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的年龄，正是父母八十年代的年龄，但是比起八十年代的父母，我是问心有愧。
文革十年，教会关闭。1969年我们全家下乡，1979年父母从南靖山区回到龙海石码落户，恢复教会活动，但是当时教堂被县工商局和税务局使用，要等到他们搬走我们才可以使用教堂。所以，那时石码没有我们的家，
没有教堂怎么办？就先用几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家做敬拜。其实在我父母回城之前，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已经自发聚会礼拜了。神的仆人回来了，自然要回去主持教会活动。
我父母在石码没有家，要住在哪里呢？住在我们漳州的家。我们在漳州有一座1978年新盖的两层楼房，墙体水泥框架，地板天花板是水泥预制板。那时文革刚刚结束，很少人能盖楼房，是靠我在海外的亲戚财力支持的。总共120平方米的使用面积，原估计是5000元人民币，结果花了上万元。有关这座楼的故事，在我的《土楼岁月》就有一章详细记载。
在漳州这个家里，有我的父母和在漳州学习工作的兄弟姐妹家庭。我父母每个周日早上就搭乘最早的客车到石码主持礼拜，下午还有教会其他活动，傍晚才回到漳州。漳州到石码20公里，因为是旧公路，坐客车单程要一小时。
我父亲是1914年出生，我母亲是1918年出生，到了1980年，我父亲是66岁了。66岁在美国就退休了，在中国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我父亲是为神侍奉，所以还是要继续工作。
不止是周日我父母要到石码，平时有事还要去龙海找统战部干部，解决教会复会的问题。比如，教会的一些财产在文革中被没收，需要找回。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教会的一口大钟在文革中被拆下，后来不知被扔到什么地方，还是被我父亲讨回来了。现在这口大钟还悬挂在石码礼拜堂的钟楼。
我记得我的父母身体都很好，精力很充沛，我真的忘不了他们得过什么病？也就是感冒而已。看来还是神的眷顾，才使我父母有这么健康的身体为教会工作。
我在海澄工作，每周六休息就骑自行车回到漳州，周日或者周一再骑车回到海澄。海澄到漳州要骑2个半小时。海澄到石码只有5公里，平时如果要到石码找朋友，我都随时可以去，晚上也常常借居朋友的家。
我借宿的是一位姓高的朋友的家，原来在华安水电当电工。他的家是在一座骑楼的后半部分的楼上，就那么一个12平方米的单间，他们有几个兄弟，他就分到这个单间。他在单位有宿舍，平时这个房间没有用，就把一把钥匙给我，我随时可以进去休息。最大的问题是如厕难，要到外面的公共厕所，非常的麻烦。
石码的骑楼是民国年代建的，都没有厕所，有厕所的话也是让污水流到水沟里，而地下的水沟常常堵塞，厕所可以解决小便，不可以解决大便的问题。这种状况对全城的卫生造成很大的影响。你走在一些街头巷尾的旮旮处，常常有莫名其妙的垃圾包出现，非常的臭。石码有的垃圾堆放点是固定的，设在那些有空闲地带的角落里。但是，石码那么拥挤，还能有多少空闲地带呢？离垃圾箱十几尺之外，往往就是居民户，他们一天到晚都要承受垃圾的污染。还有公共厕所也是这样，每天都有抽粪的大车把厕所里的粪便抽走，那个臭味实在令人恶心。
1981年，教堂归还教会，我们在石码有了家，教会有了圣殿。但是，原来教堂后面一块空地被工商局盖上平房，里面住着工商局一位驾驶员。这位驾驶员是开局里的小车，小车可以直接开到教堂里面，房子里面还有很多汽油桶。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担心，万一不小心的话，整座教堂和附近居民都会有危险。好在这种担心不是很长时间，这个平房也很快归还教会。
那些汽油桶在教堂里不知放了多久？十年八年都可能，那时人们没有安全的观念，连政府部门也是这样。这就是时代的局限，骑楼的状况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住房问题不只是我们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题。
八十年代初期龙海才开始第解放后的第一波基建，县政府直属机关开始盖办公楼和职工大楼，地点都是选择在就近的郊区 。我的一位朋友就是在县直机关工作，原来是住在小巷子里，他分到了一套新宿舍，帮到新家去了。 我们经常在一起下棋，有一阵他没有空来，就是去搬家。
像他那样幸运的干部还是很少，虽然现在石码的郊区早就高楼林立了，原来的农民早就成为石码人了。现在龙海人说的小石码，其实就是石码旧城区，没有人说大石码。但是我觉得原来是石码郊区的两公里外围都已经是住宅区，可以成为大石码。我们家乡的家是越来越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