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五七干校劳动
四月十九日，我很早就来到手表元件厂。工厂在徐家棚，要乘十五路公共汽车再转十六路才能到达。这十五路是通往关山工业区的，而十六路是通往武钢的。这两路都是武汉市里线路比较长，乘客特别多的公共汽车，我几乎要一个半小时才能赶到厂里。等我赶到工厂，很多新工人已经到了。到处乱哄哄的。我在厂里到处走了一下，感到这里很拥挤，而且房子似乎是见缝插针盖起来的。不像以前想象的：整整齐齐的大厂房，宽大的车间，一排排的机器……。我不由得嘀咕起来：“这像是个作坊啊！”旁边一个人小声地说：“算了吧，撒泡尿照照自己，像我们这种人也只配在这样的厂了。”我扭头一看，原来也是个新来的，但年纪显得较大，一看就是老知青。我不由得苦笑起来：“你是下到哪里的？”“我叫傅新民，下到京山，你也是才回来的？”“嗯，在荆门。”我点点头。他老道地说：“能把我们搞回来，再给我们一碗饭吃就行了，还想挑三拣四？”看来他比我要适应社会。
上班了，工厂的操书记给新工人做报告。他宣布：所有的新工人从二十二号起都要去武昌区委党校在嘉鱼县建的五七干校（实际上就是一个农场）劳动锻炼一个半月。从武汉到那里要坐几个小时的船。操书记要大家回去准备一天，后天带行李过来放到厂里，以便派人集中送上船……。我听后感到无所谓：会有什么大不了的农活干？只当是晚从农村回来两个月就是，起码管吃管住发工资，还计算工龄。那些像我这样刚从农村回来的知青对此都非常淡定，然而有些年轻人嘀咕起来：“要劳动这么久！干什么活啊？吃不吃得消？”一看，就知道我们这批新工人分为两类：因多子女身边无人被招回来的知青，和因“病残”回城的知青。会后，厂里把新工人编成几个班，以便管理。每个班有一男一女两个班长。我被任命为新工人六班的班长，副班长是个女孩。我有些莫名其妙，为什么选中了我？可能是看我年纪比较大吧。
二十二号清早，天刚蒙蒙亮，大家就赶到汉阳门码头。我站在码头旁边，检查六班的人是否上船了，并顺便认识一下班上的同事。一个女孩被她妈妈带来，听说我是她的班长，特别过来和我讲话。千叮咛万嘱咐：“我姑娘叫刘丽华，你看清楚啊。她从来没有出过门的，你要好好照顾她呀！”我朝她摆摆手：“放心吧，不会有问题的。”这时，一个很熟悉的身影从我面前闪过，我不禁脱口问到：“你叫什么名字？”“邱乃昂。” 那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怯生生地回答。我仔细地看着他：瘦长的个子，扁扁的脑袋，和以前阅马场小学的丘可克几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你哥哥叫邱可克？”我大声地问道。他呆住了，睁大眼睛惊讶地说：“是啊！你怎么知道的？”。我还没来得及回答，旁边一个女孩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哪里蹦出来一个福尔摩斯！？”我笑着说：“上船吧，以后再告诉你。”
上午十点多，船就到了嘉鱼，但离五七干校还有大约二十里。两辆大卡车要装大家的行李，我们只好先走一段。二十里地，对我来说简直不叫问题，就如同逛街一般。但对很多新工人来说，却是一个大问题。不少小青年一边走一边叹气。我只好前后跑，安慰他们，或者帮他们拿手里的小包。最后，我身上背满了各种各样的包包，但他们还是慢吞吞地走不快。直到卡车把行李拖到干校，再赶回来接人，把那些走不动的人满满装了两车。剩下的都是会走路的老知青了，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午饭后，大家开始整理自己的床铺。我仔细看了看周围。其实条件很不错的：一排排的平房窗明几净，十来个人一间的上下铺，有电灯，有食堂，中午的伙食也不错，还有供应热水的地方。除了劳动是干农活外，就没有一点像农村的地方。
其实所谓“劳动锻炼”，就是干干农活而已，和农村的农活根本没法比。从四月二十二号到达干校，到六月四号返回武汉，在那里呆了四十二天，真正劳动时间还不到二十六天。其它时间都在学习、听报告、讨论、写总结等等。就是劳动，也就是在西瓜田和玉米地里挖沟和除草。插了两天秧，更多时间是在水稻田里除稗子。最累的活是割油菜和挑粪，最轻松的活是雨天坐在屋子里选豆子和晴天在外面晒油菜籽。当然，和城里人的工作比就算是很重的劳动了，那些没有下过乡的人也会感到很累。所以干校把伙食搞得很好。我这个当班长的任务除了卖力地干活外，就是照顾大家，看看谁干不动了就叫他们休息休息，实在不行的到厨房里帮厨，或者呆在家里。有受伤的带他们去医务室……等等之类。我对这些活根本不当回事，有足够的精力关心大家，因此小青年们都很听我的话。
