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六年零十八天的农村生活
（1968 – 1974）
天将降大任如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
六年的农村生活教会我明白了一个真理：人不能简单地把自己列为“像一头羊”或者“像一只狼”：对朋友，对弱者，对光明正大者，自己应当像一头羊；而对敌人，对强者，对搞阴谋诡计的人，则一定要像一只狼！只有这样才能生存和发展。
初到农村
轮船在长江里慢慢地走了两天。每个人都在思考，有的人在想过去，有的人在想将来。娄建华在船的那头坐在自己的箱子上，朝这边看着。我抱歉地看着那边，不敢过去。就在这里进行无声的对话：“好些了吗？”“……”“对不起，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搞成这个样子。”“不想过去了，想将来吧。”
第三天中午，轮船到达沙市，受到了市民们的热烈欢迎。又是敲锣打鼓，又是放鞭炮，真的热闹得很。下午坐车到达荆门县城，安排在县招待所住下。十三号上午，大家兴致勃勃地游县城。其实荆门县城很小，只要十分钟就能从城关这一头走到另一头。里面有一个较大的百货店，我们称它是“中心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电影院，城外面有个龙泉中学。
下午由知青办介绍情况。荆门在历史上叫麦城，往南走几十公里是荆州，向北走几十公里是襄阳。因为这里盛产粮食，自古以来就和钟祥、京山一起属兵家必争之地。荆门县包括城关镇和沙洋镇，以及十二个区。城北是子陵、盐池、栗溪，属于山区和丘陵；城西是烟墩，也是丘陵；其余地方就都是江汉平原了：城东是马良；城南是团林和五里；城东南是沈集、曾集、后港、李市和拾迴桥。
大家希望能自己去了解一些情况。于是第二天有人跑到血防站，问血吸虫疫区的范围。有的到附近农村去看了看。晚上，开始分配地方。盐池和栗溪两个区很快就被他们选完了，只剩下子陵区革集公社的几个点。公社的副书记张化文来了，大家拉住他问个不停，把他的头都要摇晕。直到半夜才定下来。革集公社当时有革集、冯庙、花园、荣兴、荆钟、双河、车岭、龙井八个大队，分配到革集的有五个小组三十个人。最后，有四个组在冯庙大队，一个组在邻近的荣兴大队。
十五号上午，分到盐池和栗溪去的同学早饭后就坐大卡车出发了。我们望着那些同学，默默地给他们送行。革集比较近，不到二十公里，张化文就带着我们走了去。张崇武和李植年要稍晚些到，所以当时只有二十八个人。我们组本来是去一队的，但由于那边“还没有准备好”，不得不先暂住二队。过了几天，到十九号才被一队的社员们接到队里。算是正式下乡了。
我们一到队里，他们就腾出一个粮食仓库给我们住。没有床，就把不远处的榨坊的门板卸下来。几条长凳一架，四块门板一摆，上面再铺上稻草，就成了我们的通铺，几个人挤在一起。好在是冬天，大家混着过吧。这样一直到春天，知青的木料批下来了，才给我们每人打了一张床。
和我一个组的几个同学：于衍正、吴恒乐、张崇武和范镇峰
第一天早上醒来，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吴恒乐问：“还要早请示吗？”因为文革中每天必须早请示，晚汇报。大家不知道下农村后应当怎么办。范镇峰说：“算了算了，就这样过吧。”其实大家都不想搞了，所以一说就通过了。
几天后，大队说要开晚会欢迎我们。晚饭后，大家兴冲冲地走了好久，才走到一个平场子。那里搭起来一个台子，知识青年被安排坐在最前面。天渐渐地黑了，点起了一个汽灯，还挺亮的。我们正等着开始，突然一个女孩跳上台来，脸上画得跟猴子屁股一般。她大声喊道：“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把我们吓了一跳。接着节目就开始了。虽然节目很差，根本谈不上什么文艺水平。但他们很认真地演出，表达对我们的热情欢迎。我们真的很感动，心领了。回来的路上，才发现乡下的夜路真难走，完全不能适应啊！大家几乎是摸着回家。农村没有路灯，如果没有月亮，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似乎连星星都可以把大地稍微照亮一点点。大家跌跌撞撞地走回去，好狼狈啊！
过了几天，我担心柴火怎么解决。清早起来就拿起扁担、绳子和镰刀往有山的地方走去，想砍点柴试试看。那山看起来很近，走起来好远啊。到那里一看，冬天的枯草倒不少，但砍了半天，用绳子一捆也没多大一点。砍了好久才几十斤，轻飘飘地挑回来。队长看见了笑着说：“砍柴不是一下子学得会的，慢慢来，我来安排社员们送柴火来给你们烧火做饭吧。”他还告诉我们：不要看着山不远，其实很远的。俗话说：“望山跑死马”啊。
