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傳說，丹頂鶴頭上的紅，是漂亮的頂峰，也是劇毒的頂峰。
一
1974年年初，我在北京為探親的老谷送行，在這個小聚會上遇到了內蒙之行相識的多位朋友。韓志紅大概是最後才來的，呆了大約十分鐘就告辭了。別人告訴我，她的離婚案已經得到批准。她表情淒涼慘澹，只和別人打招呼，連一眼也沒有看我。
大家或許沒有注意到她對我的態度，但卻有人告訴我，她這個跟頭栽得太大，再也沒有了歡笑和歌聲，性格上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大約在1971年或者1972年，她在被奸先孕的情況下與那個蒙族人結了婚，這也完全是出於漢族人的道德觀念。但日子是過不下去的。蒙族丈夫睡了別人的老婆，要用她的身體去“還帳”，這就是當地人的“風俗”，漢族人絕對不可能接受的“風俗”。所以只有離婚一條路。
歎息這顆被徹底摧毀心靈的同時所想到的是：我自己，會不會是在這顆善良的心靈上刻下第一道傷痕的兇手？
如果不把她熱情關懷我的郵包寄回，而且按上面的地址和她保持聯繫，她一定能在對命運的抗爭中得到更充分的信心和勇氣，這一切也許就都不至於發生。如今的她，就象不認識我一樣，眼光中也看不出任何的怨和恨，默默承擔著命運所帶來的一切。這反而更加讓我自責。
就因為這個自責，我深深感到當個“薄情郎”不但不是什麼驕傲，而且一點兒也不光采。但我也萬萬沒料到，就在我反省以往的薄情，打算改過自新的時候，卻因為以往的薄情，遭受了來自另一顆心靈的感情的報復。
二
1968年的12月，一列列滿載北京中學生的火車，給了山西這塊土地上送去了數萬名知青。北京車站送行的月臺上，送的人和走的人哭作一團。當然他們都哭錯了，這是去插隊呀，又不是充軍發配。有的人沒過一個星期就自己跑回了北京，“怎麼？回來了？前兩天我們不是剛剛哭的你嗎？”
而我在這送行的月臺上卻顯得興高彩烈。從內蒙歸來，心裡那塊大大的陰霾在此已經消失了——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還並非沒有我的容身之地。豐台工作的哥哥後來給我寫信說，他一個同事看到我，坐在車窗口一直笑得很開心。
是啊，總算有地方證明我的忠誠和毅力了。父親也在出發前不久被從牛棚放回家來幾天和我告辭，我深深記得的一句話就是：生活上一定要注意，別以為是臨時的就可以瞎湊合——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就是臨時的。
然而我的想法更革命：我從來不認為這麼多城市青年會統統在農村一輩子幹下去，但不排除有一部分要一輩子幹下去，而首先要做這個準備的就是我們這些出身不好的人。
聽了父親的話，我在知青集體中長時間就是持這樣一種態度，在中條山一個小山村的插隊集體中，沒人做飯我做飯，沒人挑水我挑水，沒人拾柴我拾柴——別人愛怎麼樣怎麼樣，反正我是要在這裡正經過日子的，別人嘛，就算沾了我的光吧。
也搭上老高三，在知青中是歲數最大的，體力也比較充沛，我又有每年寒暑假自己主動去北京郊區農村義務勞動的底子。即便是在這插隊的山溝裡，我也是來了就能挑會擔。那非幹不可的下深山溝最深的溝底挑水，理所當然也是我必須承擔的活兒。
就這樣，雖然十一個知青來自不同的六個學校，大家一致推選我為知青負責人。
老忠是個工作狂類型的人，無論幹什麼工作，不累不困不渴不餓，可以長時間地連續幹。有人說，這樣的人很適合搞科研。可惜這世界上，大概只有科學家是不能子承父業的。誰讓老忠的父母都是科學家呢！
在農田的勞動中，連農民也耗不過老忠。農民甚至說，讓誰當隊長也不能讓你當，你領著幹，大家不累死也要渴死餓死的。
可是只有一個叫小紅的女知青，幹什麼活都咬著牙死死地跟在我的後面。這個革軍出身的小姑娘在女知青中年齡最小，1968年只有16歲，卻非常要強。為了不服老忠的氣，她很長一段時間總是混在男社員中一起幹。
三
送走了老谷不久，就在1974年的三月的北京，那還仍然是料峭的春寒。北京這個城市，春天的氣候多風沙，而且真正屬於“春天”的氣溫只有不到一個月——四月初還很冷，四月底就讓你過夏天了。
因為患了肝炎（後來稱為“甲肝”，在那時候還是不很常見的病）春節過後也沒急著回村去。父母剛剛從平房搬到筒子樓不久，只有門對門的兩個12平米房間。單位大院住房一直緊張，文革來了，“牛鬼蛇神”就要騰出住宅樓來讓給“革命群眾”，於是在平房又住了很多年。我此時在家顯然帶來居住的困難。於是在單位另一座筒子樓的單身職工宿舍給我申請了一個床鋪——沒有別人，其實就等於是單獨一個房間，不過不准許搬其他東西進入。我在那邊看書、寫字、拉琴，吃飯還要到父母的家去。
一天的下午晚飯以前，我隨著廣播大喇叭哼著《杜鵑山》，從自己的房間走到父母家的筒子樓前。夕陽的餘輝中，從樓前道路的西面走過來一個似乎很熟悉的姑娘的身影——這是誰？我站在臺階上沒有進樓，眼睛緊盯著她那條灰色的拉毛大圍巾。
這種拉毛大圍巾在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是北京姑娘們冬天的流行打扮。圍巾很長，搭肩膀上能兩頭拖地，姑娘們連頭帶嘴帶脖子大繞幾匝，可以捂得嚴嚴實實，象穆斯林婦女似地只露出兩隻眼睛。人們因此不能看到姑娘們的真正相貌，有人給這圍巾起了個外號：“大家都美麗”。
同村插隊的女知青有三個圍這樣大圍巾的，一條紅的，一條綠的，那都是常見的顏色。唯獨小紅姑娘，圍的就是一條這樣的灰色拉毛大圍巾。
四
在1968年插隊之前，拉毛大圍巾還有一個含義：女流氓。在北京“兵痞佛三結合”的文革特殊時期，大批百無聊賴的中學生成了偷盜搶劫、打架鬥毆、滋擾社會的不安定因素。拘留所、局子都已經不夠用，於是開辦了許多“學習班”，那年頭，一提“進了學習班”，就和“進局子”意義是類似的。
