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考

一、苏军打败日本关东军后，向中共东北部队转交了大量缴获的日军遗留武器

从东北部队史料及回忆看来，抗战刚结束时到解放战争初期，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是比较多的。如，1945年下半年，苏军多次向中共转交武器。

9月，曾克林部从沈阳苏家屯军火库里运出2万支步枪、1000挺机枪、156门迫击炮、山炮和野炮。

【参见《曾克林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页。】

周保中部从长春日军军火库中运出1.1万支步枪。

【参见《中国共产党长春历史》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页；牛玺廷主编《长春市志·军事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76页。】

驻锦州苏军从日伪武器仓库中，取出各种火炮50余门、机枪480余挺、步枪1万余支、手枪200余支，交给周家美部。

【参见周家美：《关于我军进兵东北接管辽西的回忆》，《锦州党史资料》第1辑，1987年内部出版，第44页。】

11月，三五九旅利用在辽阳为苏军看守仓库的机会，在一夜之间用库里的武器把全旅重新装备起来。

【参见刘转连：《三五九旅北上记》，《雪野雄风》，白山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黑龙江绥化县龙南纵队成立时，苏军卫戍司令部移交了两车皮武器弹药，有步枪约5000支，轻机枪150余挺，迫击炮20余门。

【参见陈雷：《一切从头开始》，《黑龙江老根据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8页。】

11月下旬，陈云等人向中央报告说：苏军提供的武器已有“枪10万，炮300”。【《陈云、高岗致中央电》，1945年11月29日。转引自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年底，辽东军区又从驻朝苏军手中得到了十几列车的枪支、弹药。

【参见吴瑞林：《勤勤恳恳鞠躬尽瘁——深切怀念肖华同志》，《回忆肖华》，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7页。】

1946年3月，苏军从朝鲜转交中共部队各种枪3万余支。

【参见《东北局转报周保中处消息致中央电》，1946年3月16日。转引自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读史求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2页。】

4月20日，苏军代表告知中方，苏军于25日撤离哈尔滨，为中共部队留下“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

【《高岗关于与苏军交涉情况致东北局并中央电》，1946年4月20日。转引自杨奎松：《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读史求实》，第262页。】

5月，驻旅顺口苏军将大孤山的15车厢武器转交中共部队。6月底，又转交了大孤山的一批武器。

【参见〔苏〕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大连市史志办1995年编印，第184页。】

12月，朱瑞赴朝鲜与苏军远东司令部商谈后，在朝鲜收集了日军丢弃的部分火炮器材、枪支弹药等，运回东北。

【参见聂宇峰：《朱瑞和延安炮兵学校》，《朱瑞将军》，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72页。】

之后，关于苏援武器的记载明显减少。比较重要的有两次，而且严格说来并不是援助，而是中共和苏联方面的易货交换。

一是1947年6至7月，朱瑞赴平壤同驻朝苏军方面达成协议，采用武器换农产品的方式，经图们向中共运送数十列车关东军武器弹药和器材，包括几百门火炮。

【参见吕明辉：《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白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63页。】

二是这一年的10月间，何长工与苏军谈判成功，用废钢铁换取存放在满州里的关东军武器。这批武器“有各种枪炮，还有坦克”。

【参见《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428页。】

此外，1946年至1947年，应东北部队军政领导人陈云、萧劲光、李富春、周保中、刘亚楼等的请求，

【吕明辉：《朝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33、37、44页。】

朝鲜方面曾分4批向东北民主联军提供了2000个车皮日军遗留作战物资。

【参见丁雪松等：《回忆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局驻朝鲜办事处》，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辽沈决战》上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9—630页。】

这些物资中应含有大量武器。朝鲜方面对于这些武器数量的记载是“10万枪支武器”。

【吕明辉：《朝鲜支援东北解放战争纪实》，第246—249页。】

1947年6月又从朝鲜发运数十列车武器弹药，其中有山炮、野炮和高射炮等。

【参见姜焕周：《星火丹心忆征程》，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二、中共东北部队积极自筹武器，如从战场缴获武器、收缴日伪军武器、搜集日军遗留或藏匿武器等，并有少量自造武器

战场缴获。1945年9月至1947年4月，战场缴获包括与国民党军和与土匪作战两个方面。

从进入东北至1947年4月，中共部队与国民党军作战缴获武器约为枪3.9万余支，炮940余门。

【据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版）所载的1945年11月至1947年4月缴获数统计汇总。】

同期剿匪作战共缴获各种枪56072支，各种炮360门。

【参见东北局：《关于东北剿匪工作报告》，1947年4月10日，辽宁档案馆等编《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3页。】

