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丹顶鹤头上的红，是漂亮的顶峰，也是剧毒的顶峰。
一
1974年年初，我在北京为探亲的老谷送行，在这个小聚会上遇到了内蒙之行相识的多位朋友。韩志红大概是最后才来的，呆了大约十分钟就告辞了。别人告诉我，她的离婚案已经得到批准。她表情凄凉惨淡，只和别人打招呼，连一眼也没有看我。
大家或许没有注意到她对我的态度，但却有人告诉我，她这个跟头栽得太大，再也没有了欢笑和歌声，性格上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大约在1971年或者1972年，她在被奸先孕的情况下与那个蒙族人结了婚，这也完全是出于汉族人的道德观念。但日子是过不下去的。蒙族丈夫睡了别人的老婆，要用她的身体去“还帐”，这就是当地人的“风俗”，汉族人绝对不可能接受的“风俗”。所以只有离婚一条路。
叹息这颗被彻底摧毁心灵的同时所想到的是：我自己，会不会是在这颗善良的心灵上刻下第一道伤痕的凶手？
如果不把她热情关怀我的邮包寄回，而且按上面的地址和她保持联系，她一定能在对命运的抗争中得到更充分的信心和勇气，这一切也许就都不至于发生。如今的她，就象不认识我一样，眼光中也看不出任何的怨和恨，默默承担着命运所带来的一切。这反而更加让我自责。
就因为这个自责，我深深感到当个“薄情郎”不但不是什么骄傲，而且一点儿也不光采。但我也万万没料到，就在我反省以往的薄情，打算改过自新的时候，却因为以往的薄情，遭受了来自另一颗心灵的感情的报复。
二
1968年的12月，一列列满载北京中学生的火车，给了山西这块土地上送去了数万名知青。北京车站送行的站台上，送的人和走的人哭作一团。当然他们都哭错了，这是去插队呀，又不是充军发配。有的人没过一个星期就自己跑回了北京，“怎么？回来了？前两天我们不是刚刚哭的你吗？”
而我在这送行的站台上却显得兴高彩烈。从内蒙归来，心里那块大大的阴霾在此已经消失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还并非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丰台工作的哥哥后来给我写信说，他一个同事看到我，坐在车窗口一直笑得很开心。
是啊，总算有地方证明我的忠诚和毅力了。父亲也在出发前不久被从牛棚放回家来几天和我告辞，我深深记得的一句话就是：生活上一定要注意，别以为是临时的就可以瞎凑合——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临时的。
然而我的想法更革命：我从来不认为这么多城市青年会统统在农村一辈子干下去，但不排除有一部分要一辈子干下去，而首先要做这个准备的就是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
听了父亲的话，我在知青集体中长时间就是持这样一种态度，在中条山一个小山村的插队集体中，没人做饭我做饭，没人挑水我挑水，没人拾柴我拾柴——别人爱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是要在这里正经过日子的，别人嘛，就算沾了我的光吧。
也搭上老高三，在知青中是岁数最大的，体力也比较充沛，我又有每年寒暑假自己主动去北京郊区农村义务劳动的底子。即便是在这插队的山沟里，我也是来了就能挑会担。那非干不可的下深山沟最深的沟底挑水，理所当然也是我必须承担的活儿。
就这样，虽然十一个知青来自不同的四个学校，大家一致推选我为知青负责人。
老忠是个工作狂类型的人，无论干什么工作，不累不困不渴不饿，可以长时间地连续干。有人说，这样的人很适合搞科研。可惜这世界上，大概只有科学家是不能子承父业的。谁让老忠的父母都是科学家呢！
在农田的劳动中，连农民也耗不过老忠。农民甚至说，让谁当队长也不能让你当，你领着干，大家不累死也要渴死饿死的。
可是只有一个叫小红的女知青，干什么活都咬着牙死死地跟在我的后面。这个革军出身的小姑娘在女知青中年龄最小，1968年只有16岁，却非常要强。为了不服老忠的气，她很长一段时间总是混在男社员中一起干。
三
送走了老谷不久，就在1974年的三月的北京，那还仍然是料峭的春寒。北京这个城市，春天的气候多风沙，而且真正属于“春天”的气温只有不到一个月——四月初还很冷，四月底就让你过夏天了。
因为患了肝炎（后来称为“甲肝”，在那时候还是不很常见的病）春节过后也没急着回村去。父母刚刚从平房搬到筒子楼不久，只有门对门的两个12平米房间。单位大院住房一直紧张，文革来了，“牛鬼蛇神”就要腾出住宅楼来让给“革命群众”，于是在平房又住了很多年。我此时在家显然带来居住的困难。于是在单位另一座筒子楼的单身职工宿舍给我申请了一个床铺——没有别人，其实就等于是单独一个房间，不过不准许搬其他东西进入。我在那边看书、写字、拉琴，吃饭还要到父母的家去。
一天的下午晚饭以前，我随着广播大喇叭哼着《杜鹃山》，从自己的房间走到父母家的筒子楼前。夕阳的余辉中，从楼前道路的西面走过来一个似乎很熟悉的姑娘的身影——这是谁？我站在台阶上没有进楼，眼睛紧盯着她那条灰色的拉毛大围巾。
这种拉毛大围巾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是北京姑娘们冬天的流行打扮。围巾很长，搭肩膀上能两头拖地，姑娘们连头带嘴带脖子大绕几匝，可以捂得严严实实，象穆斯林妇女似地只露出两只眼睛。人们因此不能看到姑娘们的真正相貌，有人给这围巾起了个外号：“大家都美丽”。
同村插队的女知青有三个围这样大围巾的，一条红的，一条绿的，那都是常见的颜色。唯独小红姑娘，围的就是一条这样的灰色拉毛大围巾。
四
在1968年插队之前，拉毛大围巾还有一个含义：女流氓。在北京“兵痞佛三结合”的文革特殊时期，大批百无聊赖的中学生成了偷盗抢劫、打架斗殴、滋扰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拘留所、局子都已经不够用，于是开办了许多“学习班”，那年头，一提“进了学习班”，就和“进局子”意义是类似的。