一個壞小子去某學習班找人，成心問：“你們這裡是小偷流氓學習班嗎？”，對方自然地點頭說：“是啊！”“噢！原來還不是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呀！”
進“學習班”的女中學生，也大都是家裡經濟上有底子，能夠趕時髦地使用拉毛大圍巾。所以雖然從圍巾上判斷女流氓是一種玩笑，但女流氓確實是很普遍地圍著這種大圍巾。
我們知青點的三條拉毛大圍巾都曾是“學習班”的客人。不過三個姑娘都比較文雅，大約屬於“擴大化”的範圍，尤其小紅這個灰色拉毛大圍巾，據說她所在的部隊大院嚴得很，所有這個年齡段的無一漏網地都要進“學習班” 。
雖然老忠從來就不把她們當做什麼女流氓，但也用拉毛大圍巾這個詞的另外含義來開過玩笑。
筒子樓前，圍灰色拉毛圍巾的姑娘攔住一個過路人問，這個樓是不是XX樓的時候，為了講話清楚拉下了捂住嘴的部分——小紅姑娘，果然是她！
我從臺階下來走到她跟前，她那很不情願戴眼鏡的近視眼，這才認出了走近的我。
五
沒有問候，沒有寒喧，打了個招呼，她就跟著我上了樓。
我和她已經是兩次失去聯繫了，這一次中斷聯繫大約有一年半。
小紅姑娘是1971年春天離開山村，當了後門兵。革軍出身，當然有這個條件。一走就是一年多，1972年突然給我寫來了信。最初的信是試探性的，不知道我是否還在村裡。自然，“來而不往非禮也”，我也照章回信，有來必有往。四、五封信過後不來信了，我也就得以清靜，不再去信。往來信件的內容，不外乎一些非常“革命”的官樣詞句——人家又不是我的對象，有什麼可調侃的？
倒是她的來信還有些值得回味的內容：“生活是鬥爭，也是綠的樹，深藍的海洋，美麗的花朵，這些才是人生最美好的東西。對不對？”那個年代寫出這個來，也就夠“小資”的了。
即便如此，我也沒認真對待。當然決不是因為我什麼都沒看出來，我還不至於傻到那份上。我深深地明白，我們不是同類型、同命運的人，而且我一向堅持的態度就是：與世無爭。
而這次直接找上門來，她居然找了整整一下午。我從來就沒告訴過她我父親的名字，她居然不知道從什麼途徑瞭解到了。但她錯了，我們家住的是我母親單位大院的房子，我父親卻從來沒屬於過這個單位，按照這個線索她當然是找不到的。不過她還算機靈，想到了插隊知青回家都要在家屬委員會登記，於是跑到那裡按我的名字現查現找現打聽，天快黑了才找到了樓前。
她告訴我是從部隊回北京探親的，我領她進了我們那個很不象樣的筒子樓的家裡，見到了我爸爸、媽媽，她都是禮貌地叫著“叔叔”“阿姨”，並且在他們走開以後問我：“你爸爸是黨員嗎？”“你媽媽呢？”嘻嘻，這就開始“政審”了？我當然實話實說：“都不是。”
我媽媽在文革前就工作上積極，業務上帶頭，政治上進步，也要求過入黨，但因為太多的海外關係，一直沒被批准。文革後1982年居然入了黨。因為那時候她已經是教研室主任，大概也是屬於“邀請人黨” 。
不過當時小紅姑娘朝我微微一笑說：“就那麼回事！我在部隊呆了幾年，也沒入黨。”似乎在說，她對這個並不在乎。
沒談多長時間，天就黑下來，我說了句留她吃飯的客氣話，也只能送她走。送出樓去，路上她說告訴我實話，她已經復員，現在在家等待分配；家裡只有她一個人，讓我去找她玩。告訴我地址之外還特別地告訴了我她家裡的電話號碼，說是門口大兵如果不讓進可以給她打電話。
只送到了家屬委員會門口，她的自行車鎖在那裡。她忽然發現，那條灰色的拉毛圍巾忘在我家裡。她說：“不必取了，你來玩的時候給我帶過來。”
老忠從小不愛睡覺，上高中住校時沒辦法，經常早早醒來睜著眼躺著，看著上鋪的床板熬時間。下農村插隊以後更是每天只睡五小時。但睡眠一向很好，沾枕頭就著，而且睡得死，睡得沉，打雷、地震，從來就不帶醒的，讓人抬走活埋了大概都不會知道。
但惟有這天晚上，我守著那圍巾幾乎徹夜難眠。
七
中條山的大嶺上，我們拾柴常去的老成窪，滿山坡開滿了黃色的北迎春，花叢中有一個天藍色的身影。這是我對小紅姑娘比較深刻的印象。在咬牙吃苦方面，男的女的全算上，她是我唯一佩服過的人。
三條拉毛圍巾，都是高幹家的嬌小姐，但只有她學著我的樣子，帶頭將一擔八十來斤的水從十幾層樓高度的溝底挑上來；也是她鼓動所有女知青，和男生一起上嶺拾柴。
離村四十里的深山中，有個五戶人家的葫蘆溝村，那裡有我們生產隊十幾畝“飛地”，每年春天要派人去那裡種地。那年我是知青中第一個首先去的，和前坡沿的黃土高坡不一樣，那裡的景色真美，一架山一架山的，全都是大森林。派去幹活的清一色都是男社員，只有她，一聽我說到深山老林的美景，硬是跟著去了。
那個地方是真正的未加雕琢的自然風光。有詩為證：
地僻人煙斷，
山深鳥語嘩。
清溪鳴石齒，
暖白長藤芽。
綠映高低樹，
紅迷遠近花。
林間見雞犬，
直擬是仙家。
小紅甚至想當然地對我說：別人都回去，咱倆就在這兒插隊吧。你每天到山坡上割荊條，我在家裡做飯、編筐。簡直有些異想天開！
那年是1969年，也已經將近夏收。生產隊拿著我們的安家費，打算給知青在離葫溝蘆二十里遠的泗交土產門市部買幾條麥收用的好扁擔。派了一個社員，讓我代表知青也一起去。小紅又是非要跟著。
到了泗交，沒有賣的，土產公司的人說原先有，是從唐回村收購的。派來的社員說不買了，我執意要買，讓小紅和他一起回去，我一個人去唐回。順著泗交河谷走了將近一公里，小紅從後面追上來。真拿她沒辦法！
八
走遠路不能和女的一起走，這是當初步行串聯的一個經驗。主要是不方便，都不方便。但這次是無奈，大山溝溝裡，怎麼可能把她一個人扔下不管？
那天真的走了很長的路，從唐回到了車莊，從車莊又到了任家窯。唐回沒有扁擔；車莊的扁擔看了幾根，都不直順；任家窯的兩根扁擔，真正直順的桑木扁擔，小紅姑娘是看中了，說買下來，和我一人一條。可是不行，這兩根扁擔都比較短。最終當然是我說了算：不買，回家。這裡離葫蘆溝已經超過四十里，再不回家就趕不回去了。
