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再看袁世凯
作者:马雅
电视剧《走向共和》,孙中山演讲
孙文自小就生得清秀伶俐,虽出身贫寒农家,他为人热情奔放、胆大包天,很是与众不同。村里有位太平军老战士,每聊起当年抗清旧事,孙文听得入迷,公然宣称要当“洪秀全第二”。年稍长,孙文又与同伴们拆毁北帝庙,激起公愤,被村人驱逐。当年,并无任何人对他洗脑,可孙文小小年纪,就本能地亲和“乱党”,不能不说他脑后天生就有一块反骨。
后来,孙文的哥哥到夏威夷谋生计,发了财。这让孙文得以在家乡读私塾,更有机会出檀香山、香港和广州念书,受到系统的西式教育。而且,他17岁便被洗礼,成为基督教徒。那年头,生于民气已开的广东,长于海外,孙文的经历真在国人里罕见,可谓“凤毛麟趾”。海外的经历,让他痛感中国的落后,亟需改革,可当时他还把希望寄托于晚清的重臣李鸿章身上。1894年1月,孙文曾热切地给李上书,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但未受理睬。
而“官N代”的袁世凯,凭借家里的关系走后门,投奔了淮军。不久,他被派往朝鲜。因维护清廷得力,对日本态度NB,袁世凯博李鸿章的青睐,脱颖而出,开始发迹。在朝鲜的十几年的任上,袁世凯在政治、军事、外交上都颇有历练,能够独当一面。而他作风强势,实际上主管了朝鲜的事务;在被当局视为苗子的同时,也开罪了不少人,尤其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
遭到李鸿章的白眼后,孙文对改革的幻想破灭。1894年11月,他在日本东京组建了兴中会,首次提出推翻满清、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从温和的改良派演变为激进的革命党。从此,孙文在海外广结朝野人士,尤其各路会党,大力在华侨中募款,宣传鼓噪,组织暴动。
1898年“百日维新”的失败,对海外的孙文来说,证明了君主立宪已走入死胡同,更坚定了他推翻帝制的决心。1905年,以他为首的兴中会,和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合并,组成了中国同盟会,其会的纲领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孙文随之正式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作为一个现代的革命政党的领袖,孙文有了自己明确的纲领和理论。
此时在国内,康党虽被杀的杀,赶的赶,可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如果再不实行新政,大清的江山就不保了。因此,她被迫采取一些有限的新政措施。袁世凯本来就支持君主立宪,不过他是随机应变之人,戊戌政变时不会以卵击石。可现在,不管是权宜之计,还是为苟延残喘,“上边”已经对新政点头了。况且,袁世凯本人的翅膀也比原先硬多了。于是,他对新政推波助澜,心气和底气都挺足。
同时,孙文却以他一贯的革命干劲,在海外不懈地演讲、办报,传播革命思想。这对国内尤其南方各省影响甚大,革命党的势力不断发展,接连发生暴动。其中以1907年的镇南关起义,和1911年月的黄花岗起义,闻名于世,都均未成功。
而随着慈禧的过世,清廷失去了独断乾纲的权威,其腐败无能却欲盖弥彰。革命党人遂纷纷起事,地方政府也与朝廷离心离德。于是,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了。
至此,满清已亡,民国已立。中国有两位杰出人物待命,来领导这千疮百孔的国家:孙文,一位心志高远的理想主义者、职业革命家,但从未有过任何从政和治理政府的经验。袁世凯,了解国情,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操作能力很强,但在关键时刻,容易打个人的算盘。至此,中国面临两千年未有之变局,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革命还是改良?而阴差阳错地,中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结果呢?“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到如今,谁还能断言当年的革命必胜于改良?
辛亥革命后,国家陷于分裂。从表面上看,南方是革命党,北方是保守派,因共和与帝制的理念不同,不能达到共识,所以国家不能统一。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晚清时中央政府的权力已江河日下,已无力真正统领地方了。
因此,清廷越来越虚弱,慈禧的去世又造成了权力的真空。当1911年满清寿终正寝时,只有一个富于活力的政权才能迎接20世纪的挑战,而且这个政权又必须有权威,说话才有人听,才能维持国家的统一。
但是,这有权威的中央政府,自辛亥革命起即消失了。从此,中国的内地,或南北对立,或军阀混战,国家从未真正统一过。即使北伐战争已结束,中央政府坐镇南京,也有共产党的红色根据地与其分庭抗礼,国家也依然分裂。而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日本一贯认为袁世凯是强人,要比孙文难对付得多,而他的当政有可能使中国由弱变强,故欲除之而后快。“二十一条”的出笼,其实就是要把袁世凯搞臭。在国贫兵弱而内乱不绝的国情下,北洋政府当时如何为国家利益力争的历史真相,早已被掩埋在尘埃之中。但是,近年来面世的新史料却证明,孙文为反袁获取政权,不惜拿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同日本做交易,其出让的国家利益远甚于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而环顾当时的世界,大约同在一个历史时期,国际上有几个大国,社会曾发生过剧烈的变动,曾试图由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制。中国与它们相比,社会转型的前景又当如何?
1871年,普鲁士的威廉一世在俾斯麦的辅佐下, 德国实现了900多年来第一次国家的统一;同年,德国宣布德意志帝国宪法,正式实行君主立宪制。而于19世纪末,德国的GDP已超过英国,在世全界仅次于美国。
俄国的情况则比较吊诡。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1861年废除农奴制之后,原打算把俄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制。但他的新政措施触犯了许多大贵族、大地主的利益,立宪遭受极大阻力。保守势力借革命党之手,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使俄国的立宪搁浅。于是,1905年,日俄战争时,立宪的日本战胜了专制的俄国。而俄国的战败,实为沙皇帝国敲了丧钟。
从以上的例子看来,德、日两国因君臣同心,立宪成功,国家进步。俄国则因统治阶级内部不和,立宪失败,国家停滞不前。这些国家,无论立宪成败与否,现代化的程度均高于满清,但它们都没有建立共和的雄心与尝试。这里,笔者姑且不论当时大清国的广大臣民,包括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对共和、对议会、对三权分立等等,究竟有怎样的认识和理解。
而仅仅是质疑:以中国当时的国情,从君主专制跳过君主立宪,“一步登天”,直接跨入共和,其条件成熟吗?
再回过头来看看袁世凯。他本人在晚清的新政时期,积极鼓吹宪政的理念,并有按部就班地推行议会政治的实践。如若他能假以天年,中国从曾国藩、李鸿章以来循序渐进的改良的进程,或有可能继续?
想当初,在1911年,革命党里不止孙文一人,还有黄兴、宋教仁等领袖,如果他们能在一起,就仿佛一片充满生机的春树,欣欣向荣,有一天可望大树成材。想当初,在1911年,改良派除了袁世凯,也有梁启超、杨度、严复等诸位有识之士,就像五彩斑斓的秋林,风华犹在。然而……
行文至此,虽风马牛不相及,笔者竟想起十九世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首情诗:
民国首任总统袁世凯的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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