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组部部长 郭玉峰 回忆文革十年沉浮】-- 此文较长，但是很有价值， 值得一读三思
郭玉峰对在中央组织部工作十年的回忆
1967年8月13日，我正和刘德才军长带领部队在太子河搞夏训（游泳训练），突然接到作战值班室报告，让我到保密机接军区电话。我接到沈阳军区干部部电话通知：“中央调你去中央工作，限14日报到。”当时，我大吃一惊，深知自己的水平低，资历浅，很难胜任中央工作，于是，便去找正在军部休养的军区政委曾绍山同志。我对曾政委说：从入伍、入党以来，从未因工作讲过价钱，这次去中央工作实在无法胜任，请政委给总政、中央说说，另换别人。曾政委说：我原想调你到军区工作，现在中央定了，我也不好讲了。你可给在北京的陈锡联司令挂个电话，请他给总政、中央说说能否换人。当天下午，我用保密电话给陈司令打了电话。陈司令说：不能变。中央定了的不能再讲。陈司令还说：“周总理叫你限明天到北京，住京西宾馆，先到总政报到。”
1967年8月13日，我正和刘德才军长带领部队在太子河搞夏训（游泳训练），突然接到作战值班室报告，让我到保密机接军区电话。我接到沈阳军区干部部电话通知：“中央调你去中央工作，限14日报到。”当时，我大吃一惊，深知自己的水平低，资历浅，很难胜任中央工作，于是，便去找正在军部休养的军区政委曾绍山同志。我对曾政委说：从入伍、入党以来，从未因工作讲过价钱，这次去中央工作实在无法胜任，请政委给总政、中央说说，另换别人。曾政委说：我原想调你到军区工作，现在中央定了，我也不好讲了。你可给在北京的陈锡联司令挂个电话，请他给总政、中央说说能否换人。当天下午，我用保密电话给陈司令打了电话。陈司令说：不能变。中央定了的不能再讲。陈司令还说：“周总理叫你限明天到北京，住京西宾馆，先到总政报到。”
当时正处“文革”初期，沈阳打、砸、抢严重，14日无法去沈阳坐飞机，只好请示军区改坐14日丹东到北京的火车。14日和共同工作多年的64军战友们告别，吃了一顿饭，接了四次催促报到的电话；晚上和官兵们在礼堂告别，又接了四次催促报到的电话。15日到北京。
15日到北京总政报到后，即在京西宾馆等着，一直等到10月25日。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召集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工作人员在京西宾馆礼堂开大会。会上，他首先宣布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调我来中组部工作的决定；然后说：“郭玉峰同志是64军政委，是个好政委，在战争年代能打仗，勇敢、不怕牺牲，组织能力强，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也很好。我想他来中组部支左，一定会把工作搞好，一定会把运动搞好。他去中组部后，一是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二是抓好档案管理；三是支持大联委搞运动，清队工作，搞大揭发，大批判。揭批刘、邓、安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批判刘、邓、安的叛徒哲学。中组部是个独立王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刘、邓、安篡党夺权的工具。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讲过，中组部也不在我们手里。”在会上，康生还讲，“陈云同志是个老右倾。他在延安讲的干部工作六条也是错误的”，等等。
会后，杨世荣（中央专案组一办组长，代管中组部的工作）同志给我介绍了中组部、中监委运动的详细情况。他说：中组部、中监委的运动是陶铸抓的，陶铸在66年X月召集中组部、中监委造反派头头开会。在会上，陶铸公开表态,支持他们造反，说二十四级的干部干事（指一造反派头头，二十四级）比六级的部长都强，我支持你们。在陶的支持下，造反派在中监委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会，只管运动，不管业务。陶铸走后，中央就叫康生管中组部和中监委。中组部的运动，开始是安子文把赵汉副部长和几个处长抛出去打倒。后来他听说毛主席讲了中组部也不在我手里，又急忙组织一套班子作他脱身的准备。
15日到北京总政报到后，即在京西宾馆等着，一直等到10月25日。这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召集中组部、中监委全体工作人员在京西宾馆礼堂开大会。会上，他首先宣布中央、毛主席、周总理调我来中组部工作的决定；然后说：“郭玉峰同志是64军政委，是个好政委，在战争年代能打仗，勇敢、不怕牺牲，组织能力强，学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著作也很好。我想他来中组部支左，一定会把工作搞好，一定会把运动搞好。他去中组部后，一是抓毛主席著作的学习；二是抓好档案管理；三是支持大联委搞运动，清队工作，搞大揭发，大批判。揭批刘、邓、安反革命修正主义组织路线。批判刘、邓、安的叛徒哲学。中组部是个独立王国，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是刘、邓、安篡党夺权的工具。毛主席在政治局会上讲过，中组部也不在我们手里。”在会上，康生还讲，“陈云同志是个老右倾。他在延安讲的干部工作六条也是错误的”，等等。
会后，杨世荣（中央专案组一办组长，代管中组部的工作）同志给我介绍了中组部、中监委运动的详细情况。他说：中组部、中监委的运动是陶铸抓的，陶铸在66年X月召集中组部、中监委造反派头头开会。在会上，陶铸公开表态,支持他们造反，说二十四级的干部干事（指一造反派头头，二十四级）比六级的部长都强，我支持你们。在陶的支持下，造反派在中监委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个革委会，只管运动，不管业务。陶铸走后，中央就叫康生管中组部和中监委。中组部的运动，开始是安子文把赵汉副部长和几个处长抛出去打倒。后来他听说毛主席讲了中组部也不在我手里，又急忙组织一套班子作他脱身的准备。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安子文也在天安门上，会后安子文就垮台了。第一个来中组部支左的是河南驻军一军的政委聂纪风，后因资产阶反动路线被调走；第二个是总政干部部长朱光，因肖华同志问题，海军把他揪了回去。他走后，我即在这里管了一段。主要是管安子文、钱英等人的专案，中组部的事管不过来。现在中央确定调你来。中组部是个烂摊子，六名正副部长中，有五名中央立了专案。66年中央发的61个叛徒的通知里，中组部的领导班子里有三名。赵汉副部长在66年运动初期就自杀了。大批“修正主义组织路线、叛徒哲学”已经一年多了，各战斗队已初步搞起联合。中监委的钱英、李运昌等人中央也立了专案。这些专案，都由我（杨世荣）负责，我任专案组组长，李甫仁任副组长。
听了杨世荣同志的介绍以后，深感在中组部领导班子、机关全部瘫痪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步履艰难，困难重重，决心紧跟党中央，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履行职责，力争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一、完成了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所交办的任务
1、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月，毛主席指示，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改革不合的规章制度，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体经历这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根据毛主席指示，找我和党校的武葆华等同志，部署清队工作。他说：“清队就是抓坏人，在中组部重点抓处以上的坏人。清除了坏人，对纯洁党的队伍，纯洁组织具有重大意义。”我根据康生的部署，向中组部大联委和业务组的同志们作了布置。第一步，召开大会、小会，深入动员，提高群众对清队工作目的、意义的认识。第二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大会上，我反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形式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写信给领导或向领导口头汇报，也可写大字报。其间还召开了宽严大会，用典型说明坦白好的从宽，抗拒的从严。通过检举揭发，全部共查出有问题的人（包括安子文专案组审查的对象在内）达50％左右。
听了杨世荣同志的介绍以后，深感在中组部领导班子、机关全部瘫痪的情况下开展工作，步履艰难，困难重重，决心紧跟党中央，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履行职责，力争圆满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
一、完成了康生、纪登奎、汪东兴等中央领导同志所交办的任务
1、清理阶级队伍
1968年1月，毛主席指示，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改革不合的规章制度，精简机构，下放科室人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大体经历这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根据毛主席指示，找我和党校的武葆华等同志，部署清队工作。他说：“清队就是抓坏人，在中组部重点抓处以上的坏人。清除了坏人，对纯洁党的队伍，纯洁组织具有重大意义。”我根据康生的部署，向中组部大联委和业务组的同志们作了布置。第一步，召开大会、小会，深入动员，提高群众对清队工作目的、意义的认识。第二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在大会上，我反复强调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形式采取公开与秘密相结合，写信给领导或向领导口头汇报，也可写大字报。其间还召开了宽严大会，用典型说明坦白好的从宽，抗拒的从严。通过检举揭发，全部共查出有问题的人（包括安子文专案组审查的对象在内）达50％左右。
有司机在解放战时期开着卡车和一班人投敌的；有漏划富农分子、叛徒、特务的；还有伪造历史的；还有工作失误方面的，等等。这些问题，报告给康生后，康生指示：“以处以上干部为重点，重点揭发批判黑帮部长、副部长、处长的问题。”对处以上干部，我们认为：孙一德同志是工作失误问题，又没造成大的损失，应及早解放。康生不同意。他说，对孙一德不宜过早宣布解放。在发动群众揭发检举之后即进入第三步，调查、研究，落实政策。在调查研究落实政策中，我反复强调：要重调查、重证据、重动机，对有些情节还要具体分析，决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如五处处长柯里的问题，我们调查达数年之久、研究不下十次，虽从敌伪档案中发现有他的记载，也不能形式的看问题，无准确证据，决不作结论。六处有位副处长，在文化大革命前因经常到苏联大使馆外边的公园去玩，而被列入公安部的侦破对象。我告诉调查组，要重调查、讲事实，不得搞逼供信，最后否定了怀疑。还有个叫张志杰的干部，档案中记载的历史都是编造的，与其真实经历一点不符。对此人我们作了实质性的分析，从他的历史、经历看，没做过坏事，只不过是由于个人主义思想严重，为了宣染自己往上爬的动机而编造的假档案。通过教育，提高认识，让他把历史如实地写清楚就了结了。经过内查外调，落实党的政策以后，有问题的人不到百分之二，处理的就更少了。在整个清队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不搞逼供信，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
2、保护、管理好档案和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1）保护与管理好中组部的重要档案，是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交办的任务之一。1967年10月25日康生在中组部、中监委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给我交待任务时说：中组部不仅存有大批地委书记、专员、厅局长以上高级干部的人事档案，而且还有大批文书档案，你负责一定要保护和管理好。我离开部队，刚接触地方，看到中组部地处西单闹市区，办公大楼面对繁华大街、机关内部分裂成几派，当时，都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有的与社会上的造反派串连在一起。在当时大动荡、大混乱的形势下，保护和管理好中组部的档案，既感任务光荣，又感责任重大。此时，许多单位为弄清干部的历史问题，迫切需要查阅干部档案；有个别造反派头头与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闹派性也想要查阅干部档案（有些高级干部的档案材料已经被人写成大字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既要保证在有效控制、经中央批准的前提下有序地查阅档案，又要保证档案的绝对安全，我与马军等支左人员和中组部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家住北京的，晚上不回家，京外的支左人员住办公室，我就住在档案室外的警卫室。冬天，机关大楼晚上不送暖气，从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4点，办公室停止供暖，改送到干部职工宿舍。睡觉时我们只好把棉衣、棉鞋、棉帽都穿戴上，然后再盖上被子，才能顶住寒冷，坚守岗位。这样我们一直坚守了三年，在冰冷的办公室里睡了三个冬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保护和管理档案的任务。
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央指示，将部分要重档案转移到大三线。为保证档案在转移途中的绝对安全，我亲自压车、护送，安排入库。
（2）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到中组部后，通过大会、小会，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动员，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要求，强调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并指定郗汉生同志专门负责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开始，我们强调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克服私心杂念，树立革命人生观。为使学习进一步深入，采取开讲用会、树典型的办法，引导大家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加深对毛主席建党思想的理解。后来北京军区提出早请示，晚汇报，段清泉同志是69军来的，他把这一经验带来，搞了几天我看不好，太形式，就不搞了。还有跳忠字舞，我都未叫搞。但强调“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我是一再强调的。这个学习运动持续了好几年，直到“9·13”事件后，才转入批林批孔运动。
3、帮徐老找房子、搬家、办后事
徐特立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党的教育家，他住在北京西单堂子胡同20号。我到中组后，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中组部要照顾一下徐老，现在搞运动，中办无法照管。尽管徐老不属中组部管，我也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汪东兴同志是中央办公厅领导。领导交办的事，我坚决照办。此后，我到徐老家去看望过几次，每次去看徐老，他都很热情。徐老办公室挂有他亲自写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楷体条幅。
徐老已过九十高龄，还是那样勤奋好学，他对毛主席那样信赖、那样敬佩，那样忠心不二，令人可敬！可佩！我问徐老生活有何困难，他从不提一点要求，总是说很好！很好！再就是说些他幼年家庭的事情，几乎每次去看他时，他都要谈一遍。常言道：人到老年易回忆童年的事，也爱讲童年的事，这大概就是老年人的思维规律吧！每次临别时，他总要把我送到门口，而且一再说用他的车把我送回去。我说我住在跟前不远，谢谢徐老，他才让走。
1968年8月，西单副食品商场突然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爆炸威力很大，路过商场门口的电车玻璃都被炸碎了，不少人被炸死炸伤。这一事件后，徐老的儿媳许千一再要求搬家，说为了徐老的安全，必须离开这里。我在反复解释无果的情况下，便让中组部行政人员给找房子。可选择了几处都不合适，即请示中办帮助解决，最后确定搬到中办原副主任邓典桃新修好的住宅，这是个四合院，很静，徐老一家都很满意。
徐老迁入新居后，不久患病，且日趋严重。我很着急，请医生治疗，生活护理，我都要一一过问。徐老坚决不去医院，要住家里，家里太热又无空调，用电扇又怕风，就买冰块放在他的床下，使屋内不能太热。
2、保护、管理好档案和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
（1）保护与管理好中组部的重要档案，是时任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康生交办的任务之一。1967年10月25日康生在中组部、中监委全体人员参加的大会上给我交待任务时说：中组部不仅存有大批地委书记、专员、厅局长以上高级干部的人事档案，而且还有大批文书档案，你负责一定要保护和管理好。我离开部队，刚接触地方，看到中组部地处西单闹市区，办公大楼面对繁华大街、机关内部分裂成几派，当时，都称自己是革命造反派。有的与社会上的造反派串连在一起。在当时大动荡、大混乱的形势下，保护和管理好中组部的档案，既感任务光荣，又感责任重大。此时，许多单位为弄清干部的历史问题，迫切需要查阅干部档案；有个别造反派头头与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为了闹派性也想要查阅干部档案（有些高级干部的档案材料已经被人写成大字报了）。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既要保证在有效控制、经中央批准的前提下有序地查阅档案，又要保证档案的绝对安全，我与马军等支左人员和中组部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兢兢业业，坚守岗位。家住北京的，晚上不回家，京外的支左人员住办公室，我就住在档案室外的警卫室。冬天，机关大楼晚上不送暖气，从周一至周六每天下午4点，办公室停止供暖，改送到干部职工宿舍。睡觉时我们只好把棉衣、棉鞋、棉帽都穿戴上，然后再盖上被子，才能顶住寒冷，坚守岗位。这样我们一直坚守了三年，在冰冷的办公室里睡了三个冬天，完成了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保护和管理档案的任务。
后来，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央指示，将部分要重档案转移到大三线。为保证档案在转移途中的绝对安全，我亲自压车、护送，安排入库。
（2）组织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到中组部后，通过大会、小会，进行了反复深入的动员，提出了活学活用，学用结合的要求，强调在“用”字上狠下工夫，并指定郗汉生同志专门负责抓毛主席著作学习。开始，我们强调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克服私心杂念，树立革命人生观。为使学习进一步深入，采取开讲用会、树典型的办法，引导大家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等文章，加深对毛主席建党思想的理解。后来北京军区提出早请示，晚汇报，段清泉同志是69军来的，他把这一经验带来，搞了几天我看不好，太形式，就不搞了。还有跳忠字舞，我都未叫搞。但强调“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我是一再强调的。这个学习运动持续了好几年，直到“9·13”事件后，才转入批林批孔运动。
3、帮徐老找房子、搬家、办后事
徐特立同志是我党的老党员，党的教育家，他住在北京西单堂子胡同20号。我到中组后，汪东兴同志告诉我，中组部要照顾一下徐老，现在搞运动，中办无法照管。尽管徐老不属中组部管，我也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汪东兴同志是中央办公厅领导。领导交办的事，我坚决照办。此后，我到徐老家去看望过几次，每次去看徐老，他都很热情。徐老办公室挂有他亲自写的“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楷体条幅。
徐老已过九十高龄，还是那样勤奋好学，他对毛主席那样信赖、那样敬佩，那样忠心不二，令人可敬！可佩！我问徐老生活有何困难，他从不提一点要求，总是说很好！很好！再就是说些他幼年家庭的事情，几乎每次去看他时，他都要谈一遍。常言道：人到老年易回忆童年的事，也爱讲童年的事，这大概就是老年人的思维规律吧！每次临别时，他总要把我送到门口，而且一再说用他的车把我送回去。我说我住在跟前不远，谢谢徐老，他才让走。
1968年8月，西单副食品商场突然发生一起爆炸事件，爆炸威力很大，路过商场门口的电车玻璃都被炸碎了，不少人被炸死炸伤。这一事件后，徐老的儿媳许千一再要求搬家，说为了徐老的安全，必须离开这里。我在反复解释无果的情况下，便让中组部行政人员给找房子。可选择了几处都不合适，即请示中办帮助解决，最后确定搬到中办原副主任邓典桃新修好的住宅，这是个四合院，很静，徐老一家都很满意。
徐老迁入新居后，不久患病，且日趋严重。我很着急，请医生治疗，生活护理，我都要一一过问。徐老坚决不去医院，要住家里，家里太热又无空调，用电扇又怕风，就买冰块放在他的床下，使屋内不能太热。
1968年11月，徐老因医治无效病逝，享年94岁。
办理徐老的丧事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来中央不久，在中央办这种事我毫无经验，也没见过。特别是写悼词，如何评价徐老的一生，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就一再请示康生，康生说：你去找熟悉徐老的人商量，先起个草稿，然后送中央审查批准。这件事，我同干部组的同志查阅了徐老的档案，又找徐老的家属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悼词写好报中央后，只有陈伯达改了几个字，他把徐老在中央苏区工作，改为“红区”，说“苏区”是从苏联搬来的。悼词定下来后，就组织告别仪式，开追悼会。
办理徐老的丧事就落在我的肩上，我来中央不久，在中央办这种事我毫无经验，也没见过。特别是写悼词，如何评价徐老的一生，我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就一再请示康生，康生说：你去找熟悉徐老的人商量，先起个草稿，然后送中央审查批准。这件事，我同干部组的同志查阅了徐老的档案，又找徐老的家属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悼词写好报中央后，只有陈伯达改了几个字，他把徐老在中央苏区工作，改为“红区”，说“苏区”是从苏联搬来的。悼词定下来后，就组织告别仪式，开追悼会。
在中央的老人中，徐老是第一个病故的，也是我生平中独自办的最高规格的丧事，总算顺利，没出差错。
4、汇总上报“八大”代表、四届政协常委委员、三届人大常委委员的政治情况
1968年8月，中央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共中央常委康生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找我到钓鱼台八号楼。她说：康生要“八大”代表的政治情况名单，让我赶快收集上报。我说：“八大”代表一千多人，分布在中央机关及各省、市，我又不了解情况，不好搞。曹轶欧说：“这是康生的指示，是中央要的。情况可以找省、市、中央、国家机关了解，他们报上来你们汇综上报。”我回机关后，我找业务组的牛树声同志，请他找中组部的同志协办，情况可以打电话找省、市、及中央各部委了解。牛树声同志找二处的杨友春同志连夜给有关单位打电话收集、汇总、整理情况。牛、杨二同志弄好后，因康生催着要，也来不及研究，就把“八大”代表的政治情况名单汇总呈送给了曹轶欧。
1968年8月X日晚上，康生和康办主任曹轶欧，把我叫到他在钓鱼台八号楼办公室，要我把三届人大常委、四届政协常委的政治情况汇总成报告，报康生呈党中央、毛主席。还说，把中监委常委也写上。我说：这些常委的情况我不了解，不好搞。康生说：你组织几个人叫他们向各单位要情况，找统战部、政协等有关单位报来，你们负责汇总。还要得很急，也未告诉我干什么用。当时，康是党的政治局常委，又主管中组部工作，我虽然刚来中组部不久，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完成这项任务。回机关后，我即向中组部业务组的牛树声同志、中监委的段清泉同志传达了康生、曹轶欧的指示，让他们俩负责收集、汇总。每个常委的政治情况，按康生的指示找各单位报。各单位报来有问题常委们的情况的依据，除已经定性为“叛徒”的是从中央文件“61个叛徒”通知上抄来的以外，其余常委们的问题的依据，我们都不清楚。如，这些常委的问题是谁揭发的、是谁批准审查的、又是谁审查的，等等，我们也没有核实，在当时那种混乱时局下，也无法核实。加上康生催着赶快上报，我们只是按各有关单位报来的情况，如实地汇总上报。报上去后，康生、曹轶欧给退了回来，他要求把哪些常委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修正义分子、走资派等逐项分类，并在报告上批示：“据我（指他自己）了解，又增批了几个人是叛徒。”（此批件及原报告当时即存入中组部档案室）于是，我们即按照康生的要求重写。
4、汇总上报“八大”代表、四届政协常委委员、三届人大常委委员的政治情况
1968年8月，中央主管中组部工作的中共中央常委康生的办公室主任曹轶欧，找我到钓鱼台八号楼。她说：康生要“八大”代表的政治情况名单，让我赶快收集上报。我说：“八大”代表一千多人，分布在中央机关及各省、市，我又不了解情况，不好搞。曹轶欧说：“这是康生的指示，是中央要的。情况可以找省、市、中央、国家机关了解，他们报上来你们汇综上报。”我回机关后，我找业务组的牛树声同志，请他找中组部的同志协办，情况可以打电话找省、市、及中央各部委了解。牛树声同志找二处的杨友春同志连夜给有关单位打电话收集、汇总、整理情况。牛、杨二同志弄好后，因康生催着要，也来不及研究，就把“八大”代表的政治情况名单汇总呈送给了曹轶欧。
1968年8月X日晚上，康生和康办主任曹轶欧，把我叫到他在钓鱼台八号楼办公室，要我把三届人大常委、四届政协常委的政治情况汇总成报告，报康生呈党中央、毛主席。还说，把中监委常委也写上。我说：这些常委的情况我不了解，不好搞。康生说：你组织几个人叫他们向各单位要情况，找统战部、政协等有关单位报来，你们负责汇总。还要得很急，也未告诉我干什么用。当时，康是党的政治局常委，又主管中组部工作，我虽然刚来中组部不久，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完成这项任务。回机关后，我即向中组部业务组的牛树声同志、中监委的段清泉同志传达了康生、曹轶欧的指示，让他们俩负责收集、汇总。每个常委的政治情况，按康生的指示找各单位报。各单位报来有问题常委们的情况的依据，除已经定性为“叛徒”的是从中央文件“61个叛徒”通知上抄来的以外，其余常委们的问题的依据，我们都不清楚。如，这些常委的问题是谁揭发的、是谁批准审查的、又是谁审查的，等等，我们也没有核实，在当时那种混乱时局下，也无法核实。加上康生催着赶快上报，我们只是按各有关单位报来的情况，如实地汇总上报。报上去后，康生、曹轶欧给退了回来，他要求把哪些常委是叛徒、特务、三反分子、修正义分子、走资派等逐项分类，并在报告上批示：“据我（指他自己）了解，又增批了几个人是叛徒。”（此批件及原报告当时即存入中组部档案室）于是，我们即按照康生的要求重写。
重写时，对中央一些有问题的领导同志到底写不写有点拿不准。写吧，涉及到国家领导人，不写吧，又不够常委总人数。无奈之下，牛树声同志说：朱老总过去写过检讨，还发到了县团级，还有徐向前副委员长、陈毅政协副主席，他们个人都有检讨。按照他们自己检讨出来的问题写上，对不对，毛主席、党中央去看，如果不对，上边也可修改。我认为，牛树声同志说的有道理。这样，就把中央一些有问题的领导同志也汇总进了报告里。报告送康生转呈党中央、毛主席。后康生将此件退回，我在此报告上注明，以落实政策为准。存档。这些汇总报告没有出现不好的后果。没有一人因汇总了他们的政治情况受害的。