唐回大隊的野豬嶺也有北京知青，他們的知青負責人和我有一面之交。所以就在他們那裡蹭的飯。回去的路上，我讓她在前面走，掌握速度，反正我跟得上。一來一去八九十里地的路程，沒跟她說什麼話，只是告訴她為什麼不買。當地土話我已經會說很多，但她還是不大懂。
日頭西斜，她走在前面，頭也不回，一件天藍色的衣服，時不時地采一把路邊的野花。等回到葫蘆溝，天已經黑下來。別人早已經吃完了晚飯，她腳上大概是打了泡，一拐一拐地做好了一鍋麵條，給我也盛上了。端回這一大碗麵條時我才發現，裡面還臥了一個雞蛋。外號“老怯”的男知青笑著說：“看看，人家多關心你呀！”
我夹起鸡蛋放到嘴里，冷冷地回答了一句：“吃糖衣不吃炮弹。”
這話後來還是被多嘴的人傳到她耳朵裡了。
這就是當年的老忠。1974年再次見到她時，對這句不識抬舉的話她雖然從來沒提過，但我也深知這足可以下地獄了：本·拉登下十七層，我下十八層。
九
小紅漂亮嗎？在我們知青點她只能排第三，三條拉毛圍巾中另外的紅、綠兩條都是美人。她比一般的相貌要好，當然只有情人眼裡才會出西施。
我守著她忘了的灰色拉毛圍巾夜不能寐的時候，這些回憶就都泛起來。第二天提起筆，根據記憶中的印象畫出了她的側面像。這樣“活照相機”的本事是插隊以後有意練出來的，因為想到的是：貧下中農照不起相。
從學齡前我就愛畫，上初中的時候已經有比較高的水準。如果不是數理化的能力更強更突出，完全可以去報考美院附中。文革前大院子弟中有兩個考上美院附中的，在小學初中他們都還不如我那兩下子。
文革中，畫了大量的毛主席像。在學校裡，老忠的炭筆畫乃是全校頭一把交椅。1968年四月學校成立革委會時門廳正牆上貼的就是老忠的巨幅炭筆毛主席像：亂雲飛渡仍從容。直到1969年十月老忠回到北京，學校門廳裡居然還貼著那幅畫。
這以後，人物寫生已經覺得不夠過癮，後來就仔細觀察，力爭當個“活照相機”。這樣的業餘愛好者即便是寫生，成功的作品也不多，但給小紅姑娘的這個記憶畫像，卻是非常成功。
也許只有在這個時候才出來了真正的美術靈感。是啊！冷面郎君未必是什麼光榮，韓志紅的故事已經是無可挽回的罪惡，地獄的滋味也一定很不好受。安徒生童話《白雪女王》中，男孩子那顆冰心最終要被女孩子的熱情所融化。
十
也許有人要問，既然還有兩個“美人”，我為什麼不去追？這就是老忠的致命缺點了。老忠幾乎具備所有應該具備的優點，但既不好女色，又與世無爭，這可就要了命了。那兩個美人是“有主”的，而且“主”就在我們這個知青點。
我自己比任何人都明白，會的這麼多業餘愛好，而且每一樣都在不同的業餘群體中出類拔萃、顯山露水，這對於追求虛榮的姑娘們必定有極大的吸引力。這就使得美人的“主”們對我時刻防範。我總是提到“男人的嫉妒心”，這方面的體會很深刻。所以對美人，最好還是敬而遠之，少找麻煩，即便沒那個心，人家還在懷疑你是“有那個心沒那個膽”呀！而且撬人家的老婆，自己也覺得是件很缺德的事。
在從葫蘆溝回到插隊的前坡沿不久就聽知青中傳說，那紅、綠兩個拉毛正在給這個灰拉毛“說媒”，介紹的是知青點中唯一沒有女朋友的幹部子弟大袁，而且聽說小紅剛開始不同意，但後來有所動搖。那大袁是很追她的，人家都是幹部子弟，與我有什麼相干！我躲得越遠越好。
再說，自從那句“不識抬舉”傳到她耳朵裡，她待我已經明顯冷淡了。只有在麥收的地裡，她揮鐮仍然是死死地跟在我的後面。
那個紅拉毛甚至告訴我，小紅的情緒已近崩潰。但所說的原因是：她父親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以現在的看問題方法來分析，這不大可能是主要原因。
十一
她家在玉淵潭南邊的一個部隊大院，1974年她父親幾經輾轉也早已經官復原職。幹部家裡是有電話的，我給她打電話，卻只能去打公用電話。
她果然只是一個人在家。我下了好大的決心才把那畫像拿出來，她一看就說，畫得真象啊！仔細看了幾分鐘，忽然放下去看窗外，中斷了好一會兒才回過頭來，提起了其他的話題。
這次會面，她提到自己還“有可能回山西農村”，提到大袁那樣的人“很壞”，更提出一個這樣的要求：陪她去趟山東老家。這些都是我完全沒有料到的，都沒敢當場妄加評論和答應。
臨分手，我指了指放在桌上的畫像，她大方地說：“送給我吧！”並把畫像拿在手裡，按在胸前，一直送我出了部隊大院的大門，看著我騎上車。
這以後我開始給她寫信了。在信中明確表示，回山西農村沒有必要，雖然我不能判定這就是打算為我做出的犧牲，我也告訴她：我們堅持農村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大部分人能夠離開農村。對她提到的大袁我也說，這些打架鬥毆的幹部子弟並不是什麼壞人，我一直拿他當朋友看待——他離開山村以後曾來信，需要一個貧下中農的鑒定，那都是我幫著起草的，評價很高。
陪她去老家？這我可無法回答。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特殊關係，怎麼可能！至今也無法判斷她當時是怎麼想的，正如無法判斷她的圍巾忘在我家是不是故意的、到底有幾分故意的一樣。
十二
就在我那次回訪後不久，一天下午，她又一次突然闖來，這回是我那一個人的小房間。剛一進門的第一句話居然又是問這件事：能不能陪她回山東老家。還進一步提出，能不能再找第三個人，而且“要可靠的”。
我也只能說：找找試試。可是，連我自己也不敢說可以陪她去呀，這麼大的行動，是不可能隱瞞的，她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會同意嗎？
她也沒正面回答我為什麼要說大袁那些人“很壞”。
