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了“爱国肉”

我多么期望有一天,我们的民族能够把自由、民主和人权大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从而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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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起 了“爱 国 肉”

去年以来中美爆发贸易战,中国停止由美国进口猪肉,改从俄罗斯进口。始料未及的是,正在俄罗斯流行的非洲猪瘟,竟随之进入中国大陆。仅仅一年,非洲猪瘟就蔓延到所有省市,造成大量猪只死亡。受此影响,猪肉价格飙升近百分之七十,老百姓叫苦不迭。

看到此消息,不由得想起吃“爱国肉”的往事。吃肉居然关系到爱国,现在的年轻人一定以为是开玩笑,这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嘛。但在中国大陆,确实有过一段时间,是以多吃猪肉为爱国行为的。1964年时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某日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来校作报告。谈到大好形势时,他说这几年吃猪肉要凭票限量供应,大家受苦了。接着他宣布:很快吃肉就不要票,可以随便买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师生们无不欢欣鼓舞。

江渭清的报告,让我想起听过的另一个报告。1960年中国大陆陷入空前大饥荒,我家在沈阳,每人每月三两猪肉,平均到每天只有三根肉丝,塞牙缝都不够。1961年某日上级一个女部长来我读书的中学作报告,她说虽然猪肉供应少了些,但形势还是大好。她解释说在旧社会只有地主资本家才能吃上肉。现在是新社会,大家都能吃;吃的人多了,平均下来每人就只有三两了。我听了将信将疑,有的同学却悄悄地说她在骗人。

那么怎么会在短短三年里,就从每月三两肉变成取消限量呢?其背景是,由于实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政策,放松了对农民的控制。从1963年起农业复苏,生猪存栏数量和屠宰数量猛增。各地存放猪肉的冷库纷纷告急,说如果再不把陈年冻猪肉处理掉,冷库势必爆棚。于是政府决定取消限量,把陈年猪肉尽快卖掉,以便存入刚宰杀的新猪肉。

北京一声令下,各地肉店案板上的猪肉突然增多。经受了几年饥饿,老百姓忽然可以无限量买肉,不禁欣喜若狂。许多人一下子买了几斤,上顿接下顿地吃,过足了吃肉的瘾。可是没过多久,猪肉销售量就下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首先是由于老百姓的钱包是瘪的。多数人的工资只有每月几十元钱,购买力低下。每斤猪肉要六、七角钱,而每斤蔬菜只要几分钱;猪肉比蔬菜贵得多,不可能天天买肉吃。其次是由于买到的猪肉在冷库存了几年,甚至过了保质期。这种肉化冻之后质地松散,有的甚至变了色,瘦肉发绿,肥肉发黑;于是许多老百姓对吃肉的兴趣大减。

为了早日出清冷库里的陈猪肉,政府推出了种种办法。最重要的是号召老百姓急国家之所急,谁买得多谁就爱国。“爱国肉”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在中国大陆,当事情上升到爱不爱国的政治高度时,老百姓就明白这猪肉是非买不可的了;不买意味着什么,是显而易见的。再就是推出优惠政策降价促销,由工作单位组织职工赊帐认购:先吃肉、欠下的肉帐从工资里慢慢扣。政治与经济双管齐下,于是猪肉的销售量急剧升高。

可是一下子买进十几、二十斤爱国肉,家家户户却面临一个大难题:当时老百姓家里根本没有冰箱,如不及时处理,必定坏掉。这个头等大事,考验着人们的智慧,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人家把爱国肉全部煮成红烧肉,上顿下顿都是肉,很快就吃得见肉要吐。有的邻居买了爱国肉,一部分腌成咸肉,一部分制成肉包子,余下的肉就炒在菜里。

我家则用独特的方法来处理二十多斤爱国肉。先把肥肉剔下来,熬成猪油装瓶,猪油渣就成了美味零食。然后把瘦肉切成一寸见方的肉块,加上盐、酱油、糖和茴香等,放进大锅里煮熟,再以小火将汤收干。下一步是把煮熟的肉块扯成尽可能细的肉丝,这是慢工细活,我放假在家没事,自然就由我承担了。最后一步是把细肉丝用微火熏干,自制的猪肉松就大功告成啦。肉松不但能长时间保存,还便于携带;假期结束,我就带了一瓶家制肉松回到南京大学去。

随着老百姓大吃爱国肉,库存的陈年猪肉终于销售一空。于是爱国肉就成了历史名词,如今只有六十多岁以上的中国人还记得这码子事。这些年来时而发票限量,时而又放开肚皮吃爱国肉;时而大降价,时而又大涨价。猪肉是中国人食用最多的肉类,猪肉供应与生活息息相关,若能早日遏制非洲猪瘟,并恢复进口美国猪肉,保证市场平稳,则百姓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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