一次，她把陶淑范校长和几位班主任老师请去中南海里做客，普通的小学老师能到国家主席的家里受接见，当然荣耀之至，却又不便张扬。到我升到五或六年级的一个冬天里，在图书馆楼后面北操场上泼出的冰场上，我曾见到王光美夫人带着一家人来玩，包括她的母亲董老太太和最小的孩子小小（后改名潇潇，就是她没来得及上实验二小）。
除了他们两个，班里还有副总理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副委员长黄炎培的幼女黄丽丽，部长级的子女还有几个，就不必说了。薄熙来比我们高两届，而后来成了作家兼音乐家的刘索拉（其父刘景范，副部长，刘志丹胞弟）要小几岁，与我妹妹同班。还有个女生马小英，家里并非高干，是京剧大师马连良的孙女，家就在不远的报子街上。现在说起来都是名门之后，但当年我们这些小孩子，怎懂得高低贵贱之分？
分别50多年后的2018年，我去沈阳，偶然因故拜访高崇民先生的后人，他曾是张学良的秘书，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忽然发现接待我的大姐名字，与我一位小学同学很相近，一问果然，姐俩都是校友。她妹妹高及春，当年班里一位普通同学，其父竟也是全国人大常委和政协副主席啊！
这小学并不是专为高干子女办的，当然还是一般知识分子或平民子女更多，约占三分之二，因为聪明和学习好而考入，所以我才能混迹其间，与他们作同窗。譬如，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的儿子王行，也与我同班，他在几年后很惨痛地失去了妈妈。在我印象中，校领导和老师对各种出身的孩子都一视同仁，对高干子女并没有明显的优待，内部可能有所掌握，但不能让孩子们感到差别。应该感谢这所名校的基础深厚，师长们见多识广，坚持有教无类。做学生干部，臂上戴几道杠的大多是平民子女，是听话、表现积极并成绩好的孩子们，高干子女基本上没有担任学生干部，他们大多成绩中等，有的还比较差，甚至是调皮捣蛋。朱援朝曾经被多次罚站，他到教室后面还不老实，双手抓住挂衣钩“打鳔悠”，老师也无奈他何。
二
我们从幼儿园开始，就都知道刘元元的家庭背景，但是在学校里他并没有太特殊，只不过回家是进中南海，暑假里能去北戴河而已。一开始，他们上下学也是坐那种人蹬的儿童车，是特殊的一辆可以直进中南海去。稍大些有一段时间他住过校，到周末才回家。小学生住校的名额是极为有限的，还要派专门的老师照顾起居。在这方面对高干子女有所倾斜，应该是他们的家长希望其子女过集体生活，培养独立的能力吧。看得出，刘家的家教是很严的。
忘记了是在二年级或三年级时，有一次刘元元说起他的家庭成员，说他的大哥三十几岁，妈妈是四十几岁。我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哪懂得其中的复杂关系，立刻算出了这道减法题，童言无忌，不解地问道：你妈妈只比哥哥大十岁？刘元元登时大怒，对我当胸就是一拳，我倒退几步，痛定思痛，把这一拳记了一辈子。
可能也是在三年级时，语文课上学了一篇《一身是胆》，是歌颂刘少奇在1923年领导安源矿工罢工的故事。我们几个同学商议，要改编成话剧，我是编剧，主演当然非刘元元莫属。演到刘代表与矿务局长谈判为工人涨工资，矿方说没钱，刘元元设计的动作是一脚踢开柜子露出钱来，质问这是什么？我当时想，哪可能这么便捷，这是不是太儿戏了？此戏后来不了了之，没有演出。
那时的国家典礼或外事活动上，经常有少年儿童献花的节目，这光荣任务往往派给我们这个名校。获选者是最可靠的红二代，或者美貌可爱的女同学，我无论从出身到外貌都不合格，自然是无缘的。1961年七一开纪念建党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刘元元为毛泽东献花，据说那次差点就是他给父亲献花，临时调了一下。这场景被记录在一张正式发表的官方照片上。
有一次，刘元元因为什么事到我家来，我家不是离学校特别近吗？屋里摆着一对我父母从旧货商店买来的沙发，当时这在一般人家是罕见的。他用了在语文课上刚学到的一个词，反其意而用之，说我家是“败絮其外，金玉其内”，意思是从外面看比较破旧，室内布置尚可。这应该是对我家家居布置的高度评价了，他可是见过大世面的呀。我的姥姥得知了他是谁，大为惊讶。