這一次，她留給了我那首據說是郭路生的詩《相信未來》：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地发出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泪水，
当我的鲜花依傍在别人的情怀，
我依然固执地拿起凝露的枯藤，
在凄凉的大地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温暖的干柴，
是啊，相信未来，这是最迷人的色彩。
我要用手指，那滚向天边的激浪，
我要用手掌，那托着太阳的大海，
摇曳着曙光那枝漂亮的笔杆，
用孩子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
那么我又应该相信一种什么样的未来？哪儿来的那么多哑谜？猜不透！
这次是我送她一直出了单位大院的大门，一路走着，我提到了我的家庭，提到她以前不知道的海外关系，美国的、台湾的、澳洲的。既然她这样主动地来找我，我没必要对她有任何隐瞒。
我也一样认为，不隐瞒应该是对等的，特别是夹在当中的和大袁的这层关系，她应该对我讲清楚。
十三
其实，我与小红真正的两人世界却是仅仅有这样的两回。其间两个人坐得远远的，不但是连手都没碰碰，而且连缠绵悱恻的话也没有讲过半句，除了有赠画赠诗的举动外，那气氛简直就是国家级的谈判。
要说象柳下惠一样从来就是丝毫不动心，那是假的。在她当时那个花季的年龄段，再没有魅力的女人也会显示出一定的魅力。1969年的仲夏，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她和大袁一次谈到很晚；1971年她刚刚彻底离开的时候也只给当时在北京的大袁写信；大袁甚至含含糊糊地告诉过我她在武汉当兵的部队番号：“啊…啊…记不清了，不是五三一就是三五一。”
哼！这样拐着弯让我知道，谁稀罕去主动联系！
即便如此，1971年的12月路过武汉我还是下了火车。看看长江，这当然是个非常真实的心愿，内心里却也存在着与她邂逅的妄想。乃至于日后还在诗中写过这样暗示的句子：“秦塞羊声远，楚泽鹤影单”。
如果说，是初夏那句“吃糖衣不吃炮弹”扑灭了她的第一波攻势，冬天的第二波又是被我再次扑灭，虽然自心里也有很多矛盾，但无可推托，是我自己，多次把她拱手让给了、甚至是推给了大袁。
1969年的国庆，对堵住北京的路不许回家的政策不服气的我，回了北京。就在不到一个月以后重返山村时，唯一没见到的知青就是小红姑娘。那心里也是多少有些难言的失落，虽然表面上不可能有任何人看得出来。
她回家是因为父亲的问题落实了，也重新安排了工作。
冬天，小红再来山村，一直呆到1970年的春节前。这期间又发生过两件给我深刻印象的、近乎明目张胆的事情，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二波”。
十四
那年冬天（1969—1970），县安办组织了一次知青参观，参观的也是一些先进知青点。冬天在村的知青不多，所以只派出两辆卡车。车上也没有座，大家只能在上面站着，道路也不好，到了上山下山的路上，大家都要扶着车帮挤在两侧。我和小红都在车上。
我那只扶着车帮的手忽然感觉到上面又压了一只手，随着车的晃动看到，那正是小红的手，她也没看我，似乎好象是无意的。我故意把手动了动，这是什么地方？这么多人！怎么能搞这种名堂？她还是不看我一眼，但手就是不肯拿开。
这以后，她却仍然装得象什么也没发生过。
仅仅在这之后不久，大袁找来了相机胶卷，在村里留影。那张高歌窑洞前的照片也是来自这卷胶卷。小红当然也愿意在村里留影，和她房东大娘合影是大袁给照的，但大袁让她自己再单独照一个的时候，她把大袁的相机拿在自己手里，东转西转地找到了背景，却不还给大袁相机而是把它交到我的手里，一定要让我来按快门。
真不知道是怎么琢磨的！
那胶卷不是我的，那张相片最终我也没能看到，大袁说，底片冲出来就剪下来交给她自己了。据她房东老乡后来说，照得比她真人还要好。
1970年的春节前，她又要回家了，所有的行装都是我帮着准备的，包括知青那口猪的后丘、葫芦沟的木耳。从山村到县城二十多里没有车，只能凭两条腿扛着东西走去。但就在她出发的前一天晚上大袁告诉我，他正好去县城有事，可以去送她。第二天一早，她洗完了脸转过身来问我“咱们什么时候走？”的时候，我头都没回地说：“今天我不去了，让大袁送你去县城。”
我不想看她的表情，更不打算回答她的问话。
但是她却是什么也没再对我说，连告别的话都算上。直到回到家，她在给大家寄来报平安的信中提到，那天晚上“一个人住在县城的小旅馆里好难受！”似乎是话中有话。
十五
1970年的她与1969年判若两人，一年前17岁时候的紧跟和咬牙不复存在，挑水拾柴不再参与，地里不再和男社员一起干。割麦子的时候我和以前一样紧跟在所有老乡当中，割到地头回过来接人的时候发现，她也混在其他知青那远远落后于老乡们的队伍里。她经常把自己关在窑洞里看书，写字，而且明显地是在故意对我冷淡。
那段时间只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知青的灶房窑洞里她突然眼睛一亮，发现我丢弃的废纸上写着的毛笔字。当时的她正在练隶书毛笔字。那纸上我写的恰恰也是隶书，捡起来仔细看了看，与她的水平相比，足可以给她当字帖用了。
当然这也不足以改变她的冷淡，虽然对我来说情绪上没有明显的影响。但那年的麦收以后我约了几个朋友跑到山里最远的祁家河公社，找那里的知青去玩。那些日子里，一向精力充沛的我一反常态，大约有三、五天，除了吃饭以外的时间，不分白天黑夜地闷头大睡。
秋天，又跑了一趟大庙公社的后沙岭大队，一去就是六、七天。那大庙公社的知青都和我来自同一个学校，这一趟几乎转遍了那个公社所有的知青点。
