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洛诵：美女如云
年轻的陶洛诵（中）。诗人北岛有一个描述：陶洛诵长得挺漂亮，却被百万庄一个号称“俊男美女鉴定专家”的人评为79分。后来一打听才知道美女的标准是维纳斯，俊男的标准是大卫
“文化大革命”有一种不可估量的损失，从未被算进种种的损失之列，即美女资源的浪费。
后来的革新政府、民族精英，从来未见到他（她）们谈论、研究这个问题，哪怕是一句话：“对不起了，美女们，我们忽视了你们的存在，浪费了上天赋予人类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对你们倍加珍视才对。”
中国的人类学家应当补上这一课，列专题项目研究文革中美女的遭遇与损失，这定是个引起轰动的课题。
“青春即是美”，这个命题大部分人都可以接受，正值青春年华的年轻女性中的佼佼者，我们都可以称其为美女。青春以什么年龄为上限？有人说二十五岁，有人说三十五岁，还有一种说法至六十五岁，我个人的看法，只要尚存青春活力，就可以算作青春常在。
我们那一代人里没有歌星、影星，刘晓庆、陈冲、张瑜等人都比我们那代人小（她们也不过寥寥无几）。我们在二十岁左右，全都被赶到乡下去了，粗糙、笨重的体力劳动，恶劣卑下的社会地位与生活，西施也会脱层皮。
在社会生活一片愁云惨雾中，美女们依然存在，顽强地活着，追求着美女们天经地义应当追求的目标——情爱与欢乐的生活。
我认识两个美女，在文革爆发初期，仅仅因为出众的美丽，而惨遭修理。
一位叫李领弟。领弟是我小学同班同学，初中同校不同班，没考高中，直接上了个中等专科学校。她家原是正黄旗，住在一幢高门大宅里，屋里的摆设全是电影里看到的清朝宫殿模式，落地自鸣钟就好几座，到钟点时，从各个屋子里发出美妙的齐鸣。
与她初中同班的曙辉告诉我：“领弟因为长得美，‘红八月’被红卫兵当流氓给打了。”这叫什么逻辑，美丽有罪，还是打人犯法？世界的颠倒从此开始。
一位叫林萍。萍本与我家是斜对门的邻居，小时候的玩伴。萍的父亲原是旧海关官员，家境富有。后来我家搬走了，再与萍相遇则是在北海公园的冰场上。萍天生丽质，自小就梦想当电影演员，不断给电影制片厂寄照片毛遂自荐，电影制片厂也颇为重视，回信叮嘱她好好学习，一有机会就准备起用。“文革”爆发，萍被剃了个阴阳头，即一边有头发，另一半剃光，明星梦成为昨日黄花。
“文化大革命”大革文化的命，文艺界是重灾区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认识一位导演的女儿，名叫小妹，认识她的过程就有戏剧性。
我家胡同口有一食堂，几经改朝换代，几经易主。2001年我回国探亲时，它终于有了个响亮的名字“白魁老号”。小妹当年在那儿卖啤酒时，它叫回民食堂。小妹身材窈窕，浓眉大眼，充满现代都市女性美，相当扎眼。她服务态度不能说好，有人拿瓶子去买酒，她用啤酒升量好，一推酒升了事。买者说：“请帮我灌进瓶里。”她一挑眉毛，眼睛一瞪：“你自己不会倒？”因她年轻貌美，顾客多不与她过于计较。
右起北岛妹妹赵珊珊、曹一平、朱建平
我奶奶因骨折住院，与小妹的母亲同病房，她母亲看我们全家不遗余力轮流值班照顾奶奶，大为赞叹，我和小妹遂成朋友。
小妹喜欢讲这段故事：
“我爸爸是北影的导演，文革中被关进牢房，被释放后我爸用全部的钱给我买了块巧克力糖，到我工作单位来找我。我看见他，第一句话是没好气地问：‘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爸一听楞了，不知道说什么好，‘解决了，解决了，快解决了……’我因为他的问题在学校受尽歧视，我们七二届初中毕业生，有百分之十五允许上高中，我连红小兵都没入上，更别说加入红卫兵，先分配我卖肉，后来托人才调到食堂的……
你想我爸见我那态度心里得多难受啊，哎，我那时候是真不懂事。”
我认识小妹是1975年，她爸回到北影厂了。她家在灯市口妇联宿舍分到一套房（她母亲是妇联干部），许多演员都上她家拜访，她说：“演员主要靠化妆，刘晓庆大崩头，近视眼，腿也不长，可化起妆来就挺好看。”