1963年12月，是毛主席的70大寿，那时这个日子还属内部的秘密，不公开。我们已经上六年级，发自衷心地要为领袖祝寿。创意是做一本纪念册，每个同学自写自画一页，共48页，装订成册，用大红缎子软包做封面，请学校里教书法的贾一之老先生题写的金字：“献给敬爱的毛主席”。我在班里作文和美术都是最好的，此才不用，更待何时？我仿照当时发表不久的照片《东方红》（袁毅平摄）画了一幅水彩画，表现天安门日出，在朝霞满天的空白处写了一首颂诗——相信我这一页是全班里最出彩的了。我们这些小学生要如此祝寿，与别人不同之处，是班里就有后门信使，有信心一定能上达天听。在12月26日之前，请刘元元把祝寿册带进中南海去了。第二天班主任霍老师郑重地让他向全班汇报，他说交给主席住处的叔叔了，叔叔说一定给主席看。
三
我就是在这所小学里，经历了三年饥荒。在北京不至于饿死，但有很多大人因缺乏营养而浮肿。我们那时在小学的食堂里包伙吃午饭，地点就在东楼的地下室里，经常吃粗粮和干菜煮的汤，印象中很不好吃。刘元元也跟我们一起吃这样的午饭，而且他还住校啊！（多年以后我看到材料说，困难时期有人建议让刘家孩子回家吃住，条件能改善一些。但是刘少奇不同意，要让孩子们从小吃些苦，过百姓的日子。）但薄熙成不是这样，每天中午，他家有个警卫员到学校门口，送来午饭，我看见过一次包子。他家不住中南海，而是在西城区的按院胡同，不算太远，而且他家有三四个孩子同在一校，送起饭来效率高。
有一件我和薄熙成共同经历的事，被班主任霍懋征老师记录在她的《班主任工作札记》中（人民教育出版社1977年版）。1963年，是斯大林过世10周年，报纸上已开始连续发表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后来称为“九评”，其中有一篇《关于斯大林问题》。我们这些孩子，并不了解斯大林做过些什么，也不记得1956年曾经否定过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只知道现在批判赫鲁晓夫，赫否定斯大林，斯就是伟大的革命领袖。12岁的男孩子们也要关心政治，该怎么纪念斯大林呢？薄熙成从家里拿来一幅斯大林丝织画像的镜框，可算相当精致。镜框藏在教室里柜子后面，霍老师发现了却不动声色，午饭后特意到教室外隔窗观察。她文中记录了看到的细节：“果然他们在黑板上挂起了斯大林同志的照片，四周画着松柏装饰的花圈。东边画上天安门，西边画上克里姆林宫，上面写着‘斯大林伯伯永垂不朽’几个大字。在老师的讲台上摆好三堆粉笔，作为香炉，插上了三根香。香炉前放好一堆供糖。孩子们都围在台前磕头，你也磕，他也磕，表现得非常高兴。”肯定，这黑板上的画出于我的手笔，我说过在班里我的画最好，到现在还记得怎么画天安门和克里姆林宫。霍老师认为纪念斯大林是件有意义的事，问题在于摆供、烧香、磕头，孩子们从哪里学来这些封建迷信的动作呢？
她没有批评，却正面引导。下午一上课是读报时间，霍老师先为斯大林评功摆好，又肯定了我们对他的纪念，然后话锋一转：“可是有一个问题，斯大林伯伯是个马列主义者，他不信神，他是个无神论者。你们今天这样做，好像把斯大林伯伯当作庙里那个泥菩萨一样，向他烧香、磕头，如果斯大林伯伯今天在这儿，他看见你们这样做，是不会同意的。我们纪念斯大林伯伯，要学习他的革命精神，可不能把他当泥菩萨看待。你们今天的纪念会，想得好，画得也好，做得也好，就是这一点不好，你们说应该怎么办？”于是我们自己动手把香和供品拿掉了。她又启发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孩子们纷纷表态，只占用了十几分钟时间，开成了一个严肃隆重的纪念会，唱国际歌……。如此评价斯大林带有那个时代的局限，谁也不能超越，但对这件事的处理，体现了霍老师典型的教育方法，即肯定为主，正面引导。
多年以后，在海外，我给一个有心人讲过这个故事，他把它写进了《中共太子党》书里。
四