1970年的冬天，我开始在生产队里喂牛。“马不吃夜草不肥”，樵沟的牛圈几乎成了我的家。小红何时走的，怎么走的，谁去送的，一概没有留下任何印象。时间的流水，本应该把一切冲淡，冲走，冲得一干二净。
又有谁能料到在离去以后，1972年她会突然来信，1974年她会重新出现，而且出现得那么冒失，那么大胆，那么不可思议。然而更无法料到，局面却会那么快地急转直下。
十六
在陪她回山东老家的事情上，为了履行“找找试试”的诺言，我找了高中同班的一个老同学。他恰恰也是个正在待业的复员后门兵，有得是空闲时间。我也知道，人家不大可能应许这样的事。不过那个同学听说了这当子事非常惊讶，说是如果她小小年纪果真能下这么大决心，是很令人佩服的。还告诉我，干部家庭对子女婚姻方面的要求他比我再清楚不过了。
对此我又何尝不知道呢！
我那一而再的类似“伤害”的举动，还不是都来自这种非常矛盾的心理！我不是感情用事的人，明明白白地知道和她不是一类人，也走不了一条路。想给我当情人还有可能，愿意做我的老婆大概没门儿，而我，不需要情人。
不过这一次找上门来却很象很象是多年的深思熟虑以后的决心，早已不该是十七八岁的冲动。那个不眠之夜所反复考虑的就是这个：如果这次再负了人家的真心，大概要有多半辈子的后悔。韩志红就是个先例。
两次“二人世界”以后，我还找过她大约三、四次，不过都是有别人在家，要么是她的妹妹，要么是她的父母。她妈妈是个小学校长，一边抽着烟，一边从吐出的烟雾中端详着我，被她连推带请地送进里屋去。
她爸爸是个军官，自己从里屋出来的，是因为听到我和她在谈《红楼梦》的一些感受，便插上来发表意见，却是认为《红楼梦》不健康，不应该看。也不知怎么就扯到了胡适，我提到胡适的实用主义，老爷子居然接过去就说：“共产党就最讲实用主义。”
我扑哧一下笑了：“实用主义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呀，您怎么能和共产党联系起来呢？”
这话大概是太有些不敬了，老爷子涛涛不绝地解释起来了。大概是心想，你这个教授的儿子懂得什么共产党？虽然他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我也在静静地听着，再也没有反驳什么。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她并不站在她爸爸一方，但是那个两次作为重要内容谈到的陪她回老家的事情，就再也没有提及。
十七
大概就在见过她爸爸以后，下一次的电话求见中她没有了以往痛快的回答：“你来吧！”而是说了句：“我爸爸病了。”
北京真正的春天到了，树也绿了，天气也变暖了，但再下一次的电话中她的回答却是：“我今天有事，你改日来吧！”
既然如此，我就不再打电话求见，而只剩下给她写信了。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她，而且我在北京期间她也从来没有回过信。
从第一次被拒绝，我就预感到这件事不会有好的结局，恨不得要尽早回那插队的山村去了。但我想到事情应该不是那么简单，我总是认为她一定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就如同后来电视剧《蹉跎岁月》中的描写。而能够在精神上帮助、支持她的也只有我。
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环境下，她那种家庭出身的人如果具有突破社会观念障碍的勇气，这本身就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的干部子弟复员兵的老同学也不断强调着这一点，给我加油打气。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她并不告诉我，我只能在信中小心谨慎地旁敲侧击。
我开始给她画第二张像了，这是有两只眼睛的半侧面像，当然困难更多一些。我每天回忆着她面部的凹凸，设想着主光源、辅助光、反光的方向、强弱，策划着明暗交界线的位置……
十八
“秦塞羊声远，楚泽鹤影单”，当初在我心中，她是高不可攀的云中仙鹤、巫山神女，一个永远猜不透的谜。
男人，毕竟要是个男人，日子要正常过。除了吃饭、睡觉，每天仍然坚持的是早锻炼和下午锻炼，看书，看的是那本俄文原版的联共布党史；拉琴，拉的是当时流行的手风琴独奏曲《打虎上山》、《乘胜追击》：画像，画的还是她那幅半侧面像。琢磨着变换光照的角度，怎样才能美化，实现更好的效果。只有在给她写信的时候，才开始苦思冥想：为什么会这样？往后应该怎么处理？她会不会因此受到更大的伤害？我能如何帮得上她？
我的那个充当“狗头军师”的同学，干部子弟的复员兵，也开始嘲笑我了：“至于吗？这样痴情！她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和你没有任何特殊关系吗？你不是高傲得谁都看不上吗？你不是自己说的：她也不是国色天香，你也不是登徒之辈吗？”
和我一起在玉渊潭上划船的时候也手指南边：“看那水塔，那大烟筒，是什么地方？你情人的家呀！”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不过，我只有和这样的同学才可以商量呀！我掌握的原则是：不向任何一个认识她的人透露这件事，因为对这件事的结局如果不是非常乐观的话，何必给她带来这样那样的影响。她以后要走的路还很长，也许比我有前途。
这个原则坚持了二十年。二十年以后透露出去，应该对她不造成任何影响了。
