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丽川1945年赴英留学，1947年获伯明翰大学电机工程硕士。因妻子程美德还在朱利亚德攻读音乐，他随后也到了美国。在美国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恰逢联合国招收中文翻译，便在联合国做起了翻译工作。联合国的工资待遇都相当好，但时间一长，宋丽川心里开始觉得学无所用，专业荒废了。于是在“积极响应”的感召下，也决定回国贡献。1957年举家回国，在北航担任副教授，让宋丽川心满意足。
好景不长。妻子程美德回国不久就患上了肝炎，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营养不良，文革期间恶化，以后不久就去世了。宋丽川被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的钢琴也被红卫兵抄走了。最让宋丽川痛心的是三个孩子整天游手好闲，无学可上，大儿子还误入歧途。他写信给联合国一个老同事说，“回国是个非常爱国的心愿，但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非常后悔，我死也要死在美国！”。
宋丽川和程美德夫妇在美国生了3个孩子，老大叫John ,老二叫Steve，老三是女孩，叫Lois。老大回国时已经快9岁了，英文一直都没忘。文革开始时，老大在石油附中上高二，虽然是名副其实的“狗崽子”，却跟“联动”混得很熟（“联动”是北京高干子弟的一个红卫兵组织）。他常把家里的英文《福尔摩斯》之类的故事书拿出来，一边看一边讲给联动们听。他跟联动搅在一起，最后跟着打砸抢。有一段时间在北航的大院里可以看到他骑着一辆偷来的摩托车进进出出。一天夜里，跟着几个同伙，跑到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大院里偷了一辆吉普车，一直开到十三陵，到没油抛锚为止。后来到山西插队，旧习不改，不知犯了什么法，加上偷听《美国之音》，罪上加罪，被送去劳教。
面对这个破碎的家庭，文革刚结束宋丽川就做出决定，为了孩子们，特别是老大John，只有一条出路：送他们回美国。
程美德在美国德州有个姐姐当年没回国，宋丽川给她写信，请求她以海外美籍华人的身份跟中国外交部联系，看看能不能高抬贵手放孩子们回美国。外交部回信给这位姨妈，说要等中美正式建交以后再说。宋丽川迫不及待，直接写信给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询问孩子们恢复美国国籍的可能性。数日后竟然收到领事Tkacik的回信，指示应该准备哪些文件和材料。宋丽川通过美国的姨妈搞到了孩子们的出生证明，按照Tkacik的要求把材料交上去。经过美国国务院审核，两个月后，孩子们就拿到了美国护照。中国公安方面看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也没有找太多麻烦，给老大平反，发给他们出国用的中国护照。
宋丽川在给另一个老海归的信中说，“五月间，John的冤狱得到平反，释放。因为Steve和Lois已经办妥，他办起来简单得多。虽然他有那一段劳改历史，根本没有影响。在檀香山，我和美德替他们签署了放弃公民籍的声明。我当然不得不承认我做了一桩极大的错事。我现时的心情有点像开笼放鸟，看着他们飞向广阔的蓝天，也飞进了残酷的环境，翅膀虽有，但不坚强。我没有为他们进入美国做好任何准备，心里有些惭愧，但比之我把他们带回来受折磨，以及由此产生的良心谴责，分量的轻重便大不相同。”
他继续写道，“其实76年以后，天上的阴霾已逐渐消散，华主席是英明的（up to now），叶帅国庆期间的国情演说等等，可以说是‘太阳出来了’。不过对John他们，失去了一切就学机会，多年来备受凌辱，心灵上的创伤，不可恢复的光阴，更是像陈白露在《日出》末尾时说的那两句话，‘可惜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该去睡了。’”
宋丽川并没有像陈白露那样去寻短。他不久后也回到美国，跟孩子们安度晚年，直到去世，实现了自己“死也要死在美国”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