一个坏小子去某学习班找人，成心问：“你们这里是小偷流氓学习班吗？”，对方自然地点头说：“是啊！”“噢！原来还不是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呀！”
进“学习班”的女中学生，也大都是家里经济上有底子，能够赶时髦地使用拉毛大围巾。所以虽然从围巾上判断女流氓是一种玩笑，但女流氓确实是很普遍地围着这种大围巾。
我们知青点的三条拉毛大围巾都曾是“学习班”的客人。不过三个姑娘都比较文雅，大约属于“扩大化”的范围，尤其小红这个灰色拉毛大围巾，据说她所在的部队大院严得很，所有这个年龄段的无一漏网地都要进“学习班”。
虽然老忠从来就不把她们当做什么女流氓，但也用拉毛大围巾这个词的另外含义来开过玩笑。
筒子楼前，围灰色拉毛围巾的姑娘拦住一个过路人问，这个楼是不是XX楼的时候，为了讲话清楚拉下了捂住嘴的部分——小红姑娘，果然是她！
我从台阶下来走到她跟前，她那很不情愿戴眼镜的近视眼，这才认出了走近的我。
五
没有问候，没有寒喧，打了个招呼，她就跟着我上了楼。
我和她已经是两次失去联系了，这一次中断联系大约有一年半。
小红姑娘是1971年春天离开山村，当了后门兵。革军出身，当然有这个条件。一走就是一年多，1972年突然给我写来了信。最初的信是试探性的，不知道我是否还在村里。自然，“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照章回信，有来必有往。四、五封信过后不来信了，我也就得以清静，不再去信。往来信件的内容，不外乎一些非常“革命”的官样词句——人家又不是我的对象，有什么可调侃的？
倒是她的来信还有些值得回味的内容：“生活是斗争，也是绿的树，深蓝的海洋，美丽的花朵，这些才是人生最美好的东西。对不对？”那个年代写出这个来，也就够“小资”的了。
即便如此，我也没认真对待。当然决不是因为我什么都没看出来，我还不至于傻到那份上。我深深地明白，我们不是同类型、同命运的人，而且我一向坚持的态度就是：与世无争。
而这次直接找上门来，她居然找了整整一下午。我从来就没告诉过她我父亲的名字，她居然不知道从什么途径了解到了。但她错了，我们家住的是我母亲单位大院的房子，我父亲却从来没属于过这个单位，按照这个线索她当然是找不到的。不过她还算机灵，想到了插队知青回家都要在家属委员会登记，于是跑到那里按我的名字现查现找现打听，天快黑了才找到了楼前。
六
她告诉我是从部队回北京探亲的，我领她进了我们那个很不象样的筒子楼的家里，见到了我爸爸、妈妈，她都是礼貌地叫着“叔叔”“阿姨”，并且在他们走开以后问我：“你爸爸是党员吗？”“你妈妈呢？”嘻嘻，这就开始“政审”了？我当然实话实说：“都不是。”
我妈妈在文革前就工作上积极，业务上带头，政治上进步，也要求过入党，但因为太多的海外关系，一直没被批准。文革后1982年居然入了党。因为那时候她已经是教研室主任，大概也是属于“邀请人党”。
不过当时小红姑娘朝我微微一笑说：“就那么回事！我在部队呆了几年，也没入党。”似乎在说，她对这个并不在乎。
没谈多长时间，天就黑下来，我说了句留她吃饭的客气话，也只能送她走。送出楼去，路上她说告诉我实话，她已经复员，现在在家等待分配；家里只有她一个人，让我去找她玩。告诉我地址之外还特别地告诉了我她家里的电话号码，说是门口大兵如果不让进可以给她打电话。
只送到了家属委员会门口，她的自行车锁在那里。她忽然发现，那条灰色的拉毛围巾忘在我家里。她说：“不必取了，你来玩的时候给我带过来。”
老忠从小不爱睡觉，上高中住校时没办法，经常早早醒来睁着眼躺着，看着上铺的床板熬时间。下农村插队以后更是每天只睡五小时。但睡眠一向很好，沾枕头就着，而且睡得死，睡得沉，打雷、地震，从来就不带醒的，让人抬走活埋了大概都不会知道。
但惟有这天晚上，我守着那围巾几乎彻夜难眠。
七
中条山的大岭上，我们拾柴常去的老成洼，满山坡开满了黄色的北迎春，花丛中有一个天蓝色的身影。这是我对小红姑娘比较深刻的印象。在咬牙吃苦方面，男的女的全算上，她是我唯一佩服过的人。
三条拉毛围巾，都是高干家的娇小姐，但只有她学着我的样子，带头将一担八十来斤的水从十几层楼高度的沟底挑上来；也是她鼓动所有女知青，和男生一起上岭拾柴。
离村四十里的深山中，有个五户人家的葫芦沟村，那里有我们生产队十几亩“飞地”，每年春天要派人去那里种地。那年我是知青中第一个首先去的，和前坡沿的黄土高坡不一样，那里的景色真美，一架山一架山的，全都是大森林。派去干活的清一色都是男社员，只有她，一听我说到深山老林的美景，硬是跟着去了。
那个地方是真正的未加雕琢的自然风光。有诗为证：
地僻人烟断，
山深鸟语哗。
清溪鸣石齿，
暖日长藤芽。
绿映高低树，
红迷远近花。
林间见鸡犬，
直拟是仙家。
小红甚至想当然地对我说：别人都回去，咱俩就在这儿插队吧。你每天到山坡上割荆条，我在家里做饭、编筐。简直有些异想天开！
那年是1969年，也已经将近夏收。生产队拿着我们的安家费，打算给知青在离葫沟芦二十里远的泗交土产门市部买几条麦收用的好扁担。派了一个社员，让我代表知青也一起去。小红又是非要跟着。
到了泗交，没有卖的，土产公司的人说原先有，是从唐回村收购的。派来的社员说不买了，我执意要买，让小红和他一起回去，我一个人去唐回。顺着泗交河谷走了将近一公里，小红从后面追上来。真拿她没办法！
八
走远路不能和女的一起走，这是当初步行串联的一个经验。主要是不方便，都不方便。但这次是无奈，大山沟沟里，怎么可能把她一个人扔下不管？
那天真的走了很长的路，从唐回到了车庄，从车庄又到了任家窑。唐回没有扁担；车庄的扁担看了几根，都不直顺；任家窑的两根扁担，真正直顺的桑木扁担，小红姑娘是看中了，说买下来，和我一人一条。可是不行，这两根扁担都比较短。最终当然是我说了算：不买，回家。这里离葫芦沟已经超过四十里，再不回家就赶不回去了。
唐回大队的野猪岭也有北京知青，他们的知青负责人和我有一面之交。所以就在他们那里蹭的饭。回去的路上，我让她在前面走，掌握速度，反正我跟得上。一来一去八九十里地的路程，没跟她说什么话，只是告诉她为什么不买。当地土话我已经会说很多，但她还是不大懂。
日头西斜，她走在前面，头也不回，一件天蓝色的衣服，时不时地采一把路边的野花。等回到葫芦沟，天已经黑下来。别人早已经吃完了晚饭，她脚上大概是打了泡，一拐一拐地做好了一锅面条，给我也盛上了。端回这一大碗面条时我才发现，里面还卧了一个鸡蛋。外号“老怯”的男知青笑着说：“看看，人家多关心你呀！”
