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对历史最好的纪念，莫过于廓清历史发生与演变的真实脉络。
东北沦陷与国民政府的内部角力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东北军领袖张学良，正在北平出席慈善义演。戏散后张见到急电，匆匆离去。凌晨一点，张召集东北军在北平的高级将领开紧急会议，指示“避免冲突，不予抵抗，……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①会议开了一个通宵。
次日凌晨，张决定电告南京，请中央向国联提出抗议；下午，张接见日本记者，就事变发表意见，说道：“昨夜接到奉天报告，知有中日冲突发生，我等无抵抗之力，且无必战之由，故我已严令部下绝对不抵抗，任日本军之所为。”②
对于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张学良晚年留下了两种看似矛盾的解释。他在接受日本NHK采访时称，“你责备我不抵抗，我不承认，责备我对日本这件事情判断错误，那我承认。我自己考虑，日本不可能这样做，军人要这样做，（日本）政府也会要控制它。……我不能不承认我对日本的判断是判断错了。”还曾对其他媒体说过，“九一八事变，我轻信了老蒋，成了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③
其实，两种解释并不矛盾。
日本外务省及关东厅情报档案中，收有蒋介石7月12日致张学良之密电，内有“此非对日作战之时”之语；还收有同期张学良致荣臻密电，内称：“此时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败则日本将要求割地赔款，东北万劫不复，宜力避冲突，以公理相周旋。”也就是说，事变之前，南京政府及张学良方面，均已意识到关东军可能在东北生事；而关东军方面，也已侦测到了南京政府及张学良应付其生事的基本立场。④
9月6日，事变爆发前12天，张学良还曾致电东北军方及东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健。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当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遵照注意为要。”⑤
张的这一指示，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同调。
当时，南京政府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会制约日本军方，使其行为不至于失控，且事变前夕，宋子文已与重光葵商定，将于9月20日同赴东北，对中日悬案做通盘商讨，之前的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处理，也已在谈判中打开僵局。
如南京政府所料，日本外务省确曾干涉过关东军的行动。9月5日，在获悉“关东少壮军官图迫中国军队使其冲突”之密报后，外相币原喜重郎曾电训驻奉天总领事，命其取缔企图寻事之浪人。电报称：“近来关东军坂垣大佐，在贵处储备相当丰厚之资金，策动国粹会浪人，制造中日事变。闻将……在九月中旬作具体之行动。希对浪人，切实取缔。”但这种阻挠未能发生实际效果，南京显然错估了日本政府对军方的约束能力。⑥
日本学者户部良一认为，关东军发动事变的目的，“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而且“试图通过计谋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造成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如此，关东军自然不可能受日本政府的制约。⑦
蒋介石因身在军舰之上，未能及时获知事变发生的消息——9月18日晚9时半，蒋自南京登上“永绥”号军舰，前往江西南昌。晚10时20分左右，日军在沈阳发动事变。19日晚，蒋接到上海电报，获知东北出事，随即致电张学良，鉴于日方诬蔑中国军队炸毁铁路，中方对外宣传应努力辟谣。⑧
21日下午，蒋返回南京。2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国国民书》，宣布“已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南京方面寄望于寻求国联的支持来处理事变，而未曾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下达过“抵抗命令”。⑨
台湾学者黄自进认为，事变前夕，蒋的基本判断是“日本政府不致冒破坏《九国公约》的大不韪而侵略中国”。而且，事变前夕，蒋正致力于“与日本的陆军中枢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其中仅1930年度，国民政府与日本陆军省之间，就签署了多达16项武器买卖的契约，其金额占到了该年度中国对外采购武器总金额的三分之一强，日本已成为当时中国的第一大武器采购国。鉴于这种关系的存在，蒋认为，“零星的冲突只要控制得宜，事情总有转圜余地”，所以《告全国国民书》中有“对日军避免冲突”这样的句子。⑩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南京国民政府的预料。据日方档案，事变期间，日军仅包括10400名关东军及4000名朝鲜军；关外的东北军则有179500名之多。事变结果，日方在105天内鲸吞整个东北，死伤仅1200余人。?
这一结果，既与关东军的行动不受日本政府约束有关，也牵涉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内部角力。
事变爆发时，中国内部，除南京政府外，还存在一个以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为代表人物、以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白崇禧、李宗仁等为后盾的“广州国民政府”。胡汉民在国民党内有“党魁”的身份，蒋介石是军事领袖；南京与广州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国民党内部党权和军权的争斗。
广州政府成员
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
事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展开外交运作，东北局势尚有挽救余地。“特种外交委员会”（专为解决事变而设）当时出具的最机密报告，对形势的判断相当准确。内称，“日本之军事政策，必定要达到完全占领东三省之目的，其外交当局……已逐渐追随军部行动”，“国联……此次决不对日作战，因此不能采取任何有力之制裁”。
关于中方对策，委员会的提议是：“决不先对日本宣战”，但“军事牺牲，亦所不恤”，尤其是“对于锦州方面，如日本来攻，只有尽力抵抗，以树立政府在人民间之信仰……俾中国不至瓦解而亡。”也就是说，锦州是南京国民政府在事变中的最后底线。?
