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盼好皇帝盼了几千年，最近一次是今年三月的事。这次因为皇帝迟到，讲了句“让大家久等”。臣民们，包括称为“无冕之皇”的臣民们，喜形于色，浮想联翩，议论纷纷起来。海内外，居然有人上表，有人进谏。有人甚至从皇上生父的历史中揣摩圣意，透露出“六四”即将平反的喜讯。一时间，“河出图，洛出书”，好像“东方红，太阳升”，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如果碰巧这次登基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不久前倒了霉的薄熙来，估计大家的兴奋，不会稍减。毕竟，盼的是新皇帝。至于谁当皇帝，好像反倒不重要。
几个月过去了，象历史无数次重复的那样，皇帝不尽如人意。臣民们因此而彷徨，因此而失落。于是，谣传四起，人心惶惶，莫衷一是。有人从“太子党”那里打听到消息，有人传说皇上已被“左派”绑架。网络上，充满皇上内部讲话，犹如道道密诏，层出不穷，花样翻新。有的泣血成书，有的声泪俱下，足以感动一批人，又足以吓唬另一批人。可惜，所有这些网络新闻，道听途说，都不靠谱。其所以这样，除了盼好皇帝心切，恨铁不成钢，病急乱投医外，更主要是无限夸大了皇帝的能量，即夸大了皇帝可以有所作为施展拳脚的余地。
在当今中国做皇上，其实很可怜，左右牵制，捉襟见肘。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已经“共和”。几十年前，毛主席老人家健在时，中国也已“共和”。但当时情形，今非昔比。那时，毛主席曾对坐二把交椅的刘主席说：“你算什么？我动根小指头，就能把你打倒”！看看，这是何等有派头？这才叫“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今天习近平能对谁这么横？开个政治局会议，要“交流观点，碰撞思想”。毛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谁敢跟他“碰撞思想”？娶个唱歌的太太，有几分姿色，便被捧为具备了“软实力”。这也叫“软实力”？真不知是哪位“帮闲”的创意，不知算是明褒还是暗贬，是真痴还是假呆？凭这点“软实力”，不要说征服敌人，就是说服同志，能有足够“正能量”？习近平上台不久，说过要把“权力关进笼子”，很让右边的朋友兴奋了一阵。其实，这话如果不是有口无心，也不过是在许诺一场遥远的“中国梦”。而眼下的现实，不是“权力”，倒是习近平本人，正被关在了各派势力和各种利益格局的“笼子”里。
皇帝的龙椅，不管是抢来的，还是“奉天承运”世袭的，要坐得稳且坐得有声有色，给历史留下印记，多半靠运气，更要因缘际会生逢其时。毛主席是“抢龙椅”的好手，历史给他留下了施展拳脚有所作为的巨大余地。但“有所作为”，未见得一定能把国家治好。把国家治得民不聊生，也算一种“作为”。小平同志的龙椅，是半抢半“袭”。也就是说，龙椅是继承的，但继承权是抢来的。能在共产党内把继承权抢到手，也算江湖高手一代豪杰。又恰逢拨乱反正，人心思改，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而因缘际会，高举起“改革”大旗，开创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时代，男儿当自强，算是实现了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到了江泽民，情况完全不同。江泽民的龙椅，是坐在邓小平划定的框架里。但江泽民这人有个长处，那就是他从不梦想“有所作为”，更不在乎什么“青史留名”。他天生的没有原则，唯利是图。“邓小平是太上皇，他不是喜欢改革吗？那就‘改’嘛，‘改’它个天昏地黑”！这大概是江泽民在邓小平南巡后的内心独白。江泽民另一个长处是为人随和，不霸道。自己发财，也允许别人发财；自己腐败，也允许别人腐败。一般人坐在龙椅上，最多做到“凡朋友，都允许腐败”。江泽民却几乎做到“凡腐败，都可以成为朋友”。有这样的群众基础，不过几年，江泽民就纠集起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创出天朝前所未有的腐败盛世。他人缘不错，不仅允许自上而下的腐败，也允许自下而上的腐败，几乎做到“腐败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在他当政期间，不仅太子党可以一夜暴富，就是平民百姓只要善于钻营，外加几分运气，也能成为乱世英雄。
等习近平坐上龙椅，改革红利早已瓜分完毕，利益格局已然成型。上有几百家统称为“太子党”的上层门阀士族，下有成千上万以赖昌星、周正毅、王立军等人为杰出代表的草莽英雄。出身红色名门的习近平，和他那些在“延安儿女联谊会”等太子党俱乐部里的朋友们一样，幼承庭训，铭刻心头的是“天下者，我们的天下”。他们对红色江山充满使命感，对当今中国的腐败乱象看在眼里，忧在心头。他们中有的几代世交，有的素未谋面，但共同的利益，一致的归属感，却使他们极易达成共识。几年前，这种共识被当时的风云人物薄熙来凝炼成一句旗帜鲜明的口号：那就是“唱红打黑”。