1945年5月至1948年8月，主要进行了三次攻势作战。夏季攻势缴枪34089支，炮674门。

【参见《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战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479页。】

秋季攻势缴枪35866支，炮629门。

【参见《秋季攻势战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281页。】

冬季攻势缴枪69055支，炮1225门。

【参见《东北军区司令部第三十号公报》，《东北日报》1948年3月25日。】

在这三大攻势中，还分别缴获炮弹20余万发、11.6万发和8万发。

【参见《东北民主联军夏季攻势战绩》，《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2集，第479页；《秋季攻势战果》，《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3集，第281页；《东北军区司令部第三十号公报》，《东北日报》1948年3月25日。】

另外，1948年4月至9月上旬进行的冀察热辽夏季战役、长春外围进攻战和其他零星作战缴枪约4100余支，炮约100门。

【据唐洪森《国共争战大东北》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阵中日记》（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所载的1948年4月至9月上旬缴获数统计汇总。】

1948年9月至11月所进行的辽沈战役，缴获枪约20万支、炮5100余门。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军事文集》第4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1949年编印，第161—162、166—167、180、187—188页。】

收缴日伪军武器。抗战胜利后的头几个月，在东北各地仍有大批持有武器的伪满军和伪警察，在偏僻地区也还有不少残余日军尚未缴械投降。

【参见李运昌：《挺进东北》，《雪野雄风》，第5—6页。】

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立即解除了所到地区日伪军及伪警察的武装，收缴了大量武器。有的研究者将收缴日伪军武器与苏军的武器援助混为一谈，其实这两者是有明显区别的。尽管中共部队在收缴日伪军武器的时候，可能会得到苏军的帮助，但毕竟不是从苏军那里取得武器。而且有许多日伪军都是在苏军无暇顾及的情况下，被中共部队缴械的，例如冀热辽十八团在锦州北大营解决伪满军混成旅的情况就是如此。

【参见《曾克林将军自述》，第101—102页。】

收缴日伪军武器较多的中共部队为冀热辽部队与抗联部队。

1945年8月中下旬至11月底，冀热辽部队解决的伪满军警（包括起义投诚）及日军残余至少有5.7万人。

【参见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上册，第175页。】

9月初至10月15日，“抗联人员在各地收缴和搜查日伪武器计有：步枪近6万支，轻机枪9千余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百多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和野炮5门”。【周保中：《抗战胜利时的东北抗日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回忆史料·表册·参考资料》，第106页。】

搜集日军遗弃或藏匿武器。关东军投降时，大批武器弹药被遗弃野外或藏匿起来，同时也有许多武器散落民间。中共部队进入东北后，对这些武器先后进行了有组织的搜集活动。如东北军工部门和辽东军区后勤部都组织人员收集了大批武器装备。

【参见《何长工回忆录》，第423页；肖华：《开辟辽东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解放战争时期过渡阶段军事斗争回忆史料·表册·参考资料》，第350页。】

1945年12月到1947年6月，东北炮兵在搜炮活动中共搜集到弹药63万发。

【参见宋承志等：《蓝天白云寄丹心》，《朱瑞将军》，第503页。】

搜集活动也是一些地方部队武器装备的重要来源。如，在珲春“就利用日本人散失的武器，搞起一个大队”。

【雍文涛：《创建延边根据地的回顾》，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辽沈决战》续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在根据地土改运动后期，各地起出很多私枪，这可以视为地方性的武器搜集活动。

如，1947年夏季，嫩江省起出枪1900余支，

【《黑龙江历史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0页。】辽吉二分区在土改中共起出枪14292支。【杨易辰：《转战三年业绩永存——回顾中共辽吉二地委活动情况》，《辽沈决战》续集，第420页。】

武器搜集成绩最突出的是东北炮兵部队。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5月，炮兵部队通过在深山荒野中“捞洋落”，“共搜集火炮七百多门”。依靠这些武器装备，迅速组建了10个炮兵团和6个炮兵营，奠定了东北炮兵的基础。1947年4月以后的两个月里，炮兵部队又搜集了98门火炮，包括十五榴、十加等大口径火炮20多门。

【参见宋承志等：《蓝天白云寄丹心》，《朱瑞将军》，第503页。】

中共东北部队武器增加的渠道还有来自其他战区和自行制造的武器。1947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部队9.78万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参见唐洪森：《东北解放战争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6页。】