班里还是平民子弟为多。那时候不懂得阶层划界或人以群分，但是孩子们玩得来、结成伴的事实结果是，类似家庭出身的孩子们交往最多，最容易成为朋友。与我最玩得到一起的，是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杨更（他后来改名了）、张小宝、印红标等。当然，那个年龄的男女生之间，有着明确的界限。
我跟杨更之间交往最为密切。这一是因为住家都离学校不远，二是两家的家长都在西城区的教育界工作，三是学习成绩都较好，属于聪明孩子，四是我们俩都喜欢相声，曾经搭档登台。
杨更之名，常令同学们想起一种小食品——羊羹。他身材瘦高，曾患小儿麻痹，在肢体和动作上稍显遗迹。他家住学校东南方向的涭水河胡同，有人就将其戏谐音为“瘦腿核”，与他打趣。我常去他家玩，知道其父母离婚了，他跟着妈妈过，妈妈好像是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师。他的姑姑更有名些，曾经是北平地下党，叫杨荣梅，化名于力，时任西城区教育局长。于力的儿子宋保红也就是杨更的表弟，后来也转学到了我们班。
杨更很愿意拉着我，一起做作业，一起玩游戏，业余爱好也一致。按照他多年以后对记者的回忆，他的成绩总是班里最好的，藐视一切人。但是根据我的记忆，除了我的语文肯定更好，作文的范文比他多以外，我画画和写毛笔字也都是全班第一，这应该能得到班里同学的证实。在五年级，我当了中队长，班文体委员，杨更好像是小队长吧。其实半个世纪之后，比这个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把话扯回来，后来我渐渐地想躲避他，因为他太强势，要我服从他，包括意志上和动作上，都让我感觉受了欺负。想躲却又躲不开，这就是我的童年记忆。
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爱好，就是说相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短暂宽松的几年里，相声比较繁荣，广播里常听，西单附近的北京曲艺团还有相声专场演出。小孩子善于模仿又记忆力好，听两遍就学会了。记得我俩在一起说的都是模仿名家名段，那时还不会自己创作。我觉得自己比较全面，说学逗唱都不差，而杨更只能说，还时而口吃。但是因为他天生强势，我本性低调，所以我只好给他捧哏。
在一次班级的特殊活动中，杨更居然冒名顶替，扮演了相声名家侯宝林，我给他捧哏。这个“局”还是我作为中队文体委员，跟班长一起设计出来的。
那是1963年4月，全班去春游颐和园，班委会事先进行了精心策划，我和班长余心乐还提前一天去探路预埋。霍老师也在她的书中有详细记述。先是三个小队分头按路标搜寻登山，在完成多种“军事”任务后，于佛香阁会师。在山顶休息时，各小队分别作诗记趣，以文继武。午餐后，忽有消息说侯宝林伯伯恰在附近，要与我们联欢，派我去接。我陪着身着长衫戴礼帽墨镜手拿折扇的假侯宝林从山路上摇摇摆摆走来，夹道欢迎的同学们才发现这长衫客是同学杨更扮演的。我们俩真的说了一段相声，当然是他逗我捧，不知期望值甚高的同学们有多么失望。而杨更第一次过了一把明星瘾。
在霍老师的门下，我们班搞了几次比较大的活动，令人印象深刻。一次是与偏远农村的孩子通信，他们表达的羡慕之情，使我们认识到城乡差别，认识到珍惜首都儿童的幸福。一次是学雷锋时，《中国少年报》发了一个专版介绍我们班，大标题是“为革命自觉、认真、刻苦地学习”，引来全国各地的很多关注。还有一次开主题班会，大家集体作文写成墙报，设想几十年后，每个人成年后在做什么？我被设定当了作家，给我的头衔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这是我们当年空想出的一个名目，谁知道如今真有所谓“鲁奖”了）。这个预言也不是完全不靠谱，我当时的作文很好，后来上大学读了中文系，做过报纸的文艺编辑。可惜半路撂荒，一事无成，如今提起，怎不愧煞！而杨更呢？好像给他安排的未来是曲艺家协会主席吧。（哈哈，姜昆那个位子！）
