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劝人出国，因为一是不自信，我不知道我的观点是理性的，还是因为屁股在国外，只是在为自己辩护。二是感觉有好有坏，特别是觉得中国发展得很好，每个人情况要求都不同，对很多人出国也许弊大于利。这次的肺炎，我有点开始改变这个看法，似乎在危机之下，体制的矛盾（比如红十字会）居然那么明显难以解决、体制的弊端危害之大（比如瞒报和掩盖到失控）让人触目惊心无法无视、再加上长期以来都体会到的体制对社会生态、文化、人心、人性长久的毒害（比如藐视平等、藐视法律、煽动仇恨思想和各种歧视、宣传机构制度性的撒谎、压制言论自由等等）如此严重。在国家富裕、经济上升时期，这些问题都能掩盖，岁月静好。就像非典时期是上升时期，因此国难还勉强可以说兴邦，其实那时邦本身就在兴；而现在似乎有点难说了。就像先天不足有这慢性病的病人，年轻的时候一切都还好办，年龄大了各种问题都在出来。国难怎么兴邦？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就是国家贫穷、非上升时期的矛盾表现。更何况，社会的组成也在变化。从建国直到2000左右，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在旧社会出生、新中国长大的老一代，他们经历过战争、经历过是物质最匮乏的时期，因此要求最低，对国家统一、安定、温饱的要求压倒一切，因此对体制总的说来说是非常信任的；六七十年代我们这代是文革出生，基本感受到了改开的效果，也是既得利益者，虽然知道对体制有问题，但还是比较认可的，至少感觉没有更好的办法；而八零后之后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什么真正的苦日子，对物质的感受已经习以为常，因此要求可能更多，他们能否在困难的时候维护、保持与父辈同样的信心呢？ 看起来，只有时间才能检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