我夹起鸡蛋放到嘴里，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吃糖衣不吃炮弹。”
这话后来还是被多嘴的人传到她耳朵里了。
这就是当年的老忠。1974年再次见到她时，对这句不识抬举的话她虽然从来没提过，但我也深知这足可以下地狱了：本·拉登下十七层，我下十八层。
九
小红漂亮吗？在我们知青点她只能排第三，三条拉毛围巾中另外的红、绿两条都是美人。她比一般的相貌要好，当然只有情人眼里才会出西施。
我守着她忘了的灰色拉毛围巾夜不能寐的时候，这些回忆就都泛起来。第二天提起笔，根据记忆中的印象画出了她的侧面像。这样“活照相机”的本事是插队以后有意练出来的，因为想到的是：贫下中农照不起相。
从学龄前我就爱画，上初中的时候已经有比较高的水平。如果不是数理化的能力更强更突出，完全可以去报考美院附中。文革前大院子弟中有两个考上美院附中的，在小学初中他们都还不如我那两下子。
文革中，画了大量的毛主席像。在学校里，老忠的炭笔画乃是全校头一把交椅。1968年四月学校成立革委会时门厅正墙上贴的就是老忠的巨幅炭笔毛主席像：乱云飞渡仍从容。直到1969年十月老忠回到北京，学校门厅里居然还贴着那幅画。
这以后，人物写生已经觉得不够过瘾，后来就仔细观察，力争当个“活照相机”。这样的业余爱好者即便是写生，成功的作品也不多，但给小红姑娘的这个记忆画像，却是非常成功。
也许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出来了真正的美术灵感。是啊！冷面郎君未必是什么光荣，韩志红的故事已经是无可挽回的罪恶，地狱的滋味也一定很不好受。安徒生童话《白雪女王》中，男孩子那颗冰心最终要被女孩子的热情所融化。
十
也许有人要问，既然还有两个“美人”，我为什么不去追？这就是老忠的致命缺点了。老忠几乎具备所有应该具备的优点，但既不好女色，又与世无争，这可就要了命了。那两个美人是“有主”的，而且“主”就在我们这个知青点。
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会的这么多业余爱好，而且每一样都在不同的业余群体中出类拔萃、显山露水，这对于追求虚荣的姑娘们必定有极大的吸引力。这就使得美人的“主”们对我时刻防范。我总是提到“男人的嫉妒心”，这方面的体会很深刻。所以对美人，最好还是敬而远之，少找麻烦，即便没那个心，人家还在怀疑你是“有那个心没那个胆”呀！而且撬人家的老婆，自己也觉得是件很缺德的事。
在从葫芦沟回到插队的前坡沿不久就听知青中传说，那红、绿两个拉毛正在给这个灰拉毛“说媒”，介绍的是知青点中唯一没有女朋友的干部子弟大袁，而且听说小红刚开始不同意，但后来有所动摇。那大袁是很追她的，人家都是干部子弟，与我有什么相干！我躲得越远越好。
再说，自从那句“不识抬举”传到她耳朵里，她待我已经明显冷淡了。只有在麦收的地里，她挥镰仍然是死死地跟在我的后面。
那个红拉毛甚至告诉我，小红的情绪已近崩溃。但所说的原因是：她父亲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以现在的看问题方法来分析，这不大可能是主要原因。
十一
她家在玉渊潭南边的一个部队大院，1974年她父亲几经辗转也早已经官复原职。干部家里是有电话的，我给她打电话，却只能去打公用电话。
她果然只是一个人在家。我下了好大的决心才把那画像拿出来，她一看就说，画得真象啊！仔细看了几分钟，忽然放下去看窗外，中断了好一会儿才回过头来，提起了其他的话题。
这次会面，她提到自己还“有可能回山西农村”，提到大袁那样的人“很坏”，更提出一个这样的要求：陪她去趟山东老家。这些都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都没敢当场妄加评论和答应。
临分手，我指了指放在桌上的画像，她大方地说：“送给我吧！”并把画像拿在手里，按在胸前，一直送我出了部队大院的大门，看着我骑上车。
这以后我开始给她写信了。在信中明确表示，回山西农村没有必要，虽然我不能判定这就是打算为我做出的牺牲，我也告诉她：我们坚持农村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大部分人能够离开农村。对她提到的大袁我也说，这些打架斗殴的干部子弟并不是什么坏人，我一直拿他当朋友看待——他离开山村以后曾来信，需要一个贫下中农的鉴定，那都是我帮着起草的，评价很高。
陪她去老家？这我可无法回答。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特殊关系，怎么可能！至今也无法判断她当时是怎么想的，正如无法判断她的围巾忘在我家是不是故意的、到底有几分故意的一样。
十二
就在我那次回访后不久，一天下午，她又一次突然闯来，这回是我那一个人的小房间。刚一进门的第一句话居然又是问这件事：能不能陪她回山东老家。还进一步提出，能不能再找第三个人，而且“要可靠的”。
我也只能说：找找试试。可是，连我自己也不敢说可以陪她去呀，这么大的行动，是不可能隐瞒的，她的父母，我的父母，都会同意吗？
她也没正面回答我为什么要说大袁那些人“很坏”。
这一次，她留给了我那首据说是郭路生的诗《相信未来》：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地发出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傍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拿起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
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激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着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
