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 乌尔班尼的牺牲
十七年了。 2002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中国广东顺德爆发，此后SARS危害全国，席卷全球。SARS疫情与舆情之危重，中国公共卫生与信息治理观念变革之艰难，我们都曾亲历。SARS距今，已整整十五年。 有太多的感触和浩叹，有太多的人和事不能遗忘。而我今天要转述的这个故事，则属于乌尔班尼。
卡洛·乌尔班尼是一名意大利医生，是他首次发现了SARS病毒，也是他首次将SARS确认为一种全新疾病。
2003年2月26日，一个美籍华人陈强尼（Johnny Chen）在广东停留了三天，然后要去新加坡。经过越南河内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病了。他找到河内最好的私立医院——越法医院去看病。刚开始的时候，越南医生觉得他得的是禽流感。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呼吸越来越微弱，于是越法医院的医生觉得需要找水平更高的专家来看看。
在河内，他们找到了卡洛·乌尔班尼（Carlo Urbani），这位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 乌尔班尼对病人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个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乌尔班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具有高度职业纪律和职业素养的乌尔班尼，立即决定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有高度传染性，请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此时，越法医院7名医务人员已经感染病毒。 由于事态严峻，医院方面对医务人员给出了“可以不来上班”、“报名参加抢救小组”的两种选择。 身为儿童寄生虫病专家而非呼吸系统专家的乌尔班尼却从始至终一直留在越法医院，看望病人、记录症状、采集血样……做所有他能做的事。 深爱他的妻子乔日尼央求他，请他为了三个孩子考虑：既然已经报告了疫情，那已经是尽到了责任，不要再去医院了。可乌尔班尼没有听从妻子劝阻，他回答说：“如果我在这种形势下畏缩不出，我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是来参加鸡尾酒会吗？”
乌尔班尼知道，仅仅在越法医院内部做防疫是不够的。陈强尼刚从外国入境，而越南境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所以这个病的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境外。病史提示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所以必须在全国采取措施，尤其需要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于是，乌尔班尼请求跟越南卫生部官员紧急会谈，要求官方对外公布疫情，呼吁援助。对于官方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此举意味着损害当下越南的经济，同时也不利于政府的形象。
在越南，由于乌尔巴尼的及时提醒和政府的有效措施，越南国内的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也就是说，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萨斯的传播。 从发现第一例患者时起，越南仅有63人感染，5人死亡。 而在整个SARS疫情中，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
乌尔班尼的举动挽救了很多越南人，更深远地说，他的经验、技术和勇气挽救了全球无数生命。但他作为在疫情扩散阶段频繁接触SARS病人的医生，自己却感染了SARS病毒。 在飞往泰国准备前去参加会议的飞机上，乌尔班尼意识到这一点。他立即做了最坏的打算，避免了一切可能传播病毒的举动，飞机一落地，他主动请求隔离，让到机场接他的当地同事保持三米的距离，然后请同事叫救护车。救护车一个半小时之后才到来。
乌尔班尼进入医院之后就被被隔离，那是按最高级生物安全要求做的全面隔离。 2003年3月29日，萨斯病毒彻底摧毁了乌尔班尼的肺脏。上午11点45分，乌尔班尼在曼谷去世。 在去世前短暂的清醒时刻，他透过双层玻璃窗，通过对讲机殷殷叮嘱妻子，把他的肺部组织捐出来，供科学研究之用。他对妻子说:“带孩子们回意大利吧，我不行了。”
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日内瓦宣布，经过现代版科赫法则检验，已经确认了SARS的致病原，那是冠状病毒的一个变种，同时，正式采用乌尔巴尼取的名字———SARS来命名这种新疾病，以此作为对乌尔巴尼的永恒纪念。
乌尔班尼的死，代表着全体医疗界的奋不顾身的勇敢牺牲。 乌尔班尼式的牺牲，象征着人类文明中的少数人拥有的美德：巨大的责任感，坚强的职业精神，以及舍生忘死的利他本能。