即便当时我心里也明白，要论才能，她无论家庭还是本人，和我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不过我从来也没计较过这些，有句老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呀！
天下女人有得是，这不假，但真正能够长期接触，相互了解的却往往非常有限。在这个有限的选择范围内，只要能发现个“差不多”的，而且彼此都认为“差不多”的，应该已经是极其可贵了。
在这个理念的驱使下，在她显然对我的所有信件不予回复的情况下，我也只有跟她“摊牌”了。
十九
“摊牌”的这封信严肃认真，开门见山。鬼知道那个年代别人的情书都是怎么写的，反正我就这么写了：“我希望和你永远要好。说得再坦率些，希望和你明确地建立恋爱关系。把这些话放在最前面，为的是后面可以方便地畅所欲言。”
在信中我提到：“我尤其应该感谢你一向对我的大胆和真情，对于旧日相处的回忆，是我决心给你写这封信的基础。”
我象写一篇论说文一样，引经据典地论述着：“要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即使是最革命的人，当他考虑自己的婚姻问题时也难免要掰着指头算算帐：经济帐、政治帐……甚至某位较高级的领导人还说：‘如果我有三个女儿，就要嫁给三个中央委员。’恩格斯所说中世纪‘结婚本身是一种政治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至今不是还在起作用吗？严格地说，这也是一种交易，一种买卖。面对社会现实对人们的要求，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单单去看不惯那农村赤裸裸金钱交易的买卖婚姻呢？即使对于自己，尚且不能超越可观现实的许可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何况对于别人，更不能提出这样的强求。”
现在来看这篇东西简直有些可笑！不过千真万确的就有这么多类似的内容。老忠当时就是这么个人，学究一样的态度，打死也不可能说出“一生一世，生生世世”之类的话来。
没有溢美之辞，没有山盟海誓。高中三年的作文，极力避免的就是华丽的辞藻，因为觉得自己这种出身的人，更要注意“情调”的问题。当时高中作文的分数，80以上才是老师欣赏的文章。高一的语文老师偏爱的就是美词堆砌，那年我的作文就是清一色的75分；高二的老师却是喜欢朴实的叙述，更喜欢我文章中的暗示、双关，于是在这一年我是班里作文的尖子，得到过一次高中三年中全班的最高分数93分。
这封“情书”中我文风依旧，并且特地对当初“吃糖衣不吃炮弹”的话表示了歉意，同时也主动承认了仅仅在一件事情上对她说了谎话。那就是在1972年的通信中提到的1971年12月在武昌下车，没有去看她的原因并非信中所说“不知道部队番号”——大袁告诉我了，而且还可能就是转达她的意思。
二十
1971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姑姑送我登上从广州开往北京的客车。我是个靠窗户的座位，对面坐着一个二十上下的年轻姑娘。她显然是要去北京的广州人，送她上车的那群年纪相当的小姑娘们对她说：这次你应该可以看到雪了。
旁边座位上有一位老海员，我和那位姑娘不停地对他问这问那，但我们之间却没有任何交流。天快亮的时候我望着窗外，趴在小桌上的她醒来了，也望着窗外，只问了一个字：“水？”我回答了两个字：“湘江。”
这一路上和她就只有这么三个字的交谈。
中午到了武昌车站，我下车了。在检票口排队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姑娘居然也下到站台上，在不远的地方看着我。有趣！说老实话，她很可爱，无论在这路上看到的模样还是体会到的性格。当然，这样的姑娘还有千千万万，我不是不屑理睬，而是心中另有别人。
唉，可是有谁呢？我一不去想她，二不去主动联系，而且几次三番地给她冷遇。就连在武昌下车，也只是要看看长江，看看大桥，看看“孤帆远影碧空尽”，看看“芳草萋萋鹦鹉洲”。不过无需自欺其人，那些年看不上任何一个女性，就是因为心中留下了这么一个阴影。还能是什么别的原因？
那次南方之行，任务是护送我临产的堂姐回浙江老家生孩子。哦，这个孩子的名字还是我给起的，叫淼淼，如今淼淼的儿子大概也有一周岁了。去的时候过的是南京长江大桥，没有机会下车，回程绕道走了趟广州，在石化总厂的姑姑家住了些日子。从广州返回北京的路上共下了三次车，还有两次分别在河南安阳与河北保定，去看望两个当兵的同班同学，在广州就和他们联系好了。
但是武昌这个当兵的没有联系，自从她离开我们那个大队的山村后就断了联系。我也只上大桥，只看长江，不去市中心。虽然在这里的化工部第六设计院还有我一个熟悉的堂叔，我也计划夜里就上车，没打算在这个城市停留。那时候还没有重建黄鹤楼，我从大桥走了一个来回，从桥上下来，到了长江边上，一个人提着包、抽着烟，傻傻地望着大江，望着往来的船支，回味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直到天黑。
二十一
1974年已是夏季，我还是那样，傻傻地望着窗外的绿树。那年雨可真大，就象相声里说的是“倾缸的大雨”，没有风，愣是被雨水把树枝子打下来，满马路都是。
那封“情书”发出以后，心里真的踏实了，不再有坐立不安的感觉。该说的都说了，该认的也就得都认。在那“情书”的最后我写到：“我以最诚恳的态度，要求你给我一个同样诚恳的答复。”“感谢你看完了我的信，接到你的回信后，将再给你十倍的感谢。”简直都快要跪下求饶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红仍旧还是没有回音。按照信中说的我“快要离开北京了”的话，大约一周后我按计划买了车票。临行前把她第二张画像装进一个大信封，又发给她了——我还保留这个干什么！还会有什么意义吗？