队长真的对我们做了很多安排：首先叫每个劳动力送一百斤柴火来，两天下来就堆了一大堆，够用一年的了。还给我们打了一个临时灶台，几天后在紧靠住房的外面又做了一间房子，准备将来做厨房。又在离仓库不到十米的地方用土垒了一间屋准备养猪，仓库前面做了一个大鸡笼。把前面的空地划了一块出来做我们的菜地。这样长期生活的基本条件就具备了。这里比较穷，房子都是用土垒成的。只有少数屋顶是盖的瓦，大多数屋子都是草做的屋顶。倒也冬暖夏凉。
后来，队长还安排不远处的容芝老头专门负责关心我们的生活。这个老头每天早上在我们还没有起床就跑过来看我们。有天早上，我们正躺在床上听于衍正带来的收音机，突然传来我国又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氢弹试验的新闻。大家高兴地在床上又蹦又跳。容芝老头进来了，看到我们这个样子，就笑着问：“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大家七嘴八舌地告诉他，我国成功地爆炸了一个氢弹。老头茫然地咕噜了一声：“什么蛋？”就走出去了。大家被泼了一瓢冷水，都安静下来。过一会儿，吴恒乐闷闷地说：“你就说下了个双黄蛋说不定他还兴奋些。”是啊，农民每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哪里知道什么氢弹呀。
元旦那天，张崇武和李植年也到了。我们赶到县城汽车站，他们两人刚下车，大家见面都高兴死了。虽然才离开武汉半个月，都像走了很久似的。现在组里有六个人，睡觉就更挤了，连翻身都翻不过来。不过大家还是挺兴奋的。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就是做些安家的杂活。什么做菜园护栏，砍点木料做猪屋门等等。反正是农闲，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正好让我们适应农村的生活，也好安排一下家务。
一天，队长带着我和范镇峰准备去山上砍几根做扁担的坯料。刚走了不远，东边来了一群人。里面有人在大喊：“范镇峰！”原来是盐池的同学跑到这里来玩。有范镇峰的妹妹、陈阳、娄建华、张红梅……。队长看着我们说：“范镇峰，你妹妹来了呀？那你去吧！”范镇峰高兴地回头就走。我很羡慕地看着他。但想到没人找我，就低着头，跟队长继续往前走。刚一迈步，那边的同学就叫了起来“江育林！”“江育林，你往哪里跑？我们就是来看你的。”我听见娄建华也在那里喊着。我真的感到心里热乎乎的。队长看看我，笑了：“他们要你也去，你就去啰！”我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些同学有从盐池的几个公社来的，也有从子陵的几个公社来的。因为现在是冬天，又快过年了，队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干。反正干一天活记一天的工分，有的生产队本来劳动力就有多余的，巴不得知青不干活。大家也就乐得趁机到处走走，到各个点上看看。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又聚在一起了。
我们从一个知青组跑到另一个知青组，一个公社跑到另一个公社。有些同学跟其他班的人不是很熟，走了几个点就回去了。我和范镇峰从革集到江山、白庙，再走到兰桥和石桥，跑了好几天才回来。大家在乡下见面，有说不完的话。生产队都各有不同，每个人都有新的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会。大家都感到兴奋、新奇。
总的说来，乡亲们对知青都还不错。虽然热情的程度有所不同，各个队都还是尽量把知青安顿好。其实，我们下乡对农村也是一个压力。如果生产队的地多人少，他们还比较高兴。但有的队是地少人多，如冯庙四队一共只有十三户人家，二十多个强劳动力。一下子来了五个青年劳动力，对他们的工分值影响就有些大了。因为在那个时代，搞副业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一个队一年的收入就是靠那些土地打的粮食。劳动力多了，工分就多，而产量不会因为劳动力增加了而增加。平均下来，每个工分的分值就会减少，等于是两个人的饭三个人吃，每个劳动力的收入就会下降。