5、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68年冬天，康生叫我编印党的一大到八大的党章。我即组织人把这几届的党章汇总成一本，印送给康生。一大党章是从党校找来的。这不是一大通过的原本，而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再就是康生要我汇总全国党员的总数。我先从军队要了部队党员的总数，叫马长富拿回机关去连同地方党员数一并汇总送康生。不幸马长富在我处回机关的路上把军队党员统计表丢了。这下可捅大漏子了。我又害怕又生气，只好报告康生。康生一听，火了！问：马长富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支左来的。康生说：必须下大力查找，一定要找回来。我一面让小马回忆是如何丢的，组织人员沿小马回来道路两旁的居民、商店查问；一面告诉市公安局通知市民：“如有拾到表的速送中组部。”因为会议准备工作是保密的，是什么表也不敢说清楚。又怕落到敌人手里，把会议暴露出去。凑巧，那天晚上，西单附近一个小学的一个小学生在西单商场北边拾到了。当时，小孩认为是宣传单，便放进了书包，而没把它当手纸用了。第二天上学，老师问有谁拾到一张表没有？拾到了请交上来。这个小学生交上去后，老师一看正是这张表。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然，小马和我是无法说清楚的。
第九届党代会代表如何产生、名额分配、代表条件规定等都是中央直接管。中直机关是由汪东兴同志和我负责组织、协商、选举产生的。先由各部、工、青、妇、新华社、党校等单位提名，然后，中直召开代表会议选举。国务院各部委由国务院政工组负责。山东王效禹为了多搞些支持自己的代表，把人武部的代表也算在地方代表数内。周总理知道后批评了王效禹。王效禹作了检讨，改变了作法。还有徐州为争代表名额，各派争执不下，只好少两名。周总理指示，党代会代表总数不要减，把名额给他们留着。直到党代会开幕，他们也没有把代表选出来。
代表住地定在京西宾馆、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前门饭店因文化大革命弄得很乱，住党代表需要整理。周总理派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同志和我找前门饭店军代表，说饭店有重要接待任务，要把房间、食堂等整理好，各房间都要铺上地毯等。饭店整理好后，在代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12点钟左右，周总理突然带王良恩和我到前门饭店去检查饭店准备情况。到饭店后总理向驻饭店的军代表问了问情况，然后看了食堂、代表住处，最后对饭店的军代表说：前门饭店与光明日报社对门，又临大街，不便于保密，因此，食堂各大窗户都要挂上窗帘。总理工作之细可想而知。
6、参加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4月24日结束。大会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我以中直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有三项议程：一是政治报告，二是修改党章，三是选举中委。我们华北代表团（包括中直小组）团长是李雪峰，副团长董必武、郑维山、解学恭、刘子厚。中直小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邓颖超、王良恩和我。我在小组里帮助董老通知小组人员开会及通知会议有关事项。
开大会，听取了林彪的政治报告以后，即进行分组讨论。小组讨论时，同志们在肯定政治报告内容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修改意见。有些同志还联系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如滕代远、陈云、董老等，都从历史上讲了自己的工作和缺点，都作了自我批评。朱老总还讲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缺乏准备，但张云逸同志发言，不同意朱老总的说法。胡耀邦同志在小组会上没有发言，他写了份检讨，请邓颖超大姐帮助，并转送周总理审阅。我知道胡耀邦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四纵队（64军前身）当过政委，时间不长。那时，他是上级，我是下级，上、下职级距离太远，从未见过面，他不可能认识我，不过他的大名在30年前我已是如雷贯耳了。这次在会上，他没理我，我也不便去找他交谈。如果找他，他会想，你找我干什么？想显露一下自己吗？再说，我从来不愿串门。在北京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我都不去。一切都是公事公办。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陈锡联司令员，他调来北京多年，我除为他爱人工作问题同组织部干事一同去过他家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5、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1968年冬天，康生叫我编印党的一大到八大的党章。我即组织人把这几届的党章汇总成一本，印送给康生。一大党章是从党校找来的。这不是一大通过的原本，而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再就是康生要我汇总全国党员的总数。我先从军队要了部队党员的总数，叫马长富拿回机关去连同地方党员数一并汇总送康生。不幸马长富在我处回机关的路上把军队党员统计表丢了。这下可捅大漏子了。我又害怕又生气，只好报告康生。康生一听，火了！问：马长富是什么人？我说他是支左来的。康生说：必须下大力查找，一定要找回来。我一面让小马回忆是如何丢的，组织人员沿小马回来道路两旁的居民、商店查问；一面告诉市公安局通知市民：“如有拾到表的速送中组部。”因为会议准备工作是保密的，是什么表也不敢说清楚。又怕落到敌人手里，把会议暴露出去。凑巧，那天晚上，西单附近一个小学的一个小学生在西单商场北边拾到了。当时，小孩认为是宣传单，便放进了书包，而没把它当手纸用了。第二天上学，老师问有谁拾到一张表没有？拾到了请交上来。这个小学生交上去后，老师一看正是这张表。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不然，小马和我是无法说清楚的。
第九届党代会代表如何产生、名额分配、代表条件规定等都是中央直接管。中直机关是由汪东兴同志和我负责组织、协商、选举产生的。先由各部、工、青、妇、新华社、党校等单位提名，然后，中直召开代表会议选举。国务院各部委由国务院政工组负责。山东王效禹为了多搞些支持自己的代表，把人武部的代表也算在地方代表数内。周总理知道后批评了王效禹。王效禹作了检讨，改变了作法。还有徐州为争代表名额，各派争执不下，只好少两名。周总理指示，党代会代表总数不要减，把名额给他们留着。直到党代会开幕，他们也没有把代表选出来。
代表住地定在京西宾馆、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前门饭店因文化大革命弄得很乱，住党代表需要整理。周总理派中办副主任王良恩同志和我找前门饭店军代表，说饭店有重要接待任务，要把房间、食堂等整理好，各房间都要铺上地毯等。饭店整理好后，在代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12点钟左右，周总理突然带王良恩和我到前门饭店去检查饭店准备情况。到饭店后总理向驻饭店的军代表问了问情况，然后看了食堂、代表住处，最后对饭店的军代表说：前门饭店与光明日报社对门，又临大街，不便于保密，因此，食堂各大窗户都要挂上窗帘。总理工作之细可想而知。
6、参加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1969年4月1日在北京召开，4月24日结束。大会是在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下召开的。我以中直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有三项议程：一是政治报告，二是修改党章，三是选举中委。我们华北代表团（包括中直小组）团长是李雪峰，副团长董必武、郑维山、解学恭、刘子厚。中直小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邓颖超、王良恩和我。我在小组里帮助董老通知小组人员开会及通知会议有关事项。
开大会，听取了林彪的政治报告以后，即进行分组讨论。小组讨论时，同志们在肯定政治报告内容的基础上，还提出了修改意见。有些同志还联系自己作了自我批评。如滕代远、陈云、董老等，都从历史上讲了自己的工作和缺点，都作了自我批评。朱老总还讲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前缺乏准备，但张云逸同志发言，不同意朱老总的说法。胡耀邦同志在小组会上没有发言，他写了份检讨，请邓颖超大姐帮助，并转送周总理审阅。我知道胡耀邦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在晋察冀四纵队（64军前身）当过政委，时间不长。那时，他是上级，我是下级，上、下职级距离太远，从未见过面，他不可能认识我，不过他的大名在30年前我已是如雷贯耳了。这次在会上，他没理我，我也不便去找他交谈。如果找他，他会想，你找我干什么？想显露一下自己吗？再说，我从来不愿串门。在北京不管是台上的台下的，我都不去。一切都是公事公办。就是我的顶头上司——陈锡联司令员，他调来北京多年，我除为他爱人工作问题同组织部干事一同去过他家一次，以后再也没有去过。
我回忆这段历史是因为我被免去中组部部长以后，有人好心地对我说：如果你在台上去看看胡的话，就不会有今天了。这个忠告，我淡然置之。不过我可以向党、向毛主席保证，对胡我一直是尊重的，就是在他倒霉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解放安排老同志工作时我曾多次建议给他安排合适的工作如省委书记，科学院副院长，中央党校副校长等等。
大会要通过林彪作的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原来没有小标题，分组讨论时，周恩来总理就叫各小组各出一个人对政治报告在文字上进行推敲，中直小组去的是武葆华、国务院小组去的是郭沫若。政治报告经过文字上的推敲加了小标题定稿以后，大会顺利通过了，大会还通过了党章。这次大会没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康生对新党章作了五点说明。
大会进入选举议程。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由各省、市、中直国家机关机代表团提出，军队由军队代表团提出，再由大会秘书组王良恩和我把各代表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汇总呈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同志。经周恩来同志审阅、大会主席团讨论后，印发各代表团讨论。通过这样几上几下讨论以后，即定为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委、候补中委要求老、中、青三结合。35岁以下为青年，36岁到55岁为中年，55年以上为老年。中直小组提的候选人名单是朱德、董必武、张云逸、陈云、滕代远、邓颖超、曹轶欧、胡耀邦、郭玉峰。但在主席团讨论后下发的候选人名单中却没有胡耀邦的名字。据大会秘书组的王良恩说：周总理告诉他把胡耀邦拿下来，换上谭启龙，说谭启龙是山东省委书记，解放出来参加中委选举更具代表性。各代表团对主席团下发的候选人名单进行深入讨论后，即将讨论情况反馈给主席团，主席团结合各代表团的意见又一次进行了讨论。
大会要通过林彪作的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原来没有小标题，分组讨论时，周恩来总理就叫各小组各出一个人对政治报告在文字上进行推敲，中直小组去的是武葆华、国务院小组去的是郭沫若。政治报告经过文字上的推敲加了小标题定稿以后，大会顺利通过了，大会还通过了党章。这次大会没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康生对新党章作了五点说明。
大会进入选举议程。九大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由各省、市、中直国家机关机代表团提出，军队由军队代表团提出，再由大会秘书组王良恩和我把各代表团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汇总呈大会秘书长周恩来同志。经周恩来同志审阅、大会主席团讨论后，印发各代表团讨论。通过这样几上几下讨论以后，即定为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中委、候补中委要求老、中、青三结合。35岁以下为青年，36岁到55岁为中年，55年以上为老年。中直小组提的候选人名单是朱德、董必武、张云逸、陈云、滕代远、邓颖超、曹轶欧、胡耀邦、郭玉峰。但在主席团讨论后下发的候选人名单中却没有胡耀邦的名字。据大会秘书组的王良恩说：周总理告诉他把胡耀邦拿下来，换上谭启龙，说谭启龙是山东省委书记，解放出来参加中委选举更具代表性。各代表团对主席团下发的候选人名单进行深入讨论后，即将讨论情况反馈给主席团，主席团结合各代表团的意见又一次进行了讨论。
我作为大会工作人员列席主席团会议参加了这次讨论。讨论中，谢富治提出李震同志作候选人，说他有文化、有能力……等很多优点。康生又提出于桑同志作候选人，说他作保卫工作有功，在延安、在西柏坡保卫党中央作了不少工作。主席团讨论后，再将名单下发各代表团讨论。华北代表团（包括中直小组）在讨论中，有几位老同志谦虚的说：我有错误，不够格，要求把名额让给别的候选人。突然有个代表站起来说：朱老总，你反对毛主席，你是总司令，可实际上打仗都是毛主席指挥的……等等。少数年轻代表便借机起哄，把会议搞得很紧张。
董老立刻刹车，说：大家不要讲了，我叫郭玉峰帮朱总写个检讨吧！讨论会结束时，董老把我叫到他座位跟前说：明天你帮朱老总写个检讨。我说：我水平低，写有困难。董老说你再找个人共同帮朱老总写。我找到党校的武葆华，请他帮助，武又找了中调部的军代表帮忙。第二天上午八点朱老总拿着材料到京西宾馆代表团住地，找我和武葆华。拿到材料后请示他，如何写？朱老总说：可参照他过去的检讨写。武葆华写好后交朱老总看。朱老总看到检讨中有一句反毛主席，让把这句话去掉。朱总说，我不反毛主席。武葆华当即去掉了这句话。朱老总同意后，武葆华把检讨稿给我说，都说朱老总糊涂，我看就不糊涂，说他反毛主席，他就不让写。我把检讨稿交给董老，董老给周总理转呈毛主席。朱老总事后看到我一再说，谢谢你，帮了我的大忙，帮我过了关。
在审查商量候选人期间，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彻夜工作。他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的商量、研究。快天亮时，他找我去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让我去了解一下韩英的情况。我从山西代表团了解到，韩英是大同煤矿的技术员、小知识分子。报告给总理后，总理说：好！大同有韩英，阳泉有王体（工人）。这样安排合理。为慎重起见，选举前，还在各代表团住地进行了一次预选。
大会进入选举议程。这次大会共选出中委170名，候补中委109名。我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投票中，周总理对陈毅、李富春等几位老同志能否当选非常关心。在计票过程中，周总理找我和王良恩去问他们的得票情况，直到计票完毕，我告诉总理，陈、李等已经当选，总理才松了口气。
九届一中全会是1969年4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的。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李德生、纪登奎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据周恩来同志讲，这是毛主席提名的。纪登奎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分工主管中组部工作。七月份他来中央工作，住在京西宾馆，我向他汇报了中组部的运动和工作情况。开始他还是协助康生管中组部，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生病，纪登奎同志就把中组部的事全管起来了。从此，我的直接领导就改为纪登奎同志了。
7、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召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1970年国民经济以及加强战备工作问题。8月23日上午开会。会上，周恩来同志讲了会议议程，然后林彪讲话。他说：有人讲“老三篇”不顶用了，有一股风在中央上层，这股风吹下去就不得了，中国就会变颜色……等。会后分组讨论，我在小组会上作了个表态性的发言，主要讲拥护周总理讲的会议议程。
在审查商量候选人期间，周总理在京西宾馆彻夜工作。他一个代表团一个代表团的商量、研究。快天亮时，他找我去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让我去了解一下韩英的情况。我从山西代表团了解到，韩英是大同煤矿的技术员、小知识分子。报告给总理后，总理说：好！大同有韩英，阳泉有王体（工人）。这样安排合理。为慎重起见，选举前，还在各代表团住地进行了一次预选。
大会进入选举议程。这次大会共选出中委170名，候补中委109名。我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投票中，周总理对陈毅、李富春等几位老同志能否当选非常关心。在计票过程中，周总理找我和王良恩去问他们的得票情况，直到计票完毕，我告诉总理，陈、李等已经当选，总理才松了口气。
九届一中全会是1969年4月28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的。选举产生了中央领导机构。李德生、纪登奎同志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据周恩来同志讲，这是毛主席提名的。纪登奎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后，分工主管中组部工作。七月份他来中央工作，住在京西宾馆，我向他汇报了中组部的运动和工作情况。开始他还是协助康生管中组部，九届二中全会后康生生病，纪登奎同志就把中组部的事全管起来了。从此，我的直接领导就改为纪登奎同志了。
7、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
1970年8月23日至9月6日，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九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主持会议。原定议程是：讨论召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1970年国民经济以及加强战备工作问题。8月23日上午开会。会上，周恩来同志讲了会议议程，然后林彪讲话。他说：有人讲“老三篇”不顶用了，有一股风在中央上层，这股风吹下去就不得了，中国就会变颜色……等。会后分组讨论，我在小组会上作了个表态性的发言，主要讲拥护周总理讲的会议议程。
下午继续进行分组讨论，陈伯达、汪东兴参加了我们华北组的讨论。当时庐山下着小雨，陈伯达进来往沙发上一坐，伸出两腿叫服务员把他的湿鞋脱掉，然后就大讲天才论，引经据典讲了一大篇。接着，汪东兴发言，大讲设国家主席的必要性。这两个政治局委员的发言非同小可，言外之意就是有人反对毛主席，不设国家主席，不讲天才，就是反对毛主席。可他俩谁也没说是谁反对讲天才、不设国家主席。这样引出了不少猜测，联系林彪的讲话猜测就更多了。他俩发言后，小组有的同志便跟着他俩的调子跑。有的讲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陈永贵讲：不把反毛主席人揪出来就不下山。小组气氛很紧张，可以说很乱，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晚上出了简报（六号简报），半夜12点呈送给毛主席，主席看后叫立即收回简报。我们小组是早上起床时收到简报的，不一会简报就被收回去了。这份简报主要是华北组的讨论情况和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
有的小组看了简报后就攻击小组召集人说：你看华北组发言多有劲啦！我们组长也不讲话，也不通报情况……等。李震、于桑对我讲：他俩在小组里抢话筒发了个言。24日下午，各小组即停止讨论，并通知大家到庐山转一转，冷一冷，先静下来。两天后，小组会议继续。周恩来、康生参加华北组会议，传达了中央会议精神，放了录音，批评了陈伯达。陈伯达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写了“我的自白”检讨书。各小组针对陈伯达的错误连续两天对其进行了批判。
毛主席在六号简报上写了对天才论的批判。批件上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我和林彪同志讨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等。二百几十个中委懂马列主义的不多。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会议开了几天批陈，陈的问题在这个会上解决不了，决定闭会，下山后继续审查陈伯达的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就这样结束了。会上撤了陈伯达的政治局委员，听候审查。原定的会议议程一个也未讨论，毛主席、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全打乱了。
九届二中全会所以发生的如此变化，事后了解到，重要原因是林彪一伙人在背后搞串联、搞阴谋活动。但导火索却是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及发出的六号简报。毛主席批示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主张出六号简报的负责人赖账，把责任完全推到做具体工作的王良恩头上，还让中办批斗王良恩，把王良恩置于死地。最后王良恩被迫自杀身亡。
毛主席在六号简报上写了对天才论的批判。批件上说：“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我和林彪同志讨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历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等。二百几十个中委懂马列主义的不多。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会议开了几天批陈，陈的问题在这个会上解决不了，决定闭会，下山后继续审查陈伯达的问题。九届二中全会就这样结束了。会上撤了陈伯达的政治局委员，听候审查。原定的会议议程一个也未讨论，毛主席、周总理的工作部署全打乱了。
九届二中全会所以发生的如此变化，事后了解到，重要原因是林彪一伙人在背后搞串联、搞阴谋活动。但导火索却是陈伯达、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及发出的六号简报。毛主席批示六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主张出六号简报的负责人赖账，把责任完全推到做具体工作的王良恩头上，还让中办批斗王良恩，把王良恩置于死地。最后王良恩被迫自杀身亡。
汪东兴是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又跟随警卫毛主席多年。他的发言是举足轻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比陈伯达的发言影响还大。毛主席先后六次指示不设国家主席，他明知故犯，还讲要设国家主席，煽动与会人员，并在背后串联程世清，要他们发言设国家主席。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未能如期进行，汪东兴是有很大责任的。
8、参加林彪事件的审理工作
1971年9月13日下午，纪登奎同志叫我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刚到，纪登奎同志就问：你知道超天才吗？我说：不知道。纪登奎同志说：林立果（林彪的儿子）就是超天才。吴法宪就是这样推崇他、称呼他的。纪登奎同志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彪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你感到突然吧！我说：不突然。因为上午耿飚同志已经告诉我了。耿飚同志说，昨晚周总理找他去，讲了林彪坐飞机逃跑，在外蒙古温都尔汗迫降时摔死了。
纪登奎同志对我说，周总理点名要你参加审理林彪事件的工作，主要审理林彪事件问题。他说：上边由他和李德生同志负责，下边由你和李震管一部分审理工作，还有王良恩管一部分审理工作，李德生管军队的审理。接着，我即带郗汉生来到京西的“亚疗”，纪登奎、李德生带他们的秘书先后也来到了“亚疗”。当天晚上，即送来了空军的副参谋长汪飞、情报部长贺德全、作战部长鲁明等。他们是开七人黑会，准备随林彪，并带黄、吴、李、邱逃跑的秘密组织策划者，开会地点是邱仁良的办公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尚未完成任务就被送到了“亚疗”候审室。这个案件审理时间达四年之久。最后处理，除与逃跑有直接牵扯者外，均不株连。与林彪有牵连而不是与叛逃牵连者均是检讨了事。作自我检查的人中，包括一些大军区司令、政委及省委一把手。这些人在检查时，毛主席说：个人检查别人不要插话，个人检查了大家要鼓掌。就这样这批人就过关了。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核心罪证“571工程”的查获经过。
有一天，周总理在怀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证据“571工程纪要”交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派人去查一下这份材料是怎么发现的。按照总理指示，我派中组部军专成员马军同志找专案组工作人员调查。下面即是马军同志介绍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详细经过：
“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经常活动的据点之一，在空军学院院内离办公区、教学区、又不在宿舍区的一栋僻静的小楼里。
8、参加林彪事件的审理工作
1971年9月13日下午，纪登奎同志叫我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我刚到，纪登奎同志就问：你知道超天才吗？我说：不知道。纪登奎同志说：林立果（林彪的儿子）就是超天才。吴法宪就是这样推崇他、称呼他的。纪登奎同志稍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林彪昨天晚上坐飞机跑了。你感到突然吧！我说：不突然。因为上午耿飚同志已经告诉我了。耿飚同志说，昨晚周总理找他去，讲了林彪坐飞机逃跑，在外蒙古温都尔汗迫降时摔死了。
纪登奎同志对我说，周总理点名要你参加审理林彪事件的工作，主要审理林彪事件问题。他说：上边由他和李德生同志负责，下边由你和李震管一部分审理工作，还有王良恩管一部分审理工作，李德生管军队的审理。接着，我即带郗汉生来到京西的“亚疗”，纪登奎、李德生带他们的秘书先后也来到了“亚疗”。当天晚上，即送来了空军的副参谋长汪飞、情报部长贺德全、作战部长鲁明等。他们是开七人黑会，准备随林彪，并带黄、吴、李、邱逃跑的秘密组织策划者，开会地点是邱仁良的办公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尚未完成任务就被送到了“亚疗”候审室。这个案件审理时间达四年之久。最后处理，除与逃跑有直接牵扯者外，均不株连。与林彪有牵连而不是与叛逃牵连者均是检讨了事。作自我检查的人中，包括一些大军区司令、政委及省委一把手。这些人在检查时，毛主席说：个人检查别人不要插话，个人检查了大家要鼓掌。就这样这批人就过关了。
关于林彪反党集团核心罪证“571工程”的查获经过。
有一天，周总理在怀仁堂把林彪反革命的重要证据“571工程纪要”交给我说：你先看看这份材料，然后派人去查一下这份材料是怎么发现的。按照总理指示，我派中组部军专成员马军同志找专案组工作人员调查。下面即是马军同志介绍的专案组工作人员发现“571工程纪要”的详细经过：
“周宇驰、于新野等人经常活动的据点之一，在空军学院院内离办公区、教学区、又不在宿舍区的一栋僻静的小楼里。
9月13日早上已到开饭时间了，负责侍候这几位神秘人物的两位后勤干部安排客人开饭，但客房里还没有动静，他们以为‘首长’昨晚加班睡得晚，未敢惊动，又等了一阵子仍无声息，他们轻轻推门进屋一看，室内一片狼籍，东西散落满地，却不见一人，不知客人何时走的，更不知何时回来。他们收拾了屋子，见茶几上有几张字纸，便将其整理保管起来。
林彪摔死后不少人知道出了问题，这两人也知道出事了，但顾虑重重，迟迟不肯把那几张字纸交出来。待我们专案人员反复交待政策、深入调查，他们才不得不交出。问其为何未及时交出来，他们说不知道人家什么时候回来，怕他们一旦回来找这东西时无法交待。这几张字纸是从台历上撕下来的几页，在背面用钢笔写的东西，标题是‘571工程纪要’。首先发现这几页纸下角上编有页码，但不连接，中间缺一个号。因此，怀疑中间缺少一页，要赶快查清并找到缺少的一页。专案人员马不停蹄，赶赴林、周、于在空院的其它据点仔细搜寻，并再次找有关人员询问调查，但他们除了详述发现与交出的经过及解释当时的思想顾虑以外，没有新的发现。随后，专案人员又赶赴他们的另一个据点——西郊机场的一处客房。那里已是数日没有进人了，过厅的地上堆放着从新疆运来的哈密瓜，已是汤流满地，进去时每走一步都要沾鞋，室内除一些豪华生活用品外，也未发现类似的文件和字纸。为查个究竟，专案组人员又连夜赶赴天津，调查林立果数日前去天津的行踪。
