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进修期间，我曾于1988年夏到德国进行了十来天的学术考察。记得那是考察结束后从德国返回伦敦，再从伦敦返回贝尔法斯特的路上。这段路选择乘长途汽车，主要是因为汽车的票价比飞机低得多，我的学术活动经费有限，需要省着用。这趟长途汽车一共要走十多个小时，中间要换乘轮渡过爱尔兰海峡。车票是联运的，要渡海时，旅客们下汽车上渡船，到对岸后，再上另一辆长途汽车到终点。
那天我是乘晚九点多出发的夜车，赶到伦敦维多利亚长途汽车站，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检票进站，按规矩把行李放进车箱下的行李仓，走进车厢，看到多数乘客已经就座。我找到自己的座位，是个靠户窗的，并排的座位上已坐着一位青年。我打了招呼，说了“借光”（Excuse me），对方起身让我进去。
坐下后，我一时没找到调整椅背的按钮，是邻座的青年告诉了我。我听那嗓音有点怪，这才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青年留男式寸头，上身穿黑色衬衣，下身着豹纹花长裤。再看面部，五官清秀，好像还有点淡妆。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个女孩，年龄大约在二十出头，说话的声音有点沙哑，但很和气。女孩留寸头当时在英国也不多见，这使我对她多少有点好奇。
车开了。因为才九点多钟，旅客们有的开始吃东西，有的聊天。我和邻座也闲聊起来。记得我们聊了各自是做什么的，从哪来到哪去等话题。原来她是个北爱尔兰女孩，家在贝尔法斯特附近的一个小镇，目前在德国读本科，学德国文学。由于没什么奖学金，她半工半读，用在餐馆做女服务生挣的钱付学费及生活费，很辛苦。现在趁学校放暑假，她回北爱尔兰和祖母（或外祖母）一起度假。为什么不是和父母，她没说，我也没问。谈到我的专业，她对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y）也很好奇。于是我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聊起了文学，音乐什么的，当然并不深入，都是些介绍性的。我们聊了一会儿，车里逐渐安静下来，一些乘客开始睡觉了。于是我们也不再说话，开始靠在椅背上打盹。
大约在凌晨一点多钟，车在一个大站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在大约四点多，到了轮渡的码头。那个地名我记不清了，但应该是在爱尔兰海峡最窄的地方。英国的夏天黑夜很短，当时天已蒙蒙亮了。乘客们下车取出各自的行李，凭车票上了渡海的轮船。客舱里靠窗户有长条沙发，中间有小桌和椅子，还有卖饮料和零食的小卖部。客舱很大，人也不少。我和汽车上那位邻座在一个小桌旁坐下，又继续聊了起来。由于我那时的英语表达并不自如，所以我说得较少，多数时间是听她说。可能是由于在码头上看到了荷枪实弹的武装警察，我们的话题转到了这个世界并不太平，她给我讲了在德国经历的一件并不愉快的事。
她说有一次到游泳池游泳，在池边有三个陌生的男青年走过来，非要约她一起喝一杯。她客气地回绝了，但对方不肯罢休，仍然持续纠缠，为首的一个竟开始对她动手动脚。她忍无可忍，打了那人一个耳光，“不是很重，只是给他一个警告”（记得原话是：“…… not so heavy，just gave him an alarm ……”）。这使对方恼羞成怒，竟开始对她拳打脚踢，还揪她的头发。她被打倒在地，但一时竟没有人上前制止这种暴行。后来还是一位老年男人上去拦住打人者，把女孩扶起并送她离开了。女孩说，这件事对她触动很大，使她以后对周围的人总有一种戒备的心态。从她的叙述，可以想象那件事发生时，她是留着长发的。我猜想，她后来剪成寸头，穿豹纹花那样的裤子，可能都和她说的“戒备心态”有关吧。
船舱里的人很多，我不经意地觉察到，旁边有一两位中年妇女好像在注意我们。再看我和这位女孩，的确显得比较特别：我是整个船舱里唯一一位亚洲黄种人；而这位留寸头的女孩也很显眼。这样两个人在一起谈话，尽管声音不高，周围的人仍然感到有些好奇，倒也可以理解。这位女孩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她平和地对我说，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受法律和规矩的约束，但是在不违反这些的前提下，应该有自己行为的自由。“比如现在我和你谈话，与任何其他人无关。”我感觉她这些话似乎也是对附近注意我们的人说的。
经过大约一小时的航行，渡船到了海峡对岸北爱尔兰的一个码头。这时天已经大亮。我们凭车票上了一辆同样标牌的长途汽车，又开了一小时左右，就到了终点。
车停了，我和邻座相视一笑，就随着人流下了车。记得好像是她先拿到了自己的行李，正转身要走，见我还站在那里，就走过来微笑着与我握手道别。
我们没有互留姓名地址，以后也没再见过。这个女孩虽然打扮有一点怪，但说话很坦诚，给我印象也很深，是我遇到过的一位不寻常的旅伴。
上图是1988年我在贝尔法斯特市政厅前。市区并不大，女王大学及长途汽车站都离此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