但东北军最终选择不放一枪一弹弃守锦州。这种做法的背后，既有张学良个人的原因，也与国民政府内部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事变发生前，宁（蒋介石）粤（胡汉民）已然分裂，武力相向。粤方曾三次派密使赴东京会见外相币原，谋以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既得权益”，作为购买日本武器的交换条件（南京政府当时也在致力于向日本购买武器）。事变发生后，南京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粤方志在倒蒋去张，其“外交部长”陈友仁与日方交涉时称，“日本除蒋去张之主张，与粤府毫无二致”，且承诺倒蒋成功后，粤府可按“大亚洲主义”与日本谋妥协。?
这种争斗，严重影响了南京国民政府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理。广东方面借事变向南京频频发动政治攻势，一度将蒋介石逼到（1）亲自“率师北进，与倭寇决战”（2）取消党治、开放政权的地步——前者是为了尽力保存自己的军权，后者是为了拆掉胡汉民的党权。不过，这种极端做法，未能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
所以，锦州告急之日，恰是粤方激烈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之时。蒋是张学良在国民政府的政治靠山，蒋下野势必牵动锦州战局，粤方绝非不知，但胡汉民恨蒋已深，坚持蒋下野是和解统一的不可妥协条件，蒋遂于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本兼各职，南京政府随之陷入运作真空。1932年1月3日，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当时，张学良曾得到情报，取代蒋介石的孙科政府虽一再敦促他抵抗日军，私下里却与日本政府达成了“查办张学良”的共识。?
锦州既失，东北遂告彻底沦陷。
李顿报告书与日本的战后反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在中国政府请求下，派出由英国人李顿率领的“国联远东调查团”（通称“李顿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中日争端及事变真相。
1932年10月，国联向各国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提交的报告书。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长达270余页，共10章。前8章是调查结论，从法理层面澄清了以下几点事实，披露了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行径：
（1）“九一八”事变中，日军行动“不能视为合法自卫之办法”，其有“精密预备的计划”；
（2）“满洲国”为日本扶植成立，其政权“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
（3）承认东北三省领土及主权归中国所有。?
报告书后2章是李顿等人向国联提出的解决意见。
他们不主张东北恢复原状，而建议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包括“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比例”；中日军队全部撤出东北，改由两国宪警维护治安等。此外，报告书称日本出兵东北，不止是“此一邻国以武力侵犯彼一邻国边界之简单案件”，还是有“赤色危险”的复杂问题。报告书还认为，九一八之前，日本在东北拥有特殊利益，中国的反日行动损害了日本的利益。?
这些建议，是基于中日两国国力，以及东北的既成局面，而做出的妥协——日本已在东北实现了全面控制，是当时的既成事实，报告书如此建议，相当于要求日本“吐出部分到嘴的肥肉”。
也就是说，在法理层面（原则），李顿报告书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否定日军的行动属于“自卫”，否定伪“满洲国”的合法性。在现实层面（权变），报告书不认为可以单凭国联的裁决就使东北恢复“九一八”前的原状，而是建议设立一个有日本顾问参加的“自治政府”。
围绕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内容，当时的中国政界，形成了两种对立意见。
蒋介石对报告书所提建议十分不满，认为“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承认“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因此决定对报告书“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院长，他公开声明，“中国政府对于李顿报告书，赞成其所持态度，表示满意”。?
在国联主持交涉的顾维钧，同蒋介石看法一致，“前八章关于事实的叙述，看来是正确地反映了满洲的形势，但最后两章（包括建议）则似乎很受既成事实的影响”。?
胡适则称报告书“代表世界公论”，李顿等人的建议“未尝不是一种解决的途径”。在胡适看来，“如果承认日本在满洲的条约上的利益，和承认满洲的自治权，可以取消‘满洲国’，可以使中国的主权与行政权重新行使于东三省”，那么“这种条件是我们可以考虑的”。?
蒋介石的政敌，则多对报告书持全盘否定意见。
比如，胡汉民说，报告书“几为自毁立场，而暴露其无维护正义，主持公道之能力”；冯玉祥、李烈钧称报告书“混淆真相，颠倒因果”，“挽救国难，在于积极抵抗，惟抵抗乃能表现民族求存之决心，惟决心乃能转移国际之视听，徒而求助国联，实为民族自杀”。
日本国内对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则极为一致，几乎众口一词指责该报告书“不公”。
日本政府发言人称，“该报告书对日本不公正之处甚多，但对华不公正之处则绝无”。日本陆军对于报告书中的指责，表示“这是对皇军的一种侮辱，是越权行为”“要对该报告加以痛击，使至于体无完肤”。日本政府还起草了《对 之意见书》，指责调查团“漠视日本所提之详细证明文件”，“不信拥护满洲国之人士”，而“对来历不详或不明之情报反予以不正当之信任”，因此报告书“有偏见”、“不可靠”、“无根据”。?