调查得知，那天下着小雨，林立果乘直升机在天津一处空地降落，前呼后拥，有人给他打伞，驱车直奔他的伯父家，作短暂停留即离去，没有接触其他人。当地有关部门对其伯父家作了询问与检查，未发现文件材料。后来，专案组即转入进一步研究这几页纸上写的内容。最后认定这个材料是完整的，没有缺页。但书写的字足迹非常潦草，多处难以辨认。特别是他们所写的阴谋夺取政权的方式、手段中有‘逼宫’二字，更难识别。经反复研究，多人辨别，才破译辨认出来，把这件罪证的全文弄清楚。又经其死党中其他成员的口供证实，确认了这是一份林彪集团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的阴谋计划手稿。”
关于林彪叛逃的原因。
8月份毛主席出巡南方，一路上找了些省委第一书记、大军区司令、政委谈话、打招呼。找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曾思玉、政委刘丰、湖南省第一书记华国锋、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政委刘兴元、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政委杜平谈话。大意是：庐山会议上的事情还没有完，我回北京后，要召开个200人的会座谈座谈；庐山会议那一天半，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天才；林副主席能打仗、打仗有功，还是要保的；你们要保密。毛主席在浙江、杭州，给上海、浙江、江苏的同志也打了招呼。9月12日，毛主席回北京后，即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卫戍司令吴忠谈了上述精神。还讲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并说：今后不要叫自己爱人当办公室主任和当自己的秘书。我只叫江青抄过一份材料，不要夫人当家。但康老除外，曹轶欧在康办当主任，帮康生同志做了不少事情。
毛主席离开广州后，广州军区刘兴元、丁盛召集军区、广空师以上干部把毛主席沿途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传达。他虽在会上宣布不准作记录，不准外传，要保密，但参加会议的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回到家里作了追记，并打电话向空军党办周宇驰作了汇报。周宇驰立即报告给林立果。
关于林彪叛逃的原因。
8月份毛主席出巡南方，一路上找了些省委第一书记、大军区司令、政委谈话、打招呼。找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武汉军区司令员兼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曾思玉、政委刘丰、湖南省第一书记华国锋、广州军区司令丁盛、政委刘兴元、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政委杜平谈话。大意是：庐山会议上的事情还没有完，我回北京后，要召开个200人的会座谈座谈；庐山会议那一天半，纲领是设国家主席、天才；林副主席能打仗、打仗有功，还是要保的；你们要保密。毛主席在浙江、杭州，给上海、浙江、江苏的同志也打了招呼。9月12日，毛主席回北京后，即找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卫戍司令吴忠谈了上述精神。还讲吴德有德、吴忠有忠。并说：今后不要叫自己爱人当办公室主任和当自己的秘书。我只叫江青抄过一份材料，不要夫人当家。但康老除外，曹轶欧在康办当主任，帮康生同志做了不少事情。
毛主席离开广州后，广州军区刘兴元、丁盛召集军区、广空师以上干部把毛主席沿途的讲话精神进行了传达。他虽在会上宣布不准作记录，不准外传，要保密，但参加会议的广空参谋长顾同舟回到家里作了追记，并打电话向空军党办周宇驰作了汇报。周宇驰立即报告给林立果。
9月6日，林立果带着上述情况飞往北戴河，向林彪、叶群报告，并密谋策划对策。9月8日，顾同舟女儿坐飞机到北京把顾追记的记录稿交给了周宇驰。周即转交给了林立果。林彪、叶群看后感到不妙，特别是叶群恐慌万状，怕得要命，说我们不想办法就会当王光美，坚持要逃跑。
他们有几个反叛方案：一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如果不成就出广州去香港。二是谋害毛主席。“9·13”前几天，周宇驰、林立果频繁往返于北京—北戴河活动。王飞在北京找空军作战部长鲁明、情报部长贺德全、南空政委江滕蛟等7人在空军副司令邝仁农办公室开会，策划南逃事宜。他们计划林彪从北戴河南逃，其他人由34师长兼（及）空军副参谋长带一架飞机从北京起飞，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四人叫到机场，传达林总命令叫他们南逃，如果他们不服从就抓起来押走。从王飞等人的交待和查出的一些证据，说明黄、吴、李、邱四人对逃跑、另立中央是不知情的。林彪一伙计划南逃，还与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有过联系。叫王维国在上海准备陆军军装和粮票等。周宇驰还去上海安排谋害毛主席，还找福州军区政委谈话让他支援。福州军区政委当即答复：他有几十万军队，到时会听林总指挥的。据空四军政治部李伟信交待，他们在苏州曾召开过“四方会议”，即空四、空五军、二十军，还有南空副司令，策划“571工程”和发动政变事宜。以上事实证明，毛主席说的庐山会议问题还未完，是完全正确的。
关于林彪出逃的经过。
林彪、叶群得知毛主席已于9月12日回到北京，就乱了阵脚，决定改变南逃主意，立即逃往苏联（逃苏主意是林彪定的，还是叶群、林立果出的，未能查出）。这时（9月12日晚11时左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坚持不同意逃跑，林、叶不听，直到逃跑前林立衡就报告警卫大队长，但警卫大队长不相信也不敢向上报告，后来林立衡把林、叶决定逃跑无疑再次报告警卫大队长，这时已是9月12日24时了，警卫大队长即打电话报告警卫局长张耀祠，张即报告总理。周总即打电话给叶群，问林副主席情况。叶群说：林总要动一动。周总理问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叶群说：坐飞机，准备去大连。叶群还作了些迷惑动作，给大连打电话，准备接人，等等。接着，就坐车向机场逃跑。途中，林立果向林彪警卫员打了两枪（警卫员说是他跳下汽车时打的），到机场后，机组人员还未到齐，油也未加够就仓促起飞了。到外蒙温都尔汗即机毁人亡。
在北京的周宇驰、李伟信本来准备南逃，得知林立果他们先走了，且改变了方向，便到沙河机场弄了架直升机，也向外蒙逃跑。飞到张家口上空，被北空战斗机迫回北京郊区降落。李伟信交待：周宇驰下机后就开枪自杀了，我们原约定一起死，躺在庄稼地里喊林副主席万岁后即开枪自杀，结果他先开枪了，我未开枪自杀。
9、与王首道同志带休假代表团赴朝鲜休假，增进中朝友谊
1972年9月12日，我与王首道同志带休假代表团赴朝鲜休假，增进中朝友好。赴朝前，由中联部介绍情况，拟定讲话稿，以及到朝鲜后应注意的事项。代表团组成，中联部通知让我当团长。我力辞不当团长，并建议由王首道同志担任团长，最后中联部同意并决定王任团长，我当副团长。团员有：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北京大学张学书副校长、北京市委书记杨寿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还有辽宁省军区司令员老红军张海棠。到朝鲜后，朝鲜联络部部长金永南同志（后任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从始至终陪同我们，招待非常热情，接待规格也比较高。安排我们相当于副总理规格的住所。
关于林彪出逃的经过。
林彪、叶群得知毛主席已于9月12日回到北京，就乱了阵脚，决定改变南逃主意，立即逃往苏联（逃苏主意是林彪定的，还是叶群、林立果出的，未能查出）。这时（9月12日晚11时左右），林彪的女儿林立衡（林豆豆）坚持不同意逃跑，林、叶不听，直到逃跑前林立衡就报告警卫大队长，但警卫大队长不相信也不敢向上报告，后来林立衡把林、叶决定逃跑无疑再次报告警卫大队长，这时已是9月12日24时了，警卫大队长即打电话报告警卫局长张耀祠，张即报告总理。周总即打电话给叶群，问林副主席情况。叶群说：林总要动一动。周总理问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叶群说：坐飞机，准备去大连。叶群还作了些迷惑动作，给大连打电话，准备接人，等等。接着，就坐车向机场逃跑。途中，林立果向林彪警卫员打了两枪（警卫员说是他跳下汽车时打的），到机场后，机组人员还未到齐，油也未加够就仓促起飞了。到外蒙温都尔汗即机毁人亡。
在北京的周宇驰、李伟信本来准备南逃，得知林立果他们先走了，且改变了方向，便到沙河机场弄了架直升机，也向外蒙逃跑。飞到张家口上空，被北空战斗机迫回北京郊区降落。李伟信交待：周宇驰下机后就开枪自杀了，我们原约定一起死，躺在庄稼地里喊林副主席万岁后即开枪自杀，结果他先开枪了，我未开枪自杀。
9、与王首道同志带休假代表团赴朝鲜休假，增进中朝友谊
1972年9月12日，我与王首道同志带休假代表团赴朝鲜休假，增进中朝友好。赴朝前，由中联部介绍情况，拟定讲话稿，以及到朝鲜后应注意的事项。代表团组成，中联部通知让我当团长。我力辞不当团长，并建议由王首道同志担任团长，最后中联部同意并决定王任团长，我当副团长。团员有：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杨大易、北京大学张学书副校长、北京市委书记杨寿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还有辽宁省军区司令员老红军张海棠。到朝鲜后，朝鲜联络部部长金永南同志（后任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从始至终陪同我们，招待非常热情，接待规格也比较高。安排我们相当于副总理规格的住所。
到朝鲜后的第二天，金日成同志就接见我们，并设宴款待，合影留念。我们去元山、咸兴、沙黑院、满铺等地参观，广大群众都夹道欢迎。每到一地参观，都须讲话致意，可王首道同志一言不发不愿意讲话。所以，随行人员小杨一再对我说：参观后，一定讲几句，这也是增进中朝友谊所必须的。我照办了。因为副团长有责任替团长工作，我有责任表达对朝鲜人民的友谊和感情。在金日成同志招待我们的宴会上，金日成同志同我们交谈，他伸出小手指对我们说：苏联把我看成小手指头，他们几次请我到苏联访问，我未答应，我不去。在我们离别朝鲜的时候，金永南同志恋恋不舍地对我说：金日成同志告诉我一定要接待好，如有不周我就可能撤差。我说，这么热情接待，哪有不周的呢？我再次感谢朝鲜同志的热情款待。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古长青。
10、吴德同志叫我参与调查意大利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的电影《中国》
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祝诚多次给江青写信，揭发意大利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的电影《中国》，说这部电影很坏，诬蔑中国。江青、姚文元在祝诚的信上批：建议由文化部同中组部调查。吴德同志把批件批给石少华同志，提议由中组部牵头，以便调查，并在2月10日找石少华同志和我，具体给我们布置有关的调查事宜。吴德同志讲：由中组部牵头，我自己也参加。我说：还是吴德同志牵头负责好。吴德同志说：由中组部牵头出面，到中央机关去调查方便些。最后确定：由中组部出一名组长，文化部出一名副组长，有什么问题向吴德同志汇报，向上报告由吴德同志审批。
10、吴德同志叫我参与调查意大利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的电影《中国》
1972年12月至1973年1月，中央广播事业局的祝诚多次给江青写信，揭发意大利安东尼奥尼在中国拍的电影《中国》，说这部电影很坏，诬蔑中国。江青、姚文元在祝诚的信上批：建议由文化部同中组部调查。吴德同志把批件批给石少华同志，提议由中组部牵头，以便调查，并在2月10日找石少华同志和我，具体给我们布置有关的调查事宜。吴德同志讲：由中组部牵头，我自己也参加。我说：还是吴德同志牵头负责好。吴德同志说：由中组部牵头出面，到中央机关去调查方便些。最后确定：由中组部出一名组长，文化部出一名副组长，有什么问题向吴德同志汇报，向上报告由吴德同志审批。
我和石少华同志按照吴德同志的指示，把调查组人员组织起来。中组部指定业务组邹本佃同志负责，文化部由王XX同志负责。邹为组长、王为副长。调查组成员有中组部唐佩荣同志和文化组几位同志组成。调查组组成后，吴德同志把他们找去开了个会。在会上，吴德同志嘱咐调查组要把局里是谁批准的、具体谁负责、拍摄过程、接待陪的同志是谁，怎样部署的及拍摄要求搞清楚。把拍摄《中国》电影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后，要提出处理意见。在调查过程中，吴德同志曾召集邹本佃、石少华等调查组人员在他办公室听取过汇报。经过调查，《中国》电影是戴征远同志布置拍的，陪同人员是张文裕同志。据戴征远同志讲：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是经外交部新闻司批准的，拍摄计划也是按外交部新闻司要求搞的。戴征远同志这样讲是否在推卸责任呢？调查组又去外交部作了调查。经调查，确实是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彭华同志批办的。调查清楚后，调查组向吴德同志作了汇报，吴德同志听完汇报后指示：写出报告送他。报告初稿写出后调查组送给我看，初稿上说这部影片是“右倾投降主义”。我感觉这句话不好，删去为妥。
为此，就打电话请示吴德同志，吴德同志答复说：写上吧！在北京放过这部片子，都说不好。在法国大使馆有人看了这部片子打来电话，也说不好。于是，就按吴德同志的意见写上了这句话。报告写好后，我让调查组先送外交部姬鹏飞部长审阅，因为有新闻司彭华同志的事。姬鹏飞部长审阅后，调查组即呈报给吴德同志。调查安东尼奥尼拍电影《中国》一事即告完成。此事后来也成为攻击我的罪状之一。孙忠凡去看吴德同志时说到：对电影《中国》的调查也成为郭玉峰的罪状之一。吴德同志说这算什么事，在我这里不算问题。
11、举办中央读书班，训练“九大”选出的年青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973年春天，毛主席批示：举办中央读书班。读书班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我和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同志负责，由中组部和总政各抽三人负责生活、组织学习、出简报等行政管理工作，辅导员由中央党校选派。主要训练“九大”选出来的年青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批委员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选出的，文化理论水平较低，也没有上层工作经验。为了培养这批年青干部（也有年龄大的如陈永贵同志），中央决定办短期读书班，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上层领导工作能力。学习内容和方法：学毛选五卷（当时还未定稿，先叫他们学习）和马列主义六本书。学习要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边读书学习，边参加一些部委的工作活动，参加会议等。以自学为主，辅导员适当地作些辅导。
11、举办中央读书班，训练“九大”选出的年青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1973年春天，毛主席批示：举办中央读书班。读书班由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具体工作由我和总政治部副主任魏伯亭同志负责，由中组部和总政各抽三人负责生活、组织学习、出简报等行政管理工作，辅导员由中央党校选派。主要训练“九大”选出来的年青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这批委员都是从工人农民中选出的，文化理论水平较低，也没有上层工作经验。为了培养这批年青干部（也有年龄大的如陈永贵同志），中央决定办短期读书班，提高他们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和上层领导工作能力。学习内容和方法：学毛选五卷（当时还未定稿，先叫他们学习）和马列主义六本书。学习要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边读书学习，边参加一些部委的工作活动，参加会议等。以自学为主，辅导员适当地作些辅导。
对毛选五卷要求通读一遍，然后重点读。每期读书占50％的时间，另50％的时间参加中央、国务院一些部、委（第二、三、四期中军队学员参加军委，总参，总政、军兵种）的工作和运动（批林批孔）。参加会议只听不表态、不发言。对工作只是看、听、学，不发表意见。看别人如何工作，以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和领导水平。如果有什么意见，可由小组写出报告材料直报中央，不送我。学习结束时，每人写一篇心得。读书班第一期主要是地方的二十几名工、农中委和候补中委，如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等；第二、三、四期增加军队的年青中委、候补中委。第三、四期还增加了地方和军队的几位老同志。有云南省委书记郭超、陕西省白志民，还有程子华等同志；军队有王建安、陈再道、任思忠等同志。学习中任思忠给中央写了一份他与林彪、黄永胜问题有牵连的事的检讨，在小组会上还作了自我批评。
程子华在读书班对我讲：读书班办的很好，我们既学习了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又学习工作、锻炼了身体，真像抗大一样。每期读书班的学习计划、小结、简报都送政治局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毛主席阅。开学和结业时，政治局领导都接见并讲话。第一期是周总理，对每个学员都点名询问，并作指示。第二期开学是李德生、王洪文。第三期是是叶剑英、纪登奎同志。最后一期是邓小平同志，在人大会堂福建厅讲课并作指示。
12、筹备并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上半年，中央筹备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纪登奎同志要我提个筹备工作小组名单，报中央批准。我提出的小组名单有周启才、孙中范、总政的田维新副主任，我为组长。主要职责是会务、起草代表名额分配方案、接待、安置代表住地等。这个筹备工作小组名单，呈纪登奎同志报中央批准后，即展开工作。十大中委、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是在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到各单位来说，有增有减，减的是林彪一伙及其与林彪事件有牵连而问题比较严重的，增的是解放出来的一些老同志，如邓小平、李井泉、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还有些年青的同志，如河南柳忠阳、北京高淑兰、马小六，云南朱克家，上海祝家耀、孙国权等。军队新增的由田维新同志代表总政提出。增减的候选人名单由各省、市、中直国家机关及军队分别提出后，经筹备工作小组收集汇总，送纪登奎同志审阅后，送王洪文审阅。再送周恩来同志最后审阅并批交中央讨论。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邓小平等讨论修改党章。许世友提出修改意见，张春桥反驳。许世友把眼睛一瞪，说：“你是干什么的，打断我的发言。”
1973年8月24日至29日，党的十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毛主席主持大会，周总理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进入选举议程时，王洪文代表毛主席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95名、候补中央委员124名。我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30日召开一中全会，选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全会前，周恩来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当提到王洪文为候选人时，许世友同志反对，他提议江青作候选人，会上为此争吵起来。开始我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有事不在场，田维新同志派人把我找回来听会，这时会上还在争吵。后经周恩来同志作工作，留王洪文作候选人，争吵才算结束。
13、竭力完成了中央领导赋予的解放老干部工作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解放老干部是中组部一项重大工作，为此，我尽职尽责，除解放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不含中央早已定性的干部）外，还完成了中央领导交办的解放老干部工作。
有一批被打倒的干部在九大以后陆续得到解放并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作或被分配其它工作、或等待分配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当时，中央没有统一要求，也没有明确的政策。中央一、二、三办即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中组部无权过问；各省、市的审查对象，由各省、市自己管。其省部级干部呈中组部业务组报中央审批。中直机关的部委领导干部及在部委审查解放的省、市级干部报中央请求解放的或中央批办的，经中组部业务组讨论上报中央审查。我只能管中组部、中监委两个机关在清队中查出有问题而又未列入中央专案的对象，在机关业务组研究解放意见，报中央审批。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解放老干部，不是中组部一家说了就算的，需要各方面做工作。如解放宁夏杨静仁同志的问题，宁夏的同志几次来北京，我都找他谈过，还专门派郗汉生同志到宁夏去找主要负责同志谈，他每次回答都是“解放杨静仁，宁夏人民不答应”。我们党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宁夏不上报，中组部根据什么报中央，中央又根据什么批呢？
中央组织部原有八位正、副部长（不含赵汉副部长，他在我来之前一年多就被迫自杀了）。其中安子文、李楚离、乔明甫、帅孟奇、陈野苹副部长等5人由中央审查（安、李、乔的问题，中央早在1966年通报全国的61个叛徒中已经定性）。曾涤、杨以希、李步新等3位副部长在我到中组部前都靠边站了。我到中组部后做了大量工作后都解放了，而且安排了工作。曾涤参加“五·七”干校领导小组；杨以希开始对他的问题看得过重，后经研究改为有错误解放后回四川分配工作；李步新结合为部里领导小组成员、任副部长。中监委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撤消了，原中监委领导人员除中央专案组的人外，有的离休养老，有的改行分配做别的工作，有的病故，如吴慨之、钱英、吴云甫、王维舟。机关人员即陆续分配了工作。
1973年7月X日，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电话通知说：你看中直机关有哪些干部可以解放，准备一下到中央来汇报。接到电话后，我即找高奇同志（机关干部）把中直机关可以解放的干部找各单位军代表了解一下情况，搞个材料，研究一下，准备向中央汇报。凡是没有历史问题的就可以解放，历史上有点小问题的也可以解放，如团中央候补书记王昭华、全总的钱俊瑞，等等。这次我们把中直机关40多名部级干部都列到了解放的名单中。
1973年7月27日下午，中央办公厅通知：今晚七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让你到会并汇报中直机关解放干部问题。我在会上汇报中直机关可解放的部委级干部，大体有40多名。这40多名干部中，除两名是中央通知61个叛徒中的人外，其余我们建议都可以解放。在具体汇报中，当汇报到团中央候补书记王昭华同志，过去在学校读书向国民党当局汇报过一个学生的问题，但属小的历史问题可以解放时，张春桥坚决不同意解放王昭华同志，他说：应定为变节行为。我再三说明是一点小问题，说清楚了不给处分，应解放。但张春桥坚决不同意。
12、筹备并参加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3年上半年，中央筹备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纪登奎同志要我提个筹备工作小组名单，报中央批准。我提出的小组名单有周启才、孙中范、总政的田维新副主任，我为组长。主要职责是会务、起草代表名额分配方案、接待、安置代表住地等。这个筹备工作小组名单，呈纪登奎同志报中央批准后，即展开工作。十大中委、候补中委候选人名单是在九大中委、候补中委基础上提出的，具体到各单位来说，有增有减，减的是林彪一伙及其与林彪事件有牵连而问题比较严重的，增的是解放出来的一些老同志，如邓小平、李井泉、王稼祥、谭震林、叶飞……等。还有些年青的同志，如河南柳忠阳、北京高淑兰、马小六，云南朱克家，上海祝家耀、孙国权等。军队新增的由田维新同志代表总政提出。增减的候选人名单由各省、市、中直国家机关及军队分别提出后，经筹备工作小组收集汇总，送纪登奎同志审阅后，送王洪文审阅。再送周恩来同志最后审阅并批交中央讨论。
有一次，周恩来同志找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邓小平等讨论修改党章。许世友提出修改意见，张春桥反驳。许世友把眼睛一瞪，说：“你是干什么的，打断我的发言。”
1973年8月24日至29日，党的十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249人。毛主席主持大会，周总理作政治报告，王洪文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进入选举议程时，王洪文代表毛主席投票，选出中央委员195名、候补中央委员124名。我当选为中央委员。8月30日召开一中全会，选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全会前，周恩来同志召集会议，讨论党的副主席候选人，当提到王洪文为候选人时，许世友同志反对，他提议江青作候选人，会上为此争吵起来。开始我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有事不在场，田维新同志派人把我找回来听会，这时会上还在争吵。后经周恩来同志作工作，留王洪文作候选人，争吵才算结束。
13、竭力完成了中央领导赋予的解放老干部工作
叶剑英同志说：老干部“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解放老干部是中组部一项重大工作，为此，我尽职尽责，除解放中组部、中监委干部（不含中央早已定性的干部）外，还完成了中央领导交办的解放老干部工作。
有一批被打倒的干部在九大以后陆续得到解放并参加了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作或被分配其它工作、或等待分配工作。对于这项工作，当时，中央没有统一要求，也没有明确的政策。中央一、二、三办即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中组部无权过问；各省、市的审查对象，由各省、市自己管。其省部级干部呈中组部业务组报中央审批。中直机关的部委领导干部及在部委审查解放的省、市级干部报中央请求解放的或中央批办的，经中组部业务组讨论上报中央审查。我只能管中组部、中监委两个机关在清队中查出有问题而又未列入中央专案的对象，在机关业务组研究解放意见，报中央审批。
我说这些是想说明：解放老干部，不是中组部一家说了就算的，需要各方面做工作。如解放宁夏杨静仁同志的问题，宁夏的同志几次来北京，我都找他谈过，还专门派郗汉生同志到宁夏去找主要负责同志谈，他每次回答都是“解放杨静仁，宁夏人民不答应”。我们党有严格的组织原则，宁夏不上报，中组部根据什么报中央，中央又根据什么批呢？
中央组织部原有八位正、副部长（不含赵汉副部长，他在我来之前一年多就被迫自杀了）。其中安子文、李楚离、乔明甫、帅孟奇、陈野苹副部长等5人由中央审查（安、李、乔的问题，中央早在1966年通报全国的61个叛徒中已经定性）。曾涤、杨以希、李步新等3位副部长在我到中组部前都靠边站了。我到中组部后做了大量工作后都解放了，而且安排了工作。曾涤参加“五·七”干校领导小组；杨以希开始对他的问题看得过重，后经研究改为有错误解放后回四川分配工作；李步新结合为部里领导小组成员、任副部长。中监委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就撤消了，原中监委领导人员除中央专案组的人外，有的离休养老，有的改行分配做别的工作，有的病故，如吴慨之、钱英、吴云甫、王维舟。机关人员即陆续分配了工作。
1973年7月X日，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电话通知说：你看中直机关有哪些干部可以解放，准备一下到中央来汇报。接到电话后，我即找高奇同志（机关干部）把中直机关可以解放的干部找各单位军代表了解一下情况，搞个材料，研究一下，准备向中央汇报。凡是没有历史问题的就可以解放，历史上有点小问题的也可以解放，如团中央候补书记王昭华、全总的钱俊瑞，等等。这次我们把中直机关40多名部级干部都列到了解放的名单中。