那么我又应该相信一种什么样的未来？哪儿来的那么多哑谜？猜不透！
这次是我送她一直出了单位大院的大门，一路走着，我提到了我的家庭，提到她以前不知道的海外关系，美国的、台湾的、澳洲的。既然她这样主动地来找我，我没必要对她有任何隐瞒。
我也一样认为，不隐瞒应该是对等的，特别是夹在当中的和大袁的这层关系，她应该对我讲清楚。
十三
其实，我与小红真正的两人世界却是仅仅有这样的两回。其间两个人坐得远远的，不但是连手都没碰碰，而且连缠绵悱恻的话也没有讲过半句，除了有赠画赠诗的举动外，那气氛简直就是国家级的谈判。
要说象柳下惠一样从来就是丝毫不动心，那是假的。在她当时那个花季的年龄段，再没有魅力的女人也会显示出一定的魅力。1969年的仲夏，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和大袁一次谈到很晚；1971年她刚刚彻底离开的时候也只给当时在北京的大袁写信；大袁甚至含含糊糊地告诉过我她在武汉当兵的部队番号：“啊…啊…记不清了，不是五三一就是三五一。”
哼！这样拐着弯让我知道，谁稀罕去主动联系！
即便如此，1971年的12月路过武汉我还是下了火车。看看长江，这当然是个非常真实的心愿，内心里却也存在着与她邂逅的妄想。乃至于日后还在诗中写过这样暗示的句子：“秦塞羊声远，楚泽鹤影单”。
如果说，是初夏那句“吃糖衣不吃炮弹”扑灭了她的第一波攻势，冬天的第二波又是被我再次扑灭，虽然自心里也有很多矛盾，但无可推托，是我自己，多次把她拱手让给了、甚至是推给了大袁。
1969年的国庆，对堵住北京的路不许回家的政策不服气的我，回了北京。就在不到一个月以后重返山村时，唯一没见到的知青就是小红姑娘。那心里也是多少有些难言的失落，虽然表面上不可能有任何人看得出来。
她回家是因为父亲的问题落实了，也重新安排了工作。
冬天，小红再来山村，一直呆到1970年的春节前。这期间又发生过两件给我深刻印象的、近乎明目张胆的事情，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波”。
十四
那年冬天（1969—1970），县安办组织了一次知青参观，参观的也是一些先进知青点。冬天在村的知青不多，所以只派出两辆卡车。车上也没有座，大家只能在上面站着，道路也不好，到了上山下山的路上，大家都要扶着车帮挤在两侧。我和小红都在车上。
我那只扶着车帮的手忽然感觉到上面又压了一只手，随着车的晃动看到，那正是小红的手，她也没看我，似乎好象是无意的。我故意把手动了动，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多人！怎么能搞这种名堂？她还是不看我一眼，但手就是不肯拿开。
这以后，她却仍然装得象什么也没发生过。
仅仅在这之后不久，大袁找来了相机胶卷，在村里留影。那张高歌窑洞前的照片也是来自这卷胶卷。小红当然也愿意在村里留影，和她房东大娘合影是大袁给照的，但大袁让她自己再单独照一个的时候，她把大袁的相机拿在自己手里，东转西转地找到了背景，却不还给大袁相机而是把它交到我的手里，一定要让我来按快门。
真不知道是怎么琢磨的！
那胶卷不是我的，那张相片最终我也没能看到，大袁说，底片冲出来就剪下来交给她自己了。据她房东老乡后来说，照得比她真人还要好。
1970年的春节前，她又要回家了，所有的行装都是我帮着准备的，包括知青那口猪的后丘、葫芦沟的木耳。从山村到县城二十多里没有车，只能凭两条腿扛着东西走去。但就在她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大袁告诉我，他正好去县城有事，可以去送她。第二天一早，她洗完了脸转过身来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走？”的时候，我头都没回地说：“今天我不去了，让大袁送你去县城。”
我不想看她的表情，更不打算回答她的问话。
但是她却是什么也没再对我说，连告别的话都算上。直到回到家，她在给大家寄来报平安的信中提到，那天晚上“一个人住在县城的小旅馆里好难受！”似乎是话中有话。
十五
1970年的她与1969年判若两人，一年前17岁时候的紧跟和咬牙不复存在，挑水拾柴不再参与，地里不再和男社员一起干。割麦子的时候我和以前一样紧跟在所有老乡当中，割到地头回过来接人的时候发现，她也混在其他知青那远远落后于老乡们的队伍里。她经常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看书，写字，而且明显地是在故意对我冷淡。
那段时间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知青的灶房窑洞里她突然眼睛一亮，发现我丢弃的废纸上写着的毛笔字。当时的她正在练隶书毛笔字。那纸上我写的恰恰也是隶书，捡起来仔细看了看，与她的水平相比，足可以给她当字帖用了。
当然这也不足以改变她的冷淡，虽然对我来说情绪上没有明显的影响。但那年的麦收以后我约了几个朋友跑到山里最远的祁家河公社，找那里的知青去玩。那些日子里，一向精力充沛的我一反常态，大约有三、五天，除了吃饭以外的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地闷头大睡。
秋天，又跑了一趟大庙公社的后沙岭大队，一去就是六、七天。那大庙公社的知青都和我来自同一个学校，这一趟几乎转遍了那个公社所有的知青点。
1970年的冬天，我开始在生产队里喂牛。“马不吃夜草不肥”，樵沟的牛圈几乎成了我的家。小红何时走的，怎么走的，谁去送的，一概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时间的流水，本应该把一切冲淡，冲走，冲得一干二净。
又有谁能料到在离去以后，1972年她会突然来信，1974年她会重新出现，而且出现得那么冒失，那么大胆，那么不可思议。然而更无法料到，局面却会那么快地急转直下。
十六
在陪她回山东老家的事情上，为了履行“找找试试”的诺言，我找了高中同班的一个老同学。他恰恰也是个正在待业的复员后门兵，有得是空闲时间。我也知道，人家不大可能应许这样的事。不过那个同学听说了这当子事非常惊讶，说是如果她小小年纪果真能下这么大决心，是很令人佩服的。还告诉我，干部家庭对子女婚姻方面的要求他比我再清楚不过了。