给东北部队带来的枪械净增量约为3万支。【这是将1945年12月热辽纵队约3万人由东北转归晋察冀军区建制这一因素扣除后的枪械增量。】

1948年10月以前，东北解放区兵工厂制造炮1175门、枪约1400余支。

【参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东北军工部门所承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复装和生产作战所需的各种炮弹和枪弹。

1945年10月至1948年10月，共供应前线迫击炮弹、九二步兵炮弹和山野榴炮弹112万余发。

【参见《东北解放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333、335页。】

三、中共东北部队武器装备是靠争取外援与自力更生相结合解决的

从上面艰难收集起来的各方史料来看，给中共东北部队各种来源的武器装备进行比较精确的数量统计，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关于苏联方面究竟向中共提供了多少武器援助，因缺乏确切统计资料，研究者们也只能通过各自掌握的资料推算其大概数目。如苏联和台湾国民党方面在具体数量上所述就各有不同。

首先苏联方面本身就有不同的说法。苏军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回忆说，给中共部队的武器是“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掷弹筒，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510页。】;

1971年莫斯科华语广播的一档谈话栏目的说法则是“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万—1.4万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800余架飞机”。【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

台湾国民党方面，1945年任国民党军政部长兼后勤总司令的陈诚称苏军在东北缴获日军飞机925架、坦克369辆、装甲车35辆、野炮2662门、机枪13825挺、步枪30万支、掷弹筒11052具。“以上各种武器装备，俄军可能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余即扫数供给了共军”。

【《陈诚回忆录：抗日战争》，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其中“野炮”当为“火炮”之误。】

有学者综合苏联历次披露，认为，苏军将缴获关东军的“步枪70万支，轻机枪11000挺，重机枪3000挺，大炮1800门，迫击炮2500门、坦克700辆，飞机900架”全部给了中共部队。

【台北中国大陆问题研究中心：《两次大战与中国前途》，学海出版社1985年版，第71页。】

还有学者认为，苏联“在东北所获足以武装80万人的装备，约有四分之一分批交给了中共”。

【胡志伟：《黑暗与光明》，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20页。】

而徐焰研究后认为，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中苏联转交的武器大约有枪40—50万支，各种炮约2000门；

【参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兵器知识》2009年第9A期。】

李长林认为，“我军通过苏军直接或间接获得的日军装备应有步骑枪30万支左右，各种炮1600多门”。

【李长林：《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关于苏军武器援助对于中共东北部队武器装备和战争胜利的作用问题，目前学界有这样一些看法：有人更看重苏联方面的史料，着重强调苏援武器的重要作用，认为苏联的帮助和援助“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参见杨奎松：《关于解放战争中的苏联军事援助问题——兼谈治学态度并答刘统先生》（《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该文修改后以《战后初期中共现代军事装备何处来——答刘统关于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的质疑》为题收入论文集《读史求实》。与杨奎松观点相近的论文还有薛衔天的《战后东北问题和中苏关系走向(1945—1949)》（《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1期）、张盛发的《战后初期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态度和立场》（《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1期）、路文娟的《对苏联给予中共东北解放战争军事援助情况的考察》（《鞍山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也有人强调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中共部队自己的力量取得的，认为“苏方的资料是不可确信的”，“苏联向中共军队提供大量装备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子虚乌有”。

【参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兼与杨奎松先生商榷》，《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

还有人既肯定中共部队在东北获得了相当数量的苏联武器援助，同时又认为苏联武器援助并不像苏联方面所说的那么多，也并非导致东北解放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参见徐焰：《解放战争中苏联给了中共多少武器援助？》（《兵器知识》2009第9A期），与徐焰观点相近的论文有李长林的《关东军武器流向略考》（《党的文献》2006年第1期）。】

笔者认为，不论何种来源的史料，搜集齐全都是十分困难的事情。特别是处于战争状态下，武器的搜集、清理、汇集、保管，苏方与中共方面的协商、谈判，武器的实际运送、转交、接收、清点、使用、维护等等，都是一些不断变化的过程。因此，这些武器的数量统计均只能是概数。同时，各方梳理研究出来的数字，由于来源不同，也可能有差异。例如，苏方和台湾国民党方面的数字与我方相比，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出入最大的是关于坦克、飞机的数字。就已公开史料来讲，目前尚未见到我方在解放战争中使用飞机的史料记载。笔者认为，考察苏援武器的数量问题，不能光看苏方答应或中共与苏方协商的数字，而更应当甚至主要应当看我方实际接收到的数字。因此，本文主要采信的是我方史料和回忆材料。

节选自郭永学的《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东北部队武器来源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