1973年7月27日下午，中央办公厅通知：今晚七时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让你到会并汇报中直机关解放干部问题。我在会上汇报中直机关可解放的部委级干部，大体有40多名。这40多名干部中，除两名是中央通知61个叛徒中的人外，其余我们建议都可以解放。在具体汇报中，当汇报到团中央候补书记王昭华同志，过去在学校读书向国民党当局汇报过一个学生的问题，但属小的历史问题可以解放时，张春桥坚决不同意解放王昭华同志，他说：应定为变节行为。我再三说明是一点小问题，说清楚了不给处分，应解放。但张春桥坚决不同意。
僵持不下。这时叶剑英同志站起来在会议室踱了几步，出口成章赋诗一首：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拉骡人，驱驮赴前敌。这样政治局让我找团中央再议一议。当汇报到全国妇联书记罗琼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贴大字报反蔡畅、邓颖超已作了检讨可以解放时，有的同志讲妇联的军代表是谁，看来他们太右倾了。因此，罗琼同志也未能解放。当汇报到谭震林同志在抗战开始时带一个手枪班去新四军，路经某地被国民党军队缴了枪，经交涉又把枪要了回来，可以解放时，江青起来大喊“打倒谭震林”的口号。因此，周总理指示把这一情况弄清楚再解放。
接着，中央专案组的范化民、杨世荣，国务院政工组的吴庆彤同志他们汇报情况。吴庆彤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国务院正、副部长的问题，共有20多名，有严重问题的定性处理，没有问题的即解放、使用。对原卫生部长钱信忠的解放，对二机部刘杰叛徒的结论意见，对卫生部贺彪问题的结论意见等，会上原则同意他们的汇报。但周恩来同志指示：国务院政工组的吴庆彤、贾鲁峰同志会同中组部、公安部研究一下再定。
接着，中央专案组的范化民、杨世荣，国务院政工组的吴庆彤同志他们汇报情况。吴庆彤同志在会上汇报了国务院正、副部长的问题，共有20多名，有严重问题的定性处理，没有问题的即解放、使用。对原卫生部长钱信忠的解放，对二机部刘杰叛徒的结论意见，对卫生部贺彪问题的结论意见等，会上原则同意他们的汇报。但周恩来同志指示：国务院政工组的吴庆彤、贾鲁峰同志会同中组部、公安部研究一下再定。
会后，中组部郑屏年、公安部李震、国务院吴庆彤、贾鲁峰一起经几次研究后，贾即要求中组部通知有关单位，向他们说明对这些人的审查结论，处理意见中央已经批准。但我考虑吴、贾、郑等人研究后尚未报告周总理，不宜通知。事实证明不通知是正确的。外交部干部的解放，康生不叫管。他说外事干部中组部不要管。当然，总理批了叫管的，李先念批示叫管的，我就一定去办，而且力争办好。省、市、自治区报的要解放的干部，经中央批给中组部办的，也要竭尽全力办好。如：
程子华，他在西南局对李井泉同志是有错误的，但鉴于他检讨认识了错误，又无其它问题，所以，收到四川对程的审查报告后，我即写报告呈报中央给予解放。
舒同，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委在审查报告中说：他在白区蒋介石军队当过帮写（文书之类），少尉军衔。我们看后，认为这个历史问题不大，又是搞文书工作，对党没什么伤害，提议不给处分，报中央审批。周总理看后，在报告上批示应给处分。我们再次报总理，还是不给处分好，总理同意了。
贺龙元帅的复查。贺龙同志是中央专案组二办（军队）审查的。关于蒋介石派人到根据地去策反贺龙的问题，二办给贺龙定了性，上报中央。周总理看后，指示中组部核查。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全面复查了贺龙的材料，发现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二办没用。据说用了怕领导批评二办右倾，为贺龙说话。这份材料是从敌伪档案中查出的，是蒋介石对派去策反贺龙被贺龙枪决了的那个人的嘉奖令。凭这份材料就足以证明贺龙同志立场坚定、敌我界线分明，根本谈不上叛徒。中央根据我们的报告，还给了贺龙同志一个清白。在贺龙同志追悼会上周总理讲了话并指示我要录音，见报。
吕正操同志的解放。纪登奎同志说：他听过专案组的汇报，说吕正操一是反毛主席，根据是他曾经讲过在延安有人骂毛主席，二是在华北抗战初期，国民党鹿钟麟给吕正操的委任状。纪登奎同志要求中组部对吕的问题进行复查。我们按照纪登奎同志的要求，对吕正操同志的问题一一进行了研究、复查。复查后认为：关于骂毛主席的问题不能成立，因为毛主席在延安为骂他的问题还表扬过老百姓，那时我们征税太重了，老百姓不满意。关于委任状的问题，那是因为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同志也知道。我们把复查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很快就批准解放了吕正操同志。
胡乔木同志，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胡乔木同志虽未隔离监护，但一直因历史疑点而靠边站，受“背靠背”审查。1971年春，中组部接到周总理批件，是中央专案组对胡进行了长时间“背靠背”审查后，拟同本人当面核实问题，又不愿以专案组的名义出现，便报请总理批准，由中组部协助并以中组部名义同其面谈。我派军代表马军同志去参与此事。主要疑点是所谓1933年被捕并暴露身份问题。与本人见面后，胡断然否认他历史上有被捕问题。马军在接触专案组的调查材料中，发现以前专案组与造反派的调查有逼供信问题，材料不可靠。既然要我们参与此事的查证，我们就要做负责的调查核实工作。经协商，中组部与专案组共同赴苏北盐城进行联合调查。这次调查不让造反派参加。经向原来供述胡于1933年在盐城被捕向敌人暴露了身份的人反复交代政策，允许他说真话，该人终于打消了顾虑，推翻了原来的口供，否认胡有被捕一事。基于上述情况，自然应解除怀疑。双方一致认为胡乔木同志所谓被捕叛变问题应予否定。
程子华，他在西南局对李井泉同志是有错误的，但鉴于他检讨认识了错误，又无其它问题，所以，收到四川对程的审查报告后，我即写报告呈报中央给予解放。
舒同，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委在审查报告中说：他在白区蒋介石军队当过帮写（文书之类），少尉军衔。我们看后，认为这个历史问题不大，又是搞文书工作，对党没什么伤害，提议不给处分，报中央审批。周总理看后，在报告上批示应给处分。我们再次报总理，还是不给处分好，总理同意了。
贺龙元帅的复查。贺龙同志是中央专案组二办（军队）审查的。关于蒋介石派人到根据地去策反贺龙的问题，二办给贺龙定了性，上报中央。周总理看后，指示中组部核查。我们按照总理的指示，全面复查了贺龙的材料，发现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材料二办没用。据说用了怕领导批评二办右倾，为贺龙说话。这份材料是从敌伪档案中查出的，是蒋介石对派去策反贺龙被贺龙枪决了的那个人的嘉奖令。凭这份材料就足以证明贺龙同志立场坚定、敌我界线分明，根本谈不上叛徒。中央根据我们的报告，还给了贺龙同志一个清白。在贺龙同志追悼会上周总理讲了话并指示我要录音，见报。
吕正操同志的解放。纪登奎同志说：他听过专案组的汇报，说吕正操一是反毛主席，根据是他曾经讲过在延安有人骂毛主席，二是在华北抗战初期，国民党鹿钟麟给吕正操的委任状。纪登奎同志要求中组部对吕的问题进行复查。我们按照纪登奎同志的要求，对吕正操同志的问题一一进行了研究、复查。复查后认为：关于骂毛主席的问题不能成立，因为毛主席在延安为骂他的问题还表扬过老百姓，那时我们征税太重了，老百姓不满意。关于委任状的问题，那是因为与国民党搞统一战线，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同志也知道。我们把复查情况报告了中央，中央很快就批准解放了吕正操同志。
胡乔木同志，八届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胡乔木同志虽未隔离监护，但一直因历史疑点而靠边站，受“背靠背”审查。1971年春，中组部接到周总理批件，是中央专案组对胡进行了长时间“背靠背”审查后，拟同本人当面核实问题，又不愿以专案组的名义出现，便报请总理批准，由中组部协助并以中组部名义同其面谈。我派军代表马军同志去参与此事。主要疑点是所谓1933年被捕并暴露身份问题。与本人见面后，胡断然否认他历史上有被捕问题。马军在接触专案组的调查材料中，发现以前专案组与造反派的调查有逼供信问题，材料不可靠。既然要我们参与此事的查证，我们就要做负责的调查核实工作。经协商，中组部与专案组共同赴苏北盐城进行联合调查。这次调查不让造反派参加。经向原来供述胡于1933年在盐城被捕向敌人暴露了身份的人反复交代政策，允许他说真话，该人终于打消了顾虑，推翻了原来的口供，否认胡有被捕一事。基于上述情况，自然应解除怀疑。双方一致认为胡乔木同志所谓被捕叛变问题应予否定。
中组部照此向总理、中央写了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胡乔木同志终于得以昭雪，出来工作。张爱萍同志，总参副总参谋长；黄新亭，成都军区司令员。张、黄是军队审查的，因为军队中某些人长期揪着不放，总理批给中组部审查处理。我们接过来后，立即组织审阅，从军队专案组调来对他俩的审查材料，进行分析核实，认为张、黄二人都无历史问题，在工作中虽有某些问题，也定不了什么。我们即写报告提议解放，送总理、中央后，很快就批下来解放了张、黄二位。
谷牧同志，曾因天津市一名特务姓名与谷牧曾用过的名字相同，在运动中被他们单位审查，久拖不决。周总理批给中组部调查。经我们查证谷牧历史清白，天津市那个特务只是与谷牧曾用的姓名相同，与谷牧无任何关系。据此我们报请总理、中央予以解放。
在第一批解放分配工作的干部中，还有李井泉、张承先、权星坦、张平化、黄欧东、杨春甫、霍士廉、季大章、赵紫阳、邵井蛙……等等，经中组部审查报请总理、中央后，几乎都批准解放，安排工作了。
14、协助广播事业局举办批林整风学习班
1974年1月，中央决定举办广播事业局批林整风学习班。领导小组成员有天津王曼恬（女）、广播局副局长王寿任、中联部一年青干部李XX。这几个人都是中央确定的小组成员。有一天晚上，纪登奎同志和王洪文找我到人大会堂福建厅，让我也参加领导小组工作，协助广播事业局搞几个月批林整风学习班。任务是清理与林彪有牵连的事。学习班学员有：广播事业局军代表刘XX（兰州军区派出的），戴征远同志（后勤学院教研室副主任），他在学习班检查中有两个错误，一是把广播事业局从西德买的录音机，送给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一部；二是批准布置安东尼奥尼拍摄电影《中国》。这片子很坏，丑化中国。学习班结束后，处理了几个人，给戴征远同志党内警告处分，退回部队，还处理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事后证明，领导批林整风学习班工作是正确的。健全了广播事业局领导班子，调新华社副社长邓岗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王寿仁、董林同志任副局长。
15、组织中组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4年1月25日，周总理召开中直、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周总理说：我们落后了一步，三总部及军委直属单位都开大会了，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接着，谢静宜、迟群作典型发言。会后，各单位即开展批林批孔，批什么兴灭国，举逸民，评法批儒，什么儒家法家……等等。
中组部也按布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些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黄永胜派来的，给黄永胜送大米、给林立果选妃子……等。为此，我曾向提意见的人保证：你们先去查，如果查出我有这些问题，你们可以把我弄去戴高帽子、游街。后经调查，我根本没干过这种事，也不知道这种事。陈锡联同志也证明，郭玉峰没办过这些事。后来，机关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紧跟周总理，对陈伯达专案情况只报告周总理，不报告康生同志，对康生搞封锁……。当时，我给负责中组部运动的张云明同志说：陈伯达专案情况，我向总理报告是对的，请示总理也是对的。他们给我贴大字报、提意见都行，但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不能反总理，让他好好掌握这一情况。不久，空军掀起了一股反李德生的风，贴了不少大字报。这时，有人就把我往李德生一边推，给我贴大字报，批我紧跟李德生同志。但事实终究是事实，造谣经不起实践检验，不久就烟消云散、真相大白了。
16、为党中央、毛主席解决与林彪事件有牵连人的问题准备材料
1974年5月初，纪登奎同志通知我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各大军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有的领导同志与林彪事件有牵连。中央准备开会，解决这个问题。王洪文副主席叫你选几个准备材料的人。先搞个名单送去审批。我按纪登奎同志通知精神，从中组部选了高慈民、李麟章，中央专案组王志民，中央办公厅魏金木、李鑫、周启才、王天增、江海涛等8位同志。
5月10日，王洪文在钓鱼台二楼召集上述同志开会。王洪文说：毛主席要看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刘兴元、任思忠，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政委杜平等几个同志与林彪有关的事。中央准备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先准备材料印呈毛主席。郭玉峰是小组召集人、抓总。办公地点在钓鱼台二楼（后搬到三楼）。会后，我根据王洪文的要求，召集小组人员研究了整理材料的方法步骤、材料来源、人员分工、具体要求等事宜。第一步看材料，第二步整理、研究上报。材料来源：一是广州军区党委上报的批林批孔材料；二是福建“四联会”（即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福州军区党委联席批林批孔会议）上报的材料；三是林彪专案组、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材料；四是个别单位、个人揭发送来的材料。人员分工：王志民、王天增、魏金木三同志整理丁盛、刘兴元、任思忠、许世友、杜平等同志的材料；高慈民、李麟章同志整理韩先楚同志的材料；李鑫、周启才参加定稿研究。具体要求是：整理材料时，只摘录材料，作客观反映，不加观点，不加评语、断语。对摘录的材料不负责核实，材料的真实程度由上报单位负责。
每个人的材料采取一事一摘的办法整理，每整理出一份小组即研究一份。研究时，由整理材料的同志汇报这个材料是根据那份报告整理、摘抄的、有无夸大或遗漏事实、能否反映报告单位揭露的问题。每研究一份即印清样送王洪文阅，然后呈送毛主席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一份。
在整理材料过程中，王洪文转来一份有关李伟信（9·13叛逃未遂）与田普（许世友爱人）来往的材料，因为他未叫整理，所以我们也就只看看就退给他了。整理材料工作，大约在7月中旬就结束了，可王洪文说：给每个人整理一份综合的。我说：没法整。也就没有整理了。
9月份，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由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参加，解决大军区领导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会前，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整理的材料分头找他们个别谈话。纪登奎同志为了弄清材料，事先找材料组的同志进行了研究，然后才找韩先楚谈话。邓小平同志找许世友、杜平谈话。许、杜的材料不多，有的材料是杜平给林彪的工作报告，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叶剑英找丁盛、刘兴元谈话。第一天的会，第一个人发言、检查完了就通过了，第二个人即接着发言，会开得很顺利。毛主席看了第一天的会议简报后批示：会上，个人检查其他同志不要插话，发言结束还要鼓掌。还说：整理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还是那些老问题，没有新内容。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对有牵连的人和事，个人作了检查，提高了认识，清理了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17、派工作组赴浙江进行整党试点工作
1974年下半年，浙江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出面，指定造反派头头张永生、贺贤春、翁鹤森列席省委常委会，控制了“批林批孔”的领导权。先是狠批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搞复辟回潮，把领导权抓到手，接着就借机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全省不到3个月，突击发展党员3万6千多人，突击提干约9千人。两派的派性斗争也大肆发作起来，使一些工厂停工、停产，形势非常紧张，把浙江搞得很乱。
1975年2月，毛主席了解到浙江在批林批孔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双突”问题，即决心要解决浙江的问题。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之前，我派人去浙江调查。调查证明：张永生一派派性发作，使杭棉等工厂停工、停产；大搞“双突”，搞什么法家党、儒家党，把共产党员分为法家党员、儒家党员，倒退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反谭启龙也是错误的。我们把调查情况写出报告呈报给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们的调查报告不错，可有人不满意啊（意指王洪文，因为他是支持省联总张永生等人的）！后来，中央确定浙江作为整党试点，由中组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工作组，赴浙江帮助省委进行整党。我派王英、袁木等几位同志参加。不久，邓小平同志约谈纪登奎同志，问他：浙江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同志回答说有两条：一是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暴露在社会上；二是要保谭启龙，不然又会层层揪领导干部。重点是解决几个造反派头头的问题。
解决浙江问题的方针确定以后，王洪文、纪登奎同志和我一起赴浙江，在工作组先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省委工作会议。在会上，大批了资产阶级派性，严肃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张永生等造反派头头。接着，就叫袁木、王英同志进住杭丝联整顿。经几个月的整顿，消除了派性，形势好转，杭棉二厂、齿轮箱厂等单位恢复了生产。此后，纪登奎同志让工作组，会同浙江省委起草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并于7月15日乘专机回北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十分高兴，让纪登奎同志迅速报告小平同志。当晚，邓小平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纪登奎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汇报，同意将浙江解决“双突”的文件转发全党。文件于7月16日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批准了这个文件。7月17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转发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中央16号文件下发后，揭开了全国整党工作的序幕。不少单位即开始整党试点工作。
18、组织筹备工作小组，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党的十大闭幕不久，中央决定筹备四届人大工作。中央政治局由纪登奎、华国锋、乌兰夫、陈锡联、吴德同志组成中央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和人大常委的推荐工作。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决定由党、政、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与组织工作小组的具体工作。纪登奎同志指示，要我搞个筹备工作小组，先提个名单和工作任务报中央审批。我提出报中央审批的名单有：国务院吴庆彤，统战部李金德、童小鹏，中办周启才及总政治部魏伯亭，中组部是我。我负责牵头。具体工作人员由有关单位抽调，中组部孙中范、李麟章，国务院范民新、朱雨滋，总政李汉荣，统战部沙里。下分秘书组、人事组、会务组。值班室设在中南海武成殿。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有序地进行。73年11月，突然发生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中央决定筹备工作暂停进行。
1974年10月，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继续进行，值班室设在紫光阁。筹备小组在中央四届人大工作小组领导下工作。对人大代表名额、审查等工作由纪登奎同志掌握审阅后报中央审批；政府工作报告由刘西尧等同志负责起草，由总理直接掌握审阅，经中央讨论议定。对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列，讨论多次都定不下来。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周总理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安排一些老干部进人大常委会。经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一些解放不久在国庆节前后刚刚见报的老干部和知识界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选人，如吕正操、梁必业、陈再道等。最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在毛主席已经明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名单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关于“其它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的指示，从1974年11月开始酝酿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在动了大手术之后，不顾自己极其衰弱的身体状况，在305医院的病房里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同志分别谈话，酝酿协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12月21日，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在毛主席已经确定“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人大常务委员长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出了其他副总理、副委员长人选的初步名单。
方案中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总理设想国务院设顾问，还是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周到、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面总理想通过四届人大尽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尽量体现毛主席当时对人事安排的意图。
至于人大常委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总理、纪登奎同志叫我们筹备小组提出意见。具体作法是：国务院由国务院政工组和吴庆彤同志提出交国务院研究，报周总理审阅后提出；中直、各省市由中组部与各省、市商量后提出；各民主党派由统战部李金德、童小鹏提出；军队由总政魏伯亭提出。筹备小组把以上各单位报上来的名单综合起来，与纪登奎同志研究后，由我到政治局汇报。在汇报中，当我汇报到吕正操、谭震霖、李井泉、乌兰夫、伍修权、罗青长等同志时，张春桥发火了，他质问我说：你们为什么选那么多老的？我回答说：这些老同志应该妥善安排工作；有些年岁大了，不做具体工作，可以做些重大的原则性工作；另外，按老中青三结合原则，也应该安排他们适当工作。后经其他政治局领导的积极努力，总算通过了。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撑着重病的身子，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重要的谈话，并且确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至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做出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决策，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月27日，周总理带着“人事安排方案”回到北京。12月28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几次谈话的问题。
12月2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几次谈话内容，并将经过毛主席调整同意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周总理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同志说：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他们两人商量江苏董加耕是个人选。纪登奎同志就通知我，让我派人到南京把董接到北京。董到北京后，纪登奎、吴德和我一起与董谈了话。董是全国知名的返乡务农典型，事迹感人，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本来是个合适的人选。但在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反许世友一派的，这本来不算什么问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成为一个问题。纪登奎同志把谈话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孙健当国务院副总理是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决定的。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届二中全会报到，纪登奎同志通知我去京西宾馆，找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说明中央让天津市委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我告诉解学恭同志后，解当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员开会，并电话同天津的主要领导交换意见，市委一致同意推荐孙健，并且当天就把孙的档案材料送给了我，我即就转呈纪登奎并周总理。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工人，从学徒工干起，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厂团委副书记、厂武装部副部长、厂党委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机局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市委常委，当时任天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看了简历，同意将孙健作为副总理人选。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经毛主席批准，直接列入提交二中全会讨论的国院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1975年1月3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