真的，从那以后，我再也没画过人像，甚至除了逗年幼的儿子玩耍画些随意的东西外就再也没正经画过什么。以前画的人像没有什么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谁要就马上给了谁。我的想法也许很怪，总觉得这画得好的画并不是偶然的什么“灵感”，而就是属于自己的本事，自己留它干什么，喜欢？那就自己再画一张好了。所以留下来的只有1963年一幅版画雷锋，连那张1971年的炭笔画的马克思像，也是送人以后要回来的一个翻拍照片。
几天以后，无可奈何的我，一个人坐在了开往太原的火车上。
和那次从广州出发一样，不但座位又是靠窗户，对面居然又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不过这次是个北京人。看看！这都是走的什么“桃花运”呀！
但还是如同广州一样，我跟她还是没话可说，把这个座位让给旁边一个六、七岁的太原小男孩，让他跟她胡贫乱逗去了。
这世界上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这么凑巧！那小男孩的父母在旁边议论说，那小姑娘家离玉渊潭太近，划船只去颐和园。说着话，把那小姑娘向他们打听太原地址的一个信封放到小桌上，信封上写着小姑娘家地址的上行是几个刺目的字：北京某部队大院——正是小红家的大院！
就冲这几个字，晚上火车刚一到太原站我就急着扛起包来仓惶逃跑了，仿佛那小姑娘真的就是小红专门派来盯梢我的一样。
二十二
1974年仲夏，村里终于把知青的窑洞封了口安好了门窗。窑洞打好以后要敞口干燥上几年才能住。但知青从1973年起就只剩下了两个人——我和老怯。老怯在大队学校当了民办教员，生产队里实际上只剩了我一个人。老怯和我同学校同年级，但不同班，长得一副老夫子模样：深度的近视镜，配的是黑色眼睛框，满头花白的头发，人又瘦又干巴，不但没有力气，连年轻人的朝气都很缺乏。“老怯”，就是村里老乡给他起的外号。1971年以后村里走得只剩下三个知青时，他一度情绪非常低落。
大概只有老忠这样的人，才是永远情绪高涨的，即便混得非常不得意，即便遭受了种种挫折，工作，那属于人类对付自然界的工作，我永远是信心百倍地勇敢迎接。我始终都是我们知青点最坚强的精神支柱。
当然，老怯对林彪事件的态度事后证明是走到了我的前面，我的思想很固执，仍然是“坚信”、“忠于”，但老怯早就意识到：这是“胜者王侯败者贼”的一场权力斗争。
老怯，却是第一个从我这儿知道“鹤顶红”故事的人，虽然知道得并没有现在写出的这样详细。我以书面的形式透露给他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在故事发生的二十年以后。而当时，却恰好把他也瞒过去了。就在往新窑洞里搬家的时候，我被告知大队部有信。
那时候，山村的邮件都是邮递员从山下背着步行送上来的，送来就放到大队部。信件主要都是知青的，而且知青都是谁先知道谁去取，这次却正好是我先知道的，而我的信却不止一封。她，终于来信了。那信封上印着个手拿着信张大嘴高兴呼喊着的小姑娘，似乎在说：好消息来啦！
我并没有盼望能有什么好消息——有的话我没离开北京的时候早就应该有了，我无法估计她会受到来自方方面面多么大的压力，也无法估计她有多少难言的苦衷，只希望能以心换心，换来她几句坦诚的心里话。
二十三
来信没多少字，抄录如下：
老忠：你好！
来信都收到了。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回你最近的几封信，所以拖到今天。
全都怪我原来和你的接触多了，并没有考虑到其他方面的事情和你会产生什么样的幻想。但是，对你的愿望也是有觉察的，后来和你的接触就少了，至到参军走后很长时间，我都不愿意给你写信。只是出于对那几年劳动的回忆，才给山西的老乡和剩下的人写了封信。我只觉得自己对任何人都同样热情。我并不是封建家庭教养出来的孩子，所以胆子不小，是事实，因为，我把大家都视为自己的同志加以对待的。我认为，你的感觉并不客观，更不正确。
我不希望和你建立某种特殊关系。希望你以后再也不要给我写以前信中的内容了。只有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才能相处得和以前一样。
好极了！淡了我这么久，原来根本就没这么回事，我已经成为一厢情愿的“剃头挑子”！面对这封信，深感这几个月的担心、不安，都是显得那么多余。
拆开另一封信，那是大袁写给我的，告诉我小红去找了他，他也进行了回访。原来如此！小红要想回绝我所缺少的力量，在他这里终于找到了。
虽然我对大袁从来也没有什么坏印象，而且仍然如同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地给大袁回了信，但为了尊重小红，我二十年中没向任何一个熟识她的人谈过和她的这段交往，和大袁当然也一样。
老怯后来从农村直接办“病退”回了北京，大约1980年前后一次乘公共汽车去东郊上班的时候，半路某站上来了大袁，熟人巧遇，但仅仅同行了两、三站大袁就下了车。大袁告诉老怯说他自己“住在某部队大院”，就是小红家所在的大院。老怯判断是：他们俩结婚了。除此以外，还能有什么别的可能？
天晓得！女人对待“爱自己的人”和“自己爱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十四