到队里不久，队长就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队长叫刘永财，比我大一点，和于衍正差不多大。所以和我们很谈得来。他爱人杜家珍刚生了小孩，还没有满月。睡房门口还挂了一块红布，意思就是“闲人免进”吧，据说女人特别不能进去。这也是我们来时队里“没有准备好”的原因之一，所以他感到有些抱歉。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那里去年闹派性，两派搞得很凶。他被整了一下，现在还有气，所以撒手不管了。
农村里的两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斗争”几乎没有关系。只是多年来的矛盾以文革的形式表现出来而已。问他们为什么要参加某一派，他们的回答令人啼笑皆非：因为和我关系不好的人在另一派，所以我就参加这一派了。至于什么路线，什么主义，没有人去管它。我想，也许解放战争时期，这派的人参加了解放军，另一派一定会参加国民党。解放后前者就会当书记，后者就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了。
那天晚上，队长拼命劝酒，连他的老婆都从坐月子的屋里跑出来倒酒。他们几个都喝了不少，于衍正被灌醉了。知青下乡后几乎都学会了抽烟喝酒，整个公社里三十个知青，除了我以外，男男女女都在农村学会喝酒。只有我坚持滴酒不沾，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我们所在的子陵区有革集、兰桥、子陵、东堡、八角、牌楼六个公社。其中兰桥和八角是血吸虫疫区。每年冬天趁没有水的时候，要组织全区的劳动力去那里消灭血吸虫，俗称“灭螺”。所谓“灭螺”，就是把有钉螺的旧河道填平，重挖一条新河道。没有了钉螺，也就没有血吸虫了。每年要开工前，公社就把所需的劳动力指标层层摊派到各个小队，叫做“出外工”。今年的任务来了，队长跑来问我们愿不愿意去，我想去看看也行，就和范镇峰两个跟他们一起去了。
出外工的农民要自带行李和干粮，住在当地老乡腾出来的大房子里。每人每天要拿一点米出来，大家的米放到一起煮，然后炒点青菜，各人自己也带些私房菜，条件还是很艰苦的。我们刚来，只有背一点米去。菜就东家吃一点，西家吃一点，反正总有吃的。每天劳动就是挖土和挑土。干活的时间不算很长，有点累，但也吃得消。队里来的永旺年纪最小，也最喜欢睡懒觉，每天一定要睡到别人掀被子才起来。老乡们就唱当地的山歌寻开心：“太阳一出～哟，丈把高了～嗯，打个哈欠～唉唉哟，伸个懒腰～嗯！”
我们队派来的人多，劳动力也强，一个星期就把分派的活干完了。本来还想把我们调到其它地方支援一下，谁知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雪，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农村干活完全是靠天吃饭，下雨下雪是什么事也做不了的，只有拼命地睡懒觉。男老乡们天天猫在屋子里面打牌，女青年就做鞋子。我们无聊得很，想到那里离盐池很近。两个人商量了一下，就溜出去了。
那几天雪下得很大，有的地方雪深达膝盖。我们在外面走得很吃力。但空气很好，我和范镇峰兴致勃勃地从兰桥到盐池的好几个知青点去访问。每到一个点，都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快过年了，总是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后来我们还去了张坪一队，看望了娄建华和陈阳他们。他们那里条件比革集要好，都是砖墙和瓦屋。娄建华告诉我：下雪时，雪花纷纷地从瓦缝缝里钻进来。她们在被子上搭了一张塑料布，第二天早上上面就盖了一层雪。看来砖瓦房不过是好看，其实没有土屋那样冬暖夏凉。那里的老乡也对他们很好，经常请他们吃饭。看到她那里的条件比我们还要好些，我也放心了。因编组变故带来的愧疚心情慢慢地平息下来。
下雪连带化雪差不多一周，我们也几乎逛遍了盐池和兰桥的各个小组，和学校里的同学们又见了一面。直到二月一日才赶回工地，收拾行李回队。
从下乡到春节前夕，总共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由于刚好是在冬季农闲，而农村又是干一天算一天工分的计酬制度，这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和机会来熟悉农村，了解农村，做好了在今后适应这艰苦生活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