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天立Georg Emil Autenrieth, 1900-1983
Missionar, Professor an der Sun-Yat-Sen-Universität in China, zuletzt Pfarrer in Kirchheim/Teck
历史就此风过无痕?
国内一位朋友来信:
我目前在搜集一段历史的资料。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中，有近两百个德国、瑞士的传教士曾在广东和客家地区工作过近一个世纪，他们同时还开办医院、学校等。梅县乐育中学就是他们在1902年开办的学校之一，此校以德语为第一外语。
1937-1947,有一个德国人豪天立（Autenrieth)任德语教师，我在他的学生名册上，发现黄永繁教授的名字。
我月前访问上届乐育中学校友会会长，华工的一个退休教授，她向我介绍说到黄永繁，但联系后，发现他和夫人均先后去世几年。我采访过若干位豪天立先生的学生，他们年事已高并多从事医疗工作。所以我很想知道黄永繁更多的故事，特别是早年在乐育中学和他在中大教德语的故事。
我在网上试搜寻他的资料，唯一发现的就是你回忆中山大学生活中提到这位老师，虽然只有几句，但极传神。进而我发现了你的专栏，所以我通过中大校友寻找你的联系方式。很好，世界不大，所以就有了这个邮件。
所有的当事人，如豪天立先生已在1983年去世，传教士们在梅县出生的几百个孩子，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返回德国，也多已八九十岁了。历史大约就此风过无痕了。所以我打算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事实上，没有几个人知道，或关心这段历史）。
如果你方便，不知可否就你知道的黄永繁，他在乐育中学，如何走到中大，在你的记忆中的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等，告诉我一点如烟往事？
乐育中学
梅县乐育中学（现在叫梅州市乐育中学）从1902年以来，前十任校长均为德国人或瑞士人，因以德语为第一外语（全国仅四间中学，包括同济大学附中），任教教师包括黄永繁的老师豪天立在内，多为德国人，培养了不少德语为基础的优秀人才。
这些传教士由瑞士的Basel Mission派出，这背后是一个大故事。
乐育中学是一所走出五位院土、48位留德博士的百年老校。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百年之计，莫如树人”。 这所百年老校经风雨、历烟云，弦歌不辍、薪火相传，时至今日，育人旗帜高举，文韵日益昌荣。
豪天立（Georg Emil Autenrieth）
豪俊和1936年在蒂宾根出生，但他的少年时期几乎都在广东梅州的客家山区度过。他只有10个月大的时候，1936年，其父母就带着他，万里迢迢，来到中国粤东的一个叫“嘉应”（现为梅州）的地方。直到1947年，11岁时他才离开梅州回到德国。
豪俊和的父亲豪天立（Georg Emil Autenrieth）是一名牧师，豪俊和说，他父亲豪天立这个中文名，其实就是他的德文姓的音译。豪天立毕业于瑞士巴色会神学院，1926年，他受瑞士巴塞尔差传会（Die Basler Mission)派遣，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只是一个26岁的青年牧师。
在粤东梅州，豪天立同时在当地的乐育中学（还有中山大学分校）教授德语和英语。他在那里深入学习中国文化，能够与最普通的民众和学生用客家话交流。现在梅州乐育中学的校史室里，还有他任教的记录和照片。
豪天立直到1947才离开中国返回德国，在中国前后整整生活了21年。他在梅州乐育中学教过的客家子弟，有不少成为博士、教授，有些后来甚至成为国家的部长和工程院院士。
实际上，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有一百多位德国人和瑞士人曾在梅州一带的客家山区工作和生活过，他们是牧师、老师、医生、护士和福利院的工作人员。除了教会之外，他们还办起了学校、医院和福利院。
在广东省的梅州市，我们意外地发现，建于1902年的梅州乐育中学的前七任校长，建于1896年的德济医院（今梅州市人民医院）的前十任院长，都是德国人和瑞士人。这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不是在那些繁华都市，沿海口岸，而是在比较贫穷和落后的嘉应（梅州），客家山区的学校和医院，无疑是中国最早和西方现代教育和医疗体系接轨的地方之一。古老的嘉应州，曾经有过如此深入的中西文明与文化的交流，这令我们颇感惊讶。
这些德国人和瑞士人在那里工作和生活，有些长达几十年之久，他们的孩子，在客家山区出生，喝客家山区的水长大。他们是来自于欧洲的“客家人”，客家话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他们的第二“母语”。豪俊和就是这些孩子中的一个。他兄弟姐妹六人，除了他在德国出生外，其他都在中国出生，他们一家在梅州地区五华的梅林、兴宁的坪塘和梅县都生活过。