与小妹私交最好的是文革前演过几部片子的影后杨雅琴。她演的《苦菜花》里的娟子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苦菜花》是部队作家冯德英的一部小说，是文革前畅销书之一。讲的是一个农家妇女带着几个孩子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杨雅琴是在部队里长大的孤儿，演这种片子驾轻就熟。
杨雅琴没有大牌明星的架子，经常到回民食堂找小妹，等小妹下班，她的到来总能引起人们的围观。
因为小妹，杨雅琴认识了我。一天，她来到我家，和我面对面对坐着。明星的确不同凡响，除了身材高矮胖瘦适中，线条玲珑起伏外，最吸引人的是她的脸，好像是精雕细刻出来的，像古希腊美女，让人崇拜的一种古典美。我问她多大了。“三十四岁”她娇声答道。
演员杨雅琴
杨雅琴当时是单身，我和小妹热心地为她张罗对象，邢弘远知道后说：“这岂不是像夏梦在让你找对象吗？”
我这方面的天赋是偶然被广大群众发现的，或是应广大群众之需要而被激发的。
我和赵京兴在1977年春节举行婚礼，因为朋友多，婚礼进行了三天，除赵振开、赵振先兄弟等老朋友外，还有我进银行结识的新朋友小左和小胡。他俩带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女士——三十岁的郭某，是他俩的师傅，他们说让我帮他们师傅介绍个男朋友。
陶洛诵与赵京兴的婚礼照
无巧不成书，我指着墙上一首镶在玻璃框里的诗，说“这首诗是李宝臣写的，请一位书法家用汉隶砖瓦文抄的，是对我们结婚的贺礼，送来时，李宝臣说让我留心为这位书法家找一女友，书法家亦三十岁，四中毕业。”
我说这话时，对这位书法家尚未谋面，现在我连这书法家的姓都不记得了，女的我还记得叫郭爱勉，我就这么一牵线，他俩还真成了。恋爱后结婚，生了个大胖小子，听说最近送这孩子去英国留学。这不叫缘份叫什么？
我的大名不径而走，我亦乐此不疲，这样的好事我不知做了多少。我这一爱好也是中华民族许多人的爱好，大家都爱当红娘成人之美。
有次振开去我家送书，他借给我一本《卡萨布兰卡》，讲的是二次大战一间谍的故事，被拍成过电影。当时正有一位三十出头的美女在我家，她文革前是兰州某文艺团体的歌唱家，文革中失去了丈夫，带着一个周岁的孩子找了位北京某机关的小翻译，小翻译与我弟弟是朋友，当时大家一致抗议（包括赵京兴），他们所有的朋友见了我就都变成了我的朋友。
歌唱家正和我聊天，温文尔雅的赵振开进来了，振开听说美女是搞声乐的，邀请她唱支歌，美女害羞不肯，驾不住振开一再恳求，遂唱了一支古巴民歌《鸽子》。歌词是这样的：
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
你想不到我是那么地悲伤，
天上飘着明亮洁白的彩霞，
亲爱的姑娘就在我身旁，
亲爱的，我要和你去远航，
像一只鸽子在海上自由飞翔……
美女一直低头羞羞答答地唱，唱完后余音绕梁三日不走，振开的评价却出乎我的意料，“挺浪的。”他用特有的富有磁性的声音说。到现在我都不明白这算什么评价？但语气里的赞叹是不容置疑的。
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的一位绝色美女叫圆圆，她妈和我妈同一个教研组，都是女十三中的老师，她爸是著名的儿科专家。她姥爷是毛选第四卷里经常被提到的国民党第四方面司令长官孙连仲。她妈妈孙阿姨就甭提长得多标致多迷人了，我从小就崇拜美女，孙阿姨是我崇拜的人之一。
圆圆身材修长，细细弯弯的眉毛，黑黑的左顾右盼的含情目，细白的皮肤，脸颊上两朵玫瑰云。牟志京坦承不敢正眼看她，因为太美，使他自惭形秽。
圆圆一直保持着大家闺秀的风范，文革前是个共青团员，文革中是个逍遥派。毕业时，特别走运的是学校里的工宣队没逼她上山下乡，她说话细声细语，“没人逼我，一逼我我准去，我一点也抗不住。”
她被分配到西城某理发馆当理发员，被不三不四的小伙子们发现，“小庙里来了个仙女”，整天到理发馆捣乱，理发馆快开不下去了，领导无奈，这才把圆圆调到后面当会计，藏起来。
像圆圆这样的美女难道不是巨大的浪费吗？我看她该成为影后才对。
圆圆后来去美国，嫁给个医生为妻。
文革中像圆圆这样的美女又何止百万？千万？我哀叹我们这一代美色没能人尽其用，我希望这个问题能引起人类学家的注意。
来源：作者回忆录《生之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