对此我又何尝不知道呢！
我那一而再的类似“伤害”的举动，还不是都来自这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我不是感情用事的人，明明白白地知道和她不是一类人，也走不了一条路。想给我当情人还有可能，愿意做我的老婆大概没门儿，而我，不需要情人。
不过这一次找上门来却很象很象是多年的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心，早已不该是十七八岁的冲动。那个不眠之夜所反复考虑的就是这个：如果这次再负了人家的真心，大概要有多半辈子的后悔。韩志红就是个先例。
两次“二人世界”以后，我还找过她大约三、四次，不过都是有别人在家，要么是她的妹妹，要么是她的父母。她妈妈是个小学校长，一边抽着烟，一边从吐出的烟雾中端详着我，被她连推带请地送进里屋去。
她爸爸是个军官，自己从里屋出来的，是因为听到我和她在谈《红楼梦》的一些感受，便插上来发表意见，却是认为《红楼梦》不健康，不应该看。也不知怎么就扯到了胡适，我提到胡适的实用主义，老爷子居然接过去就说：“共产党就最讲实用主义。”
我扑哧一下笑了：“实用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呀，您怎么能和共产党联系起来呢？”
这话大概是太有些不敬了，老爷子涛涛不绝地解释起来了。大概是心想，你这个教授的儿子懂得什么共产党？虽然他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我也在静静地听着，再也没有反驳什么。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她并不站在她爸爸一方，但是那个两次作为重要内容谈到的陪她回老家的事情，就再也没有提及。
十七
大概就在见过她爸爸以后，下一次的电话求见中她没有了以往痛快的回答：“你来吧！”而是说了句：“我爸爸病了。”
北京真正的春天到了，树也绿了，天气也变暖了，但再下一次的电话中她的回答却是：“我今天有事，你改日来吧！”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打电话求见，而只剩下给她写信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而且我在北京期间她也从来没有回过信。
从第一次被拒绝，我就预感到这件事不会有好的结局，恨不得要尽早回那插队的山村去了。但我想到事情应该不是那么简单，我总是认为她一定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如同后来电视剧《蹉跎岁月》中的描写。而能够在精神上帮助、支持她的也只有我。
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下，她那种家庭出身的人如果具有突破社会观念障碍的勇气，这本身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的干部子弟复员兵的老同学也不断强调着这一点，给我加油打气。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并不告诉我，我只能在信中小心谨慎地旁敲侧击。
我开始给她画第二张像了，这是有两只眼睛的半侧面像，当然困难更多一些。我每天回忆着她面部的凹凸，设想着主光源、辅助光、反光的方向、强弱，策划着明暗交界线的位置……
十八
“秦塞羊声远，楚泽鹤影单”，当初在我心中，她是高不可攀的云中仙鹤、巫山神女，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
男人，毕竟要是个男人，日子要正常过。除了吃饭、睡觉，每天仍然坚持的是早锻炼和下午锻炼，看书，看的是那本俄文原版的联共布党史；拉琴，拉的是当时流行的手风琴独奏曲《打虎上山》、《乘胜追击》：画像，画的还是她那幅半侧面像。琢磨着变换光照的角度，怎样才能美化，实现更好的效果。只有在给她写信的时候，才开始苦思冥想：为什么会这样？往后应该怎么处理？她会不会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我能如何帮得上她？
我的那个充当“狗头军师”的同学，干部子弟的复员兵，也开始嘲笑我了：“至于吗？这样痴情！她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和你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吗？你不是高傲得谁都看不上吗？你不是自己说的：她也不是国色天香，你也不是登徒之辈吗？”
和我一起在玉渊潭上划船的时候也手指南边：“看那水塔，那大烟筒，是什么地方？你情人的家呀！”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我只有和这样的同学才可以商量呀！我掌握的原则是：不向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透露这件事，因为对这件事的结局如果不是非常乐观的话，何必给她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她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也许比我有前途。
这个原则坚持了二十年。二十年以后透露出去，应该对她不造成任何影响了。
即便当时我心里也明白，要论才能，她无论家庭还是本人，和我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不过我从来也没计较过这些，有句老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呀！