舆论界有一种普遍的误解，似乎以为“唱红打黑” 是薄熙来的私货。当然，“唱红打黑”作为一个名词，确实是薄熙来的个人创造。但“唱红打黑”所代表的全部精神内涵，却是整个太子党集团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是他们盘根错节利益交叉中所能找到的最大公约数。“唱红”可以证明他们执政的合法性，“打黑”则可以清除特权阶层以外一切“自下而上”的腐败。“自下而上”的腐败是大量的、公开的、透明的，每天都在那里招摇过市。打击它们，就能漂白整个社会，让老百姓眼不见为净；打击它们，还能使腐败变成一种特权，变成一种少数高级会所里的游戏，变成高级干部的另一种“特供”，既隐秘又安全，让享受者真正体会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滋味；打击它们，又有历史经验，驾轻就熟，四十多年前成立的北京“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和“联动”，自己抄家打人残害百姓可以，等到“自下而上”的平民红卫兵造反时，他们就看不下去了。“西纠”和“联动”正是今日“唱红打黑”的先头部队，不过那时他们手中只有打人的铜头皮带，今天却换成了整部国家机器。
习近平和薄熙来不是政敌和仇人，他们是同志、兄弟，是一根藤上的两只瓜。无论是家庭背景、个人经历，还是知识水平、道德修养，都决定了他们是同路人。所不同的只是薄熙来运气不佳，碰上个敢把天捅个窟窿的王立军。当然，薄熙来和习近平也有不同之处，他们虽为同一个集团效命，但薄熙来有点个人英雄主义，好大喜功，标新立异，这都犯了共产党的大忌。相反，习近平更能体现集体英雄主义，行事低调，中规中矩，使整个太子党集团感到“你办事，我放心”。因此，习近平并不是真正的皇帝，他只是他所属那个集团的大管家而已。所以，习近平决没有什么自己的路线方针，他有的只是他那个集团的路线方针。而这个路线方针，不需要上天入地搜寻，更不需要道听途说费尽心机瞎猜，因为它明摆在那里，早在几年前已由薄熙来公诸于世，这就是薄氏的“唱红打黑”。薄熙来的昨天，就是习近平的明天。习近平可以推行的只是一条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可以上演的只是一场不叫“唱红打黑”的唱红打黑。只是习近平的“唱红”比较缺乏文采，不是“前后三十年”，就是“鞋子穿在脚上”；而习近平的“打黑”则较为低调而土气，叫做“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好像当年毛委员在作湖南农民运动的报告。
亚里士多德说政府可以有三种形式：即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里，少数人手里，或者多数人手里。不管哪种形式，统治者只谋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就是坏政府。反之，统治者为公众谋福利，就是好政府。“一个人”的统治，习近平和他的哥们不喜欢。在毛主席“一个人”统治下，“暴君面前，人人平等”，他们的父辈吃过苦头。毛主席“动根小指头”，他们的父母就沦为贱民。“改革开放”给他们带来的最大好处，其实不是“先富起来”，而是在他们的圈子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民主、自由、平等”，这是一种崭新的特权，弥足珍贵。所以，他们“唱红”，不是要回到毛泽东时代，用他们话讲，这是“老路”，不能走。“多数人”的统治，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在他们看来都是“邪路”，也不能走。苏联解体，在他们心中引起的是“竟无一人是男儿”的震惊。幸好中国有诸多维稳的国安、武警、特警、城管，“男儿”颇多，一时江山无虞。所以，符合国情的“正路”，对他们来说显然是“少数人”的统治。而“唱红打黑”，正好符合“少数人”统治的需要。
清除腐败，哪怕只清除“自下而上”的腐败，谈何容易。面对“六四”挑战，邓小平曾说“四项原则”和“改革开放”要两手硬。但“六四”后的历史却证明，真正起作用的既不是“四项原则”，也不是“改革开放”，而是“维稳”和“腐败”。在“四项原则”意识形态的废墟上，今天高高耸立的是赤裸裸暴力“维稳”的大厦；而在“改革开放”表面文章的背后，二十多年来真正的推手就是腐败。在理想主义彻底崩溃，谁有理想谁倒霉的今天，改革和腐败根本就是同义词。没有腐败，哪来改革？没有腐败，谁为你改革？甚至，没有腐败，谁帮你“维稳”？没有腐败，谁当共产党？更何况时代不同了，今天“自下而上”的好汉们，绝不是当年被“红二代”的父辈们随便“革”掉“命”的地主、富农、资本家，那都是些老实本分的买卖人。今天的好汉，也不是当年在“西纠”和“联动”皮鞭下发抖的“黑五类”，那都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待宰羔羊。今天的好汉，是共产党千锤百炼培养出来的精英，他们身上淌着共产党的血液，带着共产党的基因，是共产党的标准复制品。他们不择手段，没有底线，娴熟“超限战”，他们中多得是王立军那样的“男儿”。想动他们，你试试。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将是：要么习近平知难而退，要么好戏正在开头！
（陈翰圣，2013年8月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3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