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2018年写的一篇小文。
我从上小学到高中毕业下乡，一直待在一个学校。
不是我的学校多么高级，从小学部、到中学部、到高中部都有。而是那个年代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小学戴帽"。本来应该升入中学了，没有地方安排我们，只好仍然在原来的小学里，由原来的小学老师或者家庭妇女（我非常讨厌的一个"老师"）继续给我们上课。到毕业下乡之前，我们那个"九年四班"已经叫了好几年。
记得当时我们的语文张老师来教物理，上课时抑扬顿挫地朗读牛顿第一定律。他的磁性声音特别好听，可是牛顿定律到底在讲什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在乎。
我们的数学刘老师倒是一位名正言顺的数学老师。刘老师高高的、瘦瘦的、白白的，平时总是面带微笑。他也是唯一一位毫不掩饰地喜欢我的老师。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叫我的时候只叫"晓妮"，而别的老师都是连名带姓地叫。
这一点当时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一直在我母亲工作的学校里念书。母亲的政治面貌非常糟糕。糟糕到我每次填表的时候都如同受刑一般：地主、资本家、三青团员、国民党员、右派。填哪个？略哪个？每次政治运动母亲都会受到冲击。可想而知我在学校的处境。
学校里还有几位老师比较喜欢我，特别是回潮的时期。但是没有一个老师敢免姓直接叫我名字的。所以刘老师对我的称呼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父母还有其他关爱并欣赏我的长辈。我一直记得并且感激这位亲切的老师和长者刘家清。
1975年毕业（中学还是高中毕业？）时，一刀切、全部下乡。如果随父亲的单位，我要到离家非常远的康平县。所以家里决定让我随母亲的工作单位，也就是我下乡之前唯一就读过的学校，到抚顺县去插队。如果一辈子不能回城，至少离家不远。
我们那一届有六个女生、两个男生。
到了农村才发现刘老师的女儿肖也是我们六个女生之一。这让我对肖有一种天然的好感。从下乡的第一天，我们六个女生就睡一铺炕，每人大约两尺宽的地方。早上铺盖一卷，吃点东西就出工。晚上铺盖一放就睡。
六个女生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父母们也都担心女儿的安全，大概都嘱咐女儿要和点里其他女生团结，所以我们基本都是进退同步、一致对外。我们曾经轮流做饭，轮到我时，肖早上会起来帮我。
这就是我们一起下乡的六个女生。右三是我。
下乡几个月后公社大兴土木修水库。各个生产队要出人。队里把我们六个女生当中的四位，包括我和肖，派出去了。
那天生产队张副队长赶着马车，车上放着我们的铺盖、粮食和柴禾，高高的一堆。所有的人都坐在这些东西的上面，我在马车的后部，每次路不平马车一晃，我就有可能掉下来。一路上紧紧地抓着能够抓住的东西。到了出民工的地方，下了车，心里才安定下来。
我们四个女生加两个在乡女孩儿被分到同一个老乡家，老乡一家住南炕，我们住住北炕，直到肖进了伙房当炊事员。
老乡家的主妇带着五个孩子，一家人都瘦瘦小小的。我当时一米五七，算是小个子，女主人比我矮半头，她的五个孩子依次排下、等差序列地矮下去，我们笑称她们家是简谱 1、2、3、4、5、6、7（以简谱的发言念。"7"是送给没有见到面的男主人）。
我们一起出民工的同学在青年点的房前合影。
记得那时肖常常利用她的权利在伙房烧上一大锅水，让我们去洗头。那时侯住在老乡家，用点冷水都要节约，可想而知能有热水好好洗一下头发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水利队偶尔买头猪改善伙食时肖也会告诉我们不要错过了好吃的。
我买了一个小小的半导体收音机，出工前、收工后和不出工的日子我们可以听听收音机，我们也曾经结伴去采蘑菇、挖小根菜。晒干的蘑菇似乎没敢吃。小根菜是一种根茎、蒜头一样的野菜，直径一厘米左右，我们把这些小根菜腌成咸菜，调剂一下。
后来民工连连长，一位部队的转业兵陈平友，把我提拔成小小的报道员，甚至发展我入了团。这可是我一直努力而实现不了的理想之一。从那以后我可以时不时地借着写稿子的机会休息一下。