1月8日至10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名单》、《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人选名单》等四个名单。讨论通过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周总理在1月10日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传达了毛主席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
1月11日，纪登奎同志在紫光阁召开了最后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对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做了总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年之久，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开幕了。
19、代中央起草整党工作指示文件
1975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了浙江、河南解决“双突”问题的汇报。邓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后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但整党是整顿的核心。而整党首先是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浙江、河南已经取得整党的初步经验，建议中组部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8月24日纪登奎同志召集中组部的正、副部长及组织组负责人孙中范、调研组负责人王英开会。会上，除了传达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外，还说：“‘双突’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有些‘反潮流分子’，实际上是一批流氓无产者，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这个情况不仅浙江有，河南有，福建有，江西有，在全国怎么样我不太清楚。这次浙江问题解决了，取得了一点经验。中央决定全国今冬明春把党整顿一下。中组部要在国庆节前进一步做些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
根据中央和纪登奎同志的意见，我在9月中旬召开了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个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吉林、宁夏三个省区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并着手组织力量起草《整党工作指示》。纪登奎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材料，不很满意。10月20日他再次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强调：“中央交给中组部办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主要的，不能党不管党，要把党管起来。当前中组部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整党工作。原定召开省委书记会议讨论整党问题，现在开不成了。你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了解全国情况，向中央写出报告。”纪登奎同志还对我们代中央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逐条逐条地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们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思想整纯的重点。“批林批孔”以来，各地帮派力量猖狂，拉山头，搞串连，违法乱纪，以派压党，派性高于一切。这次整党就是要消除派性，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恢复党的传统作风。第二，彻底纠正违反党章规定的“双突”问题。文件明确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一年的实践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不具备条件的除名，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对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第三，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党性强，敢抓工作的领导干部进班子。
遗憾的是，当我们正在根据纪登奎同志的意见修改这个整党文件时，形势就发生了急骤的变化。1975年11月，毛泽东批评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开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这时，由于对中央的精神吃不准，这个文件的修改工作也只好停下来。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组部直接抓的浙江、河南几个整党试点单位开始乱了起来，一些帮派分子乘机来京上访，说整党打击了新生力量，要翻整党的案。浙江的一些帮派分子在中组部院内围攻静坐数日，闹得我们中组部昼夜不得安宁。无奈之下我请示纪登奎同志，他明确答复：“整党没有错，不要理他们，要沉住气，动员他们回去。”当时，河南洛阳轴承厂的整党试点尚未结束，就进行不下去了，中组部派的工作组也只好撤回。
特别是1976年1月，一位知名人士给毛主席写信，为浙江的帮派头头张永生申诉，说整党冤枉了他，为他叫苦，说他如何困难，病得厉害等等。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对张安排好生活，生活困难要给补助。”说实在的，我们中组部几个参加整党的同志都想不通，一致认为整党是正确的，处理张永生没有错。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须照办。我们反复研究后决定，还是不能给张永生平反，既然有病，决定把他安排在天津一个医院治疗。“四人帮”对我们中组部的作法大为不满，直接插手把张永生接到北京。江青、王洪文接见了他，让他揭发纪登奎、谭启龙同志。
谷牧同志，曾因天津市一名特务姓名与谷牧曾用过的名字相同，在运动中被他们单位审查，久拖不决。周总理批给中组部调查。经我们查证谷牧历史清白，天津市那个特务只是与谷牧曾用的姓名相同，与谷牧无任何关系。据此我们报请总理、中央予以解放。
在第一批解放分配工作的干部中，还有李井泉、张承先、权星坦、张平化、黄欧东、杨春甫、霍士廉、季大章、赵紫阳、邵井蛙……等等，经中组部审查报请总理、中央后，几乎都批准解放，安排工作了。
14、协助广播事业局举办批林整风学习班
1974年1月，中央决定举办广播事业局批林整风学习班。领导小组成员有天津王曼恬（女）、广播局副局长王寿任、中联部一年青干部李XX。这几个人都是中央确定的小组成员。有一天晚上，纪登奎同志和王洪文找我到人大会堂福建厅，让我也参加领导小组工作，协助广播事业局搞几个月批林整风学习班。任务是清理与林彪有牵连的事。学习班学员有：广播事业局军代表刘XX（兰州军区派出的），戴征远同志（后勤学院教研室副主任），他在学习班检查中有两个错误，一是把广播事业局从西德买的录音机，送给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一部；二是批准布置安东尼奥尼拍摄电影《中国》。这片子很坏，丑化中国。学习班结束后，处理了几个人，给戴征远同志党内警告处分，退回部队，还处理了几个造反派头头。事后证明，领导批林整风学习班工作是正确的。健全了广播事业局领导班子，调新华社副社长邓岗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王寿仁、董林同志任副局长。
15、组织中组部开展批林整风运动
1974年1月25日，周总理召开中直、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会上，周总理说：我们落后了一步，三总部及军委直属单位都开大会了，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接着，谢静宜、迟群作典型发言。会后，各单位即开展批林批孔，批什么兴灭国，举逸民，评法批儒，什么儒家法家……等等。
中组部也按布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有些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是黄永胜派来的，给黄永胜送大米、给林立果选妃子……等。为此，我曾向提意见的人保证：你们先去查，如果查出我有这些问题，你们可以把我弄去戴高帽子、游街。后经调查，我根本没干过这种事，也不知道这种事。陈锡联同志也证明，郭玉峰没办过这些事。后来，机关有人给我贴大字报，说我紧跟周总理，对陈伯达专案情况只报告周总理，不报告康生同志，对康生搞封锁……。当时，我给负责中组部运动的张云明同志说：陈伯达专案情况，我向总理报告是对的，请示总理也是对的。他们给我贴大字报、提意见都行，但不能给总理贴大字报，不能反总理，让他好好掌握这一情况。不久，空军掀起了一股反李德生的风，贴了不少大字报。这时，有人就把我往李德生一边推，给我贴大字报，批我紧跟李德生同志。但事实终究是事实，造谣经不起实践检验，不久就烟消云散、真相大白了。
16、为党中央、毛主席解决与林彪事件有牵连人的问题准备材料
1974年5月初，纪登奎同志通知我说：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各大军区在批林整风运动中，揭发出有的领导同志与林彪事件有牵连。中央准备开会，解决这个问题。王洪文副主席叫你选几个准备材料的人。先搞个名单送去审批。我按纪登奎同志通知精神，从中组部选了高慈民、李麟章，中央专案组王志民，中央办公厅魏金木、李鑫、周启才、王天增、江海涛等8位同志。
5月10日，王洪文在钓鱼台二楼召集上述同志开会。王洪文说：毛主席要看广州军区司令丁盛、刘兴元、任思忠，福州军区司令韩先楚，南京军区司令许世友、政委杜平等几个同志与林彪有关的事。中央准备开会解决这个问题，你们先准备材料印呈毛主席。郭玉峰是小组召集人、抓总。办公地点在钓鱼台二楼（后搬到三楼）。会后，我根据王洪文的要求，召集小组人员研究了整理材料的方法步骤、材料来源、人员分工、具体要求等事宜。第一步看材料，第二步整理、研究上报。材料来源：一是广州军区党委上报的批林批孔材料；二是福建“四联会”（即省委、省革委、省军区、福州军区党委联席批林批孔会议）上报的材料；三是林彪专案组、中央办公厅送来的材料；四是个别单位、个人揭发送来的材料。人员分工：王志民、王天增、魏金木三同志整理丁盛、刘兴元、任思忠、许世友、杜平等同志的材料；高慈民、李麟章同志整理韩先楚同志的材料；李鑫、周启才参加定稿研究。具体要求是：整理材料时，只摘录材料，作客观反映，不加观点，不加评语、断语。对摘录的材料不负责核实，材料的真实程度由上报单位负责。
每个人的材料采取一事一摘的办法整理，每整理出一份小组即研究一份。研究时，由整理材料的同志汇报这个材料是根据那份报告整理、摘抄的、有无夸大或遗漏事实、能否反映报告单位揭露的问题。每研究一份即印清样送王洪文阅，然后呈送毛主席和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各一份。
在整理材料过程中，王洪文转来一份有关李伟信（9·13叛逃未遂）与田普（许世友爱人）来往的材料，因为他未叫整理，所以我们也就只看看就退给他了。整理材料工作，大约在7月中旬就结束了，可王洪文说：给每个人整理一份综合的。我说：没法整。也就没有整理了。
9月份，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由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各省省委第一书记参加，解决大军区领导与林彪有牵连的人和事。会前，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整理的材料分头找他们个别谈话。纪登奎同志为了弄清材料，事先找材料组的同志进行了研究，然后才找韩先楚谈话。邓小平同志找许世友、杜平谈话。许、杜的材料不多，有的材料是杜平给林彪的工作报告，是正常的工作关系。叶剑英找丁盛、刘兴元谈话。第一天的会，第一个人发言、检查完了就通过了，第二个人即接着发言，会开得很顺利。毛主席看了第一天的会议简报后批示：会上，个人检查其他同志不要插话，发言结束还要鼓掌。还说：整理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还是那些老问题，没有新内容。会议结束后，毛主席说：这个会议开得很好，对有牵连的人和事，个人作了检查，提高了认识，清理了自己，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17、派工作组赴浙江进行整党试点工作
1974年下半年，浙江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出面，指定造反派头头张永生、贺贤春、翁鹤森列席省委常委会，控制了“批林批孔”的领导权。先是狠批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搞复辟回潮，把领导权抓到手，接着就借机大搞“双突”，突击入党，突击提干。全省不到3个月，突击发展党员3万6千多人，突击提干约9千人。两派的派性斗争也大肆发作起来，使一些工厂停工、停产，形势非常紧张，把浙江搞得很乱。
1975年2月，毛主席了解到浙江在批林批孔中出现的问题，特别是“双突”问题，即决心要解决浙江的问题。在中央解决浙江问题之前，我派人去浙江调查。调查证明：张永生一派派性发作，使杭棉等工厂停工、停产；大搞“双突”，搞什么法家党、儒家党，把共产党员分为法家党员、儒家党员，倒退到了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反谭启龙也是错误的。我们把调查情况写出报告呈报给中央。邓小平同志对我说：你们的调查报告不错，可有人不满意啊（意指王洪文，因为他是支持省联总张永生等人的）！后来，中央确定浙江作为整党试点，由中组部、国务院有关部委组成工作组，赴浙江帮助省委进行整党。我派王英、袁木等几位同志参加。不久，邓小平同志约谈纪登奎同志，问他：浙江的问题怎么解决？纪登奎同志回答说有两条：一是不能把中央内部的矛盾暴露在社会上；二是要保谭启龙，不然又会层层揪领导干部。重点是解决几个造反派头头的问题。
解决浙江问题的方针确定以后，王洪文、纪登奎同志和我一起赴浙江，在工作组先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召开了省委常委会、省委工作会议。在会上，大批了资产阶级派性，严肃处理了违法乱纪的张永生等造反派头头。接着，就叫袁木、王英同志进住杭丝联整顿。经几个月的整顿，消除了派性，形势好转，杭棉二厂、齿轮箱厂等单位恢复了生产。此后，纪登奎同志让工作组，会同浙江省委起草了《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并于7月15日乘专机回北京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听后十分高兴，让纪登奎同志迅速报告小平同志。当晚，邓小平同志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纪登奎同志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汇报，同意将浙江解决“双突”的文件转发全党。文件于7月16日报送毛主席，毛主席当天就批准了这个文件。7月17日，党中央下发了中共中央（1975）16号文件，转发浙江省委《关于正确处理突击发展的党员和突击提拔的干部的请示报告》。中央16号文件下发后，揭开了全国整党工作的序幕。不少单位即开始整党试点工作。
18、组织筹备工作小组，准备召开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党的十大闭幕不久，中央决定筹备四届人大工作。中央政治局由纪登奎、华国锋、乌兰夫、陈锡联、吴德同志组成中央组织工作小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选举和人大常委的推荐工作。为了协调各方面的工作，中央决定由党、政、军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参与组织工作小组的具体工作。纪登奎同志指示，要我搞个筹备工作小组，先提个名单和工作任务报中央审批。我提出报中央审批的名单有：国务院吴庆彤，统战部李金德、童小鹏，中办周启才及总政治部魏伯亭，中组部是我。我负责牵头。具体工作人员由有关单位抽调，中组部孙中范、李麟章，国务院范民新、朱雨滋，总政李汉荣，统战部沙里。下分秘书组、人事组、会务组。值班室设在中南海武成殿。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有序地进行。73年11月，突然发生公安部部长李震自杀事件，中央决定筹备工作暂停进行。
1974年10月，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继续进行，值班室设在紫光阁。筹备小组在中央四届人大工作小组领导下工作。对人大代表名额、审查等工作由纪登奎同志掌握审阅后报中央审批；政府工作报告由刘西尧等同志负责起草，由总理直接掌握审阅，经中央讨论议定。对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中央政治局在讨论时，争论十分激列，讨论多次都定不下来。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周总理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主张安排一些老干部进人大常委会。经过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努力，一些解放不久在国庆节前后刚刚见报的老干部和知识界代表人物被安排做人大常委候选人，如吕正操、梁必业、陈再道等。最后，周总理抱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候选人名单。
在毛主席已经明确了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以及主要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名单的基础上，按照毛主席关于“其它人事安排由周恩来主持商定”的指示，从1974年11月开始酝酿人事安排问题。周总理在动了大手术之后，不顾自己极其衰弱的身体状况，在305医院的病房里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同志分别谈话，酝酿协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12月21日，周总理亲笔拟定的《拟提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名单方案》，在毛主席已经确定“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副总理，人大常务委员长朱德，董必武、宋庆龄为副委员长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征求并集中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意见，提出了其他副总理、副委员长人选的初步名单。
方案中副委员长有：康生、刘伯承、吴德、赛福鼎·艾则孜、郭沫若、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或荣毅仁、李素文、谢静宜。副总理有：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乔冠华、方毅。另外，对陈云、徐向前、聂荣臻、韦国清、谭震林、李井泉等老革命如何安排，周总理设想国务院设顾问，还是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需请示毛主席决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当说这是一个比较周到、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的方案，一方面总理想通过四届人大尽可能地使一批老革命在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得到妥善安排，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原则，尽量体现毛主席当时对人事安排的意图。
至于人大常委委员的候选人名单，总理、纪登奎同志叫我们筹备小组提出意见。具体作法是：国务院由国务院政工组和吴庆彤同志提出交国务院研究，报周总理审阅后提出；中直、各省市由中组部与各省、市商量后提出；各民主党派由统战部李金德、童小鹏提出；军队由总政魏伯亭提出。筹备小组把以上各单位报上来的名单综合起来，与纪登奎同志研究后，由我到政治局汇报。在汇报中，当我汇报到吕正操、谭震霖、李井泉、乌兰夫、伍修权、罗青长等同志时，张春桥发火了，他质问我说：你们为什么选那么多老的？我回答说：这些老同志应该妥善安排工作；有些年岁大了，不做具体工作，可以做些重大的原则性工作；另外，按老中青三结合原则，也应该安排他们适当工作。后经其他政治局领导的积极努力，总算通过了。1974年12月23日，周总理撑着重病的身子，前往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
从12月23日至27日，毛主席在长沙听取了周总理、王洪文有关四届人大准备工作情况的汇报，同他们进行了四次重要的谈话，并且确定了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方案。至此，毛主席和周总理在长沙做出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决策，对于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建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届国务院领导班子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2月27日，周总理带着“人事安排方案”回到北京。12月28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张春桥、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主席几次谈话的问题。
12月29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几次谈话内容，并将经过毛主席调整同意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印发中央政治局。
周总理从长沙回京后对纪登奎同志说：上海、北京、东北都有人选了。他们两人商量江苏董加耕是个人选。纪登奎同志就通知我，让我派人到南京把董接到北京。董到北京后，纪登奎、吴德和我一起与董谈了话。董是全国知名的返乡务农典型，事迹感人，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本来是个合适的人选。但在谈话中了解到他是反许世友一派的，这本来不算什么问题，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成为一个问题。纪登奎同志把谈话情况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为慎重起见，就没有安排董加耕作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选，让他作了人大常委。
孙健当国务院副总理是在十届二中全会期间决定的。1975年1月7日上午，十届二中全会报到，纪登奎同志通知我去京西宾馆，找天津市委书记解学恭，说明中央让天津市委推荐一名有一定领导经验的年青干部作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我告诉解学恭同志后，解当即召集天津的中央委员开会，并电话同天津的主要领导交换意见，市委一致同意推荐孙健，并且当天就把孙的档案材料送给了我，我即就转呈纪登奎并周总理。孙健是天津内燃机厂工人，从学徒工干起，当过班组长、车间主任、厂团委副书记、厂武装部副部长、厂党委书记、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以后任天津一机局革委会副主任、天津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市委常委，当时任天津市委主管工业的副书记、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周总理看了简历，同意将孙健作为副总理人选。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经毛主席批准，直接列入提交二中全会讨论的国院副总理人选建议名单。
1975年1月3日，周总理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1月4日，周总理和王洪文联名向毛主席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并报去调整后的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名单，这个名单经毛主席批准后，提交十届二中全会讨论。
1月8日至10日，周总理主持召开了十届二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讨论通过了提请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任命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候选人名单》、《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人选名单》等四个名单。讨论通过了《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公报》。周总理在1月10日二中全会闭幕式上，传达了毛主席再次强调“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
1月11日，纪登奎同志在紫光阁召开了最后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对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做了总结，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距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十年之久，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终于在1975年1月13日开幕了。
19、代中央起草整党工作指示文件
1975年8月，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了浙江、河南解决“双突”问题的汇报。邓小平同志听了汇报后提出：“各方面都要整顿，但整党是整顿的核心。而整党首先是要解决领导班子问题。浙江、河南已经取得整党的初步经验，建议中组部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决定。”
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8月24日纪登奎同志召集中组部的正、副部长及组织组负责人孙中范、调研组负责人王英开会。会上，除了传达邓小平和中央政治局的意见外，还说：“‘双突’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有些‘反潮流分子’，实际上是一批流氓无产者，有的是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掌握了一部分领导权。这个情况不仅浙江有，河南有，福建有，江西有，在全国怎么样我不太清楚。这次浙江问题解决了，取得了一点经验。中央决定全国今冬明春把党整顿一下。中组部要在国庆节前进一步做些调查研究，代中央起草一个整党的文件。”
根据中央和纪登奎同志的意见，我在9月中旬召开了云南、福建、四川、湖北等六个省委组织部负责人会议，并派出三个工作组赴贵州、吉林、宁夏三个省区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开始起草《关于整党问题的汇报提纲》和《整党问题参阅材料》，并着手组织力量起草《整党工作指示》。纪登奎同志看了我们送去的材料，不很满意。10月20日他再次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强调：“中央交给中组部办的事情很多，但要抓住主要的，不能党不管党，要把党管起来。当前中组部的重点工作就是抓好整党工作。原定召开省委书记会议讨论整党问题，现在开不成了。你们现在要抓紧时间了解全国情况，向中央写出报告。”纪登奎同志还对我们代中央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逐条逐条地提出了修改意见。