为维护其侵略利益，维持“满洲国”，日本政府拒不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并威胁称，如果国联一味无视日本要求，通过调查书草案，那么“日本帝国必须断绝与国联的关系”。
国民政府选择将“九一八”事变提交国联，而非直接对日交涉，主要是担心直接与日本交涉，会因国力弱小而被“任意要挟”，造成“失国权愈大”的后果。日本的选择则恰恰相反，拒绝国联干预，希望直接与国民政府交涉。
所以，当国联正式介入之后，日本以宣布退出国联的决绝方式，拒绝了基于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国联决议，使国联要求日本限期撤军的决议未能生效。
这是一个三方皆输的结局：国联丧失了它的威信和影响力；日本失去了身为国联成员的一切利益，在世界外交舞台上走向孤立，日本公众舆论对西方的敌视加深，对军人集团扩张主义的支持更加顽固；中国也未能依靠国联对东北问题有所挽救。
参与国联交涉的郭泰祺，事后曾如此感慨：
“外交无实力为后盾，求人之难，实难于上青天”；“（中国实力不足，）国联亦以空城无计，反遭暴日当头之棒喝，盖国际联盟会之本身，原为空虚之物耳”。
即使如此，中国也并非全无收获。通过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至少向世界申明了中国被侵略的事实。如胡适所言，当时的中国尚无做国际宣传的经验和能力，若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国恐将在国际宣传上重蹈甲午战争的覆辙（日本将甲午战争描述成了一场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的冲突），这是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最大功用”：
“因为厌恶中国近年排外的嚣张，因为日本宣传能力之大，因为中国自身政治之实在不满人意，所以同情于日本的议论在各国颇占优势。……我们虽用全力做宣传，终不能期望国外舆论的一致同情于我们。……止有负世界重望的公断人的报告可以统一世界的是非，矫正世界舆论的错误。”?
曾任清华政治学系主任的余日宣，在1932年11月发表演讲时，也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给出了中肯的评价：
“（日本）常在各处宣传他们占东三省的理由是如何的充足，所以有许多国家因为听了日本一面之词，对于中日的关系发生种种误解，以为日本有理，中国无理，他们现在看了这个报告，至少对于日本的信任心总会要减少些。”?
也就是说，阻止日本洗白“九一八事变”，使其在国际外交上陷入了被动境地，是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带给中国的最大价值。
1951年，据时任日本首相兼外相的吉田茂的指令，日本外务省启动了一项秘密调研，旨在彻底检讨自“满洲事变”以来，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日本在外交上的致命失误。研究历时数月，后形成一批绝密文件，至2003年才解密公布。
其中，关于“九一八事变”的部分，文件认为，即便外务省无力阻止军方的行动，也不应该让事件发展到“满洲国独立”的程度、更不应该让日本退出国联。即便国联成员国全体反对“满洲国独立”，日本作为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也应设法留在其中。
石原莞尔
简言之，退出国联，使日本自绝于国际主流社会，陷入国际孤立，“成了日本和英美决裂的开端”，为其后与德、意结盟提供了路径。?
注释
①张的具体行踪，可参见：何世礼，《为历史作见证：“九一八”之夜张学良在何处》。《盛成回忆录》，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第29-30页。洪钫，《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6辑》。
②《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第76页。
③《张学良开口说话：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第77页。（日）臼井胜美：《昭和史的最后证言——张学良》，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第72-73页。《张学良口述历史——西安事变是逼出来的》，(台)联合报2001年10月28日。
④蒋指示，收录于日本外务省纪录密电情报关系卷；张指示，见关东厅7月15日上外务省次官电。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14页。至晚在8月25日，关东军还曾破译过沈阳市公安局对下属秘密传达的“容忍自重、力避发枪”的指示。
⑤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第67页。中央档案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P67。
⑥东京审判纪录，第30343页。
⑦户部良一，《満洲事変から日中戦争まで》，收录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 近代史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39-242页。
⑧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2》，华文出版社，2010，第45-61页。
⑨冯筱才，《“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⑩（台）黄自进，《蒋介石与日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缩影》，中研院近史所，2012，第153-156页。
?（日）陆军参谋本部，《支那时局报第四十三号》 （1932 年3月24日），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藏，原件。转引自：黄自进，《九一八事变时期的日中政治动员与军事作战》，（台）政治大学历史学报第26期。
?《特种外交委员会呈送中央政治会议之报告》，收录于《戴季陶文存》。
?日本外务省纪录（中国内乱关系卷），转引自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第140页。
?罗敏，《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第49-54页。
?刘维开，《国难期间应变图存问题之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4，第20-24页。
?周美云：《重评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安徽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革命文献第40辑》，台北1978年。
?洪岚《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中华书局2013年，第55页。
?胡适：《一个代表世界公论的报告》，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36页。
?张敬禄，《评》，《齐鲁学刊》1990年第6期。
?胡适，《国联报告书与建议案的述评》，《胡适文集》第11册，第273页。
?余日宣，《李顿报告书的研究》，《沪江大学学术讲演录》，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91页。
?日本外务省文件：《过去外务省的一般性失误》（1951年1月23日）；《“日本外交的失误”的作业报告》（1951年2月28日）；《日本外交的失误》（1951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