天下女人有得是，这不假，但真正能够长期接触，相互了解的却往往非常有限。在这个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只要能发现个“差不多”的，而且彼此都认为“差不多”的，应该已经是极其可贵了。
在这个理念的驱使下，在她显然对我的所有信件不予回复的情况下，我也只有跟她“摊牌”了。
十九
“摊牌”的这封信严肃认真，开门见山。鬼知道那个年代别人的情书都是怎么写的，反正我就这么写了：“我希望和你永远要好。说得再坦率些，希望和你明确地建立恋爱关系。把这些话放在最前面，为的是后面可以方便地畅所欲言。”
在信中我提到：“我尤其应该感谢你一向对我的大胆和真情，对于旧日相处的回忆，是我决心给你写这封信的基础。”
我象写一篇论说文一样，引经据典地论述着：“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最革命的人，当他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时也难免要掰着指头算算帐：经济帐、政治帐……甚至某位较高级的领导人还说：‘如果我有三个女儿，就要嫁给三个中央委员。’恩格斯所说中世纪‘结婚本身是一种政治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至今不是还在起作用吗？严格地说，这也是一种交易，一种买卖。面对社会现实对人们的要求，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单单去看不惯那农村赤裸裸金钱交易的买卖婚姻呢？即使对于自己，尚且不能超越可观现实的许可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何况对于别人，更不能提出这样的强求。”
现在来看这篇东西简直有些可笑！不过千真万确的就有这么多类似的内容。老忠当时就是这么个人，学究一样的态度，打死也不可能说出“一生一世，生生世世”之类的话来。
没有溢美之辞，没有山盟海誓。高中三年的作文，极力避免的就是华丽的辞藻，因为觉得自己这种出身的人，更要注意“情调”的问题。当时高中作文的分数，80以上才是老师欣赏的文章。高一的语文老师偏爱的就是美词堆砌，那年我的作文就是清一色的75分；高二的老师却是喜欢朴实的叙述，更喜欢我文章中的暗示、双关，于是在这一年我是班里作文的尖子，得到过一次高中三年中全班的最高分数93分。
这封“情书”中我文风依旧，并且特地对当初“吃糖衣不吃炮弹”的话表示了歉意，同时也主动承认了仅仅在一件事情上对她说了谎话。那就是在1972年的通信中提到的1971年12月在武昌下车，没有去看她的原因并非信中所说“不知道部队番号”——大袁告诉我了，而且还可能就是转达她的意思。
二十
1971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姑姑送我登上从广州开往北京的客车。我是个靠窗户的座位，对面坐着一个二十上下的年轻姑娘。她显然是要去北京的广州人，送她上车的那群年纪相当的小姑娘们对她说：这次你应该可以看到雪了。
旁边座位上有一位老海员，我和那位姑娘不停地对他问这问那，但我们之间却没有任何交流。天快亮的时候我望着窗外，趴在小桌上的她醒来了，也望着窗外，只问了一个字：“水？”我回答了两个字：“湘江。”
这一路上和她就只有这么三个字的交谈。
中午到了武昌车站，我下车了。在检票口排队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姑娘居然也下到站台上，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有趣！说老实话，她很可爱，无论在这路上看到的模样还是体会到的性格。当然，这样的姑娘还有千千万万，我不是不屑理睬，而是心中另有别人。
唉，可是有谁呢？我一不去想她，二不去主动联系，而且几次三番地给她冷遇。就连在武昌下车，也只是要看看长江，看看大桥，看看“孤帆远影碧空尽”，看看“芳草萋萋鹦鹉洲”。不过无需自欺其人，那些年看不上任何一个女性，就是因为心中留下了这么一个阴影。还能是什么别的原因？
那次南方之行，任务是护送我临产的堂姐回浙江老家生孩子。哦，这个孩子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叫淼淼，如今淼淼的儿子大概也有一周岁了。去的时候过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没有机会下车，回程绕道走了趟广州，在石化总厂的姑姑家住了些日子。从广州返回北京的路上共下了三次车，还有两次分别在河南安阳与河北保定，去看望两个当兵的同班同学，在广州就和他们联系好了。
但是武昌这个当兵的没有联系，自从她离开我们那个大队的山村后就断了联系。我也只上大桥，只看长江，不去市中心。虽然在这里的化工部第六设计院还有我一个熟悉的堂叔，我也计划夜里就上车，没打算在这个城市停留。那时候还没有重建黄鹤楼，我从大桥走了一个来回，从桥上下来，到了长江边上，一个人提着包、抽着烟，傻傻地望着大江，望着往来的船支，回味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直到天黑。
二十一
1974年已是夏季，我还是那样，傻傻地望着窗外的绿树。那年雨可真大，就象相声里说的是“倾缸的大雨”，没有风，愣是被雨水把树枝子打下来，满马路都是。
那封“情书”发出以后，心里真的踏实了，不再有坐立不安的感觉。该说的都说了，该认的也就得都认。在那“情书”的最后我写到：“我以最诚恳的态度，要求你给我一个同样诚恳的答复。”“感谢你看完了我的信，接到你的回信后，将再给你十倍的感谢。”简直都快要跪下求饶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红仍旧还是没有回音。按照信中说的我“快要离开北京了”的话，大约一周后我按计划买了车票。临行前把她第二张画像装进一个大信封，又发给她了——我还保留这个干什么！还会有什么意义吗？