我们起草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的主要精神是：第一，消除派性，增强党性是思想整纯的重点。“批林批孔”以来，各地帮派力量猖狂，拉山头，搞串连，违法乱纪，以派压党，派性高于一切。这次整党就是要消除派性，讲党性，讲纪律，讲团结，恢复党的传统作风。第二，彻底纠正违反党章规定的“双突”问题。文件明确规定，对突击发展的党员，都要经过一年的实践考察，具备党员条件的重新办理入党手续，不具备条件的除名，对混入党内的坏人坚决清除出党；对突击提拔的干部，一律要回到“批林批孔”以前的原单位、原岗位。第三，调整领导班子，选拔党性强，敢抓工作的领导干部进班子。
遗憾的是，当我们正在根据纪登奎同志的意见修改这个整党文件时，形势就发生了急骤的变化。1975年11月，毛泽东批评刘冰写给他的一封信，开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1月下旬，中央召开了打招呼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这时，由于对中央的精神吃不准，这个文件的修改工作也只好停下来。1975年底至1976年初，中组部直接抓的浙江、河南几个整党试点单位开始乱了起来，一些帮派分子乘机来京上访，说整党打击了新生力量，要翻整党的案。浙江的一些帮派分子在中组部院内围攻静坐数日，闹得我们中组部昼夜不得安宁。无奈之下我请示纪登奎同志，他明确答复：“整党没有错，不要理他们，要沉住气，动员他们回去。”当时，河南洛阳轴承厂的整党试点尚未结束，就进行不下去了，中组部派的工作组也只好撤回。
特别是1976年1月，一位知名人士给毛主席写信，为浙江的帮派头头张永生申诉，说整党冤枉了他，为他叫苦，说他如何困难，病得厉害等等。毛主席在这封信上批示：“对张安排好生活，生活困难要给补助。”说实在的，我们中组部几个参加整党的同志都想不通，一致认为整党是正确的，处理张永生没有错。但是，毛主席的指示必须照办。我们反复研究后决定，还是不能给张永生平反，既然有病，决定把他安排在天津一个医院治疗。“四人帮”对我们中组部的作法大为不满，直接插手把张永生接到北京。江青、王洪文接见了他，让他揭发纪登奎、谭启龙同志。
张永生说：“纪登奎奉邓小平之命，赴浙江是镇压造反派，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同年3月，中央发出《毛主席重要指示》，批邓升了级，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即《论全党全国各基层工作的总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就在这个时候，王洪文跳了出来，他在我们中组部学习简报第27期上批示：“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特别是组织路线，对中组部有哪些影响，是否可联系组织部的实际，深入揭发批判。”王洪文本来对解决浙江“双突”问题就很不满，当时由于毛主席批评了他们，他也无奈。说实在的，要说“双突”，王洪文是全国天字第一号的“双突”代表人物。整党解决“双突”问题是从组织上挖了“四人帮”的墙角，他记恨在心。
他还在一次政治局会上，点名批判我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理，又派他的秘书陶新城到中组部来串连贴大字报，批郭玉峰什么兴灭国举逸民。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尚未正式形成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被当作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的姐妹篇来批。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被他们颠倒了。
20、圆满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治丧事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纪登奎同志通知我和总参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同志到中南海紫光阁，他说：由你们俩负责组织治丧工作小组，郭玉峰同志为小组长，全面掌握治丧事宜，属汪东兴同志领导（中央分工汪东兴同志负责领导工作）。当时，虽已开展批邓了，对周总理的丧事，毛主席还是委托邓小平同志全权负责。对于治丧工作小组的人选，我提议：由胡炜、吴庆彤、贾丁（总理秘书）、李鑫、贾鲁峰、李麟章、李生玉、盖青浦等同志组成，治丧办设在反帝路14号原缅甸驻华大使馆。经中央领导同意后，我们即展开工作。研究起草悼词、讣告；确定治丧委员会由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第一把手组成；安排丧事日程；通知各省、市负责人及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来北京悼念、瞻仰遗容、向遗体告别。
在起草悼词时，起草人李鑫和我们工作小组，出于对总理的爱戴和尊敬，总理一生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总怕写得不够。可在讨论悼词时，张春桥却一股劲挑剔，总怕对总理评价过高。草稿写出后，我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先去征求陈云、聂荣臻同志的意见，并送邓大姐一份，请她审阅修改。陈云同志看了后表示同意。聂荣臻同志住院，张瑞华同志转达聂的意见说，聂听中央的，中央同意就行了，不要把稿子送他或去人征求意见了。我把征求意见情况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报告。政治局在讨论悼词时，邓颖超同志打电话说，要添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张春桥却发言说，不同意添。邓小平同志说，按邓大姐意见办，添上。悼词写好后又印送政治局传阅，呈毛主席批准。
讣告公布后，世界各国党和政府首脑发来唁电，朝鲜金日成等国家领导人还要求亲自来吊唁。为此，邓小平同志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我列席了会议，讨论决定不请各国外宾及首脑前来。呈报毛主席批准后，公告各国及各国兄弟党不要前来参加吊唁。
向总理遗体告别三天，地点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中央领导同志及北京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市民，络绎不绝，有的进不去就要爬墙进去。连日来，全国人民痛哭流涕，到处一片悲哀，表现对总理的无比爱戴。向遗体告别后，11日下午4时将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首都人民纷纷自觉地来到西长安街，从北京医院门口直到八宝山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手捧鲜白花。当灵车通过时，沿途群众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悲哀难舍。晚24时，我和吴庆彤同志将骨灰盒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开追悼大会。
劳动人民文化宫布置得庄严肃穆，大门上方挂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永垂不朽”横联，从大门到太和殿布满了黑纱。
吊唁三天，每天几万人，我日夜在太和殿守灵。对在京的各国使者或派人专程来吊唁的使节，都作了妥善安排，所送花圈把太和殿门外摆得满满的。哀乐队由解放军军乐担任。在讨论这件事时，我建议用解放军军乐队，这样比较庄严隆重。张春桥不同意，他主张用录音带。我坚持说：追悼会，不仅有各机关、北京市民参加，还有外宾参加，还是用军乐队好。最后，邓小平同志同意用军乐队。追悼会后，将骨灰盒移回大会堂。如何安置骨灰，广大群众经验地认为会送八宝山，于是，第二天都自发地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等候送灵。为了保密，当时中央也不好公开宣布如何安置，直到晚上七点，汪东兴同志告诉我：总理骨灰决定撤在祖国大地。办法有二，一是大方案，撤在长城内外和长江南北；二是小方案，撤在长城内外和黄河南北。如何定再请示一下邓大姐，看她的意见。最后决定用第二方案。21时，我来到大会堂台湾厅，问邓大姐还什么嘱咐？她说：“没有了，只是我把骨灰盒取回去，盒内不留一点骨灰；骨灰送机场时我也去。”我和和警卫员把骨灰从盒中取出放入布袋中，邓大姐依依不舍地抚摸着骨灰。随后就出发了。来到机场，空军副政委高厚良同志和机组人员早在等候，邓大姐直到飞机起飞她才返回家去。
本来汪东兴安排我和另一个同志去撒周总理骨灰。我建议换罗青长同志。汪东兴经过考虑同意了我的建议。飞机每到一地机组人员告诉我到什么地方了。先在密云水库撤，后到长城内外撤；然后南下到渤海、到黄河口、到黄河南北、平汉路沿线撤，直到深夜完成返回北京，报告汪东兴和邓大姐，我们顺利完成了送别总理的任务。周总理！我含着热泪最后送别您了！永远的别了！您的丰功伟绩，您对我的关怀，我任何时候也忘不了啊！我在医院动手术时，您让您的医生来看我，您亲自告诉吴阶平大夫给我好好治病，要我还要工作十五年到二十年。邓颖超大姐也让医生来医院看我，要我好好休养。您亲自告诉吴忠司令，要给郭玉峰派警卫员，并佩带武器保护他的安全。
周总理！人民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21、带慰问团赴天津地震灾区慰问
1976年7月28日早三点左右，我刚睡熟，闫晶明起床猛喊：快起来，快起来，窗外很亮，房子晃动。我立即起床，喊：不好，发生地震了，赶快出去。晶明接着就叫孩子们赶紧起床，出去。可门就是开不开，越着急门越是开不开。后来门开以后，走到院中，秘书李麟章住房的墙壁角震塌了。我立即到机关办公室了解情况，先是给天津市委打电话，问地震在哪里，回答说在军粮城一带。又给河北省委打电话，回答说地震中心在渤海湾。情况都不准确。直到下午才知道地震中心在唐山市，这是北京军区驻唐山部队报告的。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慰问团赴灾区慰问。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任总团团长、陈永贵任副团长赴天津慰问。任命我为总团副团长兼天津慰问团团长，张宗逊为副团长，团员有张百发、许诚、杨佩莲、徐斌洲、马耀骥、肖鹏、侯再林、唐之等，连夜赶赴天津。到天津后，见到解学恭同志正在帐篷里与市委、市政府人员了解震情。
他还在一次政治局会上，点名批判我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要彻底清理，又派他的秘书陶新城到中组部来串连贴大字报，批郭玉峰什么兴灭国举逸民。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尚未正式形成的《整党工作指示》（草稿）被当作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的姐妹篇来批。历史的真相就是这样被他们颠倒了。
20、圆满完成了周恩来总理的治丧事宜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纪登奎同志通知我和总参副总参谋长兼军委办公厅主任胡炜同志到中南海紫光阁，他说：由你们俩负责组织治丧工作小组，郭玉峰同志为小组长，全面掌握治丧事宜，属汪东兴同志领导（中央分工汪东兴同志负责领导工作）。当时，虽已开展批邓了，对周总理的丧事，毛主席还是委托邓小平同志全权负责。对于治丧工作小组的人选，我提议：由胡炜、吴庆彤、贾丁（总理秘书）、李鑫、贾鲁峰、李麟章、李生玉、盖青浦等同志组成，治丧办设在反帝路14号原缅甸驻华大使馆。经中央领导同意后，我们即展开工作。研究起草悼词、讣告；确定治丧委员会由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大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第一把手组成；安排丧事日程；通知各省、市负责人及中央、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来北京悼念、瞻仰遗容、向遗体告别。
在起草悼词时，起草人李鑫和我们工作小组，出于对总理的爱戴和尊敬，总理一生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贡献，总怕写得不够。可在讨论悼词时，张春桥却一股劲挑剔，总怕对总理评价过高。草稿写出后，我向邓小平同志建议：先去征求陈云、聂荣臻同志的意见，并送邓大姐一份，请她审阅修改。陈云同志看了后表示同意。聂荣臻同志住院，张瑞华同志转达聂的意见说，聂听中央的，中央同意就行了，不要把稿子送他或去人征求意见了。我把征求意见情况向邓小平同志作了报告。政治局在讨论悼词时，邓颖超同志打电话说，要添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张春桥却发言说，不同意添。邓小平同志说，按邓大姐意见办，添上。悼词写好后又印送政治局传阅，呈毛主席批准。
讣告公布后，世界各国党和政府首脑发来唁电，朝鲜金日成等国家领导人还要求亲自来吊唁。为此，邓小平同志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我列席了会议，讨论决定不请各国外宾及首脑前来。呈报毛主席批准后，公告各国及各国兄弟党不要前来参加吊唁。
向总理遗体告别三天，地点在北京医院太平间，中央领导同志及北京工厂、学校、机关团体、市民，络绎不绝，有的进不去就要爬墙进去。连日来，全国人民痛哭流涕，到处一片悲哀，表现对总理的无比爱戴。向遗体告别后，11日下午4时将遗体送八宝山火化，首都人民纷纷自觉地来到西长安街，从北京医院门口直到八宝山街道两旁，人山人海，手捧鲜白花。当灵车通过时，沿途群众痛哭流涕，泪流满面，悲哀难舍。晚24时，我和吴庆彤同志将骨灰盒接到人民大会堂，准备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和殿开追悼大会。
劳动人民文化宫布置得庄严肃穆，大门上方挂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永垂不朽”横联，从大门到太和殿布满了黑纱。
吊唁三天，每天几万人，我日夜在太和殿守灵。对在京的各国使者或派人专程来吊唁的使节，都作了妥善安排，所送花圈把太和殿门外摆得满满的。哀乐队由解放军军乐担任。在讨论这件事时，我建议用解放军军乐队，这样比较庄严隆重。张春桥不同意，他主张用录音带。我坚持说：追悼会，不仅有各机关、北京市民参加，还有外宾参加，还是用军乐队好。最后，邓小平同志同意用军乐队。追悼会后，将骨灰盒移回大会堂。如何安置骨灰，广大群众经验地认为会送八宝山，于是，第二天都自发地来到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等候送灵。为了保密，当时中央也不好公开宣布如何安置，直到晚上七点，汪东兴同志告诉我：总理骨灰决定撤在祖国大地。办法有二，一是大方案，撤在长城内外和长江南北；二是小方案，撤在长城内外和黄河南北。如何定再请示一下邓大姐，看她的意见。最后决定用第二方案。21时，我来到大会堂台湾厅，问邓大姐还什么嘱咐？她说：“没有了，只是我把骨灰盒取回去，盒内不留一点骨灰；骨灰送机场时我也去。”我和和警卫员把骨灰从盒中取出放入布袋中，邓大姐依依不舍地抚摸着骨灰。随后就出发了。来到机场，空军副政委高厚良同志和机组人员早在等候，邓大姐直到飞机起飞她才返回家去。
本来汪东兴安排我和另一个同志去撒周总理骨灰。我建议换罗青长同志。汪东兴经过考虑同意了我的建议。飞机每到一地机组人员告诉我到什么地方了。先在密云水库撤，后到长城内外撤；然后南下到渤海、到黄河口、到黄河南北、平汉路沿线撤，直到深夜完成返回北京，报告汪东兴和邓大姐，我们顺利完成了送别总理的任务。周总理！我含着热泪最后送别您了！永远的别了！您的丰功伟绩，您对我的关怀，我任何时候也忘不了啊！我在医院动手术时，您让您的医生来看我，您亲自告诉吴阶平大夫给我好好治病，要我还要工作十五年到二十年。邓颖超大姐也让医生来医院看我，要我好好休养。您亲自告诉吴忠司令，要给郭玉峰派警卫员，并佩带武器保护他的安全。
周总理！人民永远怀念您！您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21、带慰问团赴天津地震灾区慰问
1976年7月28日早三点左右，我刚睡熟，闫晶明起床猛喊：快起来，快起来，窗外很亮，房子晃动。我立即起床，喊：不好，发生地震了，赶快出去。晶明接着就叫孩子们赶紧起床，出去。可门就是开不开，越着急门越是开不开。后来门开以后，走到院中，秘书李麟章住房的墙壁角震塌了。我立即到机关办公室了解情况，先是给天津市委打电话，问地震在哪里，回答说在军粮城一带。又给河北省委打电话，回答说地震中心在渤海湾。情况都不准确。直到下午才知道地震中心在唐山市，这是北京军区驻唐山部队报告的。党中央、国务院立即组织慰问团赴灾区慰问。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任总团团长、陈永贵任副团长赴天津慰问。任命我为总团副团长兼天津慰问团团长，张宗逊为副团长，团员有张百发、许诚、杨佩莲、徐斌洲、马耀骥、肖鹏、侯再林、唐之等，连夜赶赴天津。到天津后，见到解学恭同志正在帐篷里与市委、市政府人员了解震情。
我向他报告了中央派我们来，是要我们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天津受灾人民表示慰问，向天津市委、市政府表示慰问！接着，解学恭同志向慰问团介绍了灾情，他说：市内受灾重的是五钢、天津日报社大楼、东南城角，郊区是丰南县；全市损失大体四五十个亿，人员伤亡要比唐山轻，具体数字现在难以统计。听了解学恭同志的汇报后，我们即分赴丰南、宁河、宝城、武清、黄骅、汉沽、塘沽、大港和天津市街道、工厂、医院、部队进行了慰问。在丰南县我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席棚里见到了幸存者县委书记，他向我们介绍了丰南县的受灾情况和县委、县政府的抢救计划。然后，我就到几个几乎幸存无几的小村子一个一个地进行了慰问。在那里，我们看望了被救出的受伤群众和儿童，了解了幸存者的生活安排情况。回到市里后，我们同天津市委、市政府研究了救灾计划。
华国锋同志在慰问唐山市人民后来到天津，我陪同他到军粮城发电厂、塘沽新港碱厂和市区人民进行了慰问。
慰问团在天津住了约两周后返回北京。据新华社1979年11月22日报导，这次地震应为七点八级，震中烈度为11度。天津死亡2700多人，总共死亡242000多人。
22、毛主席逝世后，参加治丧办公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中央成立了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在治丧委员会领导下，下设治丧办公室。我是办公室成员之一，与李鑫、周启才、郑屏年等同志一起完成了组织追悼会和遗体告别等工作。我在排列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花圈次序的时候，张春桥火了，问我为什么把许世友排到头里？我说：有先例，凡许世友在京时出现的名次都是如此。他不信，我从文件包里拿出过去报纸上的登载情况给他看，他才说：照惯例办。未拿出报纸前，在场的华国锋、纪登奎也紧张了一下。为开追悼大会，安排上主席台人员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许世友提意见说：为什么把一些战犯也安排到主席台上？张春桥发言解释，许世友给顶了回去，华国锋、江青一再解释才算了事。在研究上主席台人员如何排列时，汪东兴告诉我，把每个要上主席台的人编上号，让他们对号上台站。我回到大会堂给郑屏年、王XX等同志一说，他们都说不好办，一个人站不对号全乱了。
华国锋同志在慰问唐山市人民后来到天津，我陪同他到军粮城发电厂、塘沽新港碱厂和市区人民进行了慰问。
慰问团在天津住了约两周后返回北京。据新华社1979年11月22日报导，这次地震应为七点八级，震中烈度为11度。天津死亡2700多人，总共死亡242000多人。
22、毛主席逝世后，参加治丧办公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中央成立了毛主席治丧委员会，在治丧委员会领导下，下设治丧办公室。我是办公室成员之一，与李鑫、周启才、郑屏年等同志一起完成了组织追悼会和遗体告别等工作。我在排列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花圈次序的时候，张春桥火了，问我为什么把许世友排到头里？我说：有先例，凡许世友在京时出现的名次都是如此。他不信，我从文件包里拿出过去报纸上的登载情况给他看，他才说：照惯例办。未拿出报纸前，在场的华国锋、纪登奎也紧张了一下。为开追悼大会，安排上主席台人员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许世友提意见说：为什么把一些战犯也安排到主席台上？张春桥发言解释，许世友给顶了回去，华国锋、江青一再解释才算了事。在研究上主席台人员如何排列时，汪东兴告诉我，把每个要上主席台的人编上号，让他们对号上台站。我回到大会堂给郑屏年、王XX等同志一说，他们都说不好办，一个人站不对号全乱了。
我即按年老、年轻等作了安排，把邓大姐、康克清、曹轶欧安排在第一排，毛远新不是中委就安排在中办人员位置。把安排计划送汪东兴一看，他大发脾气，把在场的李鑫、周启才猛批了一顿。李、周说不知道，又批我，说我不听他的话，把三个寡妇放到前边，叫外国看了说什么？他怀疑我听了别人（意指王洪文）的话。这是个误会。我未听任何人的话，只是王、郑说不好安排，才改了一下。后来按汪东兴同志的指示改了过来，他就满意了。追悼大会会场设在天安门广场，连续三天，一百多万人参加。由于组织工作严密，使追悼大会始终有序进行。
追悼大会结束后，毛主席遗体先停放在人民大会堂。1977年8月29日，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主席遗体水晶棺移入纪念堂内。我参加了安放仪式。1977年9月9日，在纪念堂门前广场隆重举行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
23、参加党的11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11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同志主持大会。8月11日开了预备会议，选出了大会主席团，我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预备会通过了三项议程：一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是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期间，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章（草案）报告的决议》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选出了第11届中委201名，候补中委132名。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8日，大会闭幕时，邓小平同志致《闭幕词》。
大会前的准备工作。5月25日，中央指派我负责在京西宾馆召开修改党章和修改整党整风文件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北京、山西、黑龙江、河南、陕西、上海、云南等七省各派10人参加了会议。整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汪东兴同志领导下，我和中办秘书处处长周启才、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小组的工作。在研究军队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时，汪东兴叫我和徐立清同志听各大军区提出的候选名单，当北京军区提出傅崇碧作候选人时，汪东兴问我：“你了解傅的情况吗？”我说：知道他是军区政委，又是受林彪迫害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人员之一。汪说：“你不了解情况，他不能作候选人。”他又问：“吴岱你了解情况吗？”我说：不知道。汪说：那就算了，不要选傅做候选人了，让军区另选一名。
党的11届一中全会，1977年8月19日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了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二、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周总理嘱咐吴阶平院长给我好好治疗
1973年10月X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到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政治局研究李震的死因及侦破事宜。我到会刚坐下，汪东兴同志告诉我说：你明天去住院，不要紧张，去复查一下身体。我听后，感到有点突然，因为身体无有症状。不过中央既然叫我去检查很可能是发现了问题。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北京医院。吴阶平院长在病房里对我说：前几天检查身体，你会阴部有问题，可能是癌，不过发现的早，动了手术，不会有问题。像你这种情况我做过不少，证明都可以治好。后来卫生部长刘湘屏同志也来病房看我，并给我做工作。周总理指示吴阶平院长：“要给他好好治疗，还要他做15年到20年工作啊！”。邓颖超大姐又派秘书来看我。经过一周的检查即动手术。手术前，纪登奎同志、吴院长、刘部长还给闫晶明（我夫人）做工作。我对三位说：不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是，唯物主义者，有病就治，万一是癌也无可奈何。我是乐观的，相信科学、相信治疗，也不怕去见马克思。纪登奎同志说：“郭玉峰同志，你真行！听说这种病也不怕。你真是个唯物主义者。”
手术时，吴阶平院长亲自掌刀，吴蔚然同志亲自掌握心脏等身体状况。把病灶拿下后即拿去做病理化验，我在手术台上等着，半小时后，吴蔚然同志高兴地告诉我说：郭部长，不是癌。我说：太好了，谢谢你们了。动了手术去了病，弄清情况非常好。我真诚地感谢吴阶平院长、感谢周总理、邓大姐、纪登奎、汪东兴、党中央对我的关心。
三、党中央华国锋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在玉泉山找我谈话
1977年12月9日，我接到中办通知：下午四时到玉泉山，华国锋主席、汪东兴副主席找我谈话。玉泉山办公室备有荔枝、西瓜等水果。我到后，华主席、汪副主席便进来了。华主席说：今天找你来，是告诉你，你的工作调动一下，先去党校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分配工作。胡耀邦同志接你中组部的工作。在这一段工作里，同志们特别是老干部的意见多一些，什么意见大字报上都有，你也都看了，都知道。汪副主席说：有些意见我已作过解释，解放干部解放不了不是你的责任。73年政治局讨论也是“拉骡子”拉不动吗！不能都怪组织部吗！华主席继续说：东兴同志管中组部，你是按东兴同志指示办事的，对你是一分为二的。问题是你对老同志接见（触）少了些。我说：我想回军队，离开10年啦！孩子们也在那里。
追悼大会结束后，毛主席遗体先停放在人民大会堂。1977年8月29日，毛主席纪念堂建成。主席遗体水晶棺移入纪念堂内。我参加了安放仪式。1977年9月9日，在纪念堂门前广场隆重举行了纪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及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
23、参加党的11届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党的11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1510名，代表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同志主持大会。8月11日开了预备会议，选出了大会主席团，我当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预备会通过了三项议程：一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是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三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大会期间，华国锋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同志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关于修改党章（草案）报告的决议》和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大会选出了第11届中委201名，候补中委132名。我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18日，大会闭幕时，邓小平同志致《闭幕词》。
