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十分肯定地说：古人称天竺、身毒、贤豆的发音都不准确，正确的发音是印度。从此，在中文里，印度的名称再没有改过。
现代语言学家知道，不同的古代语言，如梵语、波斯语、希腊语、龟兹语等对“印度”的发音都略有不同，谐音本来也就是取其近似，所以，唐以前中文的各种谐音都不能算错。玄奘定为印度，实际上更接近希腊语。
就像中国人不管自己叫“柴尼斯”一样，印度人自称波罗多。这一名称起于何时，还真说不清。
二
追溯印度古史，那是一堆联缀不起来的碎片。这种情况在其他几大古代文明中也是如此，比如南美、中美洲，只能用考古文化命名。南美是由于没有文字，中美洲的奥尔梅克文化跟印度古文化有点类似，都有文字遗留，但都尚未获得公认的解读。目前所知印度最早的文字----印章文字----每篇过于简短，而且失传三千多年，增加了认读困难，除非能像古埃及一样存有三体文字碑“罗塞塔碑”，并完整发现，否则短期内不会有重大成果出现。
印度的印章文字跟埃及的象形字和中国的甲骨文有一些相似的影子，但证明三者之间确有联系，则很不容易。古代各文明区，既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封闭，也不像现代世界这般交流频繁，相互影响巨大。一口咬死绝无关系，说不定哪天出现新证据，自己打脸，亦未可知。相似也许反映了早期人类思维水平与方式的接近。
印章文字在小小一方印章上往往除文字外，还在主要位置雕刻人物和动物，有些明显是神人神兽或怪物。有人马上联想起《山海经》的描述方式：以极强的画面感勾勒出奇人奇兽。于是突发奇想，试图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甚至认定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就是中国古籍记载的昆仑原型。我不排斥古史研究可以多方尝试，大胆假设，但应警惕陷入牵强附会的泥坑。
三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纪录的，史官很早就从巫师队伍中分离出来，自成一个从属王国政府的职能部门，接受职业训练，专门记录国之大事与王者言行，具有监督、劝谏王的责任与权利，留下了大量传承有序的历史纪录。其中古史的传说部分，可以推演至四五千年前，与某些考古文化至少在地域上能够重叠，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破解线索。
印度与中国相反，他们对历史的感觉淡漠，不在乎历史的容貌脉络，在阿拉伯人进入前，印度只有零星传说，没有严格的历史记录。11世纪穆斯林学者比卢尼曾经指出：“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要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是代之以讲故事。”因此对10世纪前的印度史，世人只能看到一地碎片，而且即使是传说，也只能上推到3000多年前。
四
司马迁曾总结中国古代的一大特点：新的强悍统治集团往往是从西北兴起，向中原推进扩张的。印度也是如此，西北和北方是外来势力突破自然屏障的通道及群雄逐鹿的主要战场。要探寻印度古史的秘密，就得把眼光投向印度的西北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流域。印度是何时进入文明时代的，目前还无法论定。考古发现的四千五百年前的哈拉帕文化（约公元前2500年----前1500年），一出现，在城市规划、社会组织、商业贸易、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文明程度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发达，尤其是城市规划建设，居于当时世界各大文明的顶级水平，绝不是文明初期的的状态。哈拉帕文化之前，还有麦赫尔加尔文化（约5、6000年前）。在哈拉帕文化的典型遗址摩亨焦·达罗遗址约公元前2400年文化底层之下，还有城市遗迹，只是因为地下水位高，全被淹没，无法探知具体内容。
五