到了六年级再写作文，题目是设想未来的自己，那已经是学雷锋之后的1964年了。有的同学还写要当科学家、工程师，我却与时俱进，反其道而行之，设想自己当了拖拉机手，开着联合收割机在大平原上收麦子。这作文受到老师表扬，在课堂上宣读。其实我当时心里就明白，当农民是很苦的，我并不准备真的实行。所以那样写是时代潮流，官样文章。我很惭愧，在13岁时已懂得写假话来取巧了。
五
我们在1964年夏天小学毕业。毕业前夕，各班在校门口的花坛和影壁前拍合影，掌镜的是很有名的新华社记者杜修贤，他是周恩来的专职摄影师，刚刚随总理访问过14国，大名经常出现在报纸照片的下面。他之所以能屈尊来给我们小学生拍照，是因为他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
毕业前要报升中学的志愿，曾经有几个男生约定报同样的志愿，方式是四指握拳而大拇指向上，一个叠一个，宣誓似地说：“四、八、三十五”，意即按顺序报这三所中学。但是回家以后，我父母嘀咕了很久，精心研究的结果，让我改报四中、师大一附中和三十一中。这些志愿都要报到霍老师那里，她根据对每个人的了解给予评估，如认为不妥会提出建议。我的志愿霍老师立即认可，没有二话。后来得知刘元元所报的三个志愿与我完全一样，且只有我俩一样。我父母身在其中，对北京市的中等教育界非常熟悉，而他们的见解，竟与刘元元的妈妈王光美女士完全相同，这也值得自豪一把了。
小学升初中的考试是全市统一命题，我的语文考试几乎得了满分，只因一个笔误错字被扣半分。而数学被扣4分，记得很清楚是最后一道应用题问还剩多少，我审题不细，少减了一步。监考的是教历史的于老师，她在我旁边站了半天不走，分明是暗示，我怀疑有错，却始终没有检查出来，收卷时于老师提起卷子看看最下边，摇头叹息，为我惋惜。
暑假里，我们这些毕业生都在不安地等待录取通知书。某一天，某老师让我妹妹叫我去学校，就在进校门右手的传达室里，提前透露录取结果。那老师手拿一个表格，折起名字来给我看，说是八中。其实她是逗我呢，那是挨着我学号的另一人。我说不对，我没报八中。她这才揭底，说祝贺我如愿考上了第一志愿北京四中。那时的我十三岁，闻言很冷静，竟未表现出大喜过望，让那老师惊讶于我的少年老成。听说那年四中的录取分数线是194分，我考了195.5。
刘元元、薄熙成和杨更也都上了四中。我们这个班共48人，竟然有10个男生一齐考上北京四中（另有记载说是13人，不确，有可能是同年级四个班考上13人），而女生考上顶尖的师大女附中者是两个。据说四中初中那一年共招生260人，被我们一个班占去了将近百分之四，而全北京市的小学毕业班可能上千，有的全校也考不上一个。毕业前夕，我获得了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优良奖状，我班同时获奖者有五人，是张小宝、印红标、邵公寅、杨更和我，不知为什么全是男生，还没有一个高干子弟，我们都上了四中。我相信，在霍懋征老师长达60年的教学生涯中，这是值得她骄傲和终生不忘的一个班。
在离校前夕，把少先队的队表发回本人手里，以便带交给中学转关系。我见到了刘元元的表，是三年级入队时用铅笔填写的，家长父亲刘少奇，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这时他用橡皮擦了，改为母亲董朴（王光美在四清工作队所使用的化名，董为其母姓），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
他连名字也改了，把元元改成了源源，后来简化为一个单字，应该是离开中学以后的事。还有好几个同学也同时改名，大概从小学入中学，是个改变小名的恰当时机。张小宝改名张帆，杨更改名为杨帆，他们俩不约而同，女生里也有几个改名。
刘源源的考分是个谜。暑假里，当卷子已判完，录取还没进行时，某老师告诉他，按成绩上第三志愿没问题，第二志愿有点悬。但是最终他上了第一志愿（这个疑惑，后文还有旁证）。换句话说，在那个年代，高干子弟只有到了他这个级别，才有可能受到一点照顾。
1979年实验二小70周年校庆，王光美重返校园，刘源在第二排。新华社记者的摆拍。
王光美、刘源与老校长陶淑范、汪琪合影。1979年9月。作者摄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