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画过人像，甚至除了逗年幼的儿子玩耍画些随意的东西外就再也没正经画过什么。以前画的人像没有什么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谁要就马上给了谁。我的想法也许很怪，总觉得这画得好的画并不是偶然的什么“灵感”，而就是属于自己的本事，自己留它干什么，喜欢？那就自己再画一张好了。所以留下来的只有1963年一幅版画雷锋，连那张1971年的炭笔画的马克思像，也是送人以后要回来的一个翻拍照片。
几天以后，无可奈何的我，一个人坐在了开往太原的火车上。
和那次从广州出发一样，不但座位又是靠窗户，对面居然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不过这次是个北京人。看看！这都是走的什么“桃花运”呀！
但还是如同广州一样，我跟她还是没话可说，把这个座位让给旁边一个六、七岁的太原小男孩，让他跟她胡贫乱逗去了。
这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么凑巧！那小男孩的父母在旁边议论说，那小姑娘家离玉渊潭太近，划船只去颐和园。说着话，把那小姑娘向他们打听太原地址的一个信封放到小桌上，信封上写着小姑娘家地址的上行是几个刺目的字：北京某部队大院——正是小红家的大院！
就冲这几个字，晚上火车刚一到太原站我就急着扛起包来仓惶逃跑了，仿佛那小姑娘真的就是小红专门派来盯梢我的一样。
二十二
1974年仲夏，村里终于把知青的窑洞封了口安好了门窗。窑洞打好以后要敞口干燥上几年才能住。但知青从1973年起就只剩下了两个人——我和老怯。老怯在大队学校当了民办教员，生产队里实际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老怯和我同学校同年级，但不同班，长得一副老夫子模样：深度的近视镜，配的是黑色眼睛框，满头花白的头发，人又瘦又干巴，不但没有力气，连年轻人的朝气都很缺乏。“老怯”，就是村里老乡给他起的外号。1971年以后村里走得只剩下三个知青时，他一度情绪非常低落。
大概只有老忠这样的人，才是永远情绪高涨的，即便混得非常不得意，即便遭受了种种挫折，工作，那属于人类对付自然界的工作，我永远是信心百倍地勇敢迎接。我始终都是我们知青点最坚强的精神支柱。
当然，老怯对林彪事件的态度事后证明是走到了我的前面，我的思想很固执，仍然是“坚信”、“忠于”，但老怯早就意识到：这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一场权力斗争。
老怯，却是第一个从我这儿知道“鹤顶红”故事的人，虽然知道得并没有现在写出的这样详细。我以书面的形式透露给他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在故事发生的二十年以后。而当时，却恰好把他也瞒过去了。就在往新窑洞里搬家的时候，我被告知大队部有信。
那时候，山村的邮件都是邮递员从山下背着步行送上来的，送来就放到大队部。信件主要都是知青的，而且知青都是谁先知道谁去取，这次却正好是我先知道的，而我的信却不止一封。她，终于来信了。那信封上印着个手拿着信张大嘴高兴呼喊着的小姑娘，似乎在说：好消息来啦！
我并没有盼望能有什么好消息——有的话我没离开北京的时候早就应该有了，我无法估计她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多么大的压力，也无法估计她有多少难言的苦衷，只希望能以心换心，换来她几句坦诚的心里话。
二十三
来信没多少字，抄录如下：
老忠：你好！
来信都收到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回你最近的几封信，所以拖到今天。
全都怪我原来和你的接触多了，并没有考虑到其他方面的事情和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幻想。但是，对你的愿望也是有觉察的，后来和你的接触就少了，至到参军走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愿意给你写信。只是出于对那几年劳动的回忆，才给山西的老乡和剩下的人写了封信。我只觉得自己对任何人都同样热情。我并不是封建家庭教养出来的孩子，所以胆子不小，是事实，因为，我把大家都视为自己的同志加以对待的。我认为，你的感觉并不客观，更不正确。
我不希望和你建立某种特殊关系。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写以前信中的内容了。只有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相处得和以前一样。
好极了！淡了我这么久，原来根本就没这么回事，我已经成为一厢情愿的“剃头挑子”！面对这封信，深感这几个月的担心、不安，都是显得那么多余。
拆开另一封信，那是大袁写给我的，告诉我小红去找了他，他也进行了回访。原来如此！小红要想回绝我所缺少的力量，在他这里终于找到了。
虽然我对大袁从来也没有什么坏印象，而且仍然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地给大袁回了信，但为了尊重小红，我二十年中没向任何一个熟识她的人谈过和她的这段交往，和大袁当然也一样。
老怯后来从农村直接办“病退”回了北京，大约1980年前后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东郊上班的时候，半路某站上来了大袁，熟人巧遇，但仅仅同行了两、三站大袁就下了车。大袁告诉老怯说他自己“住在某部队大院”，就是小红家所在的大院。老怯判断是：他们俩结婚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
天晓得！女人对待“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十四