由于都是新工人，大家以前都没有见过面，相互完全不认识。在这里，我不由得一一打量他们。看来从农村像我这样招回城的不是很多。好多都是以各种原因留在城里，或者从农村早早就回城的孩子。他们大多很适应城市的生活环境。不像我，很多年后还一直不能习惯。这些孩子们都很大方，什么乱七八糟的话都敢说，什么事都敢做。而且一些武汉人才听的懂的话满天飞，他们称之为“橘子话”。叫我这个在农村呆了六、七年的人经常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被他们笑道：“连武汉话也听不懂，你还算是武汉人！？”最特别的是那个叫弋建文的男孩。个子矮矮的，满身肥肉，喜欢说带黄色的笑话。他最喜欢在收工回到宿舍后，打着赤膊浑身臭汗地把别人紧紧地抱在一起，说什么“最舒服的事情就是肉挨肉”。搞得大家都很紧张，一回到宿舍就离他远远的。但他做事挺仗义，大家也并不讨厌他。
宿舍里有好几个人都有烟瘾，但这里没有商店，他们感到非常难受。那天厂里来人，给他们带了一条香烟。听到这个消息，几个烟鬼收工后就直奔宿舍。然而他们翻遍了床铺也没有找到香烟在哪里。当我回到宿舍时，他们怀着一线希望，七嘴八舌地问我：“你知道他们把烟藏在什么地方吗？”我摇摇头。但我的鼻子向来很灵敏，很快就在一个人的床那里闻到烟味。于是就指着那张床说：“好像蚊帐背后有香烟的味道。”于是几个人扑上去，果然在那里找到一条香烟。大家感到非常惊讶：一个不抽烟的人，居然能闻出香烟藏在什么地方？！
几天下来，我看到有的人累得趴在床上哼哼的，就想到应当到女生宿舍看看，于是就朝她们那边走去。刘丽华正好在门口洗衣服，我走过去问候她：“累不累？你妈妈挺担心你的，说你从没出过门，生怕你受不了。还行吧？”刘丽华惊讶地说：“江班长，你还记得我呀，我还以为你只是顺口说说而已咧！”我不由得笑起来：“一个班才几个人，怎么会不记得呢？”
五月中旬，开始收割油菜。我们的工作就是用镰刀割倒，摊在田里。然后等拖拉机拉着平板车过来，大家就七手八脚地把油菜往上面堆。一直到堆不下了，稍微用绳子固定一下，然后由车拖走。其实也不算很累。
在收油菜的那几天，区委书记从武汉过来给我们做学习毛选的辅导报告。那天下午，他拿着镰刀也参加了抢收油菜的劳动。不一会，我发现他割到我旁边了。我很害怕和领导接触，红着脸不敢看他，只管低头割油菜。可能是看我手脚很快，就主动问我：“你割油菜很快呀，是知识青年吧？”我仍然低着头，“嗯”了一声算是回答。他又继续问道：“下放到哪里？”“荆门。”“啊，那是粮产区，劳动强度很大呀！你下乡多久了？”“六年零十八天。”我仍然是头也不回地回答。沉默了一会，他不禁又问我：“你怎么算得那么精确？”我抬起头看了看他：“这是我的光荣历史，一天也不能少！”区委书记哈哈大笑起来：“你说的有点道理，有点道理！”
第二天中午，我割完油菜，刚准备去食堂吃中饭，看到昨天收割的油菜地里围着一群人。我过去一看，一辆装满油菜的平板车陷到烂泥浆里，拖拉机拉不出来。但拉平板车的钢缆深深地陷在泥里取不出来，拖拉机也走不了。大家一筹莫展，大眼瞪小眼，司机急得团团转。围在四周的人七嘴八舌，谁也拿不出个好办法来。
我围着平板车走了一圈，发现钢缆通往平板车的泥地里有个小洞，想必就是挂在那里了。看来要取下钢缆，必须趴在泥地上，把手伸进去摘下钢缆才行。我问司机：“这钢缆是怎么跟平板车连接起来的？”司机比划着说：“平板车底下有个大钩，钢缆这头有个圈，就是这样套上去的。所以只要把手伸进去往上一摘就能下来了。”我一听就明白了：其实只要不怕脏，趴在泥浆地上把手伸进去，就一定能解决问题。于是，我把工作服脱下来，平摊在稀泥地上，然后小心地躺在上面，把手伸进平板车底下，很快摸到那个钩子，轻轻一推，就把钢缆从钩子上脱出来了。我爬起来对司机说：“行了，已经脱开了。”司机高兴极了，连声谢谢，开动拖拉机，钢缆很快从泥浆里拉了出来。大家都松了一口气。有几个人对我赞扬地说：“你真的不怕脏啊。”我听了觉得好笑。一点泥巴怕什么？晾干了一拍就下来了。农村里连牛粪都是用手抓的，这算什么？不过对城里人而言，这可能还真是个难题哩。