要说这世界上的事情凑巧，也真是没有那么再凑巧的。我一个原来在南苑部队的表舅，偏偏也在1974下半年（或1975年上半年）调到了这个部队大院。老父亲不知道我这事情的底细，告诉我这个消息时还特地关照：“看表舅的时候也可以去看看你那位女同学。”
本打算再也不登那个可恶的部队大院的大门，却是与这个部队大院有了不解之缘。那里的舅妈，还是后来从外地调回北京时协助安排在京工作的人，直到我出国以前，和这个部队大院的联系也从未间断。不管我对这个地方有多么不堪的回忆。
我也早就作好了在这个大院与她或者他相遇的准备：我一定要问心无愧地和他们打招呼，无地自容的应该是她。不过虽然这个部队大院只有巴掌大的地方，不象那武昌一样是个大城市，却也是从来没有这种遇到的情况发生。
只有一次，大约在1996或者1997年，退休的表舅聊到在老人活动中心和“贺政委”下围棋的时候我多了一句嘴：“是叫贺ＸＸ吗？”
“是呀！你认识我们贺政委？”表舅问我。
“哦，我和他的女儿曾在一起插队，彼此很熟悉，但很不愉快。”
表舅看出我不愿意多说，也就没再多问。
大概是由于这件事的影响，和我一起插队的其他几个干部子弟从1974年起就都同时与我断绝了来往——当然不是我主动断绝，而是人家再也不来理睬我，上面提到的大袁的来信也是最后一封。我一直在怀疑，我为了维护她尊重她而单方面缄口不提，人家说不定还千方百计地在别人面前洗清自己，就象上面这封绝情的信。
那几个干部子弟虽然没有来往，但如果有必要，顶多打一个上午的电话，就能把他们全联系上。那个“红拉毛”的大美人，文革前就是中央广播少儿合唱团的成员，她的女儿八十年代初也曾在这个团很出名。而她的丈夫也是和我同村插队的北京知青，现在是最高法院刑警大队的队长——刽子手的头头，还曾经上电视谈过自己的这个“行业”（2006年去世）。
谁知道我这个上过山西日报的先进知青，在他们眼里又是个什么形象？这个小红姑娘在当中又起的什么作用？
二十五
1975年的泗交水利工地，身为营副的我促进民工利用工余时间去灶房拾柴。拾柴、背柴本是我，以及所有山上几个大队的农民非常熟悉的。但拾柴地点真该死！就在泗交到唐回的路上，就是六年前和小红一起去买扁担的泗交河的河谷。月份更该死！是在接到小红最后这封来信的八个月以后，还是那阳春四月，漫山坡上又是开满了鲜的北迎春。下午返回泗交的时间，偏偏又是那日头西斜，将落山的时间。
那花丛中天蓝色身影的黑色回忆不断地出现着，令人满肚子都是沮丧和压力，民工们都是些小青年，也象小红最初那样走侧面一边随手采摘路旁的野花——不采白不采。连他们都看出来：天不怕地不怕的忠营副，一反往日的趾高气扬和谈笑风声，今天怎么象受了气的小媳妇一样耷拉着脑袋一言不发了？这可真是个谁也猜不透的千古之谜呀！
别人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吗？就在这之前还写过这样一首满是双关语的五言诗：
燕京消春夏，
中度冬秋。
千金何曾惜，
一仕未足求。
土垣辞青眼，
石岭盼白头。
只恨他的逝者，
今古向东流。
此后不到一周，我对小红那最后一封信给了最终的回复——不能违背自己从来坚持的“有信必回”的原则，虽然这次是空前绝后地耽误了长达八个月的时间。而且，在我之前给的信中应允了她的“十倍感谢” ，也应该做到，给予兑现。
是的，我不能干涉她的拒绝，那是她应该受到尊重的选择权。但始终让我耿耿于怀的，是她，似乎有一句心里话并没有对我说。
这封信虽然没有留底，但却也是打了几个月的腹稿，结构、词句都有很深的记忆。
二十六
回复的内容大致如下：
小红：你好！
本来没什么可说的，但我答应的“感谢”促使我不得不重新写这封信。
首先要感谢你终于给我来了一封信！它的起始码说明，我在你心里还没有成为一个不费理睬的角色。
同时还要感谢你拒绝了我的请求！这样我仍然可以是一个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的自由人，仍然可以像以前一样经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考验。
更应该感谢你在信中最后提到的“希望得和以前一样”的！不过对的认识我已经有些怀疑了。如果那真是睡眠式的关系，当然也是我的希望。不过改正这样的关系现在也已经不能继续了，能呢？大概需要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那一天还有这样和可能的话。但如果之前的处理是一次坦率的修改行换来的无耻绑架，这样修改好就不一定再“一样”了。
的来信，我承认自己的尊重和面对不正确。从以后无论何时地，我都不会给你带来任何麻烦，你尽可放心！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的所有过失（包括这封信声明），不要再来打我了。
在最后应该写“此致、敬礼”的地方，我写的是“谨此，添足！”
也许她根本就看不出“添足”在这里的双重意义。
真的到了会是这样的结局！当时我只是以“蛇”来比喻“毒” ，后来的几年才逐渐认识到，可恶的游戏更有可能，是一次感情的复仇。我以前伤害过她，她用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复仇。也许，我复仇以前伤害过她，但这样的结果会怎样？很可能是两败俱伤。
，我将这彻底的事情断绝绝对的，不再给她、也不再给我留下任何伤害的地。而且再也没有理智体原谅她，虽然这样的感情报复，的原谅也许更大。但能决定下如此狠毒的她的，也大概用“鹤顶红”三个字来形容了。
哦！美丽娇艳的鹤顶红！
（完）
2001年10月初稿
2001年11月二稿
2002年9月三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