要说这世界上的事情凑巧，也真是没有那么再凑巧的。我一个原来在南苑部队的表舅，偏偏也在1974下半年（或1975年上半年）调到了这个部队大院。老父亲不知道我这事情的底细，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还特地关照：“看表舅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你那位女同学。”
本打算再也不登那个可恶的部队大院的大门，却是与这个部队大院有了不解之缘。那里的舅妈，还是后来从外地调回北京时协助安排在京工作的人，直到我出国以前，和这个部队大院的联系也从未间断。不管我对这个地方有多么不堪的回忆。
我也早就作好了在这个大院与她或者他相遇的准备：我一定要问心无愧地和他们打招呼，无地自容的应该是她。不过虽然这个部队大院只有巴掌大的地方，不象那武昌一样是个大城市，却也是从来没有这种遇到的情况发生。
只有一次，大约在1996或者1997年，退休的表舅聊到在老人活动中心和“贺政委”下围棋的时候我多了一句嘴：“是叫贺ＸＸ吗？”
“是呀！你认识我们贺政委？”表舅问我。
“哦，我和他的女儿曾在一起插队，彼此很熟悉，但很不愉快。”
表舅看出我不愿意多说，也就没再多问。
大概是由于这件事的影响，和我一起插队的其他几个干部子弟从1974年起就都同时与我断绝了来往——当然不是我主动断绝，而是人家再也不来理睬我，上面提到的大袁的来信也是最后一封。我一直在怀疑，我为了维护她尊重她而单方面缄口不提，人家说不定还千方百计地在别人面前洗清自己，就象上面这封绝情的信。
那几个干部子弟虽然没有来往，但如果有必要，顶多打一个上午的电话，就能把他们全联系上。那个“红拉毛”的大美人，文革前就是中央广播少儿合唱团的成员，她的女儿八十年代初也曾在这个团很出名。而她的丈夫也是和我同村插队的北京知青，现在是最高法院刑警大队的队长——刽子手的头头，还曾经上电视谈过自己的这个“行业”（2006年去世）。
谁知道我这个上过山西日报的先进知青，在他们眼里又是个什么形象？这个小红姑娘在当中又起的什么作用？
二十五
1975年的泗交水利工地，身为营副的我带领民工利用工余时间去为灶房拾柴。拾柴、背柴本是我，以及所有山上几个大队的农民非常熟悉的。但拾柴地点真该死！就在泗交到唐回的路上，就是六年前和小红一起去买扁担的泗交河的河谷。月份更是该死！是在接到小红最后这封来信的八个月以后，还是那阳春四月，漫山坡上又是开满了鲜黄色的北迎春。下午返回泗交的时间，偏偏又是那个日头西斜，将要落山的时间。
那花丛中天蓝色身影的黑色回忆不断地出现着，令人满肚子都是沮丧和压力，民工们都是些小青年，也象小红当初那样一边走一边随手采摘着路旁的野花——不采白不采。可是连他们都能看出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忠营副，一反往日的趾高气扬和谈笑风声，今天怎么象个受了气的小媳妇一样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了？这可真是个谁也猜不透的千古之谜呀！
别人不知道，我自己还不知道吗？就在这之前不久还写过这样一首满是双关语的五言诗：
燕京消春夏，
中条度冬秋。
千金何曾惜，
一仕未足求。
土垣辞青眼，
石岭盼白头。
只恨斯逝者，
今古向东流。
此后不到一周，我对小红那最后一封信给了最终的回复——不能违背自己从来坚持的“有信必回”的原则，虽然这次是空前绝后地拖延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而且，在我以前给她的信中应允的“十倍感谢”，也应该说到做到，给予兑现。
是的，我不能干涉她的拒绝，那是她应该受到尊重的的选择权力。但始终使我耿耿于怀的，是她，似乎一句心里话也没对我说。
这封信虽然没有留底，却也是打了几个月的腹稿，结构、词句都有很深的记忆。
二十六
回复的内容大致如下：
小红：你好！
本来应该没什么可说的了，但我答应过的“感谢”促使我不得不再写这封信。
首先要感谢你终于给我来了信！它起码说明，我在你心中还不至于已经成为一个不屑理睬的角色。
同时还要感谢你拒绝了我的请求！这样我仍然可以是个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自由人，仍然可以象以前一样经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考验。
更应该感谢你在信的最后提到“相处得和以前一样”的希望！不过对以前的相处我已经有所怀疑。如果那真是同志式的关系，当然也是我的希望。不过即便这样的关系现在也已经不能继续，什么时候能？大概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假如那一天还有这种必要和可能的话。但如果以前的相处是一场坦率的真诚换来的无耻欺骗，这样的相处早就没有必要再“一样”下去了。
面对你的来信，我承认自己的主观和不正确。今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不会给你找任何麻烦，你尽可放心！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所有过失（包括这封信在内），不要再来打搅我了。
在最后应该写“此致、敬礼”的地方，我写的是“谨此，添足！”
或许她根本就看不出“添足”在这里的双重含义。
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局！当时我只以“蛇”来比喻“毒”，后来的若干年才逐渐地意识到，这场可恶的游戏更可能的，是一次感情的报复。我以前伤害过她，她就要用这样的办法来进行报复。也许，我以前伤她伤得很重，但这样报复的结果会怎样？恐怕只会是两败俱伤。
不过，我将这件事彻底了断毫无疑义是正确的，不再给她、也不再给我自己留下任何后悔的余地。而且再也没有心思去体谅她，虽然这样的感情报复，她的付出也许更大。但能下这样狠毒的决心，大概也只有用“鹤顶红”三个字来形容了。
哦！美丽娇艳的鹤顶红！
（完）
2001年10月初稿
2001年11月二稿
2002年9月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