大会前的准备工作。5月25日，中央指派我负责在京西宾馆召开修改党章和修改整党整风文件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北京、山西、黑龙江、河南、陕西、上海、云南等七省各派10人参加了会议。整个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汪东兴同志领导下，我和中办秘书处处长周启才、总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同志负责筹备工作小组的工作。在研究军队提出的候选人名单时，汪东兴叫我和徐立清同志听各大军区提出的候选名单，当北京军区提出傅崇碧作候选人时，汪东兴问我：“你了解傅的情况吗？”我说：知道他是军区政委，又是受林彪迫害的所谓杨、余、傅事件中人员之一。汪说：“你不了解情况，他不能作候选人。”他又问：“吴岱你了解情况吗？”我说：不知道。汪说：那就算了，不要选傅做候选人了，让军区另选一名。
党的11届一中全会，1977年8月19日在京西宾馆举行。会议选举华国锋同志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会议还选出了政治局常委和委员。
二、因病在北京医院住院，周总理嘱咐吴阶平院长给我好好治疗
1973年10月X日，中央办公厅通知我到人大会堂福建厅开会，参加政治局研究李震的死因及侦破事宜。我到会刚坐下，汪东兴同志告诉我说：你明天去住院，不要紧张，去复查一下身体。我听后，感到有点突然，因为身体无有症状。不过中央既然叫我去检查很可能是发现了问题。第二天，我就住进了北京医院。吴阶平院长在病房里对我说：前几天检查身体，你会阴部有问题，可能是癌，不过发现的早，动了手术，不会有问题。像你这种情况我做过不少，证明都可以治好。后来卫生部长刘湘屏同志也来病房看我，并给我做工作。周总理指示吴阶平院长：“要给他好好治疗，还要他做15年到20年工作啊！”。邓颖超大姐又派秘书来看我。经过一周的检查即动手术。手术前，纪登奎同志、吴院长、刘部长还给闫晶明（我夫人）做工作。我对三位说：不能说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但是，唯物主义者，有病就治，万一是癌也无可奈何。我是乐观的，相信科学、相信治疗，也不怕去见马克思。纪登奎同志说：“郭玉峰同志，你真行！听说这种病也不怕。你真是个唯物主义者。”
手术时，吴阶平院长亲自掌刀，吴蔚然同志亲自掌握心脏等身体状况。把病灶拿下后即拿去做病理化验，我在手术台上等着，半小时后，吴蔚然同志高兴地告诉我说：郭部长，不是癌。我说：太好了，谢谢你们了。动了手术去了病，弄清情况非常好。我真诚地感谢吴阶平院长、感谢周总理、邓大姐、纪登奎、汪东兴、党中央对我的关心。
三、党中央华国锋主席、汪东兴副主席在玉泉山找我谈话
1977年12月9日，我接到中办通知：下午四时到玉泉山，华国锋主席、汪东兴副主席找我谈话。玉泉山办公室备有荔枝、西瓜等水果。我到后，华主席、汪副主席便进来了。华主席说：今天找你来，是告诉你，你的工作调动一下，先去党校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再分配工作。胡耀邦同志接你中组部的工作。在这一段工作里，同志们特别是老干部的意见多一些，什么意见大字报上都有，你也都看了，都知道。汪副主席说：有些意见我已作过解释，解放干部解放不了不是你的责任。73年政治局讨论也是“拉骡子”拉不动吗！不能都怪组织部吗！华主席继续说：东兴同志管中组部，你是按东兴同志指示办事的，对你是一分为二的。问题是你对老同志接见（触）少了些。我说：我想回军队，离开10年啦！孩子们也在那里。
汪副主席说：你还想不通啊！回去干什么？！孩子们可以来吗！你的家也不用动。回军队，军队里安排也很紧张。你给我和中央写的信要求回军队，我未给转。有人说：中组部的核心小组是非法的，是你拉山头拉来的。不能那么说，党的核心小组是中央、毛主席批的吗。组织部的那些人都不是你拉来的吗！我说：屈清华是大庆油田指挥部副书记，陈焕彬是湖北一地委的副书记兼县委副书记，王常柏是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地委书记，原组织部的李步新、孙中范、张长庚、赵振东都不是我拉来的，都是原组织部的人。还有高淑兰（女）是二·七车辆厂的。汪副主席说：对高淑兰我也解释啦，高可回二·七厂，写个信批一下，不要背包袱，在中组部发挥领导作用也很困难。人家说你：批邓连夜开会，可批“四人帮”抓得不紧；办读书班，人家有意见我也解释了，那是中央办的吗，最后一期小平同志还讲了话。
当然王洪文插手，但不能说是虎班。再就是他们说：中监委、中组部改朝换代。我说：中监委是撤销单位，不存在改朝换代。汪副主席接着说：你写的检讨我看了。有两种意见，一是认为检讨可以了；二是认为不行。刚才华主席讲的你听懂了吗？要沉住气，不要三心二意，错了就改，要有韩信钻裤裆的精神。对你批评就是帮助，批评有时比奖励还好。华主席最后说：十一次路线斗争一开始就是揭、批、查，但要十分注意政策，人家为什么有意见总要想一想。应多接触老同志，多拜访他们几次。我在湖南就多去看看老同志，到他家看看。
如对周里同志，他对谁有意见，要多给他做工作。你要求走有两种办法，一就这样走；二说了再走，最好深刻一点。这两种办法你采取哪一种你自己定，最好不要欠账。我采取第一种办法，我知道，对中组部的大多数同志我是能够说清楚的，但对个别人我就是把心掏出来说，他也会揪住我不放的。
谈话结束后，我回到部里，这时我的免职命令也到了。于是，便召集部党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我把免职命令和华主席、汪副主席同我的谈话情况向他们作了传达。从此，我就离开了中组部。离开前，我到各处看了看，向同志们告了别。有的同志说：总得一分为二吧？！
四、赴中央党校学习
1978年1月25日，我从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出院。第二天，我即去中央党校报到。在校办见到了副校长马文瑞同志。当时党校的校长是汪东兴同志，副校长还有胡耀邦同志。到校第二天，班主任杨常春传达了华国锋主席给马文瑞同志的指示说：（1）郭玉峰同志在中组部工作，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2）老同志有些意见，现在机关整风，如需要说清楚，可以写出来，也可以回去说清楚。（3）在党校不谈这些，让郭玉峰安心学习，不对他批判。不学过去读书班那种办法。我按华主席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清理自己在中组部工作中的问题，写了个书面检查交中央和中组部。
谈话结束后，我回到部里，这时我的免职命令也到了。于是，便召集部党核心小组成员开会。会上我把免职命令和华主席、汪副主席同我的谈话情况向他们作了传达。从此，我就离开了中组部。离开前，我到各处看了看，向同志们告了别。有的同志说：总得一分为二吧？！
四、赴中央党校学习
1978年1月25日，我从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出院。第二天，我即去中央党校报到。在校办见到了副校长马文瑞同志。当时党校的校长是汪东兴同志，副校长还有胡耀邦同志。到校第二天，班主任杨常春传达了华国锋主席给马文瑞同志的指示说：（1）郭玉峰同志在中组部工作，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2）老同志有些意见，现在机关整风，如需要说清楚，可以写出来，也可以回去说清楚。（3）在党校不谈这些，让郭玉峰安心学习，不对他批判。不学过去读书班那种办法。我按华主席的指示，一面学习，一面清理自己在中组部工作中的问题，写了个书面检查交中央和中组部。
在小组会上有些人要我谈谈中央的事，我未谈，也未谈我个人的问题。4月20日，班主任杨长春同志又传达华国锋主席的指示：郭玉峰在中组部的问题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党校不要整郭玉峰同志了。华主席这些指示，是实事求是的，是对党、对同志负责任的，是正派、公正的。我调中组部工作是中央调来的，不是自己要求来的。来中组部前，我不认识康生。来后经杨世荣同志介绍，我才认识康生，才知道他是政治局常委分管中组部工作。他代表中央，是中组部的直接领导。党中央、毛主席对组织工作方面的指示都通过他来向我们传达，中组部工作当然是中央交办的。现在说有错，由中央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5月份，我给华主席、党中央、中组部写了一个检讨。华主席在我的检讨上又批示：郭玉峰在中组部的问题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等。对此，胡耀邦同志说：中央交办的就是康生交办的。当时，胡是组织部长，华是国家主席，且不说他对党中央主席的态度。单说他这个简单的推理，与张春桥的那个推理如出一辙。在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时，有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三项指示”是党中央、毛主席批的，不好批。毛主席说：中央批的由中央负责。张春桥却说：中央批的就是邓小平批的，坚决主张批邓小平同志。
期末，我写了个期末小结，组长不满意，也未通过。
第二期开学，班主任杨常春说：这期本来不同意你再来学习，可叶帅说：还是要学习，是可以教育的，党校是熔炉嘛！学习中，我因尿血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9年1月8日，中组部李步新、张志杰、杨世杰、陈野苹突然来医院传达胡耀邦的批示：“从半年的揭发材料看，郭玉峰同志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错误是严重的。揭发材料中已充分说明从1967年以来，郭玉峰就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他们那条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路线。说明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帮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一个干将和主要帮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郭玉峰是有相当大的民愤的。可直到现在，郭玉峰仍然不重视问题的严重，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是不行的。今年以来，有好几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因为采取了不承担责任的错误态度，结果混不下去了，这个教训我们大家都要吸取。而郭玉峰比这些人的态度还要差，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希望郭玉峰同志在党校学习期间，理论联系实际，一面学习，一面清理自己的问题。党校学习结束后，要向中央和组织部写一份像样的检讨来。然后考虑开几次会，让中组部全体成员参加审议。我们党每个成员都要接受党组织的严格监督。功过是非都无例外。此件建议各支部加以讨论并通知郭玉峰作准备。”
1981年，胡耀邦在对中组部领导成员宋任穷、陈野苹、王照华、李步新、郑屏年的一次讲话时说：批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帮的干将、帮凶，那是我一气之下批的，现在看只不过是个执行问题。他自己都否定了帮凶、干将的说法。
1月X日，中组部张志杰来医院通知我说：部里要开几次大会，你个人先在大会上检讨，然后大家发言审议。当时我因心脏病严重，正在特护。我二话没说，连夜作检讨准备。第一天作检查时，中组部礼堂，人坐的满满的，除中组部人以外，还有中直、国务院一些干部参加。我在会上检讨了一上午，散会后，在门外见到外交部的曾勇泉同志，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接着，又开了一天半的大会，大家评议，可发言的人寥寥无几，也没提出什么新内容就散会了。
五、宋任穷以“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交代揭发问题”为名，骗我到秦城监狱坐了九个月牢房
1980年5月14日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下午，也是我一生中最无法理解的一个下午。这天中午，中组部张志杰电话通知我说：今天下午首长找你谈话，你不要出去。并说他来接我。放下电话后，我即预感到这次谈话凶多吉少，因为以前找我谈话、批判过多次，从未说过他来接我。下午2点，张志杰又来电话，说不接我了。下午3点，我刚到中组部门口，张志杰就把我领到五间房西边会议室。宋任穷部长、陈野苹、曾志副部长在会议室等着，我刚坐下，陈野苹副部长便说：你免职几年了，在家中也不检举、不揭发问题，让你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好好揭发问题、交待问题……。宋任穷接着说：老郭，你要好好揭发、交待问题……。他讲完后，我问他：“我写了那么多检讨材料，你都看了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张志杰站起来，以命令式的口气对我说：走吧！把我推出五间房会议室，走着走着，我发现有两个穿警服的人一前一后跟着我，接着就将我推上车。
5月份，我给华主席、党中央、中组部写了一个检讨。华主席在我的检讨上又批示：郭玉峰在中组部的问题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等。对此，胡耀邦同志说：中央交办的就是康生交办的。当时，胡是组织部长，华是国家主席，且不说他对党中央主席的态度。单说他这个简单的推理，与张春桥的那个推理如出一辙。在批邓的“三项指示”为纲时，有同志向毛主席反映：“三项指示”是党中央、毛主席批的，不好批。毛主席说：中央批的由中央负责。张春桥却说：中央批的就是邓小平批的，坚决主张批邓小平同志。
期末，我写了个期末小结，组长不满意，也未通过。
第二期开学，班主任杨常春说：这期本来不同意你再来学习，可叶帅说：还是要学习，是可以教育的，党校是熔炉嘛！学习中，我因尿血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
1979年1月8日，中组部李步新、张志杰、杨世杰、陈野苹突然来医院传达胡耀邦的批示：“从半年的揭发材料看，郭玉峰同志在十次、十一次路线斗争中错误是严重的。揭发材料中已充分说明从1967年以来，郭玉峰就积极追随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他们那条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一大批革命老干部路线。说明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帮搞反革命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一个干将和主要帮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郭玉峰是有相当大的民愤的。可直到现在，郭玉峰仍然不重视问题的严重，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是不行的。今年以来，有好几个省的主要领导同志，因为采取了不承担责任的错误态度，结果混不下去了，这个教训我们大家都要吸取。而郭玉峰比这些人的态度还要差，当然是不行的。我们希望郭玉峰同志在党校学习期间，理论联系实际，一面学习，一面清理自己的问题。党校学习结束后，要向中央和组织部写一份像样的检讨来。然后考虑开几次会，让中组部全体成员参加审议。我们党每个成员都要接受党组织的严格监督。功过是非都无例外。此件建议各支部加以讨论并通知郭玉峰作准备。”
1981年，胡耀邦在对中组部领导成员宋任穷、陈野苹、王照华、李步新、郑屏年的一次讲话时说：批郭玉峰是林彪、四人帮的干将、帮凶，那是我一气之下批的，现在看只不过是个执行问题。他自己都否定了帮凶、干将的说法。
1月X日，中组部张志杰来医院通知我说：部里要开几次大会，你个人先在大会上检讨，然后大家发言审议。当时我因心脏病严重，正在特护。我二话没说，连夜作检讨准备。第一天作检查时，中组部礼堂，人坐的满满的，除中组部人以外，还有中直、国务院一些干部参加。我在会上检讨了一上午，散会后，在门外见到外交部的曾勇泉同志，他紧紧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说了几句话就走了。接着，又开了一天半的大会，大家评议，可发言的人寥寥无几，也没提出什么新内容就散会了。
五、宋任穷以“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交代揭发问题”为名，骗我到秦城监狱坐了九个月牢房
1980年5月14日下午，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个下午，也是我一生中最无法理解的一个下午。这天中午，中组部张志杰电话通知我说：今天下午首长找你谈话，你不要出去。并说他来接我。放下电话后，我即预感到这次谈话凶多吉少，因为以前找我谈话、批判过多次，从未说过他来接我。下午2点，张志杰又来电话，说不接我了。下午3点，我刚到中组部门口，张志杰就把我领到五间房西边会议室。宋任穷部长、陈野苹、曾志副部长在会议室等着，我刚坐下，陈野苹副部长便说：你免职几年了，在家中也不检举、不揭发问题，让你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好好揭发问题、交待问题……。宋任穷接着说：老郭，你要好好揭发、交待问题……。他讲完后，我问他：“我写了那么多检讨材料，你都看了吗？”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时，张志杰站起来，以命令式的口气对我说：走吧！把我推出五间房会议室，走着走着，我发现有两个穿警服的人一前一后跟着我，接着就将我推上车。
上车后我发现是警车，这不是“离开家，换个地方”进行隔离审查，而是送去公安局拘留，可上车时警察又没出示逮捕证。没有任何手续。车继续往北开，出了德胜门，过了沙河，啊！明白了，宋任穷他们把我骗进秦城监狱来了。进了监狱，监狱长徐志义同志对我说：你与别人不一样，牢房里给一个小桌子写东西，给你钢笔，可以要纸写东西；给你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每月吃饭30元，吸烟、吃水果找看管帮助买；你在这里的花费自己出；另外，每天可以到房外散步（放风）一个小时。这天夜里，我彻夜未眠，望着铁窗、铁门，百思不解，在共产党领导的法治国家里，不通过任何法律程序、不办任何法律手续，即把一个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党中央批准的国家省部级干部送进了监狱。共产党的监狱居然关起共产党员来了，可笑、可悲！
5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副部长凌云、局长姚伦，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来监狱找我谈话。刘复之说：中央派我来给你谈一谈，对你是隔离，党内隔离审查。（编者：既然是隔离审查，法律上尚未进入结案、起诉、宣判程序，怎能把人家送进监狱呢？）对你的问题按党的问题处理，有的问题你可能记不得了，大问题不会忘，如“九大”问题。希望你不要把矛盾激化（编者：既然是党内问题，而且尚未结案，即把人家送进了监狱，我党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政策吗？）。我说：实事求是吧！凌云说：对啊！不能把十个说成九个，也不能把九个说成十个。我说：叫我胡说八道我不干。刘复之又说：你在这里由王芳同志负责，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他有什么要问的可来找你。
两天后，王芳同志和他的秘书来监狱找我，他说：你谈谈“九大”问题，还有组阁问题。我说：“九大”谈什么问题，组阁我不清楚。王说：省的班子配备也是组阁嘛。上述两个问题你可以写一写。王芳走后，我在牢房里整天想着写材料，把在中组部工作时办的事，一五一十、实事求是地写得清清楚楚。交上去后，9月20日，王芳派他的秘书来监狱对我说：王芳同志和中组部领导同志叫我来给你说清楚，对你写的材料是肯定的，肯定你的问题是党内问题，不过对有的问题认为在认识上还不够深刻，你要相信党的政策。你这样老的同志，党中央对你是会实事求是处理的，你不要着急。
在我坐牢期间，他们让家属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是七月初，我爱人（闫晶明）带孙女小贝贝来看我。晶明说：“你那天走后，张志杰和一个女的来家告诉我说，老郭免职三年了，没有交待、揭发问题，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和时间交待、揭发问题。这是宋任穷部长、陈野苹、曾志副部长三个人当面给老郭谈的。我们也给你这么说。”第二次是七月下旬，爱人闫晶明、大女儿渭岭、小儿子冀江三个人一块来的。来前，张志杰找她（他）们谈话，让她们给我作工作，不然就不让来。以后就再也没来过了。我很着急，问看守，我家属为什么不来看我了？看守回答说：九月初一定会来看你。到九月份仍然未来。我再次问看守。看守说：现在部里很忙，正在开人大、政协两个大会，负责安全保障。我说：这不是理由，家属探监根本用不着部长、副部长劳神。看守说：家属不来是有其它原因，这一段时间我们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家属都不叫来。看守还说：你的材料我看了，与林彪，四人帮无关系，与康生的关系也是个执行问题，那时他是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你不执行，行吗？
1980年过去了，看守对我说：我原本认为阳历年该让你回去了，可是没让回去，春节可能让回去吧！我说：中央是实事求是的。看守说：实事求是是个橡皮。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绝论，也算上了一课，我一贯听党的话，还不及一个年青人看问题尖锐。不过我还是坚信党及中央领导和中央派的代表（刘复之、凌云、姚伦、王芳）讲的话。“郭玉峰的问题，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你的问题是党内问题，党内问题按党内问题处理。”“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个执行问题。”“你作个检讨，还要工作吗！中央还要安排你工作。”等等。总之，我相信中央说话是算数的。
1981年2月25日，中组部张志杰和公安部姚伦同志在监狱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与我一见面，姚伦同志便说：老郭，我给你贺喜，今天我们来接你回去。从1980年5月14日被骗进监狱至1981年2月25日出狱，历时九个月，28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我参加革命40多年来最委屈、最难忘、最不能容忍的一段人生。
回到家里以后方知，他们所以接我出狱，是我爱人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信，胡指示中组部宋任穷要把我送回家来。宋才无奈地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把我放出来的问题，说如果不放就更被动了。
我在西单的住房，在我隔离审查后被收走。中组部在劲松小区给我爱人两小套共50（左右）平米的房子。为此，闫晶明去找过陈野苹。陈野苹说，闫晶明，这房子是给你的，郭玉峰回来该住什么房再说。就这样我就成了无房户，只能住在我爱人家中。
1982年12月6日张志杰拿着中组部《关于郭玉峰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给我看。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发生活费150元，免于起诉”等。鉴于《审查报告》中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大多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不少断章取义，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真相的事，我当时有病未做答复。直到年底我给宋任穷、陈野苹写了我对审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意见。他们看了我的意见后又找我谈，说内容做了些修改，但处理意见不变。张志杰一再说，中央领导讲了两条路你选择，一是起诉，一是就按现在稿子。你自己考虑。我反复想中央领导叫我在这两条路中选择而不给申诉的余地。
5月17日下午，公安部部长刘复之、副部长凌云、局长姚伦，浙江省委书记王芳来监狱找我谈话。刘复之说：中央派我来给你谈一谈，对你是隔离，党内隔离审查。（编者：既然是隔离审查，法律上尚未进入结案、起诉、宣判程序，怎能把人家送进监狱呢？）对你的问题按党的问题处理，有的问题你可能记不得了，大问题不会忘，如“九大”问题。希望你不要把矛盾激化（编者：既然是党内问题，而且尚未结案，即把人家送进了监狱，我党处理党内问题有这种政策吗？）。我说：实事求是吧！凌云说：对啊！不能把十个说成九个，也不能把九个说成十个。我说：叫我胡说八道我不干。刘复之又说：你在这里由王芳同志负责，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找他，他有什么要问的可来找你。
两天后，王芳同志和他的秘书来监狱找我，他说：你谈谈“九大”问题，还有组阁问题。我说：“九大”谈什么问题，组阁我不清楚。王说：省的班子配备也是组阁嘛。上述两个问题你可以写一写。王芳走后，我在牢房里整天想着写材料，把在中组部工作时办的事，一五一十、实事求是地写得清清楚楚。交上去后，9月20日，王芳派他的秘书来监狱对我说：王芳同志和中组部领导同志叫我来给你说清楚，对你写的材料是肯定的，肯定你的问题是党内问题，不过对有的问题认为在认识上还不够深刻，你要相信党的政策。你这样老的同志，党中央对你是会实事求是处理的，你不要着急。
在我坐牢期间，他们让家属来看过我两次。第一次是七月初，我爱人（闫晶明）带孙女小贝贝来看我。晶明说：“你那天走后，张志杰和一个女的来家告诉我说，老郭免职三年了，没有交待、揭发问题，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和时间交待、揭发问题。这是宋任穷部长、陈野苹、曾志副部长三个人当面给老郭谈的。我们也给你这么说。”第二次是七月下旬，爱人闫晶明、大女儿渭岭、小儿子冀江三个人一块来的。来前，张志杰找她（他）们谈话，让她们给我作工作，不然就不让来。以后就再也没来过了。我很着急，问看守，我家属为什么不来看我了？看守回答说：九月初一定会来看你。到九月份仍然未来。我再次问看守。看守说：现在部里很忙，正在开人大、政协两个大会，负责安全保障。我说：这不是理由，家属探监根本用不着部长、副部长劳神。看守说：家属不来是有其它原因，这一段时间我们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家属都不叫来。看守还说：你的材料我看了，与林彪，四人帮无关系，与康生的关系也是个执行问题，那时他是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你不执行，行吗？
1980年过去了，看守对我说：我原本认为阳历年该让你回去了，可是没让回去，春节可能让回去吧！我说：中央是实事求是的。看守说：实事求是是个橡皮。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绝论，也算上了一课，我一贯听党的话，还不及一个年青人看问题尖锐。不过我还是坚信党及中央领导和中央派的代表（刘复之、凌云、姚伦、王芳）讲的话。“郭玉峰的问题，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你的问题是党内问题，党内问题按党内问题处理。”“现在看来只不过是个执行问题。”“你作个检讨，还要工作吗！中央还要安排你工作。”等等。总之，我相信中央说话是算数的。
1981年2月25日，中组部张志杰和公安部姚伦同志在监狱办公楼三楼会议室。与我一见面，姚伦同志便说：老郭，我给你贺喜，今天我们来接你回去。从1980年5月14日被骗进监狱至1981年2月25日出狱，历时九个月，280多个日日夜夜。这是我参加革命40多年来最委屈、最难忘、最不能容忍的一段人生。
回到家里以后方知，他们所以接我出狱，是我爱人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信，胡指示中组部宋任穷要把我送回家来。宋才无奈地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把我放出来的问题，说如果不放就更被动了。
我在西单的住房，在我隔离审查后被收走。中组部在劲松小区给我爱人两小套共50（左右）平米的房子。为此，闫晶明去找过陈野苹。陈野苹说，闫晶明，这房子是给你的，郭玉峰回来该住什么房再说。就这样我就成了无房户，只能住在我爱人家中。
1982年12月6日张志杰拿着中组部《关于郭玉峰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处理意见给我看。处理意见是“开除党籍，发生活费150元，免于起诉”等。鉴于《审查报告》中列举的一系列问题大多不符合实际情况，有不少断章取义，颠倒是非，歪曲事实真相的事，我当时有病未做答复。直到年底我给宋任穷、陈野苹写了我对审查结论及处理意见的意见。他们看了我的意见后又找我谈，说内容做了些修改，但处理意见不变。张志杰一再说，中央领导讲了两条路你选择，一是起诉，一是就按现在稿子。你自己考虑。我反复想中央领导叫我在这两条路中选择而不给申诉的余地。