一天吃完晚饭，我在外面溜达。突然女生宿舍那边有人喊我：“江班长，你的信！”我大吃一惊，什么信会写到这里来了？拿过来一看，原来是小妹的信，她按照我告诉她的工厂地址给我写了一封信。今天厂里有人过来，就把信顺便也带过来了。
小妹的字很秀气，一看就知道是女孩子写的。但没有发信的地址，仅仅写了“内详”二字。六班的女孩子们拿着信叽叽喳喳地问：“谁写的？”“从哪里来的？”“……”我没有理睬这一群麻雀，拿着信随手就拆开了。我边走边看，谁知这些女孩子居然那么大方，踮手踮脚地偷偷跟在我后面看信。熊爱萍大叫起来：“是江恩写的！”。我吓了一大跳，赶快把信揣到口袋里，瞪着眼睛看着她。几个女孩问：“江恩是谁？”我装作若无其事地说：“你们不是看到了吗？姓江啊，是我家里的亲戚。”她们立刻安静下来，狐疑地看着我。我赶快走掉了。
一天，我突然看到五班有个新工人在那里不停地嘟囔什么，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我感到很奇怪。一打听，才知道他来之前，把自己的女朋友托付给街坊的朋友照顾。谁知道才不到一个月，那个女朋友就离开他，和那个街坊朋友谈起恋爱来了，把他气得七窍生烟。我走过去安慰他：“你应当庆幸啊！一个月不见就跑掉了，可见靠不住。现在分手了，你一点损失都没有。如果等你们结婚了再发生这种事情，那岂不是更糟糕吗？”那人似乎觉得我讲的有点道理，气也消了很多。看着他的背影，我不由得想起小妹。她现在还好吗？如果我一个月不跟她联系，她会不理睬我吗？不！这是不可能的，我相信一定不会的。
五月二十五号，我们到水田里除草和摘稗子。一不小心，我的左脚大拇指被泥巴里的什么东西划伤了。开始我并没在意，不料到了晚上，伤口感染开始发炎，肿的圆滚滚的通红。里面一跳一跳地痛，有时候简直痛得站不稳了。但第二天我一直忍着，坚持到收工。到收工时，实在是走不动了。等我一拐一拐的回到宿舍，其他人连饭都吃完了。副班长看到我那红肿的大拇指，大吃一惊，赶快报告带队的领导，叫我第二天不要下水田，就在厨房里帮厨算了。这个脚趾头过了好几天才消肿，然而脚指甲则开始松动，最后整个烂掉了。
帮厨时，我听说那天是在插秧。我很好奇，不知道这帮城里的孩子会把秧插成什么样子？于是上午干完活，就一跛一跛地来到他们插秧的地方。只见很多人挤在一小块水田里，大家弯着腰，慢慢地在那里插秧。看到他们那笨手笨脚的样子，我感到很好笑。就蹲在田埂子上，一只手扶着地，另一只手在那里插秧。即便这样，我也比他们插得快几倍。那些小年轻看见我在那里“飞快”地插秧，都不由得惊叹起来：“江班长插得真快呀！”我叹口气说：“要是农村的人也像你们这样劳动，连饭都没得吃的了!”
就这样，四十多天的五七干校生活很快就过去了。最后那天下午，开了一个总结会和表彰大会。厂里的操书记给我们介绍了工厂的形势，希望我们能以饱满的热情迎接新的工作。最后，区委书记给我们做了总结报告。讲得很长，好像是从国内到国际，从天上到地下，我的思绪慢慢就开了小差。突然，他在台上大声地问：“那个，那个下乡下了六年零十八天的知青在吗？请站起来！”全场哗然，不知道他想找谁，大家都在四下看。我一下子脸涨得通红，慢慢地站起来。大家则惊讶地看着我，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天我趴在泥里给拖拉机摘钢缆的事给他看见了，想在这里把我表扬一下，但又不知道我的名字，情急之下突然想到了我曾经说过我下乡时间是“六年零十八天”，就这样把我给喊出来了。于是，很多人都知道我是个在农村呆了很久的老知青了。我不知道有什么后果，但至少人们会猜到，我的家里决不会是什么“红五类”。
在干校的最后一天，是写总结和给每个人写鉴定意见。大家对我的评价还算不错。鉴定意见是这样说的：“能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在劳动中处处以身作则，严格遵守纪律，不怕苦脏累，迎着困难上。生活朴素，关心同志，热情帮助同志，能严格要求自己。政治热情高，积极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希望以后工作要注意方式方法。”
六月四日，我二十七岁生日那天，我们这些新工人离开那里，回到了武汉。五七干校的生活终于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