也许是受少年生活经历影响以及对中国的热爱，1965-1967年，豪俊和再次返回中国，在香港学习客家话和粤语。所以，我们今天在德国见到的豪先生，能讲一口地道的客家话，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1984年11月，广东省梅州市乐育中学校友会发出荣誉聘书，推选豪天立为校友会的名誉会长。可惜的是，这是一份迟到的聘书，豪天立先生已于1983年去世，并长眠于他出生，并且从这里远赴中国的德国小城魏尔海姆。
在魏尔海姆的一个墓园，豪先生带我们去看他父亲的墓。在一棵墨绿色的柏树旁边，立着一个与众不同的由中文书写的墓碑。
墓碑上留下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我就是生命。
黄永繁
在中山大学读书的时候，二年级有一次要下课之前，时任德国语言教研室主任的章鹏高老师让我们留下，章老师给我们介绍了黄永繁老师，说三年级开始黄老师教我们德国文学史。后来我知道，章鹏高、黄永繁都是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毕业，他们都曾经是张威廉（1902－2004）的学生。我还了解到，黄永繁在南京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了一篇评论，发表在当时的文汇报副刊。他评论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长篇小说《垃圾教授》(Professor Unrat) ，小说有一个副标题:《一个暴君的末日》(Das Ende eines Tyrannen)。小说反映十九世纪末德国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虚伪和堕落，他们为了巩固军国主义统治，采用专制高压手段，对青年一代进行奴化教育。垃圾教授对待学生犹如一个“暴君” ，疯狂一时的垃圾教授是短命的。
也许是那篇文章的关系，黄永繁大学还没有毕业就被打成“右派”，一直到1980年才被摘下“右派”帽子。他从哪个“牛棚”里出来，我并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教授德国文学史时，有一天讲到亨利希·曼，黄永繁心情很激动，他说研究问题时，一定要阅读原著，不要看那些解释性的文章。看看亨利希·曼的原著是怎么写的，看了才会有自己的理解。如果先看别人的解释，而不是看原著的话，就容易受到别人解释的影响，反而限制了自己的看法。
在中大读书时我就知道，黄永繁参与翻译Alfred Kosing的《马克思哲学词典》(Marxistisches 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并校对了黄敬甫(也是我的德文老师)翻译的《罗莎·卢森堡全集》。
黄永繁的太太在暨南大学当老师，他们家住暨南大学苏州苑15-505。1983年毕业时我和当时的女朋友现在的妻子张申华(也是黄永繁的学生)去暨大探望他，黄老亲自出来开门，告别时他把我们送到暨南大学门口，他说：“盛友，我很喜欢你这个样子，希望你今后继续保持你自己的这个样子。”我目送他回去，望着他的背影，心中甚慰，又敬仰，又温暖。
1988年我坐火车来德国巴伐利亚自费留学，此前我去看望黄永繁老师，彼此对话，记忆犹新。
我：“我们这代人在文革中长大，离开书本离开知识实在太远了，我只想读书！”
他：“文化大革命只是耽误你们这一代人，其实毁害人最深最久的是《进化论》。”
告别前我问他除了读弗朗茨·卡夫卡外，还应该读哪些书。他推荐我认真阅读汉娜·阿伦特和卡尔·雅斯贝尔斯。带着这些细节，我坐火车经过蒙古、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到达班贝格。
第二年我儿子谢于骅出生，他来信恭贺我弄璋之喜，赞扬我的边读边工边养的“三边政策。”圣马丁教堂的牧师亲自上门辅导，希望我儿子接纳天主教受洗，我回信问他如何决定。黄老师立刻回答：“那是上帝的恩典，不可拒绝。”我很感恩，儿子一路走来，都得到神的守护，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一个优秀的父亲，这与儿子在教堂的成长有密切关系。
1989年11月9日，屹立了28年柏林墙被推倒，此后两德签署政治和约，1990年德国重新统一。柏林墙倒塌的第二天我跟黄老师打电话，他激动地说：“Ein Deutschland zwei Staaten一个德国两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两个政府能够实在地解决民族尊严问题。” 1994年我以《中国人的代价》一文荣获台湾中央日报首奖，剪报邮寄给黄老师，他为我感到自豪之外，更欣赏的是两个德国的基础条约。我的法学博士论文就是研究基本条约。两德于1972年签署基本条约 （Grundlagenvertrag），做成3项原则：1、统一是两个德国的历史使命；2、东西德彼此不是外国；3、基本条约是政治及历史行为，完成之后就要透过法律行为来完成。柏林墙倒塌了，国家为什么没有破碎？因为德国有牢固的国家栋梁和牢固的国家架构，还有全体德意志人民用血肉支撑着这个架构。共同的血肉感情基础支撑着一个牢固的构架，这个构架在德国就是“一个德国”。
他生前我最后的一次电话，基本内容是，我告诉黄永繁老师我将永久居留德国，准备入党参与从政。他十分表示支持，说：“基督徒就得有担当，融入德国社会，不论写书还是教书，都不如从政来得最直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