在我们可以参与选拔回城当工人或者上大学之前，日子似乎就这样过下去了。
1977夏天，父亲告诉我可能会有高考的。为此他放弃了去北京煤炭部工作的机会，希望可以帮我复习功课。我根本不相信。"即使有高考，也要政审。我能通过吗？"
我在1977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记到：中午肖（从家里）回来了。带回关于升学的消息。12月。范围很大，应届毕业生到25岁以下。
好像从那天开始，我们青年点的同学就大张旗鼓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复习功课，准备应试了。
我的日记：1977年11月8日。 耿辉（我们的大队副书记到我们出民工的地方）送（大学报名）表来了。我的志愿：1. 东工。2. 机电（学院）。3. 阜新（矿院）。4. 服从分配。
11月18日我才得到许可回家复习功课。
我的日记中没有最后复习及关于考试的信息，可能是太忙了，只言片语的日记也没有时间写了。
1977年的高考，我们一同下乡的六个女生一下子走了五位。当年出民工的四个女生中，三个上了大学（两个东北工学院、一个大连铁道学院），一个上了技校，留在青年点的两个女生都被中专录取（抚顺卫生学校和大连财经学校）。
1978年2月27日。我和肖一起从抚顺出发来到东北工学院。日记中说我们乘的是中午12:33的火车。我记得清清楚楚是加车（不是在正常时间表上的），而且是闷罐车，当年过来的人可能知道，闷罐车箱平时用于拉载货物或者牲畜，没有窗户、没有座位、没有厕所，没有暖气。为什么乘闷罐车？不记得了，也许是时间比较好吧。每天车次不多，没有什么选择。
行驶不久就开始下大雪，火车在浑河被迫停车一个半小时。然后快到沈阳站时又停了下来，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到哪里了、为什么停车、什么时间可以继续行驶。雪一直在下、气温一直在降。
闷罐车 —— 网络照片（谢谢大学同学刘野）。
当时母亲带着亲戚家的小男孩也在车上。她是送我们上学，顺便送表弟回沈阳的家。后来母亲说不能再等了，她决定先下车看看。几分钟后母亲回来告诉我们，还有600米左右就到火车站了，嘱咐我们去找帮助，她必须得带孩子走了，孩子太小、怕冻坏了。于是肖留在闷罐子里照看行李。我下车找出路。
（闷罐车的网络照片）
车箱外边风雪交加，冷风夹着雪片横着吹打在脸上。太冷了，冻得心都痛。
走到车站时，谢天谢地，东工接待站还在。知道了我们的困境，两个东工的人（不记得是老师还是同学了）来到我们所在的车厢，帮我们把行李搬到接站的大客车上。
晚上8点多，乘着大客车第一次进入已经沉浸在夜色中的东北工学院、我们读了四年书的地方。
当天晚上在二宿舍接待我们的有我们班的徐骅。还记得当年他那年轻真诚的笑脸。
我和肖是自控系同一个专业的同学，我在二班，她在四班。
我们人生的新篇章从那个时刻开始。
多年以后我在美国的底特律安下家。肖的家在四个半小时以外的多伦多。我们依旧常常联系。每次去她家依然是连吃带拿。
后话：
这篇文章发出去后，我的表弟（舅舅的二儿子）给我留言：
我就是那个小男孩！那是我第一次坐闷罐车。
那天的雪很大，大姑带着我爬到南站，实在是又累又饿，在南站附近吃的饺子，大姑还和我说，你吃吧，你姐带吃的了！
想起都四十年了！
小注：
1. 后来知道因为天冷、道叉冻住了，所以火车无法进站。
2. 闷罐车的照片是大学同学刘野在网络上找的。谢谢！
3. 妹妹看后的留言：一切仿佛在昨天，妈妈多次讲给我这个故事。
宝贵留言：
化外人2019-11-05 15:26:24
握手，同龄人！我也是在母亲执教的学校里读书。母亲也是地主、资本家、三青团员、国民党员。下乡也在母亲的户口所在地。也是七七年考上大学。只不过我家在南方。本应该七五年下乡，但阴差阳错，推后了两年。
qun02019-11-05 19:15:30
写得好看，也勾起了我的回忆。问好。我也有很多相似的经历。我是沈阳长大的。77年8月下乡到沈阳南面的郊区苏家屯区。12月考大学（我们生产大队只有我一个人考上）。78年2月入学机电学院。
再注：2022年1月上旬，突然发现以前从美篇拷贝到文学城博客里的照片全部丢失。这篇文章的照片是 2/5/2022 重新上传的。非常感谢文学城里几位朋友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