印度河文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以后的恒河文明几乎跟它不沾边。它有统一的度量衡，统一的城市规划设计理念，统一的民族心理认同，统一的文字，其所表现的统一性超出以后任何时候的印度。它所面临的问题与中国的大禹有点像：严重的水患。其中摩亨焦·达罗曾经五六次被印度河泛滥冲毁，又在原址上依原样重建。似乎缺乏革新改造的精神。其街道东西南北笔直纵横，让中国人看起来似曾相识。尤其是它的自动冲水卫生设施及垃圾输送系统不但是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即使在今天也胜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当时许多人家有浴室和自动冲水厕所，想想春秋时晋景公在宫内失足跌落的茅坑能淹死他，可知中国在这一项上落后印度两千多年。不过这项发明似乎随着印度河文明的消亡而失传了，至今印度的厕所仍然是困扰人们的大问题，第一大城市孟买的贫民窟1400人共用一个厕所，15家共用一个水龙头。
六
印度河文明与差不多同时的其他文明比较，独立性显著。如在建筑方面，欧洲与埃及擅长用石，中东用泥土坯，中国则是“筑土构木”，（近年发现在陕北内蒙黄土农耕区与草原游牧区交界带有石片筑城，约略与印度河文明时间相当）印度河文明则用烧制的砖。雅利安人进入南亚次大陆后，这一传统被石材取代。孔雀王朝（约前324年----约前185）和贵霜帝国时（约公元25---约375），印度人在石材上显露的艺术天分与希腊罗马形成东西对峙，平分秋色的局面。无论是阿育王柱，还是健陀罗石雕，都是当时世界顶尖艺术的宝贵遗产。
七
印度历史上分裂时间长，统一时间短。没有形成主体民族，在统一性较强的印度河文明时期，据人类学家研究摩亨焦·达罗古人遗骸发现，当时城内居民包括原始澳大利亚人种、地中海人种、蒙古人种等，不像商周中国，城中居民属于同一民族甚至同一宗族。以后始终保持了人种混杂的状况，所以有人称印度为人种博物馆。从古至今，造成印度分裂的原因太多，民族众多、语言纷杂（一张钞票上就有14种语言）、种姓严格（其中贱民无姓，有点类似周代姓氏制度，唯贵族有氏）、宗教繁多、主流印度教大小神无数等等。
八
中国在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时，总结的统治经验就是血腥镇压反抗，武力开疆拓土，保证君主专制。印度人很有点幸运，第一个统一王朝孔雀王朝最著名的君王阿育王在武功、权力鼎盛时，由于皈依佛教，痛悔他强制迁徙、大量屠杀被征服国家人民的暴行，并刻石昭告子孙和天下，要以和平的、不破坏人类安乐生活的方式去统治和赢得他国归顺。也许我孤陋寡闻，这是我所见到的帝王忏悔战争暴行的唯一一份文件。虽然他说的与实际做法有相当距离，如宣布禁杀生，却没有废除死刑，也没有停止战争屠戮，但他切实采取了容忍各种宗教并存的开明政策。这为以后印度成为“宗教博物馆”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九
印度的气候环境对生活于此地的人们性格不无影响。法显在5世纪去印度学佛，似乎就感悟到了这点。他介绍印度中部的“中国”时，首先指出，这里“寒暑调和，无霜雪。”然后他说“人民殷乐，无户籍官法。”平民与王家没有人身依附关系，“欲去便去，欲往便往。”除了贱民，其他人都不杀生，不饮酒，不食葱蒜。几百年后，到唐玄奘访问印度的时候，仍然是“人性温恭”“政教尚质，风俗犹和”。当然，造成印度民性的原因，主要还是传统的宗教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近代产生甘地的不抵抗主义，不是偶然。
十
卡夫卡看完印度吠陀经典《薄伽梵歌》后，对友人说：“印度宗教文献既吸引我，又使我反感。它们像毒品那样，既有诱人的东西，又有吓人的东西。所有这些瑜伽师和魔术师都不是以其对自由的炽烈之爱，而是以其对生活的无情憎恨控制与自然密切联系的生（原译文如此，有点别扭}。印度的宗教修身活动盖源于深不可测的悲观思想。”卡夫卡看出了瑜伽修行背后的悲观，我则觉得好像孔子的“克己复礼”，当然都是源于人性当中固有的蠢动不已的罪恶因子，为了个人精神的提升，防止堕落，必须克制恶念，不断修炼。《薄伽梵歌》里生即是死，死即是生，生死轮回不已的思想，对后世印度人的思想影响极大。玄奘说印度人“惧冥远之罪，轻生事之业”。意为害怕得罪来世，妨害转生好运，却不在乎当世能否努力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