所谓起诉就是抓人。如硬不签字，坚持真理坚持原则的结果必然就是被抓起来。那时就更无申诉的余地。苗风林同志在中组部休息室也给闫晶明同志讲不要再坚持提意见了，事情总会搞清楚的。我想再坚持也不会有好结果。于是我在审查报告上写了个模棱两可的意见——不再提意见了。就是说，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有意见不提了。1983年7月我给邓小平、胡耀邦又写了一封信，提出了自己的意见。8月初中组部秘书刘某和张志杰、闫文忠又传达胡耀邦在我给他的信上的批语，说什么“此人态度不好，再教育一次，帮助一次，下放河北省的一个中小城市”。
在下放到何地的问题上，张志杰与闫晶明有一次谈话。张志杰说：“在选择他去的地方，选了好多地方，他都不能去。首先东北不能去，他是那个部队的不能去；石家庄大城市也不能去；保定离北京太近有干休所也不能去。邢台，他去最合适！邢台就是前几年大地震的邢台，郭玉峰去最合适。”9月23日我离开北京到了邢台。第二天中组部送我的干部与邢台市委老干部局交接后返回。我就在邢台安顿下来。虽然管理不是很严。但也不准我回北京。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转过去。当我把户口落到邢台后，才同意我回北京看看，并一再催我快回邢台。84年闫晶明做手术，我回京看望。邢台的人怕我住的时间太长，中组部知道后受批评，不断催我回去。此后我身体一直不好生活不能自理，就再没有回邢台。这期间我一直不断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信进行申诉，都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我的声明
一、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右派掌权者把我开除了党籍，我仍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任何情况下我忠于党，忠于人民，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息，决不动摇。
我不同意中组部对我的审查结论和组织上对我的处理决定。我在1983年给邓小平主任、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说明了我的意见。但胡批了回来，说我认罪态度不好。我认为他这个批件也很不实事求是，也不讲组织原则，更谈不上党内民主。因为中组部审查报告是我在威胁下被迫签字的。在叫我看审查报告时张志杰讲：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对你有两条路，一是免于起诉，一是起诉。两条路你自己选。所谓起诉就是抓起来。在这样逼迫下只好签字。我给邓、胡写了信申诉，他们不但不听取我的意见，胡批给中组部批我，并批下放我到河北中小城市。对此我也不同意，只有组织服从。
我认为审查结论是不实际的，不实事求是的。是把中央交办的事，中央部署，号召指示的责任强加在个人身上。是把一个材料去头去尾，无限上纲。把事情的本身歪曲或断章取义，似是而非。我认为处理决定是错误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打击报复。是不符合中央一再讲的发扬延安精神，光荣传统。不符合中央讲的“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的精神。是不实事求是的。
给我的罪名是“参与篡党夺权”。我认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首先是篡谁的党，夺什么人的权。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后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都是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主席，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直到他去世。公认他是党的领袖，导师。我是党中央正式调来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经他申报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及政治局在京委员审批的。我按着中央的指示，部署，号召，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中组部是党中央的办事部门，个人无权决定任何事情。从组织原则，党的纪律来讲，都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每个党员都应照办。我也不能例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每个解放军战士必须遵守的。我是一名老战士，当然更不能例外。
在下放到何地的问题上，张志杰与闫晶明有一次谈话。张志杰说：“在选择他去的地方，选了好多地方，他都不能去。首先东北不能去，他是那个部队的不能去；石家庄大城市也不能去；保定离北京太近有干休所也不能去。邢台，他去最合适！邢台就是前几年大地震的邢台，郭玉峰去最合适。”9月23日我离开北京到了邢台。第二天中组部送我的干部与邢台市委老干部局交接后返回。我就在邢台安顿下来。虽然管理不是很严。但也不准我回北京。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我的户口没有转过去。当我把户口落到邢台后，才同意我回北京看看，并一再催我快回邢台。84年闫晶明做手术，我回京看望。邢台的人怕我住的时间太长，中组部知道后受批评，不断催我回去。此后我身体一直不好生活不能自理，就再没有回邢台。这期间我一直不断给中央领导和有关部门写信进行申诉，都石沉大海，毫无音信。
我的声明
一、我是一名共产党员，就是右派掌权者把我开除了党籍，我仍是一名共产主义战士。在任何情况下我忠于党，忠于人民，终身为共产主义而奋斗不息，决不动摇。
我不同意中组部对我的审查结论和组织上对我的处理决定。我在1983年给邓小平主任、胡耀邦总书记写了信，说明了我的意见。但胡批了回来，说我认罪态度不好。我认为他这个批件也很不实事求是，也不讲组织原则，更谈不上党内民主。因为中组部审查报告是我在威胁下被迫签字的。在叫我看审查报告时张志杰讲：中央领导同志讲了，对你有两条路，一是免于起诉，一是起诉。两条路你自己选。所谓起诉就是抓起来。在这样逼迫下只好签字。我给邓、胡写了信申诉，他们不但不听取我的意见，胡批给中组部批我，并批下放我到河北中小城市。对此我也不同意，只有组织服从。
我认为审查结论是不实际的，不实事求是的。是把中央交办的事，中央部署，号召指示的责任强加在个人身上。是把一个材料去头去尾，无限上纲。把事情的本身歪曲或断章取义，似是而非。我认为处理决定是错误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打击报复。是不符合中央一再讲的发扬延安精神，光荣传统。不符合中央讲的“我的问题是党内问题”的精神。是不实事求是的。
给我的罪名是“参与篡党夺权”。我认为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首先是篡谁的党，夺什么人的权。从遵义会议以来，中国共产党就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以后七大、八大、九大、十大都是毛泽东同志为党的主席，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直到他去世。公认他是党的领袖，导师。我是党中央正式调来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经他申报毛主席、周恩来同志及政治局在京委员审批的。我按着中央的指示，部署，号召，决定，路线方针政策办事，按毛主席指示办事，中组部是党中央的办事部门，个人无权决定任何事情。从组织原则，党的纪律来讲，都是正确的，是无可非议的。党的组织原则是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每个党员都应照办。我也不能例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是每个解放军战士必须遵守的。我是一名老战士，当然更不能例外。
怎么能把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给定成“参与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呢？难道我按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办事，去篡夺他自己的权吗？只是说当时中央领导是否正确，可以实事求是的评论。当然在被告缺席或掌权者不民主，不虚心，有偏见，有私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实事求是也是很难的。不过，只要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总会作出客观的评价。正确就坚持，错误就改。但不应随意加上罪名戴上帽子。难道按着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去篡夺他自己领导的党吗？再说一遍，我办的事都给毛主席，党中央，周恩来等政治局委员有报告有批件。
至于林彪四人帮，康生等人，我调中央之前不认识他们，也无历史渊源。康当时是中央常委，副主席，中央分工他管中组部。纪登奎，汪东兴都是政治局委员，在康生病后分管中组部。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分管中央办的读书班。我是中央调来的，是执行中央指示。他们有什么指示、要求都是给我讲：中央指示如何如何。凡正式确定的都经中央批办。都不是他们个人定的。至于他们背后搞什么阴谋我不知道。凡是我办的都是讲中央毛主席叫办，是中央政治局传阅圈批或政治局集体定。把我执行中央指示硬说成是参与林彪四人帮康生等篡党夺权阴谋活动，在审查报告中对中央指示，号召等只字不提，中央批的只字不提，把其他政治局同志办的事一字不提，无论如何是不正确的。不实事求是的。是错误的。
就是说当时党中央错误叫我们办的也随着错了，也不能说是参与篡党夺权嘛！而且错误的责任主要应由中央负嘛！不应过分的追究下边个人责任。
二、党的十二大决定，中央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一场内乱，是十年浩劫。这个结论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做出的。也可以说是缺席审判，也可以说是党内对受审者缺席的情况下的结论。因为说领导者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并未听取当时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他活着的时候也未听到党中央的领导对此提出过异议。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是在1966年2月。后在5月中央正式发出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中央发的，你们都同意的。并未听说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你们现在的某些领导人，当时也是中央领导人，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毛主席六六年多次接见红卫兵，你们现在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
就是说当时党中央错误叫我们办的也随着错了，也不能说是参与篡党夺权嘛！而且错误的责任主要应由中央负嘛！不应过分的追究下边个人责任。
二、党的十二大决定，中央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是一场内乱，是十年浩劫。这个结论是在毛主席去世后做出的。也可以说是缺席审判，也可以说是党内对受审者缺席的情况下的结论。因为说领导者发动和领导这场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并未听取当时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在他活着的时候也未听到党中央的领导对此提出过异议。发动和领导这场运动是在1966年2月。后在5月中央正式发出五一六通知。这个文件是中央发的，你们都同意的。并未听说你们有什么不同意见。你们现在的某些领导人，当时也是中央领导人，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决议，毛主席六六年多次接见红卫兵，你们现在的中央主要领导人都参加了。
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在天安门上给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标。如果说是发动这场运动是错误，现在的主要领导人是否也有一份呢？至于说运动是如何评价和毛泽东同志的看法并不一致。毛说发动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是适时的。开始你们劲头很大，可后来整到你们头上了就一而再，再而三的做检讨。邓检讨说我永不翻案。宋任穷给毛主席写了八次检讨信，给华国锋写了两封检讨信，一再说自己受林彪“红旗到底打多久”影响而产生动摇。胡耀邦在九大会上，小组会上写检查，以后大会小会做检查。可到你们夺取党权，政权之后就全盘否定了。
对文化大革命完全否定了，对自己的检查也不认帐了，这是否也否定了自己呢？这不是对党最不忠诚的表现吗。这不就是两面派吗，这不就是言而无信吗。一个人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人物当骗子就可鄙可悲了。毛泽东同志对文化大革命虽然肯定是必要和适时，但他并不回避在运动中的错误。他说错误有二。一是全面内战，二是打倒一切。他对一些受过审查而无实据的干部是讲“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不应追究审查人员。你们现在对运动的结论和对运动中一些对党忠诚的干部又怎样呢？完全同毛泽东是对立的，背道而驰的。
我们是共产党。你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中央的领导人，既然知道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提反对意见呢？为什么不直言进谏呢？为什么连魏征那种精神都没有呢？坚持真理，五不怕精神哪里去了呢？无非是怕坐牢，杀头嘛！
三、党的十二大宣布党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错误。既然党和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责任当然也应由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人负责，而不应过多的追究下边执行中央指示而被认为犯错误的人的责任。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毛泽东、周恩来活着，决不会追究我个人的责任，也不会把我和林彪、四人帮拉在一起。因为我办的都是按中央、毛主席指示、号召、布置办的。更不会给我处分。
四、党的十二大宣布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他讲的是犯了错误，而给我则说是罪行。按着中央指示办，中央是犯了错误，下边就是犯罪，这是什么逻辑？按我个人的问题来说，无论如何也列不上罪名。不是参与搞什么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而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是执行问题而不是参与。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而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指示。就是胡耀邦也讲过嘛。他对中组部某些领导人讲：我对郭玉峰批过“帮凶”“干将”的话，是在一气之下批的。看来还是个执行问题。他讲是执行的问题，不是参与嘛。他讲是郭玉峰同志如何如何了吗？我可以这样说，凡是有理智的人，无私心的人，看看材料没有不说是个执行的问题。
我们是共产党。你们都是党的高级干部和党中央的领导人，既然知道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提反对意见呢？为什么不直言进谏呢？为什么连魏征那种精神都没有呢？坚持真理，五不怕精神哪里去了呢？无非是怕坐牢，杀头嘛！
三、党的十二大宣布党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党的主要领导人犯了错误。既然党和党的领导人犯了错误，责任当然也应由党中央和党中央领导人负责，而不应过多的追究下边执行中央指示而被认为犯错误的人的责任。我可以肯定的说，如果毛泽东、周恩来活着，决不会追究我个人的责任，也不会把我和林彪、四人帮拉在一起。因为我办的都是按中央、毛主席指示、号召、布置办的。更不会给我处分。
四、党的十二大宣布党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犯了错误。他讲的是犯了错误，而给我则说是罪行。按着中央指示办，中央是犯了错误，下边就是犯罪，这是什么逻辑？按我个人的问题来说，无论如何也列不上罪名。不是参与搞什么篡党夺权阴谋活动，而是执行中央的指示，是执行问题而不是参与。是执行中央的指示，而不是林彪四人帮的指示。就是胡耀邦也讲过嘛。他对中组部某些领导人讲：我对郭玉峰批过“帮凶”“干将”的话，是在一气之下批的。看来还是个执行问题。他讲是执行的问题，不是参与嘛。他讲是郭玉峰同志如何如何了吗？我可以这样说，凡是有理智的人，无私心的人，看看材料没有不说是个执行的问题。
谁都说中组部是中央的办事机关。中央指示，中央分管中组部的领导人代表中央的指示，不执行行吗。按党的纪律原则不执行行吗？胡耀邦在1979年10月中央召开的组织工作座谈会上，代表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时，说郭玉峰同志在中组部工作期间虽然犯了严重错误，但他还是做了大量工作的。宋任穷马上插话：群众作了大量工作。胡讲上述的话是有根据的。因为他接替我任中组部部长。他发动群众揭发我。他了解对我的全部所谓揭发材料。他讲的话应该是负责任的。因为这时他已当了总书记。陈野苹、李步新在1979年2月传达胡耀邦的指示说，作个检讨，还要分配工作。1979年7月中组部起草的为中组部平反的报告也是说犯了严重错误。
1980年5月在秦城监狱对我实行隔离审查。本来宋任穷、陈野苹给我讲离开家换个地方集中精力集中时间交待揭发问题，可实际上把我关在秦城监狱隔离审查。虽然生活待遇同犯人不一样，但也不是宋、陈讲的那样。这些人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可耻可鄙。到秦城监狱后，党中央派刘复之，凌云，王芳，姚伦给我说：我们是中央派来的，代表中央给你谈话。本来可以不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你错过了机会（我不知什么叫机会，我只懂实事求是），所以采取这个办法。中央希望你不要对立，对你还是采取党内问题处理。他一再讲按党内问题处理。
1980年9月王芳派他的秘书给我讲了四点。1，对我写的材料是肯定的；2，你是党内问题，按党内问题处理；3，你这样老的同志嘛你会懂得党的政策，中央对你还是按党内处理的。4，家属不让探望是有别的原因。可是到了1983年9月的处理一反常态，对我开除党籍，发生活费。对此我给胡耀邦写信提出不同意处理的意见和审查结论。胡却批我认罪态度不好。你们是中央负责人，是部长，书记，代表中央讲话都不算数，出尔反尔，前后不一，言行不一，随心所欲，有权就是一切，有权批了就算。论事实，论责任都不过是执行中央的。主要责任也由中央负责。问题性质也可以说是错误或严重错误。一个人要言而有信。如果言而无信真不知其可也。难道当总书记可以言而无信，朝三暮四吗？1978年我去中央党校学习。华国锋同志告诉副校长马文瑞同志，叫他给我传达。马文瑞叫班主任杨长春负责给我传达说：华国锋同志说你要安心学习。你在中组部办的事，都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在党校学习期间，党校学员中某些人和中组部对我提出一些问题，华又针对提出的问题批了，郭玉峰同志的问题主要是中央交办的，由中央负责。
在1979年初，我给华国锋，党中央写了检讨，他又批了是中央交办的，主要由中央负责。我认为华国锋同志这些批示都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负责任的，是实事求是的。我与华国锋并无私交，也无任何历史渊源，他在地方工作，我在军队工作，互不相识。到中央后只是工作关系。他不会随意承担我的责任。我认为他只不过是讲真理罢了！但他说了姓胡的不听，因为实权已被姓胡的夺走了。当胡夺了全权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对我的问题连他自己说过的话都不算了，他代表中央派人给我说过的话也不算了。对华的批示就更是不顾一置了。权力是可以把一个人字写正也可以写歪的呀！他就按照个人的意愿把我这个人字写歪了。还有一个原因使他写歪，就是安子文是他的儿女亲家。毛主席党中央撤了安子文的部长职务，开除了他的党籍。中央专案组一办定安子文为叛徒，所以开除党籍。胡出于报复也开除我。但这是不正确的。如果一个人出于私心无论如何他处理问题也不可能正确的。
我在秦城隔离时，狱中负责我的生活的徐同志给我讲，你的材料我看过了，与林彪“四人帮”无关。就是康生叫办的一些事，也只是执行问题。这个普通工作人员也看出是个执行问题。康生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又分工管中央组织部，不执行能行吗？
五、现在的中央说，要发扬延安光荣传统。决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事实怎样呢？恰恰相反，处理人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延安的光荣传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现在的处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按李维汉的回忆，王明是篡党夺权，在他的领导下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丢了百分之九十。说王明是犯罪总不算过分吧！可七大还是选他做中委。进京后还叫他做政治法律工作。还允许他去苏联疗养。直到他发表反中共文章才开除他的党籍。至于王明的追随者，没有一个被开除党籍，而且不少人担负了党的重要工作。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使红四方面军受到很大损失，对他也未开除党籍。追随他的人也未给处理，经教育后重用。有的当了元帅，大将，上将，或地方的重要职务。陈昌浩同志可以说是张国焘的干将吧。也未开除他的党籍。按陈云同志的说法，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毛主席党中央的威信那样高，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至高无上的，说一不二的。他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党的纪律、原则，坚决执行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按现在的说法是，党的领导，党中央犯了错误。错也罢罪也罢都是路线斗争造成的。是党内斗争。
我在秦城隔离时，狱中负责我的生活的徐同志给我讲，你的材料我看过了，与林彪“四人帮”无关。就是康生叫办的一些事，也只是执行问题。这个普通工作人员也看出是个执行问题。康生是中央常委，副主席，又分工管中央组织部，不执行能行吗？
五、现在的中央说，要发扬延安光荣传统。决不能像文化大革命那样对干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事实怎样呢？恰恰相反，处理人比文化大革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延安的光荣传统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现在的处理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按李维汉的回忆，王明是篡党夺权，在他的领导下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丢了百分之九十。说王明是犯罪总不算过分吧！可七大还是选他做中委。进京后还叫他做政治法律工作。还允许他去苏联疗养。直到他发表反中共文章才开除他的党籍。至于王明的追随者，没有一个被开除党籍，而且不少人担负了党的重要工作。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使红四方面军受到很大损失，对他也未开除党籍。追随他的人也未给处理，经教育后重用。有的当了元帅，大将，上将，或地方的重要职务。陈昌浩同志可以说是张国焘的干将吧。也未开除他的党籍。按陈云同志的说法，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斗争。毛主席党中央的威信那样高，党中央的指示，毛主席的指示是至高无上的，说一不二的。他的正确性是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遵循党的纪律、原则，坚决执行指示是可以理解的。按现在的说法是，党的领导，党中央犯了错误。错也罢罪也罢都是路线斗争造成的。是党内斗争。
党内问题。对我这个执行者更是党内问题。应按路线问题执行了错误路线处理。而不应什么犯罪呀，党内追究刑事责任啊。根本就不应给开除党籍的处分，更不该采取发生活费办法。对我的处理既不符合党的延安作风，也不实事求是。至于对于打砸抢的处理当然不能属于路线斗争之列。
六、我是毛主席党中央调来的。任中组部业务组组长是周恩来同志签署报中央批的。1975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由他签署报毛主席，周恩来，党中央批准的（四人帮只有四人，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同意的）。难道他们调我来中央按他们的指示办事是篡他们的权吗？他们不是中央吗，他们不代表中央吗？在我工作期间，对你们这些人，大部分也是解放使用的。调中央之前，我不认识康生、“四人帮”，我只知道党中央。我服从党中央，按中央指示办，中央交办的去办。有请示，有报告，有批件可查。我不搞阴谋，不搞小动作，不搞见不得人的事。中央交办的事我办了。如果说有错误，甚至有罪，也只能由中央负责，或主要的首先应由中央负责。把上边交办的事来追究下边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是不正确的。强加罪名搞莫须有，歪曲事实，掐头去尾，看现象不分析实质，断章取义更是错误的。
七、一语为重千斤轻。说话要算数，言必信，行必果。不能做政治骗子。胡对我的问题的讲话，派部长，书记之类代表中央给我的谈话都不算数。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大人物，有权有势，但应更可贵的是言而有信，而不是做卑贱的小人。言过其实，言而无信，说了不算。据说胡有很多讲话指示是说了不算的。这是实用主义的，是投机分子的做法。就拿大字报的问题，几天就讲了四样。至于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以及他们做假检查，所谓永不翻案，事实证明是彻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权也就不顾起码的人格了，起码的信誉了。所谓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啊。
郭玉峰
2000年1月
原载《我的丈夫郭玉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1版
六、我是毛主席党中央调来的。任中组部业务组组长是周恩来同志签署报中央批的。1975年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由他签署报毛主席，周恩来，党中央批准的（四人帮只有四人，其他政治局委员都是同意的）。难道他们调我来中央按他们的指示办事是篡他们的权吗？他们不是中央吗，他们不代表中央吗？在我工作期间，对你们这些人，大部分也是解放使用的。调中央之前，我不认识康生、“四人帮”，我只知道党中央。我服从党中央，按中央指示办，中央交办的去办。有请示，有报告，有批件可查。我不搞阴谋，不搞小动作，不搞见不得人的事。中央交办的事我办了。如果说有错误，甚至有罪，也只能由中央负责，或主要的首先应由中央负责。把上边交办的事来追究下边的工作人员的责任是不正确的。强加罪名搞莫须有，歪曲事实，掐头去尾，看现象不分析实质，断章取义更是错误的。
七、一语为重千斤轻。说话要算数，言必信，行必果。不能做政治骗子。胡对我的问题的讲话，派部长，书记之类代表中央给我的谈话都不算数。作为一个中央领导人的大人物，有权有势，但应更可贵的是言而有信，而不是做卑贱的小人。言过其实，言而无信，说了不算。据说胡有很多讲话指示是说了不算的。这是实用主义的，是投机分子的做法。就拿大字报的问题，几天就讲了四样。至于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反毛泽东，以及他们做假检查，所谓永不翻案，事实证明是彻底的翻案。一旦掌了权也就不顾起码的人格了，起码的信誉了。所谓大人物也不过如此啊。
郭玉峰
2000年1月
原